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完成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新中国70年的宏观经济发展,在经济增长上人均GDP由1952年的119元增至2018年的64644元,剔除价格因素后增长了近71倍。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国情、国力紧密结合给予的理论与现实支撑,是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国家创新能力逐步提升、美丽中国建设已见成效、收入分配逐渐优化、消费和投资趋于升级的具体表现。
2012年中国进入新时代,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经济发展的禀赋条件、外部环境以及战略机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强起来”的历程同样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和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为指导,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和材料为基础,将发展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构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探讨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特殊规律。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宏观经济运行的特征与规律为研究对象,以政府与市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企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等四大关系为切入点,基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三个维度,采用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构建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
一、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20年前后人均GDP将超过1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国民财富快速积累。在理论研究层面,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长期关注国民财富的变化,并认为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的发展。财富及其质量影响和刻画着新时代的生产力,首先财富会作用于创新,影响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进一步创新既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又是保障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理念是新发展理念的核心内容,是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财富数量和质量的演变,以及以房地产为核心的财富变动对创新的影响,进而创新对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
1. 财富质量与生产力
《2018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家庭财富总值已达51.9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然而,中国财富数量急剧攀升的同时,以财富结构衡量的财富质量的优化程度不尽如人意,制约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升。就国民财富的所有制结构而言,公共和私人财富配比的不合理性导致了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难以协调,使得经济增长率总是处于周期性波动态势;从公共财富的内部结构看,公共设施的重复建设、供给效率低下和地方公债攀升一直是公共财富效率低下的表现;从私人财富的内部结构上看,中国家庭财富中继承性财富比重逐渐升高,而积累性财富比重则趋于下降。财富作为代际的遗产进行继承,使得下一代呈现出显著的风险规避倾向,导致大量财富长期滞留于低创新性领域和虚拟经济领域,造成财富难以进入实体经济发挥更具现实意义的生产性价值。
首先,国民财富从所有制结构上可以分为公共—私人财富,因此,国民财富的质量可以用公共—私人财富的相对比重去衡量。在公共—私人财富的相对比重的研究中,皮凯蒂(2014)以资本—国民收入比作为财富存量的计量指标,通过绘制英、法等发达国家从19世纪末期到21世纪初期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存量的时间序列图,发现私人资本在国民总资本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表明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发达国家中,私人资本的经济效应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公共—私人资本相对比重的运动与历史上数次经济周期和不同经济阶段紧密相关,在危机时期,公共—私人资本比会通过“国有化”运动上升,在平稳时期“私有化”运动会导致公共—私人资本比的下降,“国有化”与“私有化”的矛盾运动直接影响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公共—私人财富比是衡量国民财富质量的指标,是作用于政府—市场职能相对强弱关系来影响经济运行效率,最终决定增长率的大小。其政策启示是应控制公共—私人财富比在合理范围之内,以平滑经济周期带来的波动性影响,维持经济运行的高效率。如果是处于危机时期,通过“国有化”运动可以提高公共—私人财富比,强化政府的职能,以政府短期内的干预来克服危机,消除市场失灵的弊病;如果是处于平稳时期,通过“私有化”运动可以降低公共—私人财富比,充分调动市场的配置效率,发挥市场高效的职能,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
其次,公共财富的质量理论还讨论与政府公债效应理论相关的问题。公共财富内部质量主要表现在对公共资产和公共债务的相对权衡,故可以用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来衡量。首先,对于其作用机制来说,度量公共财富内部质量的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率会通过作用于国有经济资金利用效率和公共资产、公共服务数量等因素,产生消费、投资效应,影响总需求的形成来决定国民收入的大小。其次,对于其作用效应的变化规律来说,公共财富的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二重性,随着公共负债比率的增加,公共财富的增长效应逐渐由正转负,存在公共资产—公共债务的最佳比重——公债阈值,在这个比重公共财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效果最好。所以确定公共资产—公共债务的最佳比重对于提高有效需求以及推动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最后,从私人财富质量来看,私人财富可以分为继承性财富和创造性财富。继承性财富在个人财富的占比将对个体实现财富增值的路径选择产生影响,进而决定家庭资产结构和个体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和创新活动,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社会中继承性财富占比的变化会通过作用于创新和阶层流动,进而影响生产力。
2. 财富与创新发展
