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T类型增长与“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们把农业劳动力剩余第一步定义为不需改变工资的生存水平性质，即可获得源源不断劳动力供给的状态，进一步定义为边际劳动生产力显著低于非农产业的情形，则二元经济发展终究要遭遇剩余劳动力的终结。虽然这是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但是，最具特征性的变化，如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和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会在某一时点突出地显现出来，我们把这个时点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在这个转折点上，相应形成了一个具有自身特征的增长类型，即T类型经济增长。这是二元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或L类型经济增长向S类型经济增长过渡的一个特殊形态。

如图2—4所示，k₀与l₀、k₁与l₁，以及k₂与l₂所对应的资本同劳动投入组合，分别在等产量线Q₀、Q₁和Q₂上形成特定的产出水平，构成前述二元经济发展时期的增长过程。但是，当劳动投入到l₂的水平上时，经济发展遇到了刘易斯转折点，即如果进一步增加劳动投入，必须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在理论上，这也可以看作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殆尽，劳动力成为稀缺生产要素的开端。所以，在进一步增加资本投入到k₃的情况下，不再有同比例的劳动投入与之配合，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就会发生。在那之后，经济增长就将要进入索洛式的新古典阶段。

图2—4 刘易斯转折点

不过，正如在二元经济理论中，刘易斯转折点只是劳动力出现短缺、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的一个开始，真正终结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折点，则是农业与非农产业边际劳动生产力达到相等时才到达的所谓商业化点^[15]。也就是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马上就进入索洛式的新古典世界。实际上，T类型经济增长仍然是L类型经济增长的一个阶段，同时具有二元经济发展和新古典增长的双重特征。

2004年中国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随后迅速蔓延到其他城镇地区，成为全国性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普通劳动者工资随之持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的调查，在2003—2012年期间，全国农民工实际工资年增长率为12%。同期城镇职工工资和农业中雇工工资的增长速度也很快。

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定义，这就意味着2004年是刘易斯转折点到达的年份。与此同时，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与人口红利消失有着密切的联系^[16]。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负增长。因此，如果保守地把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2004年作为起点，把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所代表的人口红利消失年份2010年作为终点，所谓的刘易斯转折区间也已经完成，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进入其最后的阶段。

跨越刘易斯转折的中国经济，虽然还不能说就成为新古典增长类型，但是已经进入向后者转变的快车道。对于处在这个转变阶段上的国家来说，由于一方面面临着传统增长因素的式微从而增长减速，另一方面许多以前行之有效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机制可能不再奏效，因而经济增长面临着减速的可能性。^[17]

已经完成刘易斯转折区间的中国经济，就处在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根据潜在就业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势，较早所做的估计显示，如果没有其他增长因素变化的话，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于“十二五”期间明显降低，并将于“十三五”期间继续降低（图2—5）。对以往的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正确地应对这种减速，则存在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18]。

因发展阶段变化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降低，并不必然意味着导致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如果对减速原因判断失误，即不是着眼于从供给方面的因素提高潜在增长率，而是着眼于从需求方面的因素刺激经济增长，则会形成不恰当的政策倾向。提高潜在增长率、保持合理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其所赖以实现的途径则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图2—5 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蔡昉和陆旸文章进行修订的结果。参见Cai Fang and Lu Yang，“Population Change and Resulting Slowdown in Potential GDP Growth in China”，China & World Economy，Vol.21，No.2，2013，pp.1-14。

一般来说，创新所要借助的手段是一种“创造性毁灭”，然而，政府籍以刺激需求的高度介入方式，既热衷于挑选赢家，又不能接受失败，因此，结果必然是维持垄断、保护落后，造就“僵尸企业”，最终造成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激励的伤害。

一旦由于政策失误，把经济增长的自然减速转变为长期停滞，在缺乏良好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则会导致寻租行为泛滥，资源和收入分配朝着不合理差距扩大的方向变化，不可避免要形成不公正和不均等的利益格局。

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没有蛋糕增量，已有的蛋糕分配格局与既得利益集团密不可分的情况下，政治家对再分配的承诺根本无从兑现，社会政策陷入民粹主义泥淖。随着不平等分配格局中的既得利益越来越显著，获益者对于改革的抵制愈益强大，导致体制的固化和既得利益的刚性化，积重难返。^[19]正如西谚所说：“坏事连成串，皆因一根钉”^[20]，中等收入陷阱及其诸种难以摆脱的难题，通常滥觞于经济增长减速后的不当政策措施。因此，面对经济增长减速，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和政策应对，以防微杜渐。

