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经历了70年的历程，其间的经济发展有前30年的探索及其教训，也有后40年的创新及其经验。无论是走过的弯路还是取得的成功，在知识意义上都是宝贵的财富，值得中国人自己珍视，也应该贡献给正在进行同样探索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且值得写入发展经济学的最新版本。根据已经得到提炼的智慧，按照既定的方向和目标，依据相同的改革开放逻辑和路径，中国仍将继续进行实践探索，争取对世界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首先，在时间上延续和升级经济增长动能。随着中国经济跨过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趋于结束。从增长动力的角度看，具有“低垂的果子”性质的经济增长源泉，如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产生有利于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改进的效果逐渐消失，而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期的那些源泉，如通过市场机制下的优胜劣汰、人力资本的提升、技术创新等途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然而，如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训所印证的，并非到了这个阶段，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条便可以水到渠成地引领中国经济增长。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意在揭示的道理正是，这个增长动能的转换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要求根据每个国家特殊的情况，创造开发新增长源泉的条件。对中国来说，这就要求在诸多领域全面深化体制改革。

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具有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应。通过对改革效应做出合理假设，我们可以预测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正在逐渐减速，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仍会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会高于美国等高收入国家的增长水平。^[22]

因此，假设美国经济以过去20年的趋势速度（剔除次贷危机时的两年负增长）增长，预计中国在2035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按2010年不变价，中国的人均GDP届时将超过18000美元。这就意味着，一旦实现对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中国将成为第一个完整经历经济发展所有形态，并完成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及至高收入阶段转变的最大经济体。

其次，在空间上延伸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的逻辑。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具有一定的梯度性，即沿海地区率先改革开放，较早取得经济发展实效，实际体现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明显扩大的情况下，两种机制开始发挥缩小地区差异的作用。第一种机制主要是市场化的，即沿海地区制造业发展产生了大规模劳动力需求，吸引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流入，提高了劳动者对非农产业的参与率，增加了农户收入，提高了整体劳动生产率。第二种机制更多借助政府政策的作用，即实行包括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内的各种区域均衡战略，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的改善。

随着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短缺在沿海地区表现更为突出，制造业在这些地区最先失去比较优势。此时，中西部地区恰好具备了迎接产业转移的条件，遂形成“国内版雁阵模型”^[23]。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进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等区域发展布局，意在通过聚集规模经济保持制造业优势。

不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终究会在中国丧失比较优势，仍然需要打造新的“国际版雁阵模型”，意味着部分制造业将向劳动力丰富的周边国家和非洲等国家或地区转移。“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先行，进而带动产业转移，既符合雁阵模型这个一般发展规律，也为中国自身的梯度发展实践证明有效。

再次，从分享的维度上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各国寻求经济发展并不是因为发展本身，而是由于其带来对人民福祉的改善，因此，促进经济发展的改革与开放，只有从这一目的出发才能得到人们的肯定与欢迎。过去40年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核心也恰恰在于实现了以下三个过程的统一因而具有分享性。其一，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保障了生产要素的充分供给，提高了整体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尽享人口红利；其二，把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转化为制造业比较优势，并且在国际上获得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获得全球化红利；其三，大量岗位的创造，使城乡就业更加充分，随着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要素，普通劳动者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劳动力市场回报。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来自市场机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应将会减弱。在经济增长模式从投入型转向创新型的情况下，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也从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转向经营主体之间的优胜劣汰，创造性破坏机制的作用必将增强；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效应会大于互补效应；改革开放越是深入，帕累托改进的空间越小，可能遇到的既得利益阻碍越多。这些都要求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统领下，把分享性体现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的全过程，同时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发挥社会政策托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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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学者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认为，大约在1950年全球经济开启了一个大趋同的时代。参见Michael Spence，The Next Convergence：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Multispeed World，Part One，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11。

[2] [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109页。

[3] 蔡昉：《全球化、趋同与中国经济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3期。

[4] D.Hume，“On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in D.Hume ed.，Essays：Moral，Political and Literary，E.F.Miller （ed.），Indianapolis，Liberty Fund，p.135.

[5] Gerald M.Meier，Leading Issu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s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orporated，1995.

[6] Deepak Lal，The Povert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London：Institute of Economics Affaires，1983.

[7] [美]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页。

[8] Masahiko Aoki，“The Five Phas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China”，Japan and Korea，in Masahiko Aoki，Timur Kuran，and Gérard Roland （eds.），Institutions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2，pp.13-47.

[9] 蔡昉：《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经济研究》2017年第7期。

[10] 如参见Alwyn Young，“The Tyranny of Numbers：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0，No.3，1995，pp.641-680；Alwyn Young，“Gold into the Base Metals：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1，No.6，2003，pp.1220-1261；Paul Krugman，“Hitting China’s Wall”，New York Times，July 18，2013。

[11] Gary D.Hansen，Edward C.Prescott，“Malthus to Solow”，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2，No.4，2002，pp.1205-1217.

[12] F.Hayashi and E.Prescott，“The Depressing Effect of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s on the Prewar Japanese Econom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6，No.4，2008，pp.573-632.

[13] 蔡昉：《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蔡昉：《二元经济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的形成过程》，《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

[14] 参见Clifford Geertz，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5] 新古典增长理论在从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推导出趋同假说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以同一理论假设认识到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增长源泉。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面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时候，却主动放弃了这种理论的一致性。

[16] Fang Cai and Wen Zhao，“When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s：Growth Sustainability of China”，in Masahiko Aoki and Jinglian Wu （eds.），The Chinese Economy：A New Transition，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2.

[17] Fang Cai and Yang Lu，“The End of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the Perspective of Potential GDP Growth”，in Garnaut，Ross，Fang Cai and Ligang Song （eds.），China：A New Model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ANUE Press，Canberra，2013，pp.55-74.

[18]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最早提出这个概念。参见Indermit，Gill and Homi Kharas et al.，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The World Bank，2007。

[19] 如参见Deepak Lal，The Povert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London：Institute of Economics Affaires，1983。

[20] 埃辰格林等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可以解释特定发展阶段上增长减速的85%。参见Barry Eichengreen，Donghyun Park，and Kwanho Shin，“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NBER Working Paper，No.16919，2011。

[21] 蔡昉：《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以出清无效产能促进增长动力转换》，《比较》2018年第1辑。

[22] 如蔡昉和陆旸的估算，参见Fang Cai and Yang Lu，“The End of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the Perspective of Potential GDP Growth”，in Garnaut，Ross，Fang Cai and Ligang Song （eds.），China：A New Model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ANU E Press，Canberra，2013，pp.55-74。

[23] Yue Qu，Fang Cai，and Xiaobo Zhang，“Has the ‘Flying Geese’ Phenomenon i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ccurred in China？” in Huw McKay and Ligang Song （eds.），Rebalancing and Sustaining Growth in China，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E Press，2012，pp.93-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