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财富质量影响生产力的作用机理
一、国民财富质量的作用机制理论
（一）国民财富质量的作用路径
国民财富的质量由公共财富与个人财富的相对比重决定，其作用路径为：公共—私人财富比会直接影响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的相对强弱，进而影响经济运行的公平和效率的相对地位，决定经济是否能够稳定运行，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的平稳性。
其中，高公共—私人财富比对应于较强的政府职能和对公平的强调，低公共—私人财富比对应于较强的市场职能和对效率的强调。同时，存在一个公共—私人财富比的合理范围，在此范围内，政府—市场与公平—效率这两对矛盾才能得到充分协调，同时强调公平与效率。高于合理范围的上限会带来效率的低下，低于合理范围的下限会带来公平的缺失，都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因此，只有处于合理范围内时经济增长率才会维持在较高水平。
（二）变化规律：国民财富质量效应的“倒U”形曲线
基于国民财富质量的作用路径以及相关历史统计数据，其效应的变化规律满足如下规律：随着公共—私人财富比的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率的效应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作用规律呈现出“倒U”形曲线。
当公共—私人财富比处于第一阶段时，公共—私人财富比过低，私人财富规模相对较大，过分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市场职能难以维持经济稳定运行，产生了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悬殊的严重后果。这一方面会抑制总需求量的形成，制约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会增加经济运行风险，加剧经济危机的爆发，不利于经济稳定增长。因此，在该阶段时，通过“公有化”运动，增加公共—私人财富比至合理范围内，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缓解贫富差距悬殊的弊端，同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增长率的提高。
当公共—私人财富比上升至第二阶段时，此时公共—私人财富比过低位于合理范围之内，市场和政府能共同发挥作用。政府—市场职能关系和公平—效率相对地位能得到相互协调，确保经济平稳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因此，经济增长率才能维持在较高水平。
当公共—私人财富比处于第三阶段段时，公共—私人财富比高于合理范围的上限，公共财富规模过度膨胀，对公平的过分强调忽视了效率问题，政府职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导致公共资产的供给效率低下、重复建设等问题越发严重，运营公共资产的国有企业的绩效也越来越低，最终制约了经济增长。因此，在该阶段，通过“私有化”运动，减少公共—私人财富比至合理范围内，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的职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增长率的提高。
因此，国民财富质量的增长效应取决于公共—私人财富比的大小，公共—私人财富比过大或过小都会不利于经济平稳发展，只有处于合适范围之内才能协调好政府—市场与公平—效率这两对矛盾，确保经济的平稳发展。
（三）国际经验：国民财富质量周期性波动与经济周期的相互关联
《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描绘了欧洲各国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公共—私人财富比的变化规律，其规律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特征。结合国民财富质量作用效应的变化规律，我们可以发现公共—私人财富比的周期性波动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通过影响政府与市场的职能之间以及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运动，导致：①“公有化”运动和经济快速增长；②公债危机、供给效率低下和“滞胀”困境；③“私有化”运动和经济快速增长；④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经济增长缓慢及经济危机爆发这四组现象的交替出现，最终影响经济运行的平稳性来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其周期性波动规律与对应的经济增长率波动的相互关联大致可用图1-3表示：
图1-3 国民财富质量周期性波动与经济周期关系
1. 第一阶段：公共财富与政府职能的扩张拉动增长
经济运行的第一阶段如图1-3中的BC段所示，这一时期是公共—私人财富比从低谷值开始增长，在最佳比例范围内平稳上升，直到超过公共—私人财富比合理上限为止的阶段。其背景往往是危机后经济发展缓慢、公共—私人财富比处于低谷的时期，经济运行的特征表现为政府职能的完善是经济增长中的主导力量，公共支出的迅速增加以及庞大公共资产提供的辅助性服务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其中，推动公共—私人财富比增加的动力可用政府支出扩张理论解释：从需求上看，此时市场失灵问题越发凸显，经济对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旺盛，对公共财富的需求越发凸显，政府公共支出因此不断提高，积累的公共财富比重也越来越大；从供给上看，由于公共部门是以非进步部门为主，需要不断地增加投资以维持增长，因此公共支出的增速会大于经济增长速度，公共财富积累速度会高于私人财富积累速度；同时因为官僚垄断和公共支出的集中效应，政府会力图将公共支出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确保了公共—私人财富比的只升不降。这一阶段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公共财富的增加，政府职能的完善成为促进增长的关键力量。
