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追捕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和寻找埃尔多拉多国王（哥伦比亚）

他说［哥伦比亚］遍地都是宝石和黄金……他还讲到有一个国王，赤身裸体地乘着筏子在池塘里供奉祭品……他［遍身］涂满了……大量的金粉……整个人闪着光，像太阳一样耀眼……于是［西班牙］士兵们给［这个国王］取名为埃尔多拉多国王［即黄金之人］。

——胡安·德·卡斯特利亚诺斯

（Juan de Castellanos），1589年

有时我就是神；如果我说一个人应该死，那么他就活不过当天……世上只能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就是我］。

——巴勃罗·埃斯科瓦尔，麦德林贩毒集团首领，连续七年登上《福布斯》杂志亿万富翁榜单（1987～1993年）

将来可能有一天我会找你帮忙，也可能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不过直到那之前，让我为你主持公道吧……就当作在我女儿大喜的日子里送你的礼物。

——唐·柯里昂，《教父》

（The Godfather），1972年

砰，砰，砰！

星期三上午11点30分，有人敲响了乌戈·马丁内斯（Hugo Martínez）上校位于波哥大卡斯特拉娜区（La Castellana）的公寓房门，这预示着他可能即将面临死亡。此时正值麦德林毒品战争的顶峰时期，而且马丁内斯心里清楚，自己居住的高档公寓门禁森严，任何人想要来到位于五层的他家，必须先通过楼下门卫的审查，然后门卫会通过内部对讲机确认业主是否在家，询问访客姓名并通报其到达。只有在业主许可的前提下访客才能进入公寓楼，因为这里住的大多是高级别的哥伦比亚警务官员。但是在这一天的上午，对讲机并没有响过。马丁内斯上校起初猜测也许是邻居在敲门，可是转念一想，谁会知道他现在正好在家里？上校的工作是专门追捕麦德林贩毒集团的各个头目，充满了各种危险，于是他小心翼翼地移动到门边，他四周的地上散落着一些玻璃碎片，这是因为一周前外面的爆炸震碎了玻璃和电视机。

砰，砰，砰！

上校今年49岁，很瘦，身高6英尺，留着棕色的短发，眼睛是咖啡色的，双眼间距略近。他本来正在打包一些家里的财物，但是突如其来的敲门声让他愣了一下。这间公寓已经被空置了一周，墙上的时钟还在安静地走着，地上散落着一些衣物，他孩子的房间里还堆着各种玩具，一切都还是他妻子带着两个孩子逃离时的原样。不应该有任何人知道他此时会独自一人出现在波哥大的这间寓所里，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敲门呢？

一周前，贩毒集团的人在公寓楼下面的街道上引爆了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碎裂的弹片四处弹射，还伴随着滚滚升起的浓烟。不少人受了伤，但幸好无人遇难。当时马丁内斯正在200多英里以外的麦德林，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焦急地给妻子打了电话，然后立刻飞回波哥大给她和两个孩子安排藏身之所。马丁内斯意识到贩毒集团本可以杀掉他所有的家人，但是他们选择用这个炸弹来传达一个消息，他们相信上校一定能够明白个中含义：

我们麦德林贩毒集团的人知道你的家人住在这儿。只要我们想，随时都可以致他们于死地。如果你继续追捕我们，他们的死期就要来临了。这是对你的警告。

在过去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马丁内斯上校在麦德林过着和尚一般的生活。他亲自挑选了一批特警并由他带领驻扎在那里的一个警察局中——这支队伍被称作“搜查团”（el Bloque de Búsqueda）。哥伦比亚政府在1989年的时候任命马丁内斯负责领导抓捕哥伦比亚最有权势、最让人畏惧的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并捣毁他的贩毒组织的行动。无论是马丁内斯还是他的同事们都确信接受这个任务就等同于自杀。

马丁内斯并不想接受这个任务。事实上，他大部分的同事都认定他在几周，或者最长不过几个月内就必死无疑。不过马丁内斯相信，接到了任务就要执行。毕竟从成为警校学员那天起，他的一生都献给了警务工作。

职责就是职责。如果他不接受，那么就会有别的什么人不得不接受任命。多年来他的工作就是发出命令、接受命令。这一次，他也没有拒不接受的打算。与此同时，上校也意识到可能这正是为什么会由他来承担这个任务，因为马丁内斯的上级知道，别人可能会选择辞职或将任务转嫁给其他人，但马丁内斯是少有的几个绝对不会这样做的人之一。事实上，他一直以工作有效率而闻名。另外他的记录也很清白，不仅有上校军衔，而且是法学院毕业的高才生，在学校时成绩就名列前茅。马丁内斯人过中年，已婚，还有三个孩子，完全有可能进一步晋升为上将，当然前提是他不会在这次任务中丧生。

接到这个新命令时，马丁内斯和家人都生活在波哥大，但是工作需要他马上前往麦德林。也就是说，他要在一个几乎所有地方警力都已经被贩毒集团买通的城市里执行自己的任务。在哥伦比亚，警务工作者的薪酬很低，而毒品贸易却可以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自然而然地，腐败现象在这里屡见不鲜，麦德林的法官、警察和政客都收受了贩毒集团的好处。事实上，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一直坚信在他的家乡，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贩毒集团花这笔钱当然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主业——出口可卡因，所以贿赂是他们不得不付出的成本。如果某个人被认定是会添麻烦而且无法被收买的，又或者某个人欺骗或是背叛了贩毒集团，那么埃斯科瓦尔和他的贩毒集团还雇用了成千上万的职业杀手，这些人组成的组织叫“刺客团”（sicarios），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杀手军团，他们负责保障贩毒集团的意志得以实现。到20世纪80年代，麦德林的街道上已经有大约2000名“刺客”，其中大部分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经常骑着双座的摩托车出现，前座上的人负责驾驶摩托车，后座上的人负责开枪射击。有些人说埃斯科瓦尔本人十几岁的时候就是一名“刺客”，他还给这些年轻杀手们传授过他偏爱的暗杀手法：朝着暗杀目标前额眼睛上方的位置连开两枪。按照埃斯科瓦尔的说法，万一有人中了一枪之后还能侥幸不死，那么第二枪也可以保证将他送上西天。

在麦德林，为贩毒集团提供暗杀服务是一种特别赚钱的差事，它甚至还激活了一整条作坊式的产业链。随着暗杀目标的增多，提供顺畅、迅速并且无可追查的暗杀服务成了一项特别有市场的技能。到1989年，也就是上校和他带领的400名“搜查团”成员来到麦德林挑战埃斯科瓦尔的时候，这里已经被公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了。没有哪个大城市会像这里一样每天出这么多命案，甚至连接近这个数字的都没有。

“搜查团”的成员都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无论是上校还是他的部下们都没有带家属前来，否则他们挚爱的人会马上成为贩毒集团的刺杀对象。实际上，“搜查团”成员的家属生活在各个城市的各个地方，而且出于安全目的还要经常转移。就在最近，由于哥伦比亚政府加大了对贩毒集团的打击力度，暴力事件也随之愈加频繁地上演，马丁内斯上校和妻子也不得不立即让自己的孩子停学，因为就算是有警察护送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在这次爆炸袭击发生之后，上校意识到连波哥大也已经充满危险了，从这个层面上说，哥伦比亚几乎再没有一个角落是安全的了。对马丁内斯来说，贩毒集团就像一只有无数触角的巨型章鱼，有些触角已经很粗，有些还很细小，还有更多的触角在不停地向外生长。没有什么人是贩毒集团接触不到的，哪怕这些人是在哥伦比亚境外。任何人出于任何原因想要阻碍贩毒集团的发展壮大，都会使自己自动成为被暗杀的目标。

砰，砰，砰！

敲门的声音越来越大，门外之人显然没有放弃的意思。

“谁在敲门？”马丁内斯问道。

没有人回答，但是马丁内斯可以听到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

“谁在敲门？”马丁内斯又问了一遍。

这次，他听到外面的人报上了一个名字。一个他认识的名字，不过已经好几年没听人提起过了。

马丁内斯开了门。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年纪在45岁左右的男人，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皮肤是棕色的，满脸痛苦的表情。马丁内斯认出了这个人——他曾经也是一名警察，但自己已经四年多没见过他了。当他们都还在另一座城市工作时，这个人曾经是马丁内斯的邻居。后来因为他存在一些违规行为，马丁内斯要求他提交了辞呈。

此时这个男人站在这里，脸上带着一副羞愧和恐惧混合在一起的复杂表情。他甚至不敢直视上校的眼睛。

“我是来给你传口信的，上校，”最后他终于开口了，“我不得不来。”

马丁内斯看着他，皱起了眉头。这个人于是抬起了头。

“这个口信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给你的”，他说。

“如果我不来，他们会杀了我，或是杀了我的家人。他们就是这么威胁我的。”

马丁内斯看着自己以前的同事，脑子里依然在想他怎么能这么轻易地进入公寓楼来到自己门前。

“什么口信？”最后上校问道。

“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让我来给你开价600万美元。”

男人仔细观察着马丁内斯的神情，评判着他的反应，然后才继续说下去。

“你可以继续做你的工作，继续担任你的职务，继续开展你的行动，但是，他唯一的条件是，”来人深深地凝视着上校，最后补充道，“展开对他的抓捕行动之前，你必须先打个电话，让我们知道你要行动了。如果你同意，这笔钱就可以存到任何你指定的账户里。”

“600万美元”，男人又重复了一遍。

马丁内斯上校看着他的前同事，显然对方很不自在，尽管室温很低，但他在不断冒汗。上校脑海中现在出现了两个想法。第一个是确定这就是埃斯科瓦尔想要以贩毒集团标准的手段收买他，这种手段也被称作“银或铅”（plata o plomo），就是“拿钱或没命”的意思。一周前的炸弹袭击是“铅”的部分，就是威胁马丁内斯就范，否则一定会没命。而现在，自己的前任同事则送来了“银”，也就是600万美元的贿赂。要接受哪一种，全凭马丁内斯自己决定。

第二个想法是埃斯科瓦尔之所以会派人来贿赂他，肯定是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压力。看着眼前贩毒集团的信使如坐针毡的样子，马丁内斯完全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本来上校和他的部下们就已经抓捕或击毙了几个埃斯科瓦尔最主要的副手，其中还包括他的亲戚埃纳奥（Henao），埃纳奥是他左膀右臂一样的人物。上校意识到埃斯科瓦尔肯定开始担心了。他的贿赂显示出的是软弱而不是强大。

“跟他说你没找到我”，马丁内斯低声说道。

“但是上校，我不能那么做呀”，男人乞求着。

“这次对话从来没发生过”，上校坚定地回答。

尽管男人还在苦苦哀求，但是上校已经关上了房门。

埃斯科瓦尔七岁的时候，他的大哥罗伯托（Roberto）也才只有十岁。有一天，一伙武装暴徒（Chusmeros）来到他们一家所在的名叫提提里布（Titiribu）的村庄，打算把整个村子的人都杀光。那一年是1959年，埃斯科瓦尔的哥哥罗伯托后来这样描述道：

暴徒们深更半夜来到我们镇上，把老百姓从各自的家中拽到外面杀死。当他们来到我家外面时，也是一边用砍刀砸门一边大喊着要杀死我们。

埃斯科瓦尔所在的村庄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哥伦比亚自由党的成员，而这伙武装匪徒则大多是保守党的成员。11年前的1948年，哥伦比亚国内的党派斗争达到了最高潮，自由党的政治候选人豪尔赫·盖坦（Jorge Gaitaán）被暗杀，而他本来是很有可能当选总统的。盖坦的死成了哥伦比亚一种集体性精神崩溃的触发点，激起了一种内发性的暴力大释放，其凶残程度不亚于40多年之后在卢旺达发生的大屠杀。如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延续形式。”盖坦的死让哥伦比亚人不再只通过投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转而到乡村去宣扬自己的理念，而他们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工具就是砍刀、匕首和枪支。在一个只有1100万人口的国家里，接连发生的暴力事件很快就导致了30万人丧生，另有60万～80万人受伤。让情况更加恶化的是，在哥伦比亚的政治论战转化为公开内战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特别野蛮残暴的特点：人们的目标不再是简单地杀死自己的对手，更重要的是杀人的方式越惨绝人寰越好。