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通过创新提高市场效率,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版。创新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不容忽视的是,在发展过程中,宏观经济逐渐暴露出一些不足之处。从财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具备高回报的特性,为获得高额利润,实体经济会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行业,自身创新能力的发展因此受限。由于财富结构的变化使得宏观经济“脱实向虚”的倾向较为突出,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十分严峻。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已经积累起庞大的财富,但传统增长模式过度关注财富数量增长的弊端导致财富结构问题突出,财富配置的不协调难以支撑经济的持续性发展。中国特色下,房产是私人财富,也是继承性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来看,房产都是财富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正如前文分析,财富继承对个体行为选择和经济发展运行具有重大影响,且随着中国房地产行业不断繁荣昌盛,房产在财富中的占比上升,而房地产的价值大小取决于房价的高低。在理论层面,房价对创新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阻碍作用。
房价促进创新的作用体现在:①房价的上涨对企业具有信用缓解效用,即企业所持有的厂房、建筑等房产的价值会随房价的上涨而攀升,而这种财富是可以通过不动产抵押等方式帮助企业缓解研发时所面临的融资约束。②房价增长具有优胜劣汰的功能。从地区的产业结构角度出发,当房价高于某一临界值时,会对低创新能力的企业产生驱逐效应。③房市的繁荣发展可以放松政府所面临的预算约束,间接增加创新的财政支持力度。
房价抑制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包括:①房地产行业的过热会对企业的创新资金产生挤占效应。②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立场来看,作为理性放贷人,显然金融机构会更倾向于把有限的信贷资金投入低风险、高收益的房地产行业,企业的创新受到抑制。③房价的过快增长同样会对创新人才的行为选择造成负面影响。一方面,会带来“房奴效应”,扭曲居民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过高的房价势必会减少城市的年轻人口,人才可能会选择稳定的职业替代高风险的创业活动。
3. 创新与绿色发展
人类社会步入后工业文明时代,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双重压力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与此同时,传统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揭示了一种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的增长方式。在对于发展瓶颈与增长方式的反思上,绿色发展理念开拓了新时代经济发展财富理论的新境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财富仅仅包含了物质财富,绿色发展理念依据人—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观点形成新的财富论,进一步强调了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关于自然财富观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对其加以阐述:“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然财富不仅是实现城市化、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成为构成绿色财富观的核心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生态财富积累作为人民对日益增长优美生态环境的内在需求,是提高和发展生产力的良好保障,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生产力。坚持绿色发展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新时代下的绿色发展理念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创新驱动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往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成为新时代的核心任务,建设美丽中国离不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雾霾治理的政策力度,这必然促使企业在寻租、跨地转移以及就地创新三者之中作出抉择。显然,无论以污染治理技术创新为代表的末端治理,还是以企业生产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前端预防,都能实现创新对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因此,促进企业自发选择技术创新,并将技术创新与污染治理有效结合,是推动我国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和长效机制。
创新发展对绿色发展的驱动,体现在创新技术对节能减排的抑制作用上,以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加速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绿色转型,促进了清洁能源、环保产业的发展,实现了增长方式和路径的转变。同时,创新更有利于打破市场分割,实现市场整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能源效率,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实现低能耗、低污染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式。此外,面临新时代发展方式转型的要求,创新体系的构建同样体现在制度创新上。构建市场机制的环境规制治理体系有利于促进产业绿色转型,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长期可持续发展。而政府通过积极营造公共创新环境、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大力培育人力资本,则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偏好和创新效率,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助力绿色发展。
二、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短期分析
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从静态视角,聚焦于消费、投资、就业与价格水平等变量的短期波动,解释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以及如何有效干预经济,进而形成了其基本的分析框架。本书也强调对宏观经济的短期分析,但不同之处在于,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更为关注居民收入变化带来的消费结构升级、“为增长而竞争”形成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创新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收入分配的优化以及核心通货膨胀率的演进。