历史上，法国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黄金三十年”以及中国2008年经济危机后的“国进民退”等发展阶段与这一阶段相对应，都表现为从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速和公共—私人财富比的起点开始，伴随着“国有化”运动的开展，公共支出迅速增加，公共财富大量积累，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此时公共财富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国民财富质量处于较高水平。
2. 第二阶段：公共财富和政府职能的过度扩张制约增长
经济运行的第二阶段如图1-3中的CD段所示，该阶段公共—私人财富比的变化规律是从适度范围的上限开始，一直上升到周期中的最高水平，并且开始缓慢下降。由于之前公共支出的过度增长，一直处于公共资产相对规模过高的阶段，此时公共资产对增长的正向促进效应转为负向抑制效应，经济增速逐渐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低速和低速增长阶段过渡，通货膨胀也开始恶化，最终往往会陷入“滞胀”的困境。
对于大多数贸易逆差的国家来说，解决公债的手段往往依赖于人为地引入通货膨胀来抵销债务。同时，由于公共财富规模的过度扩张，公共—私人财富比超过了适度比例范围的上限，公共资产的供给效率低下、重复建设等问题开始越发严重，运营公共资产的国有企业的绩效也越来越低，公共财富的低效问题最终超过公共资产实际的辅助服务效应，所以此时公共资产对增长的效应逐渐由正向促进效应转为负向抑制效应，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逐渐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低速和低速增长阶段过渡。随着通货膨胀情况的恶化以及经济增速的放缓，国民经济往往在这一阶段的末期陷入了“滞胀”的两难困境，政府不得不减少公共支出规模，导致公共—私人财富比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一阶段政府的职能开始与经济增长的实际要求相悖，不再能继续推动增长，最终伴随着公共财富比重的下降而被削弱。
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以及21世纪欧洲的“欧债危机”等时期便与这一阶段相对应，公共资产和政府公债的过度膨胀是导致增长停滞和恶性通胀的罪魁祸首，经济几乎再次陷入停滞的境地。
3. 第三阶段：私人财富和市场职能的扩张推动增长
经济运行的第三阶段如图1-3中的DE段所示，该阶段公共—私人财富比的变化规律是从最佳比例范围的上限下降至下限的阶段。其经济运行的特征为市场重新成为推动增长的主要动力，高效运行的私人财富推动了创新活动的迅速发展，最终促进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开始。
面对前一阶段产生的“滞胀”问题，解决经济困境的关键在于把低效率的公共财富转化为更加高效的私人财富，而变卖公共资产成为解决低效问题和公债危机的一大途径，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公共资产也迅速地转化为私人资产，经济进入了私人资产相对比重较高的时期。私人财富的扩张使得市场重新在经济增长中扮演起决定性角色，所以经济运行效率提升，创新活动开始活跃起来，经济又迎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这一阶段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高效率的私人财富的扩张以及市场配置效率的提高。
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改革引导的“私有化”运动和中国1997年以来的“国退民进”便与这一过程相对应，在这一阶段经济重获动力，技术创新也得到了极大发展，国民财富又重新被市场高效地配置到真正有实力的个体手中，市场成为这一阶段推动增长的主角。
4. 第四阶段：私人财富过度膨胀与市场失灵制约增长
经济运行的第三阶段如图1-3中的AB段所示，公共—私人财富比的变化规律是从适度范围的下限开始，一直下降到周期中的最低水平，并且开始缓慢上升。其经济运行的特征表现为市场职能的弊端越发凸显，导致在公平和效率上都出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经济增长又陷入停滞状态，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加大，所以政府职能需要再一次被加强，公共—私人财富比开始回升。
在公共资产私有化的进程中，私人资本急剧膨胀，公共资本被持有巨额财富的少数人掌握，进而引发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大的严重后果，一方面抑制了总需求量的形成，制约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会增加经济运行风险，加剧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公共资产比重过低也导致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难以满足广大缺乏资本的普通民众的需求，市场失灵问题难以被矫正，经济运行效率开始降低。在这一阶段，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的职能都受到了严重制约，经济无论在公平还是效率上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最终增长速度会不可避免地放缓，经济危机的爆发也近在咫尺。所以为了应对经济风险和危机，政府职能再一次地被加强，公共—私人资产比开始回升。
