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宏观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

第一章　财富质量与生产力

第一节　现实与理论背景

自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问世以来，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等经济学家广泛关注财富的性质以及经济政策对财富的作用，进而财富与生产力的关系也成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重要主题。托马斯·皮凯蒂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指出：“在人口老龄化社会和经济增速缓慢的背景下，历史上的发达国家往往出现了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速的情况，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正式从流量驱动增长的阶段进入到存量推动增长的阶段，财富存量对生产力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取决于技术发展水平，而技术发展水平由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能力决定，财富存量是决定创新活动的一大关键因素。因此，在中国经济“新时代”的背景下，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和经济结构性减速的出现，中国也将面临与发达国家相似的发展历程，即迎来“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的新时代。这也决定了研究中国财富存量对生产力的作用机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然而从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来看，中国的财富存量却存在不协调的因素。一方面，伴随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社会已经积累了数量庞大的物质财富。据《2018全球财富报告》⁽¹⁾统计，中国家庭财富总值已达51.9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这表明中国财富的数量优势已十分突出，财富对增长贡献的潜在价值不容忽视。另一方面，传统的增长模式只关注财富数量的增长，导致中国的财富呈现出了结构不合理的特征，集中表现在国民财富所有制结构的矛盾、公共财富内部的矛盾以及私人财富内部的矛盾这三大结构性矛盾上，并严重制约了财富引领经济增长的功能。就国民财富的所有制结构而言，公共和私人财富配比的不合理性导致了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难以协调，使得经济增长率总是处于周期性波动态势；从公共财富的内部结构看，公共设施的重复建设、供给效率低下和地方公债攀升一直是公共财富效率低下的表现；从私人财富的内部结构看，中国家庭财富中继承性财富比重逐渐升高，而积累性财富比重则趋于下降。财富作为代际的遗产进行继承，使得下一代呈现出显著的风险规避倾向，导致大量财富长期滞留于低创新性领域和虚拟经济领域，造成财富难以进入实体经济发挥更具现实意义的生产性价值。

基于这一现实背景，只有解决了财富“数量多”和“质量低”这一对矛盾，才能扫清上述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障碍。因而中国宏观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应当重视对财富质量的关注，通过阐释财富质量对生产力的影响机制，解决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充分释放财富对经济发展的潜在价值，深化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理论层面，财富对生产力的作用机制理论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理论在近200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由数量型增长理论到质量型增长理论的演变历程，财富对增长的作用机制理论也随之演进，遵循着从数量型到质量型理论的发展脉络。

数量型增长理论经过了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三个阶段⁽²⁾，资本作用机制理论是财富作用机制理论在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首先，在古典增长理论中，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资本积累，阐释了资本对于提高劳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李嘉图的资本积累理论认为资本积累可以增加机器的使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有利于国民财富的积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强调资本积累对于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性，指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能在近200年历史中创造人类文明99%的财富的关键。其次，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哈罗德—多玛模型和索洛模型都认为资本对增长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储蓄率来进行传导的，储蓄率及其影响的资本投入被认为是增长稳态情况的决定性因素。最后，在新增长理论中，AK模型、“干中学”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均认为资本积累有利于内生的技术进步，因而资本能够通过规模报酬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然而，在数量型增长理论中，财富的作用机制理论仅限于关注资本数量对生产力的作用，却忽视了财富的质量这一重要因素与增长的关系，进而遗漏了资产所有制问题、公共资产配置以及家庭资产配置对增长的影响。这导致在数量型增长理论的指导下，许多经济体财富的配置结构并不合理，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数量型增长理论未曾预料和难以解释的问题。面对现实的压力，财富的作用机制理论也逐渐由传统的数量型增长理论向质量型增长理论过渡。

在质量型经济增长理论中，无论是世界银行的托马斯增长质量理论强调物质、自然和无形资本等各类资本的可持续发展，还是亚洲开发银行的包容性增长理论关注财富分配问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抑或是当代中国学者越来越重视所有制结构、公共资产配置以及家庭资产配置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都表明研究财富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理论的一大重要发展方向，财富质量将成为继财富数量后另一大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成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变量。

基于上述理论背景，构建财富质量对增长的作用机制理论也符合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一方面可以补充和发展经济增长理论，推动经济增长理论向质量型增长理论的深化发展；另一方面还可以解释传统增长理论难以解释的疑难杂症，引导各国财富结构的合理化，提高财富的利用效率，最终充分发挥财富的增长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