1. 消费升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消费的升级正是这种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表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增长带来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以及消费结构升级,居民综合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65.87%逐渐降至2018年的28.5%。新中国成立之初,居民消费水平处于低层次阶段;到1978年我国居民仍以生存型消费为主导,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小;随后,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居民在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上的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已超过食品烟酒的消费支出。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在不同时期具有差异化特征。首先,1949—1977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长期低迷且停滞不前,大多数居民消费水平处在基本温饱状态。如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1957年为65.7,而到1964年增长到67.1,1965年更上升到68.5,恩格尔系数不断攀升,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仍然处于贫困之中,消费结构亟待调整。其次,1978—1992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开始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农村居民,我国城乡消费结构的特征表现为:第一,城镇综合恩格尔系数低于农村综合恩格尔系数,但农村综合恩格尔系数下降幅度大于城镇恩格尔系数。第二,城乡消费结构普遍以生存性消费为主,城乡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均较低。在该时期,城镇居民在食品烟酒上的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54.78%,而农村居民在食品烟酒上的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仅为58.79%,且在发展、享受型消费中农村居民在交通通信的消费略高于城镇居民。其次,1993—2012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进一步增加,城乡消费结构的特征表现为:第一,城镇综合恩格尔系数与农村恩格尔系数均呈下降趋势,且城镇综合恩格尔系数低于农村综合恩格尔系数。第二,我国城乡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均逐步上升,城乡消费结构升级开始显现。城镇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在该时期上升幅度为17.59%,而农村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也为上升态势,但上升幅度低于城镇,仅为13.91%。再次,2013—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上一年涨幅低于农村居民,我国城乡消费结构的特征表现为:第一,城乡综合恩格尔系数波动下降,下降幅度减缓。城镇综合恩格尔系数自2013年的30.13%下降到2016年的29.30%,而农村综合恩格尔系数2013—2016年下降为32.24%,且城镇综合恩格尔系数与农村综合恩格尔系数年均下降幅度分别为1.88%和0.93%。第二,我国城乡发展、享受型消费逐渐增长,但上涨幅度较小。在该时期,我国城镇居民在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上的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超过农村居民。最后,2017年至今,农村人均收入涨动幅度仍高于城镇居民。我国城乡消费结构的特征表现为:第一,城乡综合恩格尔系数均不断下降。城镇综合恩格尔系数进一步下降到28.64%,而农村综合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1.18%,比城镇综合恩格尔系数高出2.54个百分点。第二,城乡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进一步上涨且上涨幅度减缓,但农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高于城镇居民。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既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又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收入进入中高等阶段后,居民消费率会逐渐上升并收敛至一个较高的水平,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汪伟,2017)。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近年来逐渐升高,居民消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最终消费支出增速从2010年的17.38%下降到2017年的8.8%,消费增速有趋缓的态势,并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11月社会消费品总额同比增长8.1%,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1个百分点,也从侧面印证了消费增速放缓。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8年就扩大消费有关工作情况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促进消费要围绕消费升级方向。因此,在消费增速趋势性下降的情形下,我国居民的消费也从数量的提高转向质量的提升,消费亟待提质扩容,更应关注长期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
2. 基础设施投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投资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种流量,可以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直接进入国民收入的核算当中。政府主导下的大规模投资通常用于改变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刺激经济增长,达到扭转经济危机的目的。而在中国宏观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中,政府驱动的基础设施投资除了被用作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还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途径:政府可以通过行业或地区指向的基础设施投资,来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或是实现生产力空间布局的改变。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快速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以及突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新生的中国政府集中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在工业、国防和交通运输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坚实基础。