在这场后来被世人称为大暴乱（La Violencia）的大规模动荡期间，杀人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恐怖，以至于为此还出现了新的词语。人们不得不创造新的语言形式来描述这些从未出现过，或是从未发展到这样极端的程度或规模的新行为。这类口语名词迅速传播开来。举个例子来说，“picar para tamal”的意思是“像切玉米粽子一样”，在这里指的是用刀慢慢地劈砍人的身体，直到他或她断气为止。另一种杀人方法叫“bocachiquiar”，这个词来源于一种叫“褐菖鲉”（bocachico）的鱼，因为它的鳞特别多，渔民清理它的时候得先在鱼身上划很多刀才能最终把鳞都去掉。把这个办法用在人身上就是指在被害人身上划出无数的伤口，直到他或她因失血过多而丧命。在乡村里发生的暴乱中，还有割掉人的耳朵、剥下活人的头皮，或者用刺刀刺死孩子和婴儿的事发生。对于成年人而言，还有一种死法叫“corte de corbata”，字面意思是“领带切”，即割开受害人的喉咙，然后从敞开的伤口中把他或她的舌头揪出来。

就是出于这些原因，在盖坦被暗杀的11年后，当暴徒们在深夜里举着灯和火把，叫嚣着来到埃斯科瓦尔家门口的时候，全家人都知道迎接他们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根据巴勃罗的哥哥罗伯托所说，当拳头和砍刀砸门的声音以及邻居们的惨叫划破夜晚的宁静之时：

我母亲向着阿托查的婴儿耶稣雕像（Baby Jesus of Atocha）一边祈祷一边哭泣。她把一个床垫铺到了床下，让我们躺在上面不要发出声音，然后又用毯子把我们盖严。我听到父亲说：“他们一定会杀了我们，但是我们可以让孩子们幸免于难。”我紧紧地抓着巴勃罗和我的妹妹格洛丽亚（Gloria），告诉他们不要哭，我们一定会没事的……我家的大门很结实，暴徒们没能破门而入，于是他们就在门前洒满汽油，然后把房子点着了。

几乎是在埃斯科瓦尔一家就要葬身火海的时候，哥伦比亚的军队及时赶到，驱散了疯狂的暴徒。不久之后，士兵敲着埃斯科瓦尔家的大门告诉他们外面已经安全了。埃斯科瓦尔一家起初还不肯相信他们，直到最终实在忍受不了屋里的高温，才跌跌撞撞地跨出了家门，映入他们眼帘的是被劫掠破坏后的乡村。士兵们把埃斯科瓦尔一家和其他幸存者一起安置到了当地的学校里。罗伯托回忆道：

道路被两边燃烧着的房屋照亮了。在这种特殊的光线下，我看到了那些被丢在水沟里或是挂在路灯柱子上的尸体。暴徒们在尸体上也撒了汽油并点火焚烧，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尸体燃烧的气味。我抱着［7岁的］巴勃罗。巴勃罗紧紧地搂着我，好像再也不肯松开手一样。

突然爆发的野蛮暴力让全世界都意识到，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此时的哥伦比亚就像是一个绷紧的弹簧，弹簧的一头还拴着手榴弹。实际上，盖坦被刺杀一事在这个国家本来平静的外表上磕出了一道裂缝，于是内部的紧张状态找到了爆发的突破口，就像安第斯山脉上不时从山体裂缝中喷发而出的岩浆一样。然而这已经不是哥伦比亚第一次爆发这样的动乱了。早在50年前，也就是1899～1902年，这里就经历过一次同样野蛮的内战，80万人在战争中遭到屠杀，这个数字相当于哥伦比亚人口的20%。

“我们的历史中出现的这些不可估量的暴力和伤痛不是3000里格之外的［共产主义］团体策划的阴谋，”哥伦比亚小说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82年发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时这样说道，“而是源于人们长久以来遭受的不公和无法述说的苦难。”

历史学家无疑会赞同这样的说法。他们大多认为哥伦比亚当代暴力事件背后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最初的西班牙征服活动。1537年，一支由不到200名西班牙征服者组成的队伍，在31岁的贡萨洛·希门尼斯·德·克萨达（Gonzalo Jiménez de Quesada）的带领下，来到了一片遍布印第安人村落的高原。西班牙人当时想找的是一位名叫波哥大（Bogotá）的印第安人首领，因为有传言说他拥有大量的黄金。这些西班牙人很快就误打误撞地发现了穆伊斯卡文化（Muisca culture）。穆伊斯卡是一个由一些美洲原住民部落松散联合而成的印第安人联盟。穆伊斯卡人住在圆锥形的棚屋里，在广阔富饶的田地上耕作。他们穿的服装是棉质的束腰长袍，也会挖掘或通过交易来换取宝石、红铜和黄金。每一个穆伊斯卡部落都有一个首领（cacique）。穆伊斯卡这样的联盟已经是安第斯山脉上出现过的最复杂的社会群体了，这个联盟在山区占有的领地面积相当于今天瑞士的大小。

穆伊斯卡人讲的语言是奇布查语（Chibcha），属于一种广泛使用于中南美洲的语系的一支。如其他一些南美洲原住民一样，穆伊斯卡人没有私人财产。无论土地、水源，还是狩猎来的动物，都归全体成员共有。相反，西班牙人则来自刚刚兴起了资本主义的欧洲。他们看到的不是人们的公共财产，而是一片等着他们掠夺的土地——这个国家正适合引入私有制制度。因为这里的田地、平原和森林都可以被占有并瓜分，然后所有者就可以马上开采这里的资源，并将其销往海外换取利益。一位16世纪的编年史作者这样写道：

从西班牙人登陆［哥伦比亚］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认定自己已经到达了梦寐以求的目的地，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征服这里。

另一位编年史作者也写道：

一路行军的过程中，希门尼斯［·德·克萨达］……发起了征服这个新王国的战斗……［他们］进入了这片土地上最有威望的首领的领地，人们称其为波哥大……有传闻说这个首领极其富有，因为当地人都说波哥大有一屋子的黄金，还有无数极为珍贵的宝石。

黄金、宝石和迅速攫取大量财富的念头让西班牙征服者们兴奋无比，历史学家约翰·亨明（John Hemming）评论说：

这些冒险前来的征服者们并不是雇佣兵，探险活动的领导者并不向他们支付任何酬劳。这些人其实就是抱着大捞一笔的梦想前往美洲碰运气的投机者。在征服南美洲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这些亡命之徒要想得到任何回报，都得从印第安人身上榨取。他们就是期盼着能轻松掠夺财富的抢劫犯。他们吃的食物和享受的个人服务都是由作为他们掠夺对象的印第安人提供的……这些西班牙冒险家们就像一群猎狗，在这个国家里四处搜寻黄金的气味。他们满怀着豪情壮志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在沿海的小聚居区里安营扎寨，就是打算像寄生虫一样通过对当地人民的巧取豪夺来实现自己的发家美梦。

后来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就建立在这片土地肥沃的高原之上。希门尼斯·德·克萨达带领他的手下继续在这里寻找印第安人首领波哥大的下落。两年前探险活动开始时的参与人数有900人之多，到此时，已经只剩166个人还活着。据一位编年史作者记述：

第二天一早，这群人又走了大约2里格的路，然后发现了一片新的聚居区，这是最近刚由一个伟大的首领……波哥大建立的。这个镇子修建得气势非凡，房子不是很多，但都面积可观，房顶是用精挑细选的稻草铺就的。房子四周也很好地防护了起来，有用甘蔗茎拼成的密实篱笆墙……整个镇子外面还有两层围墙做保护，之间还有一个大广场……西班牙人给镇子的首领传信……让他出来和基督徒们结为朋友。如果他不照办，基督徒们就要向反抗他们的人发起进攻，把整个镇子夷为平地。

首领波哥大拒绝照办。在今天看来他这样决定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当时的西班牙人来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于是西班牙人一如既往地立即开始杀戮和奴役当地的居民，霸占了他们的宝石矿场，俘虏了他们部落里的首领们，有的直接杀了，有的用来作为人质索要赎金。然后西班牙人还将所有他们拿得动的资源和财物都据为己有。最终，他们杀害了首领波哥大，然后又抓到了穆伊斯卡联盟最后一位尚在人世的首领，逼他交出他们怀疑被首领波哥大隐藏起来的黄金。一位编年史作者写道：

［被俘的首领］萨希帕（Sagipa）回答他们说自己心甘情愿交出所有的黄金，但是他需要一点合理的时间来筹备。萨希帕承诺只要给他几天时间，他就会用波哥大的黄金填满一间小屋……但是当期限截止之时，萨希帕并没有依约履行承诺，而是只交出了三四千比索（pesos）的普通黄金和低质黄金。见此情形，基督徒们要求希门尼斯［·德·克萨达］对萨希帕施以烙铁等酷刑……基督徒们确实这么做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逼迫萨希帕交出波哥大隐藏的黄金或是说出隐藏的地点。最终萨希帕也被杀死了。

萨希帕当然不是简简单单地“被杀死”了，他完全是被酷刑折磨致死的。那之后又过了几天，西班牙人在这个地方建立了名为“圣菲波哥大”（Santa Féde Bogotá）的聚居区。讽刺的是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波哥大的神圣信仰”，正是以刚刚被他们杀害的当地首领命名的。至此，在被践踏破坏的穆伊斯卡高地上，哥伦比亚正式进入了有书面历史记载的时代，然而，这篇用鲜血、黄金、宝石和死亡书写的第一章只是为接下来更多残酷的事件揭开了序幕。

*

那不勒斯庄园（Hacienda Nápoles）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在乡下的豪华庄园。那里距麦德林有大约三个小时的车程，是他的藏身地点之一。有一天，当他正在庄园里的肾型游泳池边款待客人时，他的一个雇员被押送到了他的面前。远处的庄园领地上，有长颈鹿、鸵鸟和瞪羚在跳跃嬉戏。更远一些的地方有一条河流，凶猛的非洲河马就站在河中，一边用鼻子喷水一边摇晃着耳朵。河马是非洲最危险的大型猛兽之一，埃斯科瓦尔从非洲进口了四头养在自己的庄园里，而且这一数量还在继续增加。事发这一天，埃斯科瓦尔穿着他标志性的蓝色牛仔裤、白色网球鞋和一件T恤衫。那个雇员被绑着双手站在他面前，别人告诉埃斯科瓦尔这个雇员是个小偷，是在庄园的一个房间里行窃时被当场抓住的。

“幸好你老实坦白了，”埃斯科瓦尔用他一贯的低沉嗓音平静地对他的阶下囚说，“你这样做算是保住了你的家人。”客人们还都悠闲地躺在池边的躺椅上，随意地啜饮着他们的饮料。埃斯科瓦尔站了起来，开始有条不紊地对这个雇员进行拳打脚踢，直到他倒在地上。然后这个全世界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大毒枭——他在哥伦比亚已经拥有超过400处房产，在迈阿密有19栋大宅，每一栋都自带停机坪——又开始狠狠地踹倒在地上的人，直到他落入旁边的游泳池中为止。遭到毒打的男人慢慢地沉到了池底，而埃斯科瓦尔则转过身微笑着问自己的宾客：“好了，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

我在波哥大的北奇科区（Chico Norte）一栋高级公寓楼里见到了已经退休的乌戈·马丁内斯上将——那个宁可拒绝巴勃罗·埃斯科瓦尔600万美元的贿赂也不肯出卖自己灵魂的人。这间公寓是属于上将的一个朋友的。

“上将不喜欢在自己家里接待访客。”上将的朋友玛丽亚（Maria）这样告诉我。玛丽亚也是一名记者，曾经在马丁内斯和他的搜查团与麦德林贩毒集团战斗高潮期报道过他们的事迹。

“和不认识的人打交道时，上将更喜欢约在自己家以外的地方见面。”

我想这无疑是多年来被贩毒集团追杀而形成的习惯。

上将此时已经69岁了，但还保持着瘦高的身材。深色的头发很短，有些也已经转为灰白。他嘴唇很薄，双眼的间距略近，外貌看起来更像西班牙人或欧洲人，和我握手的时候也很轻柔。1989年接到追捕埃斯科瓦尔和他的贩毒集团的命令时，乌戈·马丁内斯还是一名上校。现在，已经退休的上将着装很休闲，他穿着一件平整的蓝色窄条纹衬衫和一件灰色的运动衣，给人的感觉很和蔼也很放松。虽然与贩毒集团的激战已经过去20年了，但关于那段时期的记忆依然深深地印在上将的脑海中。其实这段记忆也同样深深地烙印在哥伦比亚大众的脑海中。尤其是最近刚刚在全国范围内播放的一部长篇电视剧无疑又重新唤起了这些记忆。电视剧的名字就叫《恶魔之主：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El Patrón del Mal）。这部电视剧是哥伦比亚历史上耗资最大也是最成功的电视剧，每天晚上都有数以百万计的观众收看这部电视剧。然而，它其实也不过是哥伦比亚本就十分过剩的贩毒题材电视剧中的又一部新作而已。这类电视剧大都喜欢将各个毒枭的生活描绘得“丰富多彩”，而抓捕他们的警察和政治人物则会被塑造成贪污腐败的反面形象。

