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现实问题

通过分析实证检验结果，结合当前的中国背景，我们发现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以下问题。

一、财富配置不合理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过热与实体经济的低迷，二者对比鲜明。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各企业在高利润的吸引下纷纷涌入房地产行业，挤占了企业的创新资金，抑制了企业自身的研发活动；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出于避险需求，遗产型个体倾向于将大部分资产投资在风险较低而收益率高的虚拟经济领域（如房地产行业），这无疑挤占了对风险性高但创新性强的实体产业的投资，创新型人才同样可能会因为难以承受创新创业的高风险而选择稳定的职业。

相较于外国人，中国崇尚节约和未雨绸缪的文化习俗使得中国人更倾向于较为安全的投资。研究显示，中国居民的投资除银行储蓄外，房地产投资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已逾60%，近九成的中国居民持有住房（美国住房持有率约为66.7%）。中国房价的持续攀升，使得房产同时兼具两种属性，作为消费品可以持久使用，作为投资品又比其他金融资产风险小且投资收益高。房市迎来大批投机者，房价被进一步哄抬。

大量资金长期滞留在房市，一方面，容易形成社会阶级固化，小部分群体因为早期持有的财产数量较多而占据优势，仅凭房产就可以获利，财富的流动性减弱，而大部分群体原有的财产禀赋不多，获取财富的渠道又少，社会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房价的增长减小了个体创新的可能性，减少了企业的研发投入，社会的创新能力受到抑制。中国经济财富配置不合理，经济逐渐“脱实向虚”，房地产泡沫虽能产生金融回报，但是却不会带来实际产出的增加（荣昭，2014），长此以往，极易引起经济危机，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中央与地方存在利益冲突

1978年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中央集中领导与地方分权治理相结合的形式。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实行，在扩大地方财政自主权的同时，也加重了地方财政收入的负担，地方政府税收分成大幅减少，土地财政变成了地方政府收入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图2-3所示，近年来各省份地区财政收入总和平稳上涨，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持续增加，在2013年达到峰值后略有下降，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08年的35.81%快速上涨至2010年的67.62%，之后占比虽有下降，但也始终高于2008年的最初水平，2008—2016年土地出让占地方财政收入的平均比重为51.94%，可见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2-3　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及其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变动情况

多位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行为会推动房价上涨，阻碍区域的技术创新水平（鲁元平，2018；赵凯，2018）。同时，以GDP增长率为核心的地方政绩考核与官员晋升制度使得地方政府急于获得经济的即期增长，基础设施建设等对经济增长具有立竿见影效果的项目成为地方政府投资的首选，而创新活动的风险大、周期长的特点，掩盖了其能够提升经济长期竞争力的优点，政府明显的“轻创新，重基建”的投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会资本化到房价上，在导致房价虚高的同时也阻碍了地区的创新发展。

虽然中央政府认识到了调控房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积极推进房价调控相关政策，倡导以创新带动经济发展，但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限购政策的实行会损害地方财政的相关利益，为确保自身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会打折扣或者在初见成效之后就放松限购力度（宋春合，2017），这样反而会打乱房地产市场原有的供需平衡，居民始终持有房价上涨的预期，将家庭中的多半资金用于购置房产，相应地，整个社会的财富资源配置同样不合理，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撑创新活动发展。

三、政府与市场职能不协调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政府和市场的有效合作，不尊重市场秩序的政府必然会导致失败的经济。究其根本，房价的变动是由房地产市场内部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从需求角度来看，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居民收入快速上涨，无论是出于投机性需求，还是改善性或刚性需求，都会增加居民对住房的需求；从供给角度来看，住房供给受制于土地的供给，而土地供给则是由政府所制定的相关制度决定的。

政府过度使用调控政策会打乱房地产市场原有的均衡。政府调控目标在促进增长与控制房价之间频频变更，会使群众产生“房价必将上涨”的预期，限购政策的实行反而有可能造成饥饿性购买而形成房价反扑。此外，政府出台的政策多是针对需求侧的调整，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房市的供需矛盾。当然，如果任由房地产市场自由发展，缺少政府的宏观调控，房价的发展同样会失控。

当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创新大国，但距创新强国还有不小的差距。创新发展离不开资金的长期支持，而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不协调造成房价虚高，挤占了创新资金，形成了资源的浪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应当发挥市场主导作用与政府的引导作用，做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严格调控房价，打造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