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卓著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世人瞩目成就，一个重要的表现在于经济发展方面。正如任何国家经济发展历史所表现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也遭受过挫折，有过一次次的起伏波折，付出过沉痛的代价，但是，在这70年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中国终究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成功发展。在1978—2018年期间，中国经济保持年均9.4%的实际增长率，比同期任何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都高出很多，成为梅纳德·凯恩斯所说的“复利奇迹”的经典例证[1]。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弥足珍贵，国际社会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外经济学家一直以来尝试做出理论总结，也不乏一些试图揭示这一奇迹的世界意义的有益成果。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应该以是否符合这个国家实际走过的历程为据，以是否能够揭示过程的本质特征为优劣判断，以是否能够提炼出具有一般意义的规律性为价值，而不应该把是否符合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教义为依据。
从这几个角度来判断，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分享经验的解读文献，来自国外学者的研究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常有隔靴搔痒的距离感，国内学者的研究总体来说缺乏全球视野和历史深度，也鲜见能够把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完好结合的作品。这诸种缺陷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的低估。让我们先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认识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视角，以及理解为什么经济学不能缺乏这些视角。
首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国拥有总人口5.54亿，占世界人口的21.9%；在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中国人口达到9.66亿，占世界人口的22.4%；截至2017年，中国总人口为13.90亿，占世界人口的18.41%。占人类总数高达1/5到1/4的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经济发展探索和实践，与其他国家人民的愿望和努力相同，并且取得了引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本身便天然具有了显著的世界意义。
其次，正如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自己独特的历史起点上和一段时期特定的环境中所发生一样，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自身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环境。但是，整个世界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也表明，人类需要共同遵循的一些经济发展规律，正是从每一个独特的国家经济发展经验中提炼和抽象出来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多样性与个案性的统一，不仅是发展规律的源泉，也是其作为一门经世济民学问之所在。把中国经验与一般规律进行比照并得出有益的启示，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第三，成功的经济发展、结构变革和成果共享，都是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理论所孜孜以求的目标，改革开放方式和路径也是另一些经济学分支如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等高度关注的制度变革过程。中国在所有这些领域进行的实践虽然不乏自身特色，同时也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以证实或证伪的方式与诸多经济理论、定理、假说相联系，为修正、检验、丰富和创新经济学提供了有益养分。而且，由于中国经济体量之庞大、制度变迁内容之丰富多样、成效之显著，中国经验可谓经济学研究不可多得的富矿。
最后，中国自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经济总规模继续扩大，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3.61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6.4%，占到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总和的42.9%，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9%。预计21世纪20年代初中国人均GDP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标准，30年代初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也就是说，中国将很快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国，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经历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认同这一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中国经济的未来路径、趋势和走向，必然会以十分显著的程度影响世界经济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本书尝试把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经济发展，特别是40年改革开放发展放在中国历史的纵向维度和世界经济的横向维度中进行考察，特别注重描述这个过程的关键时刻，揭示改革开放发展的关键环节，分析各种影响人们对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进行理解的关键问题。与此同时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和一般意义。全书共分14章，现将其逻辑脉络、结构安排和主要内容简介如下。
第一章作为全书开篇，重点阐述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经济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分别在不同阶段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和有益的教训，最终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前30年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后40年的改革开放逐步消除了计划经济的体制弊端，形成市场经济下的有效激励机制，推动资源重新配置，中国全方位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奇迹，也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首先，中国经济以同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以及不断扩大的总规模，成为总量第二和增量贡献最大的经济体，发挥了世界经济发动机和稳定器的作用。
其次，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成功实践，从数量意义上奠定了中国经验的世界性和显著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分享与智慧借鉴。
最后，中国经济发展探索中所体现的具有共性的发展规律，以及把一般规律与特殊国情相结合的方法论，为修正、丰富和创新经济理论提供了有益的素材，尤其有助于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复兴。面向“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国经济正在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还将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章尝试从增长理论和经济史的角度，为中国经济发展确立一个历史坐标。新古典增长理论基于西方国家发展经验，把经济增长看作单一、匀质的过程，在认识和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实经济发展时，暴露出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局限性。