“哥伦比亚人对这些故事特别着迷，”玛丽亚告诉我，“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年轻一代更是完全不知道那段历史有多么血腥。”

被选定执行抓捕埃斯科瓦尔的任务的这个人出生在波哥大西北大约80英里以外的一个叫莫尼基拉（Moniquira）的小镇上。莫尼基拉镇是一个老派的小镇，人们出门还都骑马，也还喜欢穿哥伦比亚传统的毛纺庞乔斗篷（ruanas）。事实上，埃斯科瓦尔和马丁内斯都出身哥伦比亚中产阶级中偏下层的家庭，而且都是在家族成员众多的大家庭里长大的。埃斯科瓦尔有六个兄弟姐妹，马丁内斯则有八个。埃斯科瓦尔的父亲是个小农场主，马丁内斯的父亲则开了一家卖行李箱和皮革制品的店铺。

不过，埃斯科瓦尔的外祖父是个人尽皆知的私酒走私犯，曾经把本地酿造的私酒装瓶，藏在棺材里走私出去。相反，马丁内斯的家族却一直有从军的传统，他有一个叔叔曾经是海军上将，另一个亲戚曾经是陆军上将，所以马丁内斯很小就加入男童子军也就没什么可惊奇的了。

“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些我和其他童子军在一起时拍摄的照片，”马丁内斯告诉我，想起这些往事让他忍不住笑出了声，“照片里的孩子们都随意地待着，只有我穿着制服，神情严肃，一动不动站得笔直。那时候我才八岁。”上将一边说还一边摇头。

因为马丁内斯所在的镇子里只有一所小学，所以家里人把他送到了临近的镇子里上中学。马丁内斯只能寄宿在那个镇子上的一户人家中。有一次赶上复活节假期，其他同学大都回到自己家里去了，只有马丁内斯还留在他寄宿的这户人家里。当时有两个比他年纪大一点的朋友要带着他们的一个朋友来看望马丁内斯。这三个访客都是另一个镇子上的警察学校的学员。那个新朋友的身材和马丁内斯差不多，于是马丁内斯问他能否让自己试穿一下他的学员制服。那个人同意了，并且换上了便装。“我脱下自己的衣服，穿上了他的制服，”马丁内斯回忆道，仿佛自己正站在镜子前面一样挺直了背，向后展开了肩，“我走到镜子前面，戴好帽子，然后就跑到了街上。整个下午我都在到处溜达，炫耀我的制服。我甚至还去打了一会儿台球。最后，那个学员找遍了各个地方才终于发现了我。他对我说：‘你在搞什么？你差点害我被学校开除！’”

作为一个寄宿学生，马丁内斯有时会觉得受到孤立，所以他把业余时间都花在了读书上，他看的大部分是关于旧时西部的枪战，尤其是关于犯罪题材的廉价小说。“我喜欢那些破案的故事，还有关于土匪的，”马丁内斯告诉我，“不过可笑的是在我真正成为警察之后，我才发现现实跟小说一点也不一样！”此外他还发现：连穿着制服和使用枪支这些事也与他原本的想象大相径庭。在他也成为一名警校学员之后，他不得不无数次地清洗和熨烫他的制服，以至于他再也没有穿着制服炫耀的心情了。马丁内斯很快也对枪支有了类似的清醒认识：

当你刚刚成为一名警察学校的学员时，你会发现其他人都带着步枪和佩剑。但是你并没有这些，你有的只是一根棍子，你要把他当成步枪。这样的练习要持续八个月，这八个月里你根本不被允许佩枪，但是你要学习如何清洁、擦亮和组装枪支。到八个月的训练结束时，你已经不再憧憬佩枪或是穿制服了！

一个女仆为我们送上了曲奇、蛋糕和浓缩咖啡，并把这些都放在了我们面前齐膝高的茶几上。马丁内斯没有碰甜点，但是端起了一杯咖啡。他是一个爽朗直率、容易沟通的人。像很多哥伦比亚人一样，他有时会拍拍别人的手臂以示对自己所说内容的强调。他待人的态度也很轻松随和，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上将而表现得高高在上。马丁内斯啜饮了几口苦中带甜的咖啡就继续讲了起来。

他说自己虽然对枪支和制服感到了厌烦，但是非常喜欢犯罪学的那些课程。他还喜欢学习社会学。到他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年轻的少尉了。他的上级安排他到波哥大实习一年，这也是他第一次去波哥大。一年之后他实习的警察局为他办了一个欢送会，因为他即将被安排到另一个地方工作。在这次欢送会上，他认识了一位叫马格达莱娜（Magdalena）的姑娘，“她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姑娘”。当时马丁内斯23岁，马格达莱娜17岁。他向她索要了电话号码，而她也没有拒绝。他们第一次约会是去看电影。一年之后，当马丁内斯的上级告诉他他即将被调派到另一个城市工作时，他知道自己必须做出决定了。“她那么漂亮，我知道如果我不娶她，她马上就会被别人抢走”，马丁内斯告诉我，然后喝光了杯中的咖啡，并把杯子放回茶几上。当时马丁内斯向自己的父亲寻求建议，他父亲给出的回答就是：“如果你爱她，就娶她！如果你不爱她，就离开她！”

于是马丁内斯和马格达莱娜举行了婚礼，组建了家庭，而他的事业也蒸蒸日上。最初是少尉，接着是中尉，然后是少校。为了多一些保障，马丁内斯决定利用晚上的时间继续深造以获得一个法学学位，而且他认为这对他的本职工作也是有帮助的。五年后，马丁内斯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作为表彰，他还获得了为期一年的前往西班牙学习犯罪学的机会。

乌戈·马丁内斯四十几岁就成为国家警察队伍的上校，拥有法学学位，还在国外学习过先进的犯罪学。当时他的职务是波哥大警察学校的校长，也负责监督分析哥伦比亚各地犯罪数据的情报人员的工作。至此时，马丁内斯和他的妻子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其中年纪最大的小乌戈·马丁内斯（Hugo Martínez Jr.）刚刚进入警察学校学习，似乎注定要追随他父亲的脚步。

他们的生活本来很顺遂，直到1989年8月18日这一天传来了总统候选人路易斯·加兰（Luis Galán）遭刺杀的消息，凶手很可能就是麦德林贩毒集团派遣的。加兰是当时总统候选人中的领先者，他宣称支持现行的引渡法。根据该法，哥伦比亚的犯罪分子可以被引渡到美国等其他国家。加兰被暗杀几天之后，马丁内斯得知政府决定组建一支由抽调自各个精英部门的400名警官组成的特遣队，并将他们全部派往麦德林。这只新队伍被命名为“搜查团”。他们的任务就是追查麦德林贩毒集团——抓捕或击毙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及贩毒集团的其他领导。

事实证明，加兰被暗杀一事彻底激怒了哥伦比亚的精英阶层：政府由此正式向贩毒集团宣战。马丁内斯在得知要组建特遣队的当天就接到了警察总长打来的电话。警察总长通知马丁内斯：他被选为特遣队的指挥官，要马上收拾行装前往麦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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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1年，31岁的佩德罗·谢萨·德·莱昂出版了记述他在南美洲游历过程的编年史著作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内容主要是他在哥伦比亚和秘鲁的生活。西班牙人对自己在这里看到的一切都充满好奇，他描述了这里的植物、动物和人，这些都是欧洲人从未见识过的。他还写到了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印第安人是如何广泛使用从一种叫“古柯”（coca）的植物上摘下来的小叶子的事：

在我到过的所有西印度群岛地区里，我都发现印第安人喜欢在嘴里含一些草叶或草根……他们还把混合的草叶和草根放在一种类似石灰一样的泥土做成的葫芦里随身携带……我问这些印第安人为什么要把这些他们并不食用的草叶含在嘴里……他们回答说这些草叶能给他们带来饱腹感，还能让他们充满活力和能量……他们……进入安第斯山脉的森林里时会含一些古柯……印第安人很精心地照料古柯树，这种树不高，树上长出的叶子也被称为“古柯”。印第安人把叶子放在太阳下晒干，然后存放在细长的小袋子里……这些古柯的价值很高……有些西班牙人就靠生产和交易古柯发了财，他们曾经在印第安人的市场上销售或是倒卖古柯。

在佩德罗·谢萨·德·莱昂的著作出版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为什么古柯树对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印第安人有这么大的控制力一直是个谜。直到500多年之后，这个答案才终于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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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哥伦比亚的第一‘运动’是什么吗？”亚历山大（Alexander）这样问我。他今年28岁，是一名来自波哥大的教师。他开车送我和他的两个朋友到瓜达维达湖（Lake Guatavita）去，那里就是埃尔多拉多国王传说的发源地。

“是足球吗？”我坐在前座上，透过挡风玻璃望着外面猜道。

“不是。”他摇头否定了我的回答。

亚历山大转头看着我，我于是也摇头表示猜不出。

“是谋杀。”他耸耸肩，十分认真地说道。亚历山大突然打了打方向盘，给高速路边紧密聚集在一起的一群骑自行车的人让出一些地方。这些骑行者都戴着头盔，头埋得很低，黑色和黄色相间的骑行服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骑自行车和自行车赛在哥伦比亚特别受欢迎。每到星期天，好像波哥大的一半市民都换上紧身短裤和上衣，戴着头盔到街上骑车去了。这些骑行者让我想起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哥哥罗伯托，他在加入巴勃罗日益扩大的贩毒生意之前就曾经获得过自行车赛的冠军。

“哥伦比亚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暴力事件呢？”我问亚历山大。

“基因吧。”他几乎是想也不想地答道。

他看着我，我又摇了摇头，表示不解。

“我们曾经被谋杀者征服，”他说，“我们的祖先都是窃贼和土匪。暴力深植于我们的基因里。”

坐在后座的人是赫尔曼·范迪彭（Herman Van Diepen）和玛丽亚（Maria）。赫尔曼今年58岁，瘦高个，祖籍荷兰，他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莫德斯托（Modesto），五年前移居到这里，在波哥大以教英语为业。赫尔曼有一双蓝眼睛，皮肤永远像被晒伤了一样泛红。他到波哥大一年之后，娶了一位哥伦比亚的花商，也就是玛丽亚。（原来哥伦比亚不仅垄断了可卡因的市场，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鲜切插花出口国。）玛丽亚和赫尔曼一样离过婚。她有两个儿子，都是由她出钱在哥伦比亚最好的大学完成了学业。玛丽亚非常能干，她用自己规模不大的鲜花销售生意赚的钱买下了两套砖结构公寓。今天他们两人就坐在亚历山大的丰田车后座上和我们同行。

我转头看向穿着牛仔裤和运动衣的玛丽亚，问了她一个和我刚才问亚历山大的同样的问题：

“过去这些年里，为什么哥伦比亚有这么多暴力事件发生呢？”

“不平等（Desigualdad）。”她同样回答得毫不犹豫。

“少数人拥有一切，而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这就是问题的根源。”她一边说一边点头，黑色的长发中隐藏着几缕银丝。

“然而，”赫尔曼补充道，“尽管有暴力事件，但哥伦比亚人还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群之一，也是我见过的最友善的人之一。”

“但是我们有一种自卑情结”，亚历山大接着说道。车子已经开进了乡村地区，外面的风景看起来有点像瑞士或德国南部，有绵延的群山和墨绿的森林，中间还穿插着一些耕地。左手边的小山上则种满了一排排的草莓。

亚历山大说最近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踢了一场足球比赛。哥伦比亚的球队几乎整场都压制着来自南边小国的对手，偏偏在临近结束的几分钟内，让厄瓜多尔连续两次破门！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哥伦比亚以两球告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里有一句俗语，”亚历山大说，“我们比既往做得都好，但是我们一如既往地成了输家。”

玛丽亚听后笑了起来。

亚历山大同样也在赫尔曼执教的大学里教英语。他就是从那里的语言学专业毕业的。他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年幼的儿子，现在还住在一间小公寓里。他摇了摇头，继续说道：