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逐渐成为中国应对经济危机、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2017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了641238亿元,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32.8%上升到了77.5%,数额巨大的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源泉和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举措,中国的经济格局也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大背景下,对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投资发展的演变历程的把握,有助于政府继续制定合理的投资政策,实现经济发展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基础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交通基础设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凯恩斯在其1936年出版的《通论》中以有效需求不足为依据,呼吁政府干预经济,扭转经济危机,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政府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凯恩斯的思想经过后世经济学家的发展,实现了“政策化”:在经济疲软时期增加财政支出,甚至不惜扩大财政赤字,以此来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实现充分就业,最终消除经济危机。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一种流量,可以依托乘数效应成倍地带动社会总需求进而提高国民收入,刺激经济增长,这一特性使得基础设施投资成为直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类似的矛盾同样存在。基础设施投资作为经济活动中的一种流量,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形成存量的积累。虽然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幅加快了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但中国的基础设施存量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明显差距:2015年中国按面积计算的铁路网密度约为126.0千米/万平方千米,低于美国的248.2千米/万平方千米、日本的530.5千米/万平方千米、德国的948.2千米/万平方千米、法国的544.5千米/万平方千米以及英国的674.6千米/万平方千米;而按人均计算的铁路网密度中国约为0.8千米/万人,低于美国的7.4千米/万人、日本的1.6千米/万人、德国的4.1千米/万人、法国的4.6千米/万人以及英国的2.6千米/万人。节假日频繁出现的运力紧张和道路拥挤等现象说明,我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需求。
除基础设施供给不充分的问题外,中国当下的基础设施存量体现出东部地区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城市显著高于农村的不平衡分布态势。2007—2016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的基础设施存量都有显著的增长,但是东部地区的公路铁路密度仍保持领先,中部地区紧随其后,东北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的公路铁路密度最低,与其他地区差距明显。这种不平衡的基础设施布局不仅仅源于西部地区较为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和西部地区复杂的地理条件有关,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基础设施建设难以开展。
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格局与基础设施供给的分布都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并且这两种差异在空间上高度吻合:生产力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及农村地区,所拥有的基础设施存量也比较少。西部地区交通线路密度显著低于东部地区,而广大农村地区的交通、通信、电力和医疗等各项基础设施均大幅落后于城市,巨大的基础设施存量差距不利于各地区协调发展,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为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有必要继续加大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充分发挥政府在调控区域发展差距中的积极作用,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
3. 创新发展视角下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现阶段,我国人口红利衰减使得劳动力这一经济发展核心要素的供给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日益攀升的劳动力成本抑制了国民经济竞争力。在市场化经济条件下,人口迁移的根本动因在于就业和收入提升。
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观,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观的新境界,是发展观的一次重大创新。作为其中核心之一的创新发展则体现出了发展动力理论的新境界,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效能以及可持续性。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创新通过催生新产业、新经济和新业态已成为创造就业的关键力。不仅如此,高质量的人口流动还体现为对创新成果的经济利润和市场潜能的追逐量,这种凭借产业升级转型对劳动力人口持续吸引的效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每一个节点上都有所体现。与此同时,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短缺迫使地方政府采取力度空前的优惠政策吸引人口落户,形成蔓延至全国范围的“人口争夺战”。然而现阶段我国的人口结构问题空前严峻,短期性的户籍、补贴等优惠政策能否实现“人口扎根”的预期效果以及对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扭曲程度仍有待时间的考验。在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对于影响人口流动的根本因素到底是产业吸引型还是政策引导型的探讨仍没有完全定论。但毋庸置疑的是,创新作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和政策引领的目标,不仅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还应作为人口迁移过程中的特殊吸引力,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影响着中国人口迁移的新规律。