迄今为止，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者尚不懂得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的原理，误以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是需求不足所导致，因此热衷于采用产业政策，并积极寻求中央政府实施投资主导型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达到拉动投资需求的目的。因这种政策倾向而产生的地方政府举债现象，以及产能过剩现象已经愈演愈烈。其实，从历史教训看，地方债务和产能过剩还算不上是最大的风险。日本的惨痛教训表明，过剩的流动性最终必然流向非生产性或者投机性投资场所，如理财业、房地产业和海外不动产投资等，形成更加危险的泡沫经济。

潜在增长率下降意味着，制造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下降，既有生产率下的生产企业难以为继。在一般实体经济不强劲的情况下，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热情也不高。日本政府在试图靠大规模公共投资刺激经济时，就遇到了投资资金难以落实的窘境。曾任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的宫崎勇发现，在实施财政刺激政策中，公共投资遇到先是“有预算没下拨”，继而“下拨了没到位”，及至“资金到位没开工”等层层打折扣的问题。^[21]

宫崎勇终究没有弄明白资金究竟去了哪里。对此，凯恩斯的批评者早在1933年就有了先见之明。针对凯恩斯的刺激政策建议，他在“经济信息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同事休伯特·韩德森给他写信说：“如果你宣布启动一项2亿英镑的宏大计划，你将会在至少一年的时间里拿不到一个订单，同时，它对金边股票之类的市场会产生迅速的影响。这样，你也许会在良性循环开始启动之前已经被恶性循环所围绕而不能自拔。”^[22]日本的泡沫破灭之后，陷入“失去的20年”。

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也趋于扩大。根据一些研究，如果把因资源占有不平等所导致的财产性收入，特别是一些介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灰色收入考虑在内的话，收入不均等的程度可能还要高得多。^[23]由于在这一收入分配格局背后，是一系列体制因素造成的资源分配机制的不规范和不透明，因此，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必须从推进深层改革入手，从体制和机制上打破既得利益格局。

在着手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消除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格局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正确应对经济增长的减速，确保蛋糕仍在继续做大。下面，我们看一看在中国经济所处的这个发展阶段上，应该从何处着眼，才能避免一发而不可收拾的经济崩溃和停滞。二元经济发展可以避免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关键，是由于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特有现象，得以打破劳动力短缺的新古典条件。所以，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剩余劳动力得到不断释放和吸收的过程中，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投资回报率也不会降低。

如图2—6所示，在经济发展阶段到达L点（刘易斯转折点）之前，资本报酬和投资回报都保持在R的不变水平上。而在L点之后，随着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一个自然的趋势，就是资本边际报酬和投资回报沿着R₀R₁的轨迹下降。

图2—6 刘易斯转折点之后

然而，在抽象地把资本报酬和投资回报分开考察的情况下，从图2—6中可以看到，有两个途径可以分别阻止或延缓两者的降低。第一条途径，凡是能够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做法，都可以把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进程放缓，在图2—6中用R₀R₂的变化轨迹表示。

新加坡就是一个大量引入外籍劳动力，而延缓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继而延长了人口红利收获期的例子。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速，以及高速经济增长导致劳动力短缺，新加坡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放松移民政策，逐步加大对外籍就业者的引进规模。2010年，新加坡全国劳动力中有34.7%为外国人。^[24]正是由于新加坡的劳动力供给长期保持相对充足，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得以延缓发生，从而维持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为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发展赢得了时间。

在中国，撇开引进外国移民之外，通过改革增加劳动力供给的潜力也是巨大的。由于在城市缺乏稳定就业和居住预期，不能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被人为抑低，因此，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实质性改革，就可以直接起到延长人口红利、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的作用。

然而，二元经济发展时期终究要完结，新古典增长阶段正是任何后起国家所要达到的目的地。所以，资本报酬递减终究不可避免，保持投资回报率的关键，则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此为第二条途径，即填补资本报酬递减所造成的缺口阻碍投资回报率下降的途径。换句话说，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不阻止资本边际报酬降低，而是抵消后者造成的投资回报率下降效果，保持经济增长。这个效应在图中表示为R₀R₃的变化轨迹，直至经济发展到达其商业化点（图中由C代表），经济增长就完全转变为新古典类型，唯一支撑投资回报率的因素就是生产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