“我热爱哥伦比亚，不过这个国家仍然问题重重。”

天空中乌云密布，我们下了高速，把车开进了一个叫塞斯基莱（Sesquilé）的小镇。这里有一座殖民时期的教堂，就建在绿树覆盖的青山脚下。我们到一家小咖啡店里吃早餐，点了排骨汤、羊角面包和刚煮好的小杯热巧克力。从咖啡店的木质阳台上能看到下面的广场。

“远山的风景真好啊”，我欣赏着教堂背后高低错落的群山感慨道。教堂主体是用橘色的砖块砌成的，两座塔楼上则铺着绿色的瓦片。

“是啊，山上风景好，”亚历山大用手拍掉沾在熨烫平整的毛衣和休闲裤上的面包渣，不无讽刺地说道，“可是游击队也不少。”

开车又出了小镇不远，亚历山大停车向一位戴着草帽、穿着庞乔斗篷的老汉询问去瓜达维达湖的路。

“你们走错啦”，老汉回答说。他的皮肤粗糙，有一双深棕色的眼睛。“不过往那边走肯定能找到。”他一边说，一边含混地指了指山的方向。

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找到了瓜达维达酋长保护区（Reserva del Cacique Guatavita）的入口。很快我们就跟随着一名穆伊斯卡向导穿过了一片长满了凤梨科植物的潮湿的小山。这里是眼镜熊和一种叫“马特哈”（martejas）的夜猴生活的家园。一些小树的树干上长满了苔藓和地衣，还有一种荧光绿的蜂鸟飞来飞去，它们艳丽的羽毛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炫目的色彩。

我们的向导就属于生活在这片地区中的五个原住民群体之一。他的名字叫奥斯卡·乔塔（Oscar Chauta），今年28岁，留着黑色的长直发，说话的声音很柔和，笑声也很好听。奥斯卡说他的祖先是讲奇布查语的，也就是西班牙征服者们来到这里时这里的人们原本使用的语言，但是现在没有人会讲奇布查语了。奥斯卡解释说连他的祖父母也仅仅知道几个奇布查语中的词语而已。他还说他的姓氏“乔塔”这个词有“人、存在、散播种子”的意思。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King Carlos Ⅲ of Spain）在1770年规定讲奇布查语为非法行为，奥斯卡说这样做就是为了去除哥伦比亚原住民文化遗产的影响力。这项法律被执行了超过两个世纪之久，直到1991年才被废止。不过到那个时候，奇布查语早已灭绝了。也是在这一年，哥伦比亚议会还废除了引渡制度，这样就保证了毒贩们无法在国外被起诉。

亚历山大、玛丽亚、赫尔曼、其他六个哥伦比亚游客和我呼哧呼哧地沿着小道爬上了海拔接近10000英尺高的地方。路两边长着茂密的植物，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天然的绿色隧道，还有许多茂盛的蕨类植物的枝叶探到了布满碎石的小路上。我们经过了成片的松树林，密集的松针一簇一簇的，像缩了水的人头一样挂在树枝上，一直垂到接近地面的高度。

途中我们停下来休息，放眼望去都是连绵的群山和一片片茂密的树林。我问向导，过去山里的穆伊斯卡人村庄是不是很多，这片土地上是否曾经遍布着村庄和农田？

“没有，”他回答我，“这整片地方都是很神圣的。这片地区是一个‘神圣的生态系统’（un ecosistema sagrado）。这里没有任何村庄，只有神圣的森林和湖泊。”

终于爬上了山顶之后，我们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巨大的坑口边缘，坑口下面几百英尺深的地方有一个绿宝石颜色的湖泊。这就是瓜达维达湖，也是穆伊斯卡人心中的圣湖之一。微风偶尔吹过湖面，拂起层层涟漪，而其他时候，湖面则平静得像一块玻璃。

我们的向导叫我们集中到坑口边缘，然后开始给我们讲起了穆伊斯卡人以前如何选择首领的故事。奥斯卡说，那时的人们会选出一些男孩作为候选人，训练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这些男孩要在与世隔绝的山洞里生活十二年，其间都不许离开山洞。前六年，这些男孩由母亲照顾，后六年则跟随他们的父亲一起生活。直到这些男孩进入青春期，并且从他们的长辈那里接受了长期的教导之后，每个男孩都要接受“考验”，以确认他的心灵是否“纯洁”：人们会给他们送来许多貌美的处女，如果受试者没能经受住诱惑，就说明他的心灵不纯，那么他就要被杀掉。绿色覆盖的远山映衬出奥斯卡的黑发，他继续给我们讲述故事。如果受试者通过考验，那么人们就会择良辰吉日为他举行盛大的就任仪式。仪式当天，侍从们会在男孩的身上涂满松脂，然后再用芦苇管向他身上吹洒一层金粉。在这之后，人们还要给这个十几岁的男孩穿上金质的胸甲、戴上金质的头冠，还有闪闪发光的鼻饰和耳饰。仪式当天一早，侍从们要划着芦苇筏船把未来的首领送到湖中央，奥斯卡边说边指了指下面的湖泊。而在坑口周围的山顶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会有1000名甚至更多的围观者聚集在这里等待着太阳升起。最终，在恰当的时刻，会有印第安人吹响海螺壳，而被选定的君主会向着初升的太阳举起手臂，然后将金质的饰物扔进湖中作为献给湖中女神和太阳的贡品。西班牙人后来把这些首领称为埃尔多拉多国王，也就是“黄金之人”的意思。

“你们相信他真的把黄金扔进湖里了吗？”奥斯卡故弄玄虚地以问题作为故事的结尾，然后仔细地观察着我们这一小拨人。我们都神情肃穆地点头。有风吹过树林的声音传来，我能看到下方湖面上被风吹起的涟漪。

奥斯卡指着坑口北部边缘的一处大裂缝让我们看，裂缝是楔形的，深深地砍在坑口边缘，一直劈到了接近湖面的深度。奥斯卡说：“西班牙人就相信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想要抽干湖水，不过从来没有成功。他们并没有真正看到湖底。”

实际上，奥斯卡说得并不完全正确。16世纪，无数西班牙人和哥伦比亚人都曾尝试要把湖水抽干，开始是用水桶传递的方式，到1580年升级为在坑口边缘开凿了一个巨大的楔形裂缝，这个办法使湖泊的水面降低了60英尺。后来裂缝的地方坍塌了，还造成了本地工人的伤亡，继续开凿裂缝的工作也就被搁置了。在这一过程中，湖岸逐渐显露出来，西班牙人在那里发现了许多玉石和金质饰物，这也激发了他们将这一行动继续下去的决心。到1801年，一位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游历南美洲途中来到瓜达维达湖。洪堡仔细测量了瓜达维达湖的周长后，估计可能有价值约1亿美元的黄金沉在湖底。

又过了一个世纪，一位名叫哈特利·诺尔斯（Hartley Knowles）的英国工程师接管了一家哥伦比亚的开采公司，并使用现代蒸汽机动力技术在坑口一侧钻孔。哈特利花了12年的功夫把湖水抽得越来越少，同时雇用当地的工人在不断暴露出来的新湖床上寻找金子。到1912年，诺尔斯已经找到了许多古代穆伊斯卡人扔到湖中的贡品，他还在伦敦先后拍卖了62批他找到的金饰和珠宝，净赚超过2万美元。同一年，英国人诺尔斯在向几位专家展示他的一些小型藏品时，还在纽约接受了一名《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该记者称，诺尔斯往他张开的双手中倾倒了大量金饰。

“埃尔多拉多国王，”英国人低声说，“埃尔多拉多国王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这是黄金之人留下的礼物，是圣湖里隐藏的宝藏。”

后来刊登出的文章旁边还配了一张照片来说明诺尔斯的工作成果：照片上瓜达维达湖的巨大坑洞不似此时这样被湖水注满，而是几乎被抽干了，只剩湖底还有几个小水坑和湿乎乎的泥巴。照片中还有两个人站在泥泞的湖底。

“我［现在］就是想要把湖抽成这样，”诺尔斯告诉记者，“如果完全抽干，湖底的泥巴就会凝固住，我们可不希望出现那样的情况。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挖出456年前的那层湖底。这片湖底显然是又经过后面这几百年沉积之后形成的。我们花了四年的时间把水抽干，现在我们要开始挖掘了。”

对诺尔斯来说，十分不幸的是他的工人们最后还是把水彻底抽干了，湖底很快凝固起来，挖掘工作无法继续进行，最终他的公司也破产了。雨季一如既往地到来，于是坑洞里又重新蓄满了水。

到1965年，哥伦比亚政府购买了瓜达维达湖及其周边地区，并将这里划为自然保护区，这才终结了延续四个世纪的湖底寻金的尝试。

“对于欧洲人来说，黄金是钱，”奥斯卡告诉我们，“而对于穆伊斯卡人则不然。黄金是神圣的，是有意义的。它是一种永不褪色的元素，一种永不变质的元素。”

下午的阳光照在奥斯卡的脸上，他环视着我们所有人，我们也都点头表示认同。我又转头看向湖边留存至今的巨大伤痕，不禁想到了那些芦苇筏船，想到了延续了几个世纪的黄金之人，以及那些站在坑洞边缘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等待着辉煌壮丽的太阳冉冉升起的敬拜者们；我还想到了后来来到这里的无数寻宝者，他们梦想着找到能让他们致富的东西，梦想着找到能让他们变得强大的元素，梦想着找到能彻底改变自己生活的宝藏。这些人之中离我们年代最近，也最声名狼藉的一位就是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唯一的区别在于埃斯科瓦尔追寻的既不是神秘的传说，也不是埋藏在地下的宝藏。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投注在一种从植物中提取的物质上，而这种物质的价值亦如黄金一样珍贵。

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加维里亚（Pablo Escobar Gaviria）是他家七个孩子中的老三，小时候生活在麦德林郊区的恩维加多（Envigado）。埃斯科瓦尔一家是在大暴乱之后从乡下搬来恩维加多的。埃斯科瓦尔的父亲是个农场主，母亲是学校老师，可是他自己从十几岁就开始和一些“狐朋狗友”混在一起，不但辍学，还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最开始是偷车，后来去抢银行，在最终开始走私违禁品之前，他还实施过绑架勒索，甚至谋杀。

到1975年埃斯科瓦尔24岁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是一个有十来年犯罪经验的老手了。埃斯科瓦尔身高5英尺6英寸，有一头卷曲的棕发，尤其擅长偷车和走私违禁品。命运的事谁也说不清，埃斯科瓦尔开始在本地走私违禁品的时候，几千英里之外的地方恰好也在发生着某些重大的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之前一直非法吸食大麻多年的美国人刚刚尝试改吸可卡因。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有少量的白色粉末从南美洲流入美国境内。到70年代初，可卡因输入美国的数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哥伦比亚自然而然地成为安第斯山脉地区国家向美国非法走私毒品的中转站，因为这里西临太平洋，北临加勒比海，还有通往北方的地峡。更何况，走私毒品绝对是稳赚不赔的。在1975年的时候，1千克未经提炼的古柯膏（pasta básica）在秘鲁或玻利维亚的售价是大约60美元。一旦这些原料被提炼为纯可卡因走私到迈阿密或纽约，就可以卖出每千克4万美元的高价。那些居住在地方城市麦德林的小打小闹的犯罪分子里，没有谁比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更迫切地关注着这样的暴利了。

埃斯科瓦尔从24岁起就做起了走私可卡因的行当。那时他只是一个最底层的毒品走私者。1975年，年轻的走私犯准备了三辆法国雷诺轿车，每辆车底盘下都有一个暗格。他从秘鲁买1千克古柯膏，然后开着第一辆秘鲁牌照的汽车到秘鲁和厄瓜多尔边境，换成第二辆厄瓜多尔牌照的车开到哥伦比亚边境，再换成第三辆哥伦比亚牌照的雷诺汽车。只要过了边境，埃斯科瓦尔就可以一路畅通地开回麦德林，在自己的浴缸里把古柯膏提炼成纯可卡因。然后他会把这些可卡因卖给那些有途径把毒品走私到美国去的本地毒贩。不过，埃斯科瓦尔并不满足于把自己辛辛苦苦制造出的产品按照哥伦比亚当地的价格出售，很快他就开始寻找加入将哥伦比亚与外面世界联通的销售系统的途径。毕竟，只有把毒品卖到国外才能真正赚到大钱。终于，埃斯科瓦尔打听到麦德林当地有一个走私者叫法维奥·雷斯特雷波（Fabio Restrepo），他是个中等级别的毒贩，每年分几次向迈阿密走私40～60千克可卡因。埃斯科瓦尔按这个数量迅速地算了一笔账：在秘鲁买40～60千克古柯膏的成本是2400～3600美元，将其提炼成可卡因后在美国可以卖到160万～240万美元，几乎是成本的1000倍。再说，美国当地的毒贩在销售毒品时，又会向可卡因里添加各种玉米淀粉等没有价值的物质来增加粉末的重量，降低可卡因的纯度——这样处理后的毒品重量大约能达到原来的三倍，所以最终的收入可能会是成本的将近3000倍。