更进一步地,协调发展的理念开拓了发展结构理论的新境界。我国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此时的中国需要转向协调发展,以增强新时代发展的整体性,使新时代的产业结构、供求结构、区域空间结构以及相应的发展战略趋向均衡。技术进步同样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支持。但令人担忧的是,技术积累水平虽然可以作为创新能力强的地区吸引人口的有效竞争力,却无法令创新能力薄弱地区得到任何发展机会,这既同区域间协调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又加剧了地区间人口竞争,使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中国经济发展中需要充分释放创新对就业、人口流动的正向促进作用,仍然需要坚持深化市场改革,建立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由市场决定企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充分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类型、要素价格、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使中国的研发投入结构向着市场导向的改革新时代迈进,不仅促进了创新活动的地理集聚,也有助于国家和地区政府对创新体系的改进,提高了研发投入的效率,从而成为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及缓解均衡其不平等现状的重要手段。各地方企业应加强对技术创新过程的监管,改进技术创新的绩效评价标准,建立以产出和成果为导向的科学评价机制,消除我国目前技术创新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重事前论证、轻过程监管,重投入、轻产出的弊端。应权衡政治关联的收益与成本,科学进行技术创新决策。地区政府应加强研发创新活动,增强技术积累,以技术进步提升工资水平和创造就业岗位,充分发挥市场对制定劳动力价格的主导作用。在技术与创新吸引人口迁入和促进人口“扎根”的同时,以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和金融贴息的方式将技术溢出的外部性内部化,鼓励技术外溢在市场主导下推动各地区间协同发展。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激发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
4. 共享发展视角下中国收入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共同富裕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其理论内涵具体表现在经济基础、制度保障和实现过程三个方面。就经济基础而言,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表现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就制度保障而言,共同富裕的实现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实现过程而言,共同富裕是一个贫富差距逐渐消除的漫长的过程。伴随着中国的实践探索,共同富裕在我国具有了新的理论内涵。毛泽东思想中的共同富裕集中表现为消灭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实现社会主义大同社会;邓小平理论中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要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此基础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也进一步丰富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现阶段的共同富裕,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下,让全体人民享有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总而言之,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剥削制度的本质要求,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实践追求,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从根本上消除两极分化的现象。
1978—1985年,我国城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泰尔指数以及基尼系数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受到了1978年农村改革的影响。1995—1997年年我国城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泰尔指数以及基尼系数均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1994年实行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及“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增加了政府对于农业以及农村问题的关注,这一系列措施具有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1998—2003年我国城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泰尔指数以及基尼系数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受经济增长以及1998年实行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以及去产能等经济政策的影响,带动城市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也随之增长。2004—2015年城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的变动趋势表现为先缓慢上升然后下降的过程。
中国的经济起飞最初受益于以农村的发展为代价的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受这一理念的影响,相关政策一直向城市倾斜,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由于受到计划经济时期以及赶超型战略实施时期所采用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强行分割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政策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仍然受到限制。农村劳动力受到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人口管理体制以及各地政府限制农村劳动力流通的行政手段,使得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困难,未在城市落户的农民工难以享受或者不能以相同的成本享受城市的交通、教育和医疗等资源,使得其生活成本高昂,在城市难以为继,收入的提高受到限制。二是由于土地流通受限,能够在城市生存的农村劳动力难以完全将其所占有的土地完全转变为实际的财产,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在承担城市高额生活成本的条件下,其收入难以提高。因此,政府应当向多年在某一城市工作的农村劳动力适当放开其进入城市、享受该城市教育、医疗等资源的门槛,降低其生活成本,增强其向城市转移提高收入的动力。此外,政府还应促进外出务工农民所占土地的出租、出借等,实现土地的集约化使用、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提高农民收入。
