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M类型增长与“大分流之谜”
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都处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之中。陷阱一词在经济学中表示一种高度均衡状态，任何扰动性的改变都不能持续，最终仍然回到原来的均衡上面。马尔萨斯陷阱，作为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统治人类历史的时间最为长久。
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经济的历史来说，直到18世纪下半期和19世纪初期发生工业革命，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任何时期，人均收入都处在最低的生存水平上，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即都处于马尔萨斯式的贫困状态。以致有人认为，在这个马尔萨斯时代，简直谈不上存在着经济增长这样的事物。不过，经济增长靠累积而来，后来蓬蓬勃勃的工业革命也不是凭空发生，因此，终究是存在着一种马尔萨斯式的经济变化，即M类型经济增长。
如图2—1所示，在这种贫困陷阱中，资本和劳动的组合投入，如Ok0的资本投入和Ol0的劳动投入，在Q0所代表的等产量线上形成一个仅能维持生存水平的产出。同时，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也可以产生经济剩余，从而形成新的资本，而人口的增长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创造发明也可以经常涌现[4]。因此，或者是由于要素的积累，使资本投入增加到Ok1的水平上，使劳动投入增加到Ol1的水平上，或者由于创新导致的生产率提高（更多的情形是两者同时发生），可以把生产水平扩大到Q1所代表的等产量线上。经济增长似乎就这样发生了。
图2—1 马尔萨斯贫困陷阱
然而，马尔萨斯均衡陷阱的本质在于，任何增加的产出都会因改善平均每个人拥有的生活资料（主要是食品）而降低死亡率，提高出生率，从而刺激出人口的增长，继而摊薄人均拥有的生产资料（资本）。例如，这种效应可以使产出降低到等产量线Q2的水平上。这样，人均生活资料的拥有水平下降，则导致死亡率提高、出生率下降，从而人口减少。当人口减少影响到劳动力供给时，劳动投入就从Ol1减少到Ol0的水平，产出则回归到Q0的贫困均衡水平上。在这种马尔萨斯式的条件下，所谓的“经济增长”就是这样无果地循环往复。
M类型增长并不尽然只是过往历史上的一个阶段，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突破历史的时间坐标的增长类型。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增长同时针对几种经济发展情形，分别为工业革命前的普遍状况、工业革命后大分流中的落伍者，以及当代世界的贫困国家和贫困地区。
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整个人类历史实际上始终处于长夜漫漫的马尔萨斯陷阱之中。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由于没有重大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在长达至少4000年的时间里，人类生活水平没有实质性的提高，始终不能摆脱瘟疫、饥馑和战争灾难的困扰[5]。然而，在以马尔萨斯陷阱为特征的时代，特别是在其晚期，在凯恩斯描述的“生活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心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这一表象背后，一些国家已经开始缓慢却不可逆转地积累起打破这一陷阱所必要的要素，尤其是相关的制度条件。
在此基础上，以英国为发源地产生了工业革命，并迅速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继而许多欧洲殖民国家。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正的经济增长，同时形成了世界经济的“大分流”。也就是说，工业革命之后，许多国家长期继续处于马尔萨斯陷阱或M类型增长状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够实现对早期工业化国家赶超的国家也寥寥无几。
真正与大分流形成对照的“大趋同”现象，迟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出现。而且，这种所谓的趋同现象，实际上也仅仅是一些与早期工业化国家具有同质性的国家对后者的赶超，所以充其量只是一种“俱乐部趋同”。以后的章节将显示，范围更加广泛的世界经济趋同现象，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时至今日，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国家处于世界银行分组中的“低收入”行列。其中或许有些国家已经进入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但是，也不乏一些国家仍然处在马尔萨斯陷阱或M类型增长阶段。例如，按照2010年不变价计算，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占统计范围内国家的比例，1990年高达22.2%，2017年依然有13.6%。
也应该指出，如果说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低收入国家仍然处于M类型增长阶段，那也是具有了诸多与工业革命前时期的不同特征。特别是，由于这些贫穷国家被大量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汪洋大海所围绕，可以得到来自这些国家以及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在金融、投资项目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援助，因而，这些低收入国家的“落后”也便具有了一些与时代相对应的新表现。
相比于工业革命前时代的物质资本不足，如今的低收入国家可以通过受援和借贷获得外部资金的流入，以填补国内投资资金的缺口。因此，对这些经济体来说，资本回报率低的问题，较之资本要素禀赋匮乏问题更为突出。
围绕“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这个命题，增长经济学家进行过广泛的讨论。以索洛为代表的增长理论在假设资本报酬递减的条件下，得出穷国与富国增长趋同的假说。由此引申的结论便是，资本回报率在穷国应该高于富国。然而，卢卡斯（Robert E.Lucas，Jr.）根据人力资本差异、人力资本的外溢性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性等几种假设，认为资本回报率在穷国并不像传统理论所预期的那么高，尝试回答了“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的问题[6]。