埃斯科瓦尔迫切地想要找到参与能够最终获得这种暴利的销售系统的途径。他很快就联系到了雷斯特雷波的几个手下，并开始将自己的毒品卖给他们。那时的埃斯科瓦尔住在一个肮脏、失修的公寓里。他提炼出来的可卡因就放在梳妆台的抽屉里。前来取货的两个人当时并没有对眼前这个身材矮小、温言细语的年轻男子留下什么印象，只是从他这里买走了14千克可卡因。然而，几个月之后，这两个人却惊讶地得知：他们的老板雷斯特雷波被杀了，本来属于他的贩毒团体——当然也包括他们两个在内——都要归新的老大所有，而这个新老大竟然就是他们之前明显低估了的那个小供货商巴勃罗·埃斯科瓦尔。

“埃斯科瓦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犯”，奉命捉拿埃斯科瓦尔并摧毁麦德林贩毒集团的搜查团前任领导乌戈·马丁内斯上将说：

他非常狡猾，非常聪明，也非常冷血。他不是一个生意人，他只是一个恶棍。

雷斯特雷波被杀一年后，哥伦比亚的安全警察（DAS）找到了埃斯科瓦尔大量走私可卡因的证据并逮捕了他。根据哥伦比亚的法律，埃斯科瓦尔将面临多年监禁的刑罚。然而，从埃斯科瓦尔被逮捕当天拍摄的面部照片上可以看出，这绝不是一个需要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担忧的人；相反，他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仿佛认定了这次逮捕不过是一次历险，甚至只是一场玩笑。毫无疑问，在准确地买通了有管辖权的官员后，埃斯科瓦尔在被捕几周后就被无罪释放了。根据他哥哥——很快也会加入自己弟弟的贩毒集团的罗伯托——的说法，那两名逮捕埃斯科瓦尔的安全警察探员后来都被他杀死了：

埃斯科瓦尔发誓说：“我一定要亲手杀了那两个狗娘养的”……我从别人那里听说，巴勃罗把那两个探员带到了一栋房子里，让他们跪在地上，然后开枪朝他们的头部射击……［总之，］报纸上报道说这两个探员被发现时，尸体上都有多处枪伤。

杀害雷斯特雷波和两名探员的事情能够让人对埃斯科瓦尔后来的标准行动程序有个预先的了解，那就是：以谋杀或暴力的手段为自己打通参与这个有利可图的违法活动的途径；通过雇佣杀手来消除竞争对手或阻碍；收买警察、法官和政客，好让他们对自己的违法活动视而不见，甚至为自己保驾护航；然后重复采取以上措施，以扩大自己的市场和控制力。

埃斯科瓦尔刚一接管雷斯特雷波的贩毒网络，就立刻着手扩大了贩毒活动的规模。这个曾经在自己的浴缸里1千克1千克地提纯古柯膏的人，现在升级为用小型飞机每周一次向迈阿密走私40～60千克纯可卡因，每月的利润大约是800万美元。这些利润又都被投入制作更多毒品，于是埃斯科瓦尔的生意不断壮大，很快就变成了每周运送两到三次。短短两年内，埃斯科瓦尔就拥有了15架用于走私的大型飞机。每架飞机每次可运输1200千克可卡因到美国，价值超过8000万美元。而供应链另一端的那些吸毒者们也从起初只是手头宽裕、追求时髦的年轻人扩大到包括内陆城市里的穷人们在内。但是，消费者对于这些白色粉末从安第斯山脉一路来到他们手中的过程背后隐藏的死亡、贿赂与罪恶毫不知情。1977年，一名来自《新闻周刊》（Newsweek）的记者记述了这种新型的南美强力毒品给美国带来的爆炸性影响：

在过去几年里，可卡因的流行范围迅速扩大，已经成为无数美国人选择的消遣性药物……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市（Aspen，Colo.）被缉毒局（DEA）的官员们称为“美国的可卡因首都”。在这里的餐馆中，吸食者可以直接要求坐在“D类隔间”里，在这样的餐桌上他们是被许可随意吸食毒品的……在洛杉矶和纽约，最时髦的女主人们给客人提供一点可卡因也已经成为一种社交礼仪，就像唐培里侬香槟王和白鲟鱼鱼子酱是晚宴必备品一样。还有些奢华聚会主办者把可卡因和开胃菜一起放在银托盘里，或者就干脆放在桌子上的烟灰缸里，让客人随意取用……有的吸食者还会把吸食可卡因时使用的刀片和小勺用链子穿起来，像护身符一样挂在胸前。在坐落于旧金山的马克思福德珠宝店（Maxferd’s）里，人们还可以买到镶有钻石的刀片，售价为500美元；还有为客人量身定做的小勺，售价为5000美元。去年，这家珠宝店共售出了价值4万美元的小勺。另外，这里还出售对应两个鼻孔的双头小勺。马克思福德珠宝店的所有者霍华德·科恩（Howard Cohn）表示：“我们不得不使用卡尺测量客户鼻孔之间的距离，这其实有点搞笑。”

埃斯科瓦尔获得了大把大把的钞票，可他本人并不吸食可卡因（埃斯科瓦尔很出名的一点就是他从来不吸食可卡因，但是他每天早上开始工作前都要先吸大麻）。很快，埃斯科瓦尔就从一个哥伦比亚地方城市里的偷车贼和勒索犯摇身一变，成为国际可卡因大亨。到1982年的时候，32岁的埃斯科瓦尔已经结婚，还有两个孩子。他的身家超过几十亿美元，还组织创立了麦德林贩毒集团。这个集团是一个可卡因供应商、精炼商和分销商的松散联盟。最令人惊奇的是，他还刚刚被选为麦德林地区的候补国会议员。这样的身份让埃斯科瓦尔不但自动获得了司法豁免权，还拥有了可以往返美国的外交护照。埃斯科瓦尔终于可以第一次合法地前往迈阿密享受自己的豪宅了。他携家眷乘坐自己的里尔喷射机来到美国，不但去了迪士尼乐园，还参观了白宫和联邦调查局博物馆。然而，即便是埃斯科瓦尔在美国度假期间，他的飞机、快艇和遥控潜艇仍在不间断地向北运输毒品，然后将大把大把的美元运回哥伦比亚。因为一捆捆的百元美钞实在多得数不过来，埃斯科瓦尔发现还是直接给钞票称重比较有效率。

事实证明，参加竞选并赢得政治职位对埃斯科瓦尔的事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埃斯科瓦尔标志性的一系列犯罪手段是真正让他从籍籍无名的小毒贩变身为犯罪精英的关键，然而掌握了这些手段的埃斯科瓦尔拥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致命缺点：他的职业需要他隐姓埋名，他的生意永远见不得光。可是这样一个人渐渐显露出自己不仅渴望财富和权势，还要拥有声誉和名望的本性。自哥伦比亚被西班牙征服已经过去了400年，而这个国家97%的财富仍然掌握在只占人口3%的精英分子手中。埃斯科瓦尔想要的正是加入这个群体并获得他们的认可。他甚至告诉自己最核心的那些亲信，他最终极的目标是要成为哥伦比亚的总统。不过，参与竞选和当选政府职务无可避免地伴随着暴露埃斯科瓦尔隐秘的庞大犯罪事业的风险。最终，这也成了导致他走向毁灭的祸根。

埃斯科瓦尔的议员职务以及随之享有的外交豁免权和美国旅行签证等好处只持续了不到一年。虽然他花钱收买了许多人去帮他销毁他的犯罪记录以洗白他的过去，但是他这样突然出现在公共视野中，必然会引来公众的审视和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这个32岁就成为亿万富翁和哥伦比亚议员的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他的财富又是什么来路？埃斯科瓦尔对外宣称自己是靠房地产起家的。然而很快就有流言传出，称他的这些说辞无非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象。

“埃斯科瓦尔既想要鱼，又想要熊掌，”坐在他朋友的公寓中，乌戈·马丁内斯这样告诉我，“他想要其他罪犯都惧怕他，都不敢有任何侵犯他的行为；同时，他又不希望公众知道他私下里的罪恶营生！他想要伪装成一个‘生意人’蒙混过关。他明明是世上头号罪犯，可是他告诉所有人他的钱是靠房地产赚来的！而且竟然还有许多人相信了他！”

1983年8月，埃斯科瓦尔当选一年后，哥伦比亚的司法部部长罗德里戈·拉腊·博尼利亚（Rodrigo Lara Bonilla）揭露了埃斯科瓦尔根本不是什么房地产大亨，而是一个毒品走私犯的真相。拉腊还补充说，埃斯科瓦尔当选国会议员这件事是对哥伦比亚司法体系的一次嘲弄。几天后，哥伦比亚的《旁观者报》（El Espectador）就开始刊登埃斯科瓦尔在1976年因涉嫌走私毒品而被逮捕，以及至今尚未破获的逮捕他的两名安全警察探员被谋杀一事的相关报道。报纸上还刊登了1976年埃斯科瓦尔被逮捕时拍摄的面部照片，照片上的人面带微笑，泰然自若，仿佛是在度假而非被逮捕。

自此，埃斯科瓦尔的政治生涯就像一座计划被拆除的建筑，而且刚刚被撤掉了核心的支撑结构。埃斯科瓦尔所属的自由党的主席很快也宣布取消这位可卡因大亨的党员资格，将他驱逐出党。这之后不久，美国大使馆注销了埃斯科瓦尔的外交签证，他的议员豁免权也被终止，他不得不向议会提出辞职。到1984年1月，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短暂的政治生涯彻底结束了。他要成为哥伦比亚总统的梦想已然破灭，但是对于那些了解埃斯科瓦尔的人来说，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他绝对会想尽一切办法报复那些公开羞辱了他的人。

此时埃斯科瓦尔的身份已经人尽皆知，他的政治生涯也已经画上句号，他再也不需要掩饰真实的自己了——他就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罪犯，一个日复一日依靠谋杀、暴力和恐吓来解决问题的人。为了报复那些破坏他政治生涯的人，埃斯科瓦尔很快就下令进行了一系列谋杀，第一个目标就是揭发了他真实身份的司法部部长罗德里戈·拉腊。这种针对哥伦比亚政府的暴力活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埃斯科瓦尔的最终目标是迫使哥伦比亚撤回与美国签订的引渡条约。不过，这样做就意味着更改哥伦比亚的宪法，也就是让那些在哥伦比亚行使政治权力的精英阶层向埃斯科瓦尔俯首称臣。

爆炸、绑架、暗杀、威胁和收买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埃斯科瓦尔向哥伦比亚政府发动了一场毫不留情的战争。1989年8月，贩毒集团里的刺客们暗杀了支持率领先的总统候选人路易斯·加兰，因为后者坚称要保留引渡条约。这一事件发生的三个月后，哥伦比亚航空公司的一架喷气式客机刚从波哥大起飞就发生了爆炸，107名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这次爆炸针对的目标是塞萨尔·加维里亚·特鲁希略（César Gaviria Trujillo）。他是在加兰遇刺后支持率领先的总统候选人，而且也同样宣布支持引渡。不过加维里亚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他的航班计划，并没有登上这架飞机。

埃斯科瓦尔在暗杀司法部部长和加兰，以及炸毁国际航班这一系列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让哥伦比亚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了。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人们终于认清了一件事：哥伦比亚如果还想维持民主政治，就必须彻底摧毁埃斯科瓦尔和他的贩毒集团。政府和埃斯科瓦尔，必定有一方要败在另一方手下。

就是在这段暴力升级的时期里，乌戈·马丁内斯上校在他位于波哥大的办公室里接到了来自自己上级的电话。他们谈了很长时间，上校在挂断电话之后就已经确信，这通电话不仅会彻底改变他的生活，更有可能改变哥伦比亚的未来。