5. 中国核心通货膨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四大目标之一,稳定物价一直是货币政策当局所关心的重点;同时,与一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通货膨胀问题在宏观经济学研究范畴中也占突出地位。因此,各国政府都将稳定物价作为当局制定货币制度时的最终目标,通货膨胀则作为衡量物价水平的核心指标一直受到广泛关注。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大国,有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异质性特征。其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政府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关系”这两层结构特征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通货膨胀问题也不例外。而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财政分权方面,财政分权则会通过两种作用机制来影响通货膨胀。首先,财政分权所带来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规模及结构的变动会影响到通货膨胀水平,具体来看,财政收入规模与通货膨胀水平成反比,而财政支出规模与通货膨胀水平成正比;同时,财政支出结构方面,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有动力和能力将支出结构向基础建设方面倾斜,从而带动通货膨胀的提升。其次,地方政府投资又会通过三种传导机制促使通货膨胀的产生。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往往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相挂钩,根本原因在于虽然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都是在市场机制下运营,但是两类企业的发展都与政府的决策选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使用剔除法测算了2001—2016年的中国核心通货膨胀率。我国通货膨胀呈现出的特点如下:①样本区间内的核心通货膨胀(CPIEXT Inflation)与通货膨胀(CPI Inflation)的波峰、波谷和波动频率保持一致,其动态变化呈高度正相关,但是前者的波动幅度较后者来说更为平缓。②物价波动大致可以分为5个阶段:一是2001—2002年,这一期间物价明显回落到通货紧缩状况;二是2002—2004年,这期间物价逐渐上涨,总体通胀达到高峰,可能是因为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影响;三是2004—2008年,在此期间核心通货膨胀维持在一个较为温和的水平,而总体通胀的波动起伏较大,在2008年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总体来说,核心通胀远远小于总体通胀,也进一步说明外部的供给冲击对总体通胀的影响是暂时的;四是2008—2009年,由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无论是总体通胀还是核心通胀都迅速回落,于2009年跌至-1%;五是2009—2016年,2009年后国家采取宽松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得核心通胀和总体通胀再次迅速回升,在此期间核心通胀的反应落后于总体通胀,于2011年达到波峰后又逐渐回落到2%,2012—2013年则处于平稳的通胀水平,2014年的总体通胀水平略有下降,而2015—2016年则又略有上升。
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三大经济带分权化程度的波动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其动态变化成高度正相关;但从具体分布来看,三大区域间分权化程度仍存在较大差异,在样本区间内,东北及东部沿海地区的财政自主度波动幅度最大,且始终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中西部次之,而远西部的财政自主度则始终保持三地区中最低水平。也就是说,三大经济带中,东北及东部沿海地区的分权化程度最高,中西部次之,而远西部的分权化程度最低。
与之相对应的,分权化程度和通货膨胀在地区间的分布特征恰好完全相反。政府收入规模与通货膨胀水平成反比,而政府支出规模与投资规模均与通货膨胀水平成正比,再来考虑财政自主度的定义式为省本级预算内收入与省本级预算内总支出的比值,那么,财政分权程度提升时,可认为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规模均增大,此时难以确定二者的比值变化方向。但若综合考虑财政分权程度与国有化程度的内在变动关系——财政分权会降低地区国有化程度,则不难理解分权化程度与通货膨胀水平的这种反向变动关系。
三、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长期分析
1. 中国经济增长与收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从积贫积弱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至2018年的900309亿元,剔除价格变动后增长17347%,人均GDP由119元增至64644元,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奇迹。1953—2018年中国经济除少数年份外,总体保持者正增长。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相对较大,随后中国经济进入了40年的稳健增长期。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既有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的贡献,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经济的实际出发制定出的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发展规划。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收敛铁律”表明,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发达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间人均GDP差距将以年均2%的速度缩减。众多经济学家基于对共同富裕的向往以及用经济增长理论解释中国奇迹的探索,长期关注着中国经济快速增过程中的收敛性,并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中国经济增长数量并未趋同。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更需要以地区间增长质量收敛来抵消增长数量的发散效应,实现区域协调并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们采用了Metafrontier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1992—2017年省际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基于地区间财政支出策略性竞争的统一分析框架,考察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收敛特征与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国省际经济增长数量并未收敛,而经济增长质量却表现出显著的收敛性特征。第二,经济数量增长率上升会显著降低经济质量增长率,即部分地区以牺牲经济增长质量为代价,实现了数量型的经济增长。而经济质量增长率却未能对经济数量增长形成有效影响。第三,内生交互效应显示,经济发展水平或者地理接近地区经济数量增长率能够显著刺激本地区经济增长加速,而地区间经济增长质量却鲜有互动。由于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和民生领域存在“逐底竞争”,地区间仅“为增长数量而竞争”,缺乏“为增长质量而竞争”。第四,外生交互效应表明,相邻或相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提升本地区经济质量增长率产生了正外部性。第五,对影响因素的分解发现,虽然财政支出占比对经济数量增长率的作用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由于其他地区会对本地财政支出变动作出策略性反应,最终通过反馈效应对本地经济增长数量产生显著影响。并且由于收入能力的差异,地方政府间策略化竞争行为导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财政支出水平的拉大、地区间经济增长难以收敛。