历史上的2008年金融危机便与这一阶段相对应，过度膨胀的私人财富导致了经济中财富分配极度不公的出现以及经济风险的累积，市场职能的弊端导致了公平和效率上的双重困境，最终以爆发经济危机这种极度形式导致了增长的停滞。
综上所述，公共—私人财富相对比重的周期性波动与经济周期中的四大阶段的交替出现密切相关。公共—私人财富比通过影响政府和市场的相对职能大小进而影响经济运行的公平和效率，最终通过决定经济增长的经济运行的平稳性来决定生产力的发展。从现实上看，该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的“国有化”运动到70年代的“滞胀”，再到80年代保守主义改革引导的“私有化”运动，最后到2008年经济危机这一过程中公共—私人财富比对经济增长的周期性作用效应，因此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四）中国特色：中国的“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联
中国的“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联可以用国民财富质量理论来解释，其分别对应着图1-3中AC段的“公有化”运动和图1-3中DE段的“私有化”运动：“国进民退”代表公共—私人财富比过低，所以才通过发展“公有化”运动强化政府职能来拉动增长；“国退民进”则表示公共—私人财富比过高，所以才通过发展“私有化”运动强化市场职能以促进增长。
历史上，“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之争也符合图1-3中描述的国民财富质量决定的经济周期四大阶段，其中图1-4描述了1978年后的两大阶段。
图1-4 1978—2012年中国公共—私人财富比变化
首先，1950—1978年是计划经济发展的阶段，与资本主义国有化运动相类似，此时“国进民退”的公有化运动为主旋律。其中，1950—1960年是国民财富质量周期的第一阶段，与图1-3中的BC段相类似，呈现出公共财富与政府职能的扩张拉动增长的特点，经济增速取得显著增加，“国进民退”势头发展迅猛；1961—1978年则是国民财富质量周期的第二阶段，与图1-3中的CD段相类似，出现了公共财富和政府职能的过度扩张制约增长的问题，“国进民退”的速度开始放缓。
其次，1978—1998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时期，“国退民进”的私有化运动开始代替“国进民退”成为主要潮流。其中，1978—2006年是国民财富质量周期的第三阶段，与图1-3中的DE段相类似，私人财富和市场职能的扩张推动了经济飞速增长，成就了“中国奇迹”；2007—2008年是国民财富质量周期的第四阶段，与图1-3中的AB段相类似，私人财富过度膨胀与市场失灵对增长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最终以经济危机的极端形式表现出来。
最后，1998—2018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2008年后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标志着新一轮国民财富质量周期的开始，经济又进入了国民财富质量周期的第一阶段，再次呈现出公共财富与政府职能扩张拉动增长的特点。
由此可见，中国的“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之争本质上是围绕国民财富质量展开的，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通过完善公共—私人财富比以协调政府—市场职能，促进经济增长。而其矛盾运动也决定着中国国民财富质量的周期性波动，最终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周期。通过国民财富质量理论，能更好地解释“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之争背后的原因机制，并指导当下国民财富质量的提高和公共—私人财富比的完善，最终促进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见图1-4）。
二、公共财富质量的作用机制理论
（一）公共财富质量的作用路径
公共财富的质量可以用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衡量，其作用机制为：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作用于公共服务数量—公债风险的相对关系，进而决定资金利用效率、公共净财富存量、技术进步等因素，产生消费、投资效应，最终通过影响有效需求的各个组成部分来影响经济增长。
具体而言，较高的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代表着公共净财富存量较大，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较多而公债的债务压力相对较小，有利于维持政府职能的稳定，产生较大的消费、投资效应，但同时因为公共部门往往是非进步部门，大规模的公共资产往往会不利于技术创新和资金利用效率，且存在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因此也对消费、投资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较低的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代表公共净财富存量较小，公债的债务压力相对较大，政府财政压力较大，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加大，同时由于政府职能难以维持稳定，公共服务的质量有限，基础设施等辅助性服务难以满足需求，因此对消费和投资也可能不利。