从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机场飞往麦德林仅需25分钟，然而这两个地方之间的文化差异让人感觉它们仿佛是两个国家。送我去机场的出租车司机提醒我：“千万别盯着那里的女人看。”这名出租车司机是一位59岁的已婚男子，已经供自己的三个孩子上完了大学，再过一年就可以退休领养老金了。他告诉我，麦德林的女人是全哥伦比亚最漂亮的。他还说：“作为一个哥伦比亚人，我说得绝对没错（Yo，como Colombiano，puedo asegurartelo）。”和其他差不多所有哥伦比亚人一样，他也刚刚看过那部关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一生的电视剧《恶魔之主》。他还很负责任地告诉我说：

“埃斯科瓦尔在麦德林的‘派萨’（paisas）［老乡］心中一直很受欢迎，到现在还是如此，但是他做的一切都是算计好的。如果一个穷人问他要一栋房子，那么穷人就会得到一栋房子，不过埃斯科瓦尔会说：‘将来有一天也许我会需要你的帮助。’他也会给别人一些钱财，这样那些人就欠他的情。总之一切都是算计好的。本质上，他就是一个土匪（bandido）。”

如果你问一个哥伦比亚人他们国家的人有什么普遍的性格特点，他很可能会耸耸肩表示不知道。一个哥伦比亚人对我说，他们没有什么国民性格，他们只有地区性格。比如说，来自波哥大的人被称作“洛罗”（rolos），他们被认为是内敛、保守、不易激动，而且也不太友善的人。那些来自南方地区的人则被认为愚笨一些。来自西部的安蒂奥基亚省（Antioquia）的人就被称为“派萨”，他们通常被认为是精明的生意人，渴望成功，而且在政治上趋向自由。麦德林就是这个省的省会。埃斯科瓦尔显然也是一个典型的安蒂奥基亚人，不过是个邪恶堕落的典型。

麦德林这个城市地处一段狭长的山谷之中，两边都是郁郁葱葱的青山。依着山势建有无数的贫民窟，然而从远处看的话（尤其是在夜晚灯都亮起来的时候），这里的景色倒有些像意大利的村庄，灯光闪烁如繁星点点，掩饰了实际上的贫穷破败。我在城市中心博特罗广场（Botero Plaza）附近的一家酒店入住，午后下了一场雨，雨一停我就出去散步了。很多建筑的屋檐上还滴着水。一些人在路边推着木质小货车售卖李子、梨和牛油果。每个小贩身上都带着便携式的扩音器，希望通过叫卖吸引闲逛行人的注意力：“李子15比索1千克！牛油果20比索1千克！”嘈杂的声音让我觉得像是置身于一个大型运动场里一样。我穿过了一条宽阔街道中间的隔离带，连这里都有无数小贩蹲在成堆的鞋子、箱包和手表旁边等待顾客光临。他们两边的道路上都是行驶中的机动车，不停排放着尾气。街道上充斥着一种刺鼻的气味，混合了烟气、尿骚味，偶尔还有强烈的大麻的气味。一路上我看到一个穿着蓝色T恤，手臂有残疾的矮个男子；看到一些无家可归，睡在潮湿肮脏的水泥地上，只用几个塑料袋当作床垫的可怜人；还看到在凝滞的交通里，伴随着汽车喇叭的轰鸣声小心翼翼穿行的行人。最后我终于走到了广场上，广场四周围绕着一排巨大的铜质雕塑，不过上面落着斑斑点点的鸽子屎，还有刚刚下雨留下的雨水的痕迹。这些雕塑包括一些肥胖的男人和女人、一匹马、一只狗，还有一个斜卧的裸体雕塑，全都是腰臀丰满的形象。这些雕塑都是由麦德林最广为人知的艺术家费尔南多·博特罗（Fernando Botero）创作的，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

1989年9月，乌戈·马丁内斯上校来到麦德林，负责领导搜查团的工作。这里到处都是有浓重本地口音的“派萨”，还有“刺客”骑着摩托车混迹在拥挤的街道上，麦德林贩毒集团的核心组织就隐藏在这个有200万人口的城市里。

搜查团到达后没几天，埃斯科瓦尔和他的贩毒集团就展开了残酷的应对措施。他们给每个搜查团队员的性命都标了价，杀死一个警官1000美元，一个副队长2000美元，一个队长5000美元，以此类推。搜查团在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月里就牺牲了100名队员，伤亡人数之多让波哥大的警察总长都开始考虑要不要解散搜查团，终止整个行动了。马丁内斯摇着头说：“我参加了一个又一个葬礼。那简直和战争没什么两样。”

无论如何，马丁内斯毅然着手进行他们的工作。他和剩下的队员们驻扎在城市北部的一个警察学校里。学校四周很快围起了安全警戒线，没有证件的人一概不得入内。出于安全考虑，马丁内斯通常穿便装，极少离开指挥部。他很清楚当地的大部分警察已经被买通，所以从一开始他就定下了一条明确的规矩：任何来自麦德林或是在麦德林有亲属的警察都不能加入搜查团。他的队员必须是来自哥伦比亚其他地区的，这就是为了防止他们的私人友谊和家庭关系会影响他们对任务的忠诚。毫无疑问，马丁内斯的手下都是哥伦比亚各个警察队伍中百里挑一的精英（crème de la crème），不但训练有素，而且绝对尽忠职守。

很快，马丁内斯就如当时的情报人员熟知的那样，在办公室的一面墙上勾勒出一幅贩毒集团的组织结构图。随着他的手下通过抓捕罪犯、窃听电话、开展监视行动等途径获得更多信息，他也不断丰富这幅草图上的内容。

在总统候选人加兰被暗杀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很快就控制了埃斯科瓦尔的那不勒斯庄园农场及其他多处财产。除此之外，哥伦比亚政府还请求美国帮助，高度机密的监听飞机现在也可以在麦德林上空盘旋。这些飞机的任务是记录埃斯科瓦尔无线电通话的内容，并通过三角定位的方式确定他所在的位置。搜查团进驻麦德林一个半月之后，收到了一条关于埃斯科瓦尔即将前往他在哥伦比亚丛林中一处农场的消息，于是马丁内斯和他的队员们发起了第一次突袭行动。当时埃斯科瓦尔的哥哥罗伯托也在那里，他这样回忆道：

早上六点，巴勃罗给附近的邻居们分发的无线电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住在农场附近的一个人打来的……“［电话里的声音说］离开这里。警察来了，我们已经看见他们的卡车了，还能听到直升机的声音。快跑！”

仅仅几秒钟之后，我们就听到了［搜查团］的直升机正朝我们飞来……他们一接近就开始从空中射击。我们一边逃，一边尽力开火回击……巴勃罗穿着睡衣跑了出来，甚至连外套和鞋子都没顾得上穿……子弹不停地打到地上和树上，我耳边都是子弹飞过的嗖嗖声……后来我才知道那些该死的蚊子［直升机］杀死了……埃纳奥［他是巴勃罗妻子的兄弟］，他当时正打算逃到河对岸去。巴勃罗亲眼看着埃纳奥中枪……那也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巴勃罗流泪。

在麦德林指挥部的马丁内斯从无线电里听到了行动的汇报以及被击毙和被捕的人员名单。他走到办公室的墙壁前，用笔在埃纳奥的照片上画了一道线。埃纳奥不仅是巴勃罗的亲戚，更是他的左膀右臂。他们两个一起开拓贩毒线路，还在1976年的时候一起被捕。现在麦德林贩毒集团已经失去了一个头目，而搜查团的行动才刚刚开始。

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自然是要反击的，他在全国各地继续进行爆炸和暗杀袭击，有选择性地针对一些法官、警察、检察官和政治家。他认为随着恐怖行动的升级，政府最终一定会屈服。与此同时，在麦德林这个贩毒集团的大本营里，山上的灯火依然闪烁，隐蔽的刺客们也准备好了自己的枪，而马丁内斯上校则每天晚上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戴着耳机收听被截获的埃斯科瓦尔和手下的对话。当埃斯科瓦尔最终意识到自己的电话都被监听了之后，一天晚上他对着无线电电话阴森森地说道：

上校，我会杀了你的。我要把你全家上下三代都杀光，我还要把你祖父母的尸体都挖出来，朝他们开几枪再埋回去。你听到了吗？

马丁内斯的策略始终没变过，那就是保持进攻的态势。对于埃斯科瓦尔和他的贩毒集团来说，上校现在成了他们的头号敌人。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混进搜查团驻地，在马丁内斯将他们绳之以法之前先杀了他。

一天晚上，上校在照例收听监听飞机录下来的电话时，发现了一些令他不解的东西。有一段电话录音的内容是一个女人在和贩毒集团的一个成员通话，那个成员急迫地向她提出什么要求。

“我就在这里，可是我没找到”，那个女人一直这么回答。

“那就继续找！”那个男人也一直不肯妥协。

上校意识到那个女人的声音听起来很耳熟，她到底是谁？这个男人想要找的又是什么东西？自己之前又是在哪儿听到过这个女人的声音的？

“我找不到”，那个女人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最后，上校终于认出了这个声音。

“这个女人负责打扫我的办公室，她打扫的时候我也仍然待在办公室里。”马丁内斯告诉我，这个声音是属于一个负责打扫指挥部的女仆的。而那个贩毒集团成员的要求是让她把自己的照片从上校办公室墙壁上的组织结构图里抽走。

那之后不久，马丁内斯就把这个女仆调走了，她再也不能进入他们的任何一个办公室了。同时搜查团的队员也查出了女仆的住址，并发现贩毒集团以她和她家人的性命威胁她，他们告诉她如果不合作，就要杀了她。

“最后他们还是把她杀了，”马丁内斯说，“她没有完成他们交代的任务。所以在我把她调走后，他们就把她杀了。她是一个母亲，而他们竟然在她家里开枪杀死了她。”

在揭穿了这名女仆的身份之后，马丁内斯渐渐意识到自己的组织里还有另一名内奸。肯定是有什么人通过什么办法一直在给埃斯科瓦尔送信。作为防范可能存在的内奸的惯用办法，搜查团每一次行动都会同时派出四个行动组，每组前往麦德林不同的方向。只有一个行动组真正带着任务，而另外三个都只是为了分散和混淆贩毒集团成员注意力的。即便如此，埃斯科瓦尔似乎仍然有办法知道警察的动向。比如说，每次马丁内斯的部下得到关于埃斯科瓦尔藏身地点的情报，然后据此对该栋房屋发起突袭的时候，总是会晚到一步，他们发现埃斯科瓦尔往往就是在他们突袭之前才撤离的。马丁内斯意识到，肯定有对方的人潜入了他的组织。但是这个内奸是谁？又是怎么潜入进来的？

在马丁内斯和其他几位搜查团官员工作的这一楼层上，有一个警察学校的学员被安排在这里站岗，除了守卫，有时他也会帮搜查团的官员们擦擦皮鞋。即便是在他的业余时间里，这个学员也经常站在距离官员办公室不远的地方雕刻一些木制品，比如一个警察小人或是直升机模型之类的。

此时的马丁内斯还不知道，这个学员就是被贩毒集团控制的——或许是靠威胁，或许是靠贿赂，又或许是二者皆有。他很可能也遇到了犯罪集团标准的收买手段——“银或铅”。

埃斯科瓦尔曾经说过：“问题不在于一个人是否会接受贿赂，而在于他们想要多少贿赂。”

最近，贩毒集团已经向这个学员下达了谋杀上校的命令，做法是在搜查团官员吃饭时，把毒药放进他们的汤里。这样不仅上校会死，而且其他一些喝了汤的官员也都会没命。然而，在他们执行这个计划的那天，厨子偏偏没有按照惯例为官员们制作单独的饭菜，而是用了一个比平时大一倍的锅做了汤，不是官员的团员们也可以食用。那个学员偷偷跑到厨房，按照指示把毒药全倒进了汤锅里，然后离开了。吃了有毒食物的人员中有部分人出现了腹泻、腹痛的症状，但大家都以为这是食物变质导致的，没有人怀疑过投毒的可能性。

贩毒集团对此大为恼火，他们决心不能再让任何意外发生。这一次他们命令这个学员趁上校每晚坐在桌前听录音时直接将他杀死。贩毒集团为学员提供了一把手枪和消音器，他也成功地混过了安全检查，将这些东西带进了学校。到了执行计划的当晚，年轻的暗杀者偷偷潜伏在上校的办公室外，透过窗子看到上校带上了耳机，于是就掏出了手枪准备瞄准，却发现消音器没有瞄准装置。