2.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质态相应发生了变化,质量的重要性逐渐显现。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发展质量从微观层面可理解为产品质量,即使产品及其经济活动的使用价值既合意于人的物质需要,又合意于社会需要;从中观层面可理解为结构质量,即使经济结构实现平衡;从宏观层面可理解为生产力质量,即使生产力不断提升与发展。
在微观层面,马克思的技术创新理论为发展动力提供了依据。微观产品质量的提升需通过要素质量的提高来实现,而要素质量的提升需借助劳动过程中的技术条件的变革,技术进步和创新可通过提高要素的结合效率以及将剩余价值转换为资本的使用效率,来提高要素的生产效率从而提升要素的质量。
从中观层面分析,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为我们阐释了结构平衡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社会总产品,而社会再生产的实现应保持两大部类、第Ⅰ部类内部以及第Ⅱ部类内部之间的构成比例平衡,因为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为第Ⅰ部类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加总后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相等,这表明第Ⅰ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是为了满足第Ⅱ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要,而生产资料总会制约着消费资料的生产。
从宏观层面来看,马克思在生产力理论中阐述了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要求。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基本尺度,且生产力具有质量特征,它取决于从事生产活动过程中的效率,若生产效率提高,由劳动提供的使用价值量高;而生产效率降低时,其使用价值量相应偏低。而在产品结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效率的衡量一般可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劳动产品数量或者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劳动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劳动生产率,但现实生活中产品结构是发展变化的,不能单纯依靠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因此,生产效率的高低还应将技术以及资本的投入产出的变化等因素考虑在内,包括技术效率和资本效率。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由数量扩张的传统发展转向质量提升的新发展转变,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实约束,我们认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重塑增长动力、优化经济结构和提升发展效率,并将“三维创新驱动—结构再平衡支撑—发展效率提升”的“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改革框架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3. 新时代中国宏观调控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任务既包括经济发展,又涵盖了政治、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多维目标,其实现过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性工程,在本质上需要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保障。首先,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制基础是公有制,这就需要政府从总量和结构层面对经济运行予以调控,满足以人民为中心的利益诉求。其次,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遵循两步走的战略,只有宏观调控才能保证经济在长期一以贯之地按照既定方针运行。再次,发达国家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往往伴随着两极分化、城市拥挤、农村凋敝、环境污染等现代病。我国经济发展能否规避西方现代化历程的弯路,关键要通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顶层设计加以预防。最后,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建成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改变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以直接干预为调控原则以及以需求管理为主要调控方式的传统宏观调控,建立与新时代经济运行的新特点和新规律相协调的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传统的宏观调控是以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这一目标体系相对易于评价和考核,但却遗漏了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环境治理、风险防控和精准脱贫等。新时代中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是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宗旨,相应地就应转变宏观调控目标,以适应新时代经济运行趋势和特征。综合而言,新时代宏观调控的目标应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充分就业为先导,以物价稳定为基础,以化解重大风险为核心,以污染防治为根本。
相应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系,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宏观调控就应遵循间接引导、固定规则、和存量调控的原则,避免过度调控和干预成本过高,引导公众的理性预期,最终提升宏观调控的长期政策效果。具体来看,调控新原则包括:间接引导为主、直接干预为辅,固定规则为主、相机抉择为辅,存量调控为主、流量调控为辅。最终,调控方式也需要转型:数量调控转向质量调控、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需求调控转向综合调控、“强刺激”政策搭配调控转向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经济研究也需要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关注高质量发展问题,吸收和采纳高质量研究方法,理论紧密联系实践讲好中国故事,服务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