二、技术进步是城市起源壮大的重要基础

这个时期的城市是典型的农工型城市，其性质和特征是农业相关技术决定的。在劳动形式和生存方式上，虽然说城市生活的某些种子在旧石器文化中就已形成，但当时却没有适宜的土壤供其萌芽生长。狩猎和采集的生产方式中，每平方公里土地的供养力不足4口人。演化到新石器时代，动植物被驯化、定居方式成为主流，创造了铁犁牛耕技术和发展了制陶技术等，为支撑着古代城市奠定了坚实基础。

驯养动植物方面。女性在采集食物的过程中，开始认识阳光、雨水、温度对植物生长的作用，逐渐培育植物。男性成员则开始喂养捕猎回来的动物。随着时光推移，人们一步一步慢慢地掌握了种植庄稼、驯养动物的技术。公元前9000年前，亚洲西南部（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居民开始种植大麦，驯养了绵羊、山羊、猪和牛等动物。公元前6500年前，我国的长江流域稻米开始被种植，公元前5500年前，在黄河流域，人们开始种植粟和大豆。总体看来，人们已经不是简单地对自然世界生长的作物进行取样和试验，而是开始有甄别地对作物进行遴选和培育。我们现在所种植、所养殖的全部重要作物、家畜都是来自这个时期的种植和养殖范围。可见，当时种植、驯养技术水平之高。

铁犁牛耕技术方面。一是金属工具制造上，最开始人们掌握的是青铜⁽⁶⁾工具的制造技术，在公元前4000年前的两河流域，世界上最早的冶炼青铜技术开始出现，我国也是最早记载青铜合金的性能和成分之间关系的国家。青铜器的制造可以说标志着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无疑象征着人类技术创新的一次巨大飞跃，但当时由于金属工具的珍贵性及产量的限制性，大都做成了礼器、乐器、武器，用于农具的很少，无法代替石器成为主要生产工具。随着冶炼技术的精进，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前，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开始掌握冶铁技术，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用铁水浇铸成农具、工具。铁器坚硬、韧性高、锋利，胜过石器和青铜器，一时间铁器得到迅速推广使用，尤其是铁制农具如铁犁的出现，代替了传统的木、石农具，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二是牛耕技术上，在新石器时代以及后来相当长的时期，犁耕是使用人力而非畜力，在人拉犁耕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在人们驯服牲畜技术达到熟练程度时，随着牛被驯化，人们开始给牛套架进行耕作，困扰先民多时的“动力”问题才得到了解决。有了牛耕，有了铁犁，既解决了“器”又解决了“力”的问题。这些使得农业生产力开始了质的飞跃，我们勤劳的先民正是基于这些技术，把农田的单位产量提高到了原来的2.7倍左右。在古代人口数量不太多的情况下，这一下子使人们由不够吃变成了有盈余，助推农耕文明迅速发展，为城市发展奠定基础，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的繁荣，推动了商业从手工业中分离出来。

制陶技术方面。随着火的使用，人们慢慢开始认识到泥土经高温烧制后具有硬度的特点，泥土的可塑性使得陶器应运而生。可以说，陶器是人们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不仅反映了人类技术上的进步，而且改变人们的饮食、居住生活方式。原本蓬松的黏土因火的烘烤发生了变化，“烧”出了陶器；因水的作用，调和了土的黏度和配料比例，各种形状的器皿便按照人们的想法创造出来了。最初，自然只是仿制农业时代以前的篮子、葫芦和其他容器，到新石器时代末期，居民们开始建造窑或炉。窑和炉烧火时温度较高，因而能用于给陶器上釉。上过釉的表面可以密封陶器，防止液体渗漏或蒸发。这样，人们有了不仅能用来贮存谷物，而且能用来烹调食物、存放液体的各种器皿。贮存不仅使人们可以调配余缺，还带来了生产和消费的连续性。把剩余的种子安全地贮存起来，以备来年播种，这种古老的做法便是资本积累的第一步。刘易斯·芒福德曾高度评价器皿的重大作用，认为这个时代的重要革新就在于容器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