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从增长视角重解“李约瑟之谜”

一 引言

经济增长理论通常从两个视角探索增长问题，一是着眼于报酬递减，即寻求贫穷国家对富裕国家的趋同；一是着眼于报酬递增，探索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源泉。这两个研究传统的理论出发点看似对立，却一道构成了对有史以来所有经济发展类型及其阶段更替的关注，特别有助于解释今天的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现象。

发达与不发达的分野是长期历史进程造就的结果，总体来说，可以把距今大约400年前发生的所谓“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作为标志性起点。如果不仅仅局限于严格的时间维度，而是从历史和逻辑统一的维度出发，这个大分流代表了人类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分水岭，后者在特定时间点上把不同的国家区别开来，那些或快或慢实现了工业革命的国家，从此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进入崭新的经济发展阶段。

那些既未成为工业革命始作俑者，也未能搭上工业革命末班车的国家，则长期徘徊在马尔萨斯陷阱之中。只是由于工业化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已经在19世纪和20世纪成为公共知识，也给了广大贫穷国家机会赶超早期工业化国家。但是，当年被大分流冲刷到另一方的国家，虽然有了一定的现代经济部门，许多却迄今仍然徘徊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

可见，经济发展问题，从纵向观察就构成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从横向观察则是增长理论的研究领域。两类研究领域都留下了诸多引导研究者孜孜不怠探索的发展谜题，分别与解释为什么国家之间发生经济发展的“大分流”，或者为什么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各自保持其发展状态这样的根本性问题相关。可以想象，如果把两个维度相结合并贯通一体，则会增进我们对于长期经济发展的认识，有助于解答两个学问领域中这些引人入胜的研究谜题。

“李约瑟之谜”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谜题，虽然它是更为广泛的命题——“大分流之谜”的中国版本。长期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李约瑟试图用大量的史料证明，自公元前3世纪直到15世纪，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而那以后则被西方所赶超。因此，“李约瑟之谜”无疑需要分两步给予解答，即第一步回答为什么中国早期的科技和经济发展能够遥遥领先，第二步回答为什么中国在15世纪之后的科技和经济发展大大落在欧洲之后。

对于这个谜题，分别有一个直接的注脚和一个更为广泛的背景资料。首先，许多研究者依据李约瑟的研究结论，总结了中国各个时期的科技发明，并揭示其在世界科技发明历史中的地位后，阐述了若干重要的发现。

例如，坦普尔（Robert Temple）得出结论称：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发明创造，几乎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1]然而，中国发明创造的数量占世界的比重自1500年以后急剧下降，一经工业革命开始则已经微不足道。例如，科技史资料显示，在401—1000年期间，全世界45件重大科技发明中有32件产生在中国，而到了1501—1840年期间，全世界472件重大科技发明中只有19件属于中国。

其次，经济史学家普遍承认，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即欧洲及其海外移民地区在科技和经济从而人均收入上所处的绝对领先地位，并不是从来如此。学者的研究表明，在1500年前后的世界，财富主要集中在东方，而中国在这个“东方”概念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只是在那之后，欧洲才开始渐渐崛起，并且在18世纪较晚的时候，东西方之间的“大分流”才出现。^[2]也大约在相同的时间范畴里，中国与西方在经济、科技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变成了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所以，在经济史学家和增长理论家穷经皓首，试图解答为什么会出现东西方之间的这个“大分流”的同时，“李约瑟之谜”其实只是“大分流之谜”的一个特殊的中国版本。

经济史学家倾注了足够的学术热情，尝试解答“大分流之谜”和“李约瑟之谜”，形成各种既相互补充又彼此对立的假说，相关文献卷帙浩繁却莫衷一是。概括而言，一个所谓“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或者占据主流地位，或者成为大多数相关研究的起点^[3]，着眼于解释为什么中国不能走上通往工业革命的演变道路。这样富有挑战性的重大历史命题自然也吸引了经济学家的参与，其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当属源自诺思（Douglass C.North）传统的制度经济学解释，而其着眼点则是解释为什么中国未能形成有利于工业革命发生的制度变迁。^[4]

已有的研究成果无疑从不同角度增进了我们的认识，但是，大多数这些理论解说流于“把一个命题归结到另一个命题”之弊，迄今为止我们仍在期盼对于“大分流之谜”和“李约瑟之谜”在框架上更加综合、在理论上更加彻底、在经验上能够站住的解答。

作为追求此目标的一种尝试，本章以一个贯穿经济发展历史的增长理论为框架，把“大分流之谜”重新定义为，为什么东方国家未能形成打破马尔萨斯均衡陷阱所必需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并将其转化为科学技术创新，以致不仅错失工业革命良机而且未能赶上末班车。不过，本书作者却仅仅着眼于这个重大命题的中国特例——“李约瑟之谜”，虽然后者的表述可以与前述“大分流之谜”的表述完全一致，我们仍然有必要在下面做进一步的理论铺垫。

从第二章的讨论中，我们可以从长期经济史过程中，识别出四个具有时间继起关系的经济发展阶段，分别为马尔萨斯式贫困陷阱、刘易斯式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以及索洛式新古典增长。以经济学家命名这几个经济发展阶段，比较便于把握各个发展阶段的最主要特征。

如何从前一个发展阶段转变到下一个发展阶段，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般性话题；特定地回答为什么东方国家没有率先或者至少与西方国家同步摆脱马尔萨斯贫困陷阱，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是“大分流之谜”提出的话题；而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成为工业革命的故乡，保持历史上的科技和经济领先地位，则是解答“李约瑟之谜”的特别目的所在。

在花样翻新的种种增长理论中，有两个方向的理论潮流越来越占有主流的地位。一个是把经济增长归结为一个社会能否产生足够多且足够好的发明、创造、创新，或概而言之，创意（ideas）。另一个是制度决定论，即经济增长绩效取决于能否形成一种有效保护产权的制度安排，从而可以对创造发明者给予奖励。具备了保护产权从而使产生创意的人能够获得奖励的制度安排，一般而言决定了能够取得怎样的经济增长绩效乃至决定国家兴衰，特殊而言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或主战场^[5]。

为了有针对性地解答中国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特殊障碍，需要对上述两个增长理论潮流做一定的修正或补充。首先，创意必须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转化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引擎和燃料。其次，人力资本是生产创意的源泉，而物质资本是创造发明的载体，而且，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因素是相同的，实际中两者缺一不可，必须相互配合。最后，把妨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的根源，归结为产权制度不健全，不如归结为激励机制不健全在理论上来的更充分，因为激励这个概念的概括性更周延。例如，鼓励人力资本积累的因素还包括诸如晋升制度等，而并不唯一地来自于产权制度。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定义一个更具实证意义的“大分流之谜”或其中国版本“李约瑟之谜”，并尝试给予解答。中西方马尔萨斯类型经济增长的表现差异，在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的不同，即欧洲典型的封建制与中国的王朝帝国制，造就了大相径庭的激励机制。

也就是说，在一个周而复始的贫困陷阱中，必须具备形成临界最小资本积累的条件，以及形成一种人力资本激励机制，实现创新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否则无法打破贫困均衡陷阱。因此，“大分流之谜”（“李约瑟之谜”）可以重新表述为：为什么东方国家（中国）在古代没有形成打破马尔萨斯均衡陷阱所必需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并将其转化为科学技术创新，以致错失工业革命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