“如果我失败了，他们会杀了我的。”这个学员对自己说。

想到贩毒集团承诺自己的巨额回报，沮丧的学员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先练习一下如何使用这把手枪，然后第二天晚上再来。可是，第二天上校收到消息说搜查团内部确实有奸细。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后，上校立即乘飞机返回了波哥大。一周后，调查有了结果，这名学员被逮捕，他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并被关进了监狱。犯罪集团的阴谋依然没能得逞。

“你是来这里参加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之旅的吗？”一个男人凶巴巴地问我。这人大概50岁，穿着蓝色的牛仔裤和白色的T恤衫，手臂上的汗毛很重，头发是黑色的，理着平头，两条眉毛几乎连到一起了。他充满怀疑地看着我，还皱起了眉头。

“是的，我是。”我回答说。

我是在酒店通过电话联系上这个人的。他叫海梅（Jaime），经营了一个叫“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之旅”的私人旅游项目。我们约在麦德林的玻利瓦尔公园（Parque Bolivar）附近一个咖啡店见面。咖啡店就开在街面上，里面摆着银色的圆桌，服务员们都穿着像护士服一样的白裙子。在这里可以买到热乎乎的油炸圈饼（buñuelo），还有百香果（maracujá）和番荔枝（chirimoya）等热带水果制成的混合饮料。哥伦比亚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多样的国家之一，当地的水果种类之丰富让人感到惊讶。

没过多久，我就坐上了这个人的白色小货车。一开上路，他就开始问我各种问题。

“你是记者吗？”他问。

我摇摇头。

“在电视台工作？”

我又摇摇头。

“还好。罗伯托·埃斯科瓦尔可不接受采访。”他说的是巴勃罗的哥哥，他在监狱里待了十年才被放出来。他现在是这个旅游项目中最重要的环节。

“他差不多是个盲人了，你知道吗？”

海梅告诉我说，就在他的弟弟巴勃罗被击毙几周前，还被关在监狱里的罗伯托收到了一个包裹，打开之后才知道是一个管状炸弹。

我问他，是谁给罗伯托送来的包裹？

海梅说：“那是卡利贩毒集团（Cali cartel）送给他的‘礼物’。”

卡利贩毒集团的名字来源于哥伦比亚可卡因贸易的另一个核心城市，他们与麦德林贩毒集团是竞争关系，显然是想借机除掉埃斯科瓦尔兄弟以及残存的麦德林集团势力，从此彻底消除一个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我亲戚——不，我是说我的一个朋友曾经为巴勃罗工作过，”海梅显然是说漏了嘴，他皱起眉，扭头看了看我又继续说道，“我们曾经一起去过那不勒斯庄园。”他一边说一边用左手控制方向盘，同时用另一只手拍拍我的手臂以示强调。哥伦比亚人说话时常常会拍拍对方的手臂，特别是在想要强调某一点的时候。

“罗伯托被释放之后，”海梅接着说道，“我问他愿不愿意参与这个旅游项目。这里还有许多别的旅游项目，你知道吧？”他一边说一边又拍拍我，这次是拍了拍我的前胸。“但是只有我的项目能让你见到罗伯托·埃斯科瓦尔。”

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和麦德林贩毒集团在1993年年底迎来了终结，地点在是麦德林郊区的一个叫洛斯奥利沃斯（Los Olivos）的高档社区。在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炸弹袭击和暗杀行动之后，埃斯科瓦尔终于和哥伦比亚政府达成了认罪协议。可以想见，这份协议几乎满足了埃斯科瓦尔提出的所有条件。埃斯科瓦尔答应就一个走私毒品的轻罪认罪，接受一个短暂的刑期，一旦刑满释放后，他之前犯下的所有罪行都要一笔勾销，政府不得再对其进行追究；而作为交换，他将停止他针对这个国家挑起的战争，不再施行炸弹袭击与暗杀行动。令人震惊的是政府还同意埃斯科瓦尔选择自己服刑的地点，连服刑的监狱都是他自己修建的。此外，只有埃斯科瓦尔和他的手下可以在这个监狱里服刑，所有的监狱守卫也都要由他来雇用并为他工作，而哥伦比亚的警察甚至不得进入监狱之外12英里的范围。

这个结果让马丁内斯上校感到恶心。那么多部下献出生命却换来这样的结果，无怪乎他会觉得政府背叛了他们的忠诚。

“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马丁内斯说，“在他势力最衰微的时候，他和政府达成了认罪协议。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的职责就是遵守命令。”

签订了这个协议后，罗伯托·埃斯科瓦尔也来到这个监狱和他的弟弟一起服刑，其他一些麦德林贩毒集团的成员也在这里。同时，搜查团也解散了。埃斯科瓦尔毫无疑问地重新彻底控制了局势：他很快为监狱配备了豪华的水床、高级的立体声音响和电视，还有无线电通信设备；除此之外，他还可以随意接待访客，甚至还能出去观看麦德林的足球比赛。埃斯科瓦尔还照样运营着他在全世界范围里的可卡因生意，他的监狱反而成了一个可以让他不受打扰的合法庇护所。一年之后，颜面尽失、恼羞成怒的政府终于决定将埃斯科瓦尔转移到一座真正的监狱去，可是埃斯科瓦尔又收到了风声，就在他即将被转移之前，他逃到了附近的山里。于是抓捕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行动重新开始了。

“他的逃跑让我松了一口气，”马丁内斯告诉我，“我很高兴——他从那里跑出来，我们抓住他的概率反而变大了。”

埃斯科瓦尔越狱不到一周，马丁内斯就收到了要求他迅速重组搜查团的命令。几个星期后，麦德林贩毒集团在马丁内斯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居住的公寓楼前引爆了炸弹。马丁内斯马上飞回波哥大的公寓里收拾行李，并把他的家人隐藏了起来。他就是在这时遇到了前来传达600万美元贿赂口信的前同事。

“我当时就知道埃斯科瓦尔的处境肯定已经很困难了，”马丁内斯告诉我，“他在逃亡，所以他才会提出这个建议。”

考虑到拒绝贿赂可能面临的危险，上校决定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转移到麦德林的警察学校里，搜查团的其他成员此时都驻扎在那里。马丁内斯意识到除了那里之外，整个哥伦比亚再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了。从那时起，他两个年幼的孩子都不得不被隔绝在正常的生活之外，只能在家自学。

不过，上校的长子，当时23岁的小乌戈·马丁内斯早已经从警察学校毕业，并在波哥大的警察队伍中工作两年了。他想要到麦德林来帮助自己的父亲，所以一直催促他把自己调过来。

“这里太危险了。”马丁内斯严肃地告诉自己的儿子。

“但是我想帮你”，他儿子回答说。小乌戈·马丁内斯最近接受了电子技术方面的培训，并且在他的班级中名列前茅。他的专长是从地面车辆上控制移动无线电定位设备——这个工作是要在没有警力保护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通常两人为一组，一人控制无线电定位设备，另一人负责开着不容易引起别人注意的普通小货车四处转，通过校准无线电信号来寻找信号发射源。组建这样的定位搜寻小组的原因很简单：美国的侦察飞机提供的数据不足以确定无线电发射源的确切位置，这样搜查团就无法发动突袭。飞机只能够追踪到信号发射源所在的那片区域而不是一个地点；而接受了最先进的无线电定位技术培训的小乌戈·马丁内斯则向自己的父亲保证，地面搜寻技术可以找到埃斯科瓦尔藏身的确切位置。“让我帮你一起抓住他吧。”儿子迫切地请求着父亲的许可。最终，在几个星期的犹豫不决之后，上校让步了。父亲和儿子开始联手抓捕埃斯科瓦尔。

根据空中监听提供的最新信息，埃斯科瓦尔仍然躲在麦德林。不过他不停地从一个藏身地换到另一个藏身地，因为他知道自己在任何一个地方待久了都有被发现的可能。然而，搜寻罪犯的警察都知道罪犯的家庭成员是最惯常的突破口。比如圣诞节将至，或是罪犯的母亲快要过生日了，那么最有可能抓住逃犯的办法就是派人监视他的家人并监听家人的电话。埃斯科瓦尔虽然是个冷酷无情的杀手，其行为也足以证明他是个反社会者，但同时他也毫不例外地非常关爱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九岁的曼努埃拉（Manuela）和十六岁的胡安·巴勃罗（Juan Pablo）。这三个人现在迫不得已住在麦德林的一栋高层公寓里。埃斯科瓦尔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全，尤其是他知道卡利贩毒集团正想借此机会杀掉他。1993年11月，也就是他哥哥被炸弹炸伤眼睛的那个月，埃斯科瓦尔终于为他的家人安排好了前往德国的飞机，但是德国政府拒绝他们入境，反而将他们遣送回了哥伦比亚。哥伦比亚警方于是将埃斯科瓦尔的家人安置在波哥大一家属于警察系统的酒店中以保证他们的安全。从某种意义上说，埃斯科瓦尔的家人现在成了哥伦比亚政府的人质，而埃斯科瓦尔对此毫无办法。

就在十年前，埃斯科瓦尔还是拥有外交豁免权的哥伦比亚议员，拥有几百处房产，在全球各地开设银行账户。现在他虽然还是个亿万富翁，但是他不得不藏身于最多只有一两个亲信知道的隐蔽地点，身边也只有一两个保镖跟随。无论是哥伦比亚和美国的警察和缉毒人员，还是卡利贩毒集团雇用的一群刺客，都在寻找他的踪迹。埃斯科瓦尔也很清楚自己使用无线电设备通话超过三分钟就有可能被定位。为此他专门安排了12辆装有有色玻璃窗的出租车待命。当他需要打电话的时候，他就戴上墨镜和假胡子坐在一辆出租车的后座上。出租车混进麦德林的车流在城市中穿行之后，几乎就不可能确定他的信号位置了。罗伯托·埃斯科瓦尔回忆说：

巴勃罗打电话……［威胁］别人说如果自己的家人受到伤害，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不过除了威胁之外，他什么也做不了……当时，搜查团、［美国］“中央刺钉”行动小组、［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哥伦比亚警察……还有卡利［贩毒集团］都快要找到他了。他们已经控制住了他的家人，而且知道巴勃罗为了家人可以做任何事，甚至是付出生命。所以飞机继续在头顶盘旋监听着他的电话，掌握电话监听技术的专家开着车在城市里到处转，士兵们在街上搜查，抓捕行动日夜不停地继续着。

到1993年11月底，埃斯科瓦尔44岁生日前几天，也是他的家人被禁止进入德国一周之后，盘旋在城市上空的美军飞机监测到埃斯科瓦尔在麦德林某处打的电话，并将其范围缩小到了洛斯奥利沃斯附近，不过在马丁内斯上校还没来得及派出他的三支定位小组中的任何一支以前，埃斯科瓦尔就把电话挂了。

马丁内斯向他的上级汇报了这个情况，将军下令将整片区域包围起来，并展开逐门逐户的搜查。但是上校没有盲目遵从指令，因为他过去已经尝试过这样的方法。上校说：“我们这样做过，但埃斯科瓦尔最后总能逃脱。他会再打电话的，到时我们一定能抓住他。”最后将军妥协了，然而马丁内斯心里清楚，如果埃斯科瓦尔没有再打电话，那么他和将军的关系将会非常紧张。与此同时，麦德林贩毒集团安排的炸弹袭击仍在敲打着这个国家的神经，自埃斯科瓦尔越狱以来，到处都充斥着暗杀行动带来的恐慌。必须抓住或击毙埃斯科瓦尔的压力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人民希望这场战争彻底终结。

马丁内斯很快在洛斯奥利沃斯附近部署了随时待命的机动人员。24小时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将军反复给上校打电话询问进展，然而并没有任何进展。无线电定位人员坚守在他们的小货车里，随时准备行动，但是又一个24小时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情况。埃斯科瓦尔一次电话也没打，上校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终于，到了12月2日，埃斯科瓦尔生日的第二天，他给住在由波哥大警察保卫的酒店里的家人打了一个电话。上校听到埃斯科瓦尔的妻子在电话里祝他生日快乐。然后埃斯科瓦尔让他16岁的儿子记录一段话，这是他就之前一家德国杂志向他提出的一些问题而想好的回答。用来定位的时间非常紧迫。