因此，只有当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处于合理范围内时，才能协调好公共服务数量—公债风险的相对关系，既确保了公共财富提供服务的有效性和充分性，实现与私人财富的有效互补，又控制了公债带来的风险压力，维持政府职能的稳定性，最终保证公共财富能产生较高水平的消费、投资效应，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变化规律：公共财富质量效应的“倒U”形曲线
基于公共财富质量的作用路径，同时结合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及相关学者提出的“阈值论”，其效应的变化规律表示如下：与公共财富质量效应相类似，随着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的提升，其效应可分为三个阶段，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的作用规律呈“倒U”形曲线。
当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处于第一阶段时，此时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水平较低，公共债务规模过于庞大，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加大，公债的风险问题是阻碍增长的关键因素。而且此时公共服务往往供给不足，因此产生的消费和投资效应有限，所以增长率处于较低水平。如果此时能控制公债增长的速度，将公债相对比重降低，使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上升至合适范围中，经济运行的风险会大幅下降，同时政府财政压力得到缓解，确保政府职能能够有效运行，提高公共资产的运行效率，增加公共服务量的供给水平，进而增加消费和投资效应，促进增长率的提高。
当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处于第二阶段时，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水平处于合理范围之内，既能确保公共财富提供服务的有效性和充分性，又能控制公债带来的风险压力，维持政府职能的稳定性，确保公共财富能产生较大的消费、投资效应，维持较高的增长率。
当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处于第三阶段时，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水平超出合理范围上限，此时公共资产规模过于庞大，虽然公债的风险问题不显著，但公共资产的运营问题可能是阻碍增长的关键因素。由于公共部门往往是非进步部门，大规模的公共资产往往技术进步缓慢，资金利用效率低下，重复建设问题突出，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低下；同时由于还存在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不利于技术创新和总投资的增加，因此也对消费、投资产生了负面效应，所以增长率处于较低水平。如果此时能控制公共资产增长的速度，使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下降至合适范围内，则能够大幅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同时又能把公债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增加消费和投资效应，维持高水平增长。
三、私人财富质量的作用机制理论
（一）私人财富质量的作用路径
在继承财富的重要性重新回归的背景下，私人财富质量可以用继承性财富—创造性财富比来衡量。对于其作用路径，私人财富质量可以通过影响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知识创新在社会阶层间的扩散程度和财富流动性来影响经济运行效率，最终影响经济增长，与之相对应的分别是创新效应、扩散效应和流动效应。
首先，对于创新效应，继承财富高的个体往往表现出“有闲阶级”特征，由于其生活绝大部分依赖于资本收入，所以会避免有效劳动，从而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错失“干中学”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社会人力资本投资比重因此下降；同时，因为继承财富高的个体财富绝对量也大，其相对风险规避程度较高，因此倾向于将大部分资产投资在风险较低而收益率高的虚拟经济领域，这无疑挤占了对风险性高但创新性强的实体产业的投资，造成了经济中“脱实向虚”趋势和制造业萎缩现象的出现，从而对创新产生负向的抑制效应。其次，对于扩散效应，根据刘易斯的观点，当继承性财富占据主导时，社会阶层流动性较低，下层阶级能够向上层流动接触到新产品和新知识十分有限，从而不利于知识和创新的扩散，知识溢出效应有限，使得技术进步缓慢。最后，对于流动效应，继承财富高的阶层依靠虚拟经济更高的资本收益率能攫取更多的财富，导致财富始终聚集于少数利益阶层，财富的流动性和财富的配置效率低下，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最终阻碍了财富的再生产。
因此，私人财富质量主要通过三大效应来影响经济增长，而随着私人财富质量中继承财富占比的提升，三大效应对创新活动、知识溢出和资源配置的负效应越发凸显，成为造成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并最终制约经济增速的重要力量。
（二）变化规律：私人财富质量的循环累积因果规律