这一章尝试贯通各种经济发展理论，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激励的角度解说经济增长成败。从较宏大的经济史视野，把经济增长划分为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新古典增长等几种类型或阶段。同时，把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嵌入相应的增长类型和阶段，对每个阶段相关的重大中国命题，如“李约瑟之谜”“刘易斯转折点”和“中等收入陷阱”等，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第三章立足于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分析经济史研究中“大分流之谜”的中国版本“李约瑟之谜”，力图增进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深度。在一个周而复始的贫困陷阱中，必须具备形成临界最小物质资本积累的条件，以及形成一种人力资本激励机制，实现创新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否则无法打破贫困均衡陷阱。因此，“李约瑟之谜”可以重新定义为：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未能形成打破马尔萨斯贫困陷阱所必需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并将其转化为科学技术创新，以致中国未能成为工业革命的诞生地，错失拥抱现代化的历史机会。
这一章揭示前现代时期欧洲典型的封建制与中国的王朝帝国制的巨大差异，造就了大相径庭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激励机制，尝试为理解“李约瑟之谜”提供一个经济增长视角。
第四章为中国所经历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进行理论和经济史铺垫，尝试赋予其一般意义。在主流增长理论中，传统上只承认一种经济增长类型，即新古典增长，而忽略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发展类型和阶段。这不仅倾向于低估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的学术史贡献，也弱化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对大量发展现象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这一章尝试填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这一逻辑缺陷。通过梳理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史文献，整合一些经济史研究的经验与发现，论证各国经济史上都经历过积累起大规模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形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并称之为“格尔茨内卷化”经济发展阶段。这样，可以把东西方各国的经济发展，典型地概括为马尔萨斯贫困陷阱、格尔茨内卷化、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索洛新古典增长，因而在第二章论述的基础上，使经济增长类型和阶段的划分在逻辑上更为完整，在经验上更加丰富和包容。
第五章整体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分享经验。总结长达4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可以显著增进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为经济学进行回顾总结、经验分析和理论提炼提供丰富的素材。虽然国内外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验的成功予以高度肯定，但是，对中国改革与发展做出理论解释和评价的研究中，占主流地位的范式仍以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话语作为圭臬。
这一章从中国实际出发，结合对国内外经济学界相关文献的讨论，揭示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及其与一般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致性，概括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本章立足于历史逻辑同理论逻辑相统一的思想方法，简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程，阐释其相互关系和推进逻辑，概述通过激励机制、要素积累和资源配置体制、市场发育、宏观政策条件等方面的改革，实现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生产率提高的效果，并结合发展阶段变化对改革做出展望，提出政策建议。
第六章从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总结农村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本章从农业内卷化背景出发，阐释从农业内卷化转向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的几种备选路径及其在不同国家的适用性，以此解说农业人民公社化的逻辑以及人民公社失败的原因。自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一举解决了农业生产缺乏激励的问题之后，在40余年改革开放时期，农村改革乃至整体经济改革始终围绕着赋予农民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权利进行，使农村劳动力得以不断退出生产率低的生产活动，日益充分地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流动，并依次进入生产率更高的生产活动部门。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农业经营规模问题再次上升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一方面，由于土地经营规模的制约，农业出现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显现出作为一个产业缺乏自立性和竞争力；另一方面，以农业产业特殊论为代表的传统观念禁锢了农业发展的政策思路，使中国农业开始走向过度依赖补贴和保护的道路，农业发展新阶段的任务迟迟不能破题。本章尝试从理论上对不利于构建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的传统观念予以澄清，从经验上揭示中国农业因规模不经济而面临的困境，从政策上建议通过改革，破除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妨碍土地经营规模扩大的体制性障碍。
第七章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历史瞬间或事件，分别从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农业及农村产业中“退出”，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的“流动”，以及在居住、就业、社会身份等方面“进入”城市及其部门和社会三个角度，叙述了同时作为改革过程和发展过程的中国特色城镇化。
以城镇化为代表的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可以回答如下一些重要问题，并且为解决一般的发展问题提供方案。第一，通过改革解决生产要素积累的激励问题和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机制问题，把必要条件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第二，立足于劳动力重新配置从而促进更加充分就业，把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融为一体，由此获得全社会对改革的共识，使之得以持续推进；第三，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不断调整改革的重点，以保持和挖掘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顺应相同的逻辑，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需要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动力，推动劳动力继续退出，以消除深层体制障碍促进其更充分的流动，以搭建社会纵向流动阶梯推动其更高进入。
第八章着重阐述中国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效果的一个重要视角，即观察改革如何通过改善激励机制、矫正价格信号和拆除体制障碍，促进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从增量和存量两个方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一章梳理了国内外解析中国经济改革及其增长效应的相关研究，从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充分条件、机制机理、结构视角和阶段变化等方面，尝试对现有研究文献的不足做出自己的补充。这一章从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角度简述了一系列体制改革的过程和逻辑，从经验角度估算了三个产业总体以及产业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揭示高速经济增长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并阐释其对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含义。
在分析的基础上，本章借助发展经济学的三个经典模型及其强调的劳动力转移重点任务，分别从刘易斯转移阶段、托达罗转移阶段和费-拉尼斯转移阶段的逻辑关系和时间递进性，对进一步实现劳动力转移提出政策建议。
第九章分析中国最富成效的成功实践——大规模减贫及其经验。中国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拆除了阻碍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的体制障碍，推动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就业领域不断退出，实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产业之间日益充分的流动，进而获得更高效率的重新配置，不仅为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必要条件，也通过劳动力转移和就业扩大提高了农户收入，同时实现了发展与共享。
