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寻找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众多国家纷纷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尝试进行各种改变贫困面貌的探索。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也因应这种现实的需要，于20世纪50年代形成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发展经济学，各种关于发展的理论假说和战略主张一度层出不穷、花样翻新。虽然一些原来经济落后的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对发达国家实现了较快的赶超，但直到80年代，世界经济范围内并没有表现出经济学家预想的趋同现象。或者说，人们从那个时期所能观察到的，充其量只是条件相似的经济体之间的“俱乐部趋同”或少数小型经济体的赶超现象。

在寻求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赶超失败，因而世界范围的贫困问题未能有效解决的原因时，人们也对流行的发展理论进行了反思。一些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们纷纷进行自我辩护^[5]，另外一些学者则旨在否定先驱们的理论立足点，试图揭示发展经济学本身的“贫困”^[6]。最终的结果则是发展经济学作为整体，被冷落到角落里。

相应地，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主流，其中新自由主义思潮更是大行其道，分别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转型中国家的改革策略、国际和区域发展机构以及发达国家的援助理念产生影响。然而，这些理论和理念，既没有以正确的认识论引导各国找到适合于自身的发展道路，越俎代庖也未能帮助寻求发展的国家找准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东西方冷战和南北方割裂的时代，中国没有与西方国家和国际援助组织发生密切的联系，而是在独立自主的环境中探索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各国发展贸易、引进外资，也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然而，中国从改革伊始，便没有接受任何先验的教条，即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道路或所谓共识，而是服从于发展生产力、提高国力和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坚持了渐进式改革方式，秉持了改革、发展和分享的理念。

概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分享的过程，可以看到其中体现的逻辑，进而可以提炼出一个寻求赶超的国家，应该如何发现并遵循哪些必要的步骤，创造出必要发展条件的智慧。由于这些创造必要条件的步骤都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关，所以改革又是实现增长的充分条件。

第一步，激活“点石成金”的激励机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有句名言：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刺激，农民将会点石成金^[7]。实际上，“把激励搞对”已经成为关于经济转型的教科书式的信条和建议。然而，这种一般性的说法，或者简单把问题归咎为是否存在私有产权制度，并无助于抓住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要害。

在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条件下，为了抑制农产品价格，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作为工业化积累的手段，就需要形成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为了保证农业中生产要素不致流失，把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严格限制在农业活动中，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便应运而生。这一制度的“三驾马车”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和劳动的激励不足。在改革前夜，这种体制弊端达到了顶点。1977年全国人均拥有农产品产量，粮食不到300千克，棉花只有2千克，油料4千克，糖料21千克。1978年，有2.5亿农村人口年收入不到100元。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能够改善农业生产现状的变革，都会得到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认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创造了改革的政治环境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迅速普及，就是顺应这一需求的制度变革，也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劳动努力与产量及收入直接挂钩，以及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激活了激励机制，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显著增加了农产品产量，大幅度降低了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第二步，展开资源重新配置的库兹涅茨过程。农业中激励机制的改善，调动了生产和劳动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单位土地面积上使用的劳动时间显著减少，长期积淀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被迅速显性化。这时，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另一个效应显现出来，即农民获得了自由配置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权利。农村劳动力按照收入提高的信号，分别进行了经济活动领域和地域的转移。

例如，农村劳动力经历了从单一粮食生产到种植业多种经营，再到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重新配置，随后又进入乡镇企业等农村非农产业就业，继而依次迁移到小城镇和各种规模的城市，从中西部地区流动到沿海地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业劳动力比重从1978年的70.5%降低到2017年的27.0%。而根据笔者的研究结果，目前农业劳动力比重很可能比这个官方数字再低10个百分点左右。

由于一系列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被逐渐消除，劳动者提高收入的个体动机与重新配置的效率驱动力得以衔接，共同推动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同时在宏观意义上形成了一个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由于是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最早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化现象背后体现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本质，因此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把这个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相对份额下降所表征的产业结构变化，称为库兹涅茨过程^[8]。在1978—2015年期间，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劳均GDP）提高了近17倍，其中劳动力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即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对总体的贡献率高达44.9%。^[9]

第三步，全方位参与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是同时发生的。始于1979年建立经济特区，先后经历了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的开放到全面开放；于1986年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扩大、引进外资和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为转移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引导产业结构转向符合资源比较优势，也为制造业产品赢得了国际竞争力。2017年，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额占到全球的8.6%，出口货物和服务总额占世界的10.5%，总出口中有70%是面对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反映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了中等收入阶段的比较优势。

作为上述改革开放三部曲的结果，中国经济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4%的增长速度。一方面，中国这个成就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以及对世界经济的趋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这一轮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取得了可圈可点的发展成就，世界经济有史以来首次显现趋同的趋势。1978—2017年期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GDP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从21.3%提高到35.3%，中国的GDP占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总量的比重，则从5.3%提高到36.0%。在这个时期，按不变价计算，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GDP总额扩大了四倍，其中中国的贡献高达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