随着继承财富占比的提升，三大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逐渐被强化，最终会抑制财富的再生产，减缓创造性财富的增长速度。事实上，私人财富质量的恶化存在着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继承性财富—创造性财富比的提高会通过影响经济增长最终又促进自身的提高。
首先从短期来看，对新创造的财富的分配是私人财富质量变动趋势自我强化和因果循环的重要途径。随着继承性财富—创造性财富比的提高，经济增速下降，社会生产的待分配的创造性财富比重进一步下降。由于资本收益率远大于劳动收益率，其中大部分的份额被以资本形式出现的原有继承性财富裹挟，这便导致富裕阶级的继承性财富在与平民的创造性财富的分配之争中胜出，继承性财富—创造性财富比会在分配后进一步提高。由于在分配后创造性财富比重进一步下降，私人财富质量也下降，最终导致了下一轮待分配的创造性财富比重的下降。因此，经历了“生产—分配—生产”的循环过程，继承性财富—创造性财富比也就具有了循环累积因果规律。
其次从长期来看，继承性财富和创造性财富的不平等地位会扭曲社会风气，成为强化私人财富质量的因果循环的又一渠道。由于继承性财富的红利大于创造性财富，一方面会导致原有富裕阶层对继承性财富产生路径依赖，成为永久的食利阶级；另一方面会诱使新加入富裕阶层的创新创业者放弃原有的实体产业，试图将创造性财富转变为继承性财富，成为新兴食利阶级。久而久之，继承性财富比重的提升也会在社会风气扭曲的推动下自我强化。
由于私人财富质量的恶化存在着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经济增长的放缓也会因此循环累积。如果任由继承财富占比攀升，社会无疑会陷入“脱实向虚”和两极分化的陷阱之中，不利于创新活动和资源配置，最终阻碍经济增长。因此，协调继承性财富和创造性财富的比例关系，成为维持私人财富质量和经济增速的关键。
（三）国际经验：法国私人财富质量的演变历程和经济增长
根据《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有关法国继承财富占财富总额比重的统计数据，如图1-5所示，法国的继承性财富—创造性财富比从19世纪到21世纪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私人财富的质量作用机制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这三大阶段的形成。
图1-5 1850—2100年法国继承财富占财富总额的比重
第一阶段是1850—1910年继承性财富—创造性财富比上升的阶段，私人财富质量的增速几乎保持不变，这与私人财富质量的因果循环累积规律相一致，此时伴随的后果是法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和社会矛盾的激化。第二阶段是1910—1970年继承性财富—创造性财富比上升的阶段，由于1910年欧洲局势的动荡，财富继承不能得到顺利执行，使得继承性财富—创造性财富比骤然呈下降趋势，且这种趋势在一战、1928年国际经济危机、二战和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等冲击下反复得到强化，最终由90%降至40%的水平，但过低的继承性财富—创造性财富比并不意味着私人财富质量的高水平，相反，经济增长因此陷入了“滞胀危机”中。第三阶段是1970—2010年继承性财富—创造性财富比回升的阶段，随着经济环境的日益稳定，财富交接也能够顺利进行，继承性财富占比增速又骤然上升，并且遵循着因果循环累积规律自我强化，其重要性终于在21世纪回归。同时，随之而来的还是与20世纪初相类似的经济增速放缓和社会两极分化现象的回归，私人财富质量似乎又不可避免地开始恶化，三大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越发突出。
（四）中国特色：中国私人财富质量的特征性分析
《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3)中指出，2015年中国财富前1%私人所占财富份额已高达30%，未来仍有上升趋势。因此，中国私人财富质量主要取决于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状况，有必要以这些人群的财富特征为代表来描述中国私人财富质量的现状和未来趋势。
首先，对于中国私人财富质量的现状，《中国财富传承市场发展报2017》(4)中指出高净值人群近90%的财富来源为创造性财富，其中创办公司、投资获利和工资、福利积累这三种途径分别约占50%、25%和15%，而继承性财富来源仅占8%左右，这表明当前中国继承性财富—创造性财富比值较小，仅为约0.089，私人财富质量较高，其对创新、知识溢出和资源配置的阻碍效应较低。
其次，对于中国私人财富质量的未来趋势，根据《2016财富传承密码特别报告》(5)，中国大陆财富创造者的平均财富传承年龄为75岁，《中国财富传承市场发展报告2017》中指出，近50%的高净值人群的年龄在40～60岁，并且45%的受访者表示已经或在3年内积极考虑财富传承。同时，高净值人群巨大的投资增速会进一步强化继承性财富占比的提升，《2016财富传承密码特别报告》中认为，未来5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可投资金融资产年均增速约为15%，将明显高于同期预设的GDP 6.5%的增速，预计未来20年内中国有31.5万亿的财富将被传承。这意味着中国继承性财富—创造性财富比在未来20年内有望稳定增加，私人财富质量可能陷入“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的两条路径中，私人财富质量的三种负效应将不断强化。
