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农业内卷化与二元经济形成

人们以为二元经济这个概念是由刘易斯首创。其实，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刘易斯首创了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但是，正如任何理论终究有其学术渊源，任何伟大理论必然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样，刘易斯二元经济概念的内涵，无疑应该来自于格尔茨影响深远的观察和概括。^[25]根据后人对格尔茨著作的解读^[26]，我们可以得出他的贡献所在及其与其他的理论和观察之间的联系。

我们先来看所谓的农业内卷化起于何种因素。无论何时何地，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通常都会产生剩余劳动力。这时如果条件成熟，也就是说已经存在着现代经济增长的因素，代表着这些新因素的其他产业能够正常地扩张，有能力吸纳转移出的剩余劳动力，并且没有制度性、政策性的劳动力转移障碍，就会发生预期的产业结构变化从而经济发展过程，或称演进（evolution）。如果由于殖民政策、政府剥夺性政策、城市偏向政策，或者其他任何扭曲性政策，阻止了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就业，剩余劳动力就会积淀在农业中，从而出现农业内卷化（involution）。

从对格尔茨的文本解读可见，内卷化（involution）实际上就是演进（evolution）的反义词，所以，如果把后者理解为向外演进，则可以把前者理解为向内演进。既然农民是理性的，同时也由传统社会的社区紧密性质决定，他们显然不会真地去区分出哪些劳动力是剩余的，并任其无所事事，而是要做出至少两种调整以为应对。观察这两种调整，也就同时揭示出内卷化的两个内在含义。

其一，在耕作手段仍然传统的条件下，以非现代要素和手段过度精细化耕作，因而维持僵化不变的农业生产方式。从本质上说，这仍然是舒尔茨定义下的传统农业。也就是说，在农业具有了分化可能性的时候，特定的制度安排既没有去摧毁也没有去改造传统小农经济，而是通过抑制劳动力转移的方式，继续将其维持在以往的生存水平上，形成一个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

其二，既然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出去，则意味着劳动者必须分享劳动机会，相应地，在刘易斯理论的意义上，每个劳动者只能得到低于边际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分享工资；而由于格尔茨强调内卷化概念本身时，包含了农民不会产生分化的意思，所以他称之为分享贫困（shared poverty）。后来的研究者由此认为，这恰恰是在那些内卷化社会，始终未能形成经济起飞条件的原因（如第三章所讨论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

有没有使一个国家摆脱这种内卷化状态的途径，如果有的话是否存在不同的类型，它们之间差别意味着什么，不意味着什么呢？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的讨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变的各种模式，都是从这种内卷化状态出发的。^[27]差别只是停留在内卷化状态的时间有长有短，转型过程中采取的路径有激进的也有渐进的，因而所导致的后果不尽相同。从历史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几种不同的路径和结果。

第一种情形是通过某种强制性的方式，最著名的如英国圈地运动和相关立法，把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挤压出去，聚集起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形成大生产体系与小农经济的对立，并随着前者摧毁后者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事实上，这种路径的演化过程也是多种模式的，譬如人们常常提到的英国道路、普鲁士道路、法国道路等。但是，这些“道路”所具有总的共同特征往往被忘记，即转变发生之前的农业内卷化阶段。

第二种情形是通过二元经济发展过程，现代经济增长得以不断扩大，传统农业经济在份额下降的过程中逐步现代化。这个转变持续进行，直至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二元经济特征最终消失。在这种路径中，人们容易看到作为起点的农业内卷化的确曾经存在。

第三种情形是长期停滞在农业内卷化状态，形成一个僵固的二元经济结构。人们一般不把这种情形说成是停滞在内卷化状态，而只是说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停滞在传统农业中。例如，实际上舒尔茨所研究的“改造传统农业”，针对的对象实际上是内卷化农业。

经济史演变过程不会像一个连续函数那样，可以定义为自变量趋近于零的变化引起因变量相应的微小且连续变化。因为就人类社会发展事件来说，我们根本无法确切地认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应该具有何种程度的因应性，才能够把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区别开来。虽然刘易斯是从对后起国家的观察，才揭示出一种特殊的二元经济类型，但是，无论就这些国家表现出来的农业内卷化来说，还是就其经济上的二元性来说，在早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是存在的，只不过由于过程过于缓慢而难以进行清晰观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