此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与时代相关的因素，使得如今的低收入国家具有与工业革命之前不尽相同的特征。例如，首先，与物质资本的道理相似，穷国面临的人力资本不足现象，归根结底也是由于其回报水平过低，因而缺乏积累激励；其次，当今时代低收入国家的人口转变也不再完全是内生的，而受到外生的生育观念、政府政策、节育手段和医疗卫生状况的影响；最后，即便是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其国内往往存在一些贫困地区，依然处于M增长状态下。
毫不例外，在进入现代历史时期之前的数千年里，中国始终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中挣扎。不过，就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来说，中国也曾经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按照伊懋可（Mark Elvin）等经济史学家的说法，中国长期处在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之中。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历史数据，在公元1000—1600年之间，中国的人均收入大体上处于世界平均水平；至于经济规模（GDP总量），1820年时中国竟占到世界的1/3。而正是在那个时刻，中国在世界经济“大分流”中落到了停滞的国家行列，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以及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人均收入水平都一路下跌。
曾经长期流行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认为，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实践把传统技术和生产要素组合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以致维持了一个与欧洲早期历史相比更高的生存水平，从而人口增长很快，相应导致劳动力过多和过于廉价，使得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常常不能得到应用[7]。但是很显然，这种解释未能回答为什么中国会形成这样的农业实践。
从前面对马尔萨斯贫困陷阱的解释可见，毋宁说，如果一个具有M类型经济增长的国家，总体而言处于扩大的等产量线（如图2—1中的Q1）上的时间较长，回归到均衡等产量线Q0的速度较慢，而且比较容易发动起下一次向Q1的移动，这个国家就具有高水平均衡陷阱的性质。伊懋可等学者的研究，证明了前现代时期的中国经济经常处在这种特殊的均衡陷阱之中，却并不能把中国排除于经济增长的M类型之外[8]。
虽然有意无意对大分流形成原因进行解释的理论假说可谓汗牛充栋，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史越来越集中于两个主流方向，分别把经济增长得以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一个社会能够鼓励从而创造足够多的发明、创造、创新，或总称创意，以及形成一种有效保护产权的制度安排，从而可以对创造发明者给予奖励。由此，破解大分流之谜的关键，是社会能否形成一种制度体系，使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得以积累，并达到足以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的临界最小要求。
进一步说，以世界经济历史为对象所提出的“大分流之谜”也好，作为其特殊的中国版本“李约瑟之谜”也好，要从分流的两极，如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以及积累实效来进行解释。于是，这两个谜题实际上可以一般性地或特别地表述为：为什么落后国家（如中国古代）缺乏必要的制度，以便形成打破马尔萨斯均衡陷阱所必需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并将其转化为科学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
实际上，如果以为世界上的低收入国家打破均衡陷阱提供指导和借鉴为研究出发点的话，同时认识到当今世界的贫富差距和南北分野，都或多或少是大分流的延续，我们对于当代世界经济增长现象的关注，至少要与对于经济史的关注等量齐观。也就是说，研究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不仅对于解释经济史有意义，对于认识当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现象也应该有重要的含义。
就一个国家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与增量来说，禀赋因素并非不可改变。而促成这个改变的动力及其激发机制，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学说史足以证明，建立在单一影响因素基础上的“决定论”，终究不能充分揭示出国家之间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上产生差异的原因，因而也难以具有一般的理论解释力。
然而，地理位置和环境、自然资源禀赋、政治制度遗产、经济体制选择、偶发的历史事件以及文化宗教等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产生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当所有这些因素以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时，则会形成某种力量，推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朝着此方向或彼方向发生变化。此时便形成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也会使一个国家形成某种路径依赖。在国家对于某种因素组合决定的发展模式产生过强依赖的情况下，便会陷入相应的高度稳定均衡状态——马尔萨斯陷阱。
可见，认识M类型增长既需要具有一般性分析框架，又必须找出作为研究对象的具体国家或地区的这种独特影响因素组合。这是因为这个任务提出如此苛刻的学识和实感要求，大分流之谜和李约瑟之谜才成为相关领域研究者孜孜以求的学术目标，让人既乐此不疲又难以取得广泛认同的突破。
中国在前现代时期具有与西欧封建社会不同的制度形式，由此派生出一系列不利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因素。首先，由于缺乏一个在庞大中央帝国与分散小农户之间的既独立又有规模的经济主体，不足以形成临界最小规模的物质资本积累，从而难以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其次，这样的社会由于缺乏必要的创新需求因素，相应地，人才也便不能按照创新的导向得到培养和进行筛选，人力资本积累同样达不到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的临界要求。在下一章，我们将尝试从这两个方向回应李约瑟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