与这种整体的共享型发展相并行，中国政府实施了专门的农村扶贫开发战略，并随着发展阶段和贫困性质的变化，与时俱进地调整对贫困对象的聚焦程度，打破了扶贫效果边际递减的迷思，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减贫成就。
这一章从减贫的角度简述40年改革和发展过程，揭示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源泉，展示发展所具有的共享性质；回顾国家农村扶贫战略的实施过程，揭示其中体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概括改革促进发展和减贫的实践、主要经验及其世界意义；对2020年实现按现行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之后面临的新任务做出展望，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十章讨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减速现象。这一章总结了中外经济学家用来分析增长减速现象的三种流行范式，剖析其对于认识中国经济的削足适履之嫌。从供给侧原因即人口红利消失从而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否定从需求侧或周期性因素解释减速的合理性，区分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上出现的减速与以往历次出现的周期性减速的不同，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世界经济新平庸的不同，以国际经验和教训阐释过度采用需求侧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潜在风险。
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特殊阶段，第十章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更加聚焦的版本——门槛陷阱，籍此揭示在中国即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际，在增长、改革和保障民生方面的新挑战。既借鉴国际经验，又立足于中国的问题导向，从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累、投资回报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指出潜在增长率进一步下降的因素。在揭示阻碍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体制性障碍的基础上，指出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必要性，并依此逻辑指出赢得改革红利的关键领域。
第十一章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趋同的视角考察中国经济发展。在历次工业革命基础上形成的全球化高潮，虽然从理论上可以预期为世界经济和各国增长提供强大动力，然而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对应的全球化1.0和全球化2.0都把广大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受益者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广泛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同时进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全球化3.0并从中获益，实现了后起国家经济发展的赶超，导致世界经济的明显趋同。
与这一轮全球化并行，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创造出发展所必需的“钱纳里条件”，实现了激励改善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统一，在分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走到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前沿。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自身发展阶段变化，面对来自全球化的逆风和传统增长动能的式微，中国经济发展也遭遇到严峻的挑战。坚持深化经济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引领全球化保持开放包容性质，坚持和完善自身发展所必要的“钱纳里条件”，中国经济就可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第十二章阐述全球化趋势以及中国应采取的应对战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高潮，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以致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国内经济社会政策跟不上其步伐，造成就业岗位损失和收入停滞，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成为“输家”，日益强烈地表达不满，政治家则倾向于把问题指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以美国信贷扩张为代表的应对政策缘木求鱼，未能从供给侧解决生产率滞缓的问题，也未能通过再分配解决全球化收益的分享问题，反而对房地产泡沫推波助澜，最终导致泡沫的破灭，酿成国际金融危机继而欧洲债务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平庸状态。
随着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民粹主义化，贸易、投资和移民等领域保护主义政策盛行，全球化趋势有被逆转或阻滞的危险。中国在改革开放和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充分利用了上一轮全球化机遇，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张，从而使全球化成果得以在广泛的基础上分享。面对式微的全球化，中国应以其经济体量和潜在消费力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优势，在国际事务中主动作为，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推动因素。
第十三章探讨全球公共品供给及其中国方案。以英国和美国作为单一霸主国家，主导国际公共品供给的传统全球治理模式，因其未能广泛代表各国的共同意志和平等利益，终究不能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品。随着世界经济及其贡献者的多极化，不仅传统的治理方式和格局不再是不可或缺，而且全球共治新模式的形成不可避免。
因而，当今世界并不存在关于公共品供给真空或治理主导权交接的金德尔伯格陷阱。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也必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代表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寻求霸主国家地位及其蕴涵的全球公共品供给者的主导地位。从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愿望出发，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其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和共享的成功经验，也有责任和能力提出关于全球减贫的中国方案，与各国人民一道，为破解被称作伊斯特利悲剧的反贫困难题贡献智慧和努力。
第十四章阐释迎接新的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经济学革命。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正在面临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4.0的崭新挑战。以往的历次工业革命和不同版本的全球化，无疑都起到了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但是回顾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工业革命和全球化同时也带来世界经济趋异、国内发展不平衡、收入不平等乃至贫困等痼疾。
从经济思想史来看，以存在着“涓流效应”为假设的两种经济学传统观念，即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更是源远流长，产生的误导及其后果绵延不绝。把经济史的回顾与经济学反思结合起来，可以得出结论：技术变革既不会以同等程度渗透到所有领域，并由此自然而然地导致均衡发展，也不应该指望能够坐享其成，等待产生经济增长成果的均等分享。
既然经济理论是经济政策制定的方法论之基和理念之源，正确应对正在发生的新工业革命和更高版本全球化，亟待破除对政策制定产生误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政策制定中的唯教义论，以及在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上的一成不变论，以人民为中心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
[1] 凯恩斯提出“复利奇迹”这个概念，表达他对于人类经济发展前景的乐观判断。但是，他所依据的经济增长经验，远远不能与中国在过去40余年所取得的奇迹媲美，他所依据的生产率进步事实，与如今的新技术革命也不能相提并论。参见John Maynard Keynes，“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1930），in Lorenzo Pecchi and Gustavo Piga （eds.），Revisiting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2008，pp.1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