此外，中国高净值人群的投资方向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可能会进一步强化三种效应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根据《中国财富传承市场发展报告2017》，中国高净值人群的投资方向主要为房地产、股市和海外投资。前两项是典型的虚拟经济部门，导致创新效应得到强化，是挤出创新活动、产业的“脱实向虚”和财富阶层固化的元凶，长期以来将抑制技术进步和创造性财富的生产。而第三项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大特色，由于海外发达国家预期资本收益更高，且国内投资环境相对更不稳定，中国高净值人群倾向于将财富用于对国外市场部门投资。根据兴业银行与BCG于2016年开展的私人银行客户调研，27%的受访者拥有海外资产，这一比例在资产规模超过1亿元的超高净值客户中高达55%；而已经布局海外资产的客户中，近两成已经移民，财富越多，海外投资和移民比例越高。因此，中国私人财富通过财富外流这一特殊途径导致国内财富总量的减少，不仅导致用于形成总需求的消费、投资降低，创新、流动和配置这三种效应也同时得到强化，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私人财富质量的恶化将更加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这对中国无疑也是具有重大启示意义的。在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创新活动被挤出、产业的“脱实向虚”和财富的阶层固化等负面结果，继承财富在其中无疑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且其三大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将越发明显，可能会成为制约创新活动发展和资源配置优化的“拦路虎”。因此，破解由私人财富质量引致的上述问题，控制继承财富比重的攀升或许是一个较好的思路，这能够通过弱化继承财富比重过高带来的三大负效应，促进创新活动、财富流动和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创新活动的实体部门发展，为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提供新动力。
四、理论总结与政策建议
本章通过梳理当代增长理论中关于财富结构性的理论研究，尝试构建一个财富质量对生产力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包括国民财富质量作用机制理论、公共财富质量作用机制理论以及私人财富作用机制理论三大部分，分别用公共—私人财富比、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和继承性—创造性财富比三项指标进行衡量。三类财富质量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其作用路径分别通过：①决定政府—市场职能的相对强弱；②公共服务数量—公债风险的相对大小和；③产生影响创新活动、技术进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三大效应来决定经济增长。
从理论上看，基于国民财富质量作用机制理论和公共财富作用机制理论，可以得到国民财富质量和公共财富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倒U”形作用规律。因此，维持公共—私人财富比、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在合适范围，能对协调政府职能和市场职能的相对关系以及公共服务和公债风险的相对关系，促进经济长期平稳增长做出巨大贡献。同时，基于国民财富质量作用机制理论和私人财富作用机制理论，能够得到两个推论：国民财富质量周期性波动与经济周期的相互关联和私人财富质量的因果循环累积规律，因此，控制公共—私人财富比在合理范围内波动和避免继承性财富占比的过度增长对平滑经济周期和保持经济增速至关重要。
从现实上看，该理论体系能为解释“国进民退”、政府债务问题和“脱实向虚”等中国特色问题提供参考价值，有助于解决中国长期增长中的结构性问题，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基于理论内容，本章对提高中国财富质量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对于国民财富质量，应当控制公共—私人财富比的过度波动，使之维持在合理范围之内，以协调政府—市场职能以及公平—效率的相对关系。同时，应当促进国企和民企的平等与和谐发展，维持国有资产—私人资产的相对大小，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②对于公共财富质量，应当维持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处于合理范围之内，协调好公共服务数量—公共债务风险的相对关系，防止政府债务的过度增长，避免大规模公债风险的爆发。③对于私人财富质量，应当控制继承财富比重的攀升，通过遗产税等手段限制继承性—创造性财富比的过度增长，弱化继承财富比重过高带来的三大负效应，促进创新活动、财富流动和优化资源配置，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1) https://www.credit-suisse.com/corporate/sc/articles/news-and-expertise/global-wealth-report-2018-us-and-china-in-the-lead-201810.html.
(2) 数量型和质量型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理论参见：任保平．经济增长理论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6.
(3) 参见https://wir2018.wid.world/。
(4) 参见https://www.cib.com.cn/cn/aboutCIB/about/news/2017/20170706.html。
(5) 参见http://www.hurun.net/CN/Article/Details?num=BA1338D308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