在埃斯科瓦尔打这个电话的时候，马丁内斯的儿子小乌戈·马丁内斯正好就在距离无线电发射源最近的定位货车里。他和他的司机马上开始进行定位。小乌戈头上戴着耳机，膝上放着一个1英尺长的灰色金属盒子。盒子靠近他身体的一面上有一个手掌大小的屏幕，此时屏幕上正显示着一条闪烁的绿线，那就是埃斯科瓦尔的无线电信号。

在一条不宽的水渠旁边，有一条僻静、高档的街道，沿街有一排两层高的楼房。当小乌戈和他的司机沿着这个街区开到尽头的时候，无线电信号变得越来越大声，屏幕上的绿线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埃斯科瓦尔的电话似乎就是从最边上的一栋楼房里打出来的。虽然两个人的心情越来越激动，但是为保险起见，他们又开着车绕过这个街区，从房子的另一面靠近实验了一下，屏幕上发着绿光的线条显示信号就是从那栋房子里发出的。他们终于确定了埃斯科瓦尔的藏身地。

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搜捕工作的马丁内斯上校此时正在搜查团的办公室里，他接到了自己儿子的电话。

“我找到他了，他在一栋房子里。”他的儿子说。

“你确定吗？”上校问，他同时正在监听着埃斯科瓦尔这通还没打完的电话。

“我已经看到他了！”他儿子回答。

小乌戈和他的司机此时已经回到了房子的正面，车开得很慢，然后停在了街道对面。小乌戈朝对面的二楼看去，那里有一个小窗子。透过窗格他看到了一个留着深色大胡子的矮胖男子正在打电话，完全没有注意到下面街道上那辆不起眼的货车和车里兴奋的年轻警官。此时，埃斯科瓦尔身边只有一个绰号叫“柠檬”（Limón）的保镖。

“守住这栋房子，”上校告诉自己的儿子，“你看正门，让司机看后门，如果他要逃跑，直接击毙。”

我问上校在那个时刻他有什么感受，自己的儿子突然被推上了最前线，没人知道房子里到底有多少罪犯，房子外面却只有两名搜查团队员——他自己的儿子和他的司机同伴，而最近的搜查团支援力量也要在十分钟之后才能赶到。

“乌戈的枪法很准，”上校回答，“比我的枪法好得多，他好几次都是近距离作战射击比赛的第一名。”

于是，乌戈守在房子前面，他刚刚就是从这里看到了埃斯科瓦尔的，他的司机则守住了房子的后门。与此同时，乌戈的父亲已经下令让最近的支援力量——一支12人的队伍——迅速赶往该区域。上校的命令是抓捕埃斯科瓦尔和其他任何在那栋房子里的人，如果他们做出任何可能危及抓捕人员安全的举动，抓捕人员可以开枪射击，这也是搜查团行动时的标准规定。

增援队伍一赶到现场，就立刻包围了这栋房屋。然后根据事先设定好的信号，两名队员冲破了房屋的前门。

“等等，等等，有情况（Momento，momento.Está pasando algo）。”这是埃斯科瓦尔在电话里跟他儿子说的最后几个字，然后他就仓促地挂了电话。

这栋楼房二层房间的后窗通向一个铺了瓦片的房顶，这也是唯一可以逃跑的路线。埃斯科瓦尔的保镖“柠檬”先钻了出来，他想要从那里跳到房顶上，同时向下面穿着便衣的警察开枪，警察们从地面开枪还击。“柠檬”很快就被击毙并从房顶上滚落到了地面上的一小片草坪中。随后，埃斯科瓦尔也钻了出来，右手拿着一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腰带上还别着另一把。埃斯科瓦尔对搜查团的突然出现显然毫无防备：这位大毒枭当时光着脚，只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运动衫和一条牛仔裤。此时的他因为缺乏运动及长期的禁闭躲藏而变得非常肥胖，但是他根本没有投降的打算。埃斯科瓦尔开枪射击的同时，三发子弹击中了他：一发打中了他的腿部后侧，另一发打中了后背肩部下方的位置，第三发则从右耳打进并贯穿了整个头颅，然后从左耳飞出。后两发子弹中任何一发都是足以致命的。搜查团赶到现场之后的行动全程只持续了不到十分钟。一名搜查团成员蹲在一动不动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旁边检查他是否还有脉搏，然后通过无线电向马丁内斯上校汇报。

“哥伦比亚万岁！”他喊道。

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这个哥伦比亚头号通缉犯，也是世界上最受关注的罪犯，终于被击毙了。

在距离埃斯科瓦尔被击毙的地方大约5英里处有一个圣山公墓（Cementerio Montesacro），公墓位于一片绿树覆盖的青山之上，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麦德林。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现在就静静地躺在他的坟墓中。他下葬的那一天，无数民众聚集到此，争先恐后地想看一眼躺在敞开的棺材中的埃斯科瓦尔，甚至想摸一摸他已经毫无生气的尸体。这个人曾经手握远远超过他们任何人所能享有的权利：他可以赋予人财富，可以挑战警察、挑战整个国家，他甚至还能够决定人的生死。埋在埃斯科瓦尔旁边的是他的保镖“柠檬”，这是后者的家人要求的。

如今埃斯科瓦尔既已入土，他对事件的影响力也就随之消失了。他死后几个月内，麦德林贩毒集团就土崩瓦解了，全部36名首领不是被击毙就是被监禁。哥伦比亚政府在美国的帮助下，很快又一举消灭了临近的卡利贩毒集团。然而两大贩毒集团消失带来的实际效果并不包括可卡因生产的停止：埃斯科瓦尔死后的一年及后续几年中，可卡因的产量反而更多了，甚至比埃斯科瓦尔鼎盛时期任何一年的产量都多。

人们把安第斯山脉沿线各个共和国的可卡因生产问题戏称为“蟑螂”（la cucaracha），就好比你在房间的这个位置杀死了一只蟑螂，又会在另一个位置再发现一只。到目前为止，所有试图彻底消除可卡因生产的努力都没有什么效果。如果地方和/或外国政府试图解决某一个安第斯山脉国家的可卡因生产问题，结果往往是这个国家的生产停止了，但另一个国家又会生产出同等数量的毒品。最终，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都被消灭了，但可卡因走私的垄断权继续向北转移，墨西哥的贩毒集团迅速占据了新出现的空缺。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地带很快就变成了一片杀戮之地，因为墨西哥的贩毒集团都在互相争夺那些曾经由哥伦比亚人控制的贩毒路线。2006～2015年，超过10万墨西哥人死于这些毒品战争。美国政府不停地向墨西哥政府施压，要求他们采取更积极的措施以阻断可卡因的走私活动。即便如此，每年还是有大约150吨可卡因非法流入美国境内。

我们沿着蜿蜒的山路开车爬上了一座绿树覆盖的小山，向麦德林一个较高档的波夫拉多区（Poblado）开去。海梅又碰了一下我的胳膊，为了强调下面这句话：“我诚实地告诉你，我敢打包票，”他这么说着，反而让我更觉得他的包票不可信，“你不要问罗伯托太多问题。他不喜欢被问问题。”

我们开车经过的这片区域让我想起了我父亲从小居住的好莱坞山：我们头顶有巨大的桉树，道路两边有铁质的大门，门后都是面积不算大的私人地产。此时的天空依然阴云密布，我们经过的石板路上有些地方已经因为受冲蚀而损坏了。后来车子停在一道锁着的大门前。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走来慢慢地开了门，他看着我们的车开进大门，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又走了没多远，我们就来到一片低矮的砖房前面。房子只有一层，刷着白漆，屋顶上铺着瓦片。窗子外面都有铁格栅，为的是防止窃贼破窗而入。房子外面还有一个汽车棚，下面停着一辆蓝色的瓦尔特堡牌轿车，正是巴勃罗以前喜欢在麦德林开的那种东德老样式。有一个不太可信的故事是这么讲的：曾经的偷车贼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是整个麦德林唯一不锁车的人。他只是在车上的手套箱里留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这辆车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

从没有人敢偷他的车。

我们面前的建筑就是罗伯托·埃斯科瓦尔的家。他现在已经65岁了（巴勃罗如果在世也已经62岁了），在这座有绿树环绕，还可以俯瞰麦德林的小山上过着平静的生活。海梅告诉我，巴勃罗在转移到他最终被击毙的那个藏身地点之前就是躲在这栋房子里的。

我跟着海梅走进房屋。这里既是一套居所，也像一个祭奠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祠堂。参观这栋房屋显然是这个私人旅游项目的序曲，之后才是真正的高潮：和曾经是麦德林贩毒集团会计的罗伯托见面。

墙上挂着很多相框，还有一些泛黄的报纸，报道的内容都是罗伯托年轻时赢得的自行车比赛。另一面墙上则是13张仔细排列的巴勃罗各个年龄段的照片，从他第一次领受圣餐到成为穿着艳黄色西装的哥伦比亚议员。在走廊里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一个3英尺高的黑色圣母雕像（Virgin of Candelaria），她是埃斯科瓦尔家族信奉的圣人。整栋房子整洁得就像一座殡仪馆。

海梅领着我来到一个嵌进墙里的书架前，书架的边缘装饰着角线。他紧紧地盯着我，然后推了一下书架的一边，于是整个书架都移动了，我意识到原来书架就是一扇旋转门，门后面藏着一个小隔间，容得下一到两个人蜷伏在里面。绑架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一生中惯用的伎俩，那些人质在被赎回或是撕票之前，也许就被隐藏在这些狭小的空间里。在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最绝望的时刻，或许他本人也曾躲避在这里面。

我们向外走去，穿过推拉的玻璃门，走到了房子后面一个带顶棚、铺着红色地砖的露台上，从这里能看到外面花园的景致，还能看到山谷对面和远处波夫拉多的众多砖结构摩天大厦。埃斯科瓦尔曾经就在那里的某一座高楼中经营他的毒品贸易，后来那里受到了卡利贩毒集团的汽车炸弹袭击。露台中间摆放着一张木质的绿色长桌，桌上摆放着各种供访客购买的书籍、光盘和照片，这恐怕才是这个私人旅游项目的存在理由（raison d’etre）。

“下午好（Bueñas tardes）”，一个低柔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

我转过头，看到了一位瘦小、光头的老者，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他的嘴角似乎总是向下耷拉着，像马蹄铁的形状一样。我认出他就是罗伯托·埃斯科瓦尔，曾经的自行车竞赛冠军和贩毒集团会计，还在哥伦比亚的伊塔圭（Itagüí）监狱坐过十年牢。罗伯托的身高也是5英尺6英寸，和巴勃罗一样，同时他还长着和巴勃罗一样的长长的鹰钩鼻。

我们握了手。虽然他镜片后面的右眼有些浑浊，但还是能看出罗伯托的眼睛是灰蓝色的。墙上那些20世纪60年代的照片里有穿着骑行服的罗伯托，和他那时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样子相比，我面前的罗伯托已经变成了一个像矮人一样干瘪的老头——面无表情、反应迟缓，仿佛这双眼和这个灵魂已经历尽了世间百味。

“你喜欢华盛顿吗？”我指着屋内墙上那张他在白宫前面的留影问道。

“是的，我很喜欢，那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罗伯托回答道，他的西班牙语带着很重的“派萨”口音。他还说自己和巴勃罗一起到美国首都去的时候，出于好奇参观了联邦调查局博物馆。他们在博物馆里的一面墙上看到那里张贴着一张巨大的通缉令，上面的照片正是他自己和他弟弟，抓住他们两人的赏金高达1000万美元。这个通缉令让他很紧张，可是巴勃罗依然冷静，哪怕是在最绝望的处境中，巴勃罗也总能保持冷静。他们走出博物馆之后，巴勃罗试图让他哥哥冷静下来，他观察了一下四周，几分钟之后他对罗伯托说：“看我的。”罗伯托看着自己的弟弟，后者走向一个警察，然后操着带有浓重西班牙口音的英语向对方借火。警察同意了，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给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毒贩点烟。巴勃罗镇静地走回罗伯托和自己的儿子身边，深吸了一口烟，然后吐出来。“看见了吧，”他对他们说，“这里的人根本不认识咱们。”

我和罗伯托聊了一会儿，他似乎很喜欢这个话题，整个人也越来越友善和放松。他时不时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绿色的小瓶，然后仰起头向两只眼睛里各滴三滴药水。虽然炸弹炸坏了他的眼睛，但他的脸很光滑，并没有什么明显可见的伤疤。

“你们当时知道马丁内斯上校和他的搜查团在抓捕你们吗？”我问。

“当然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眼线。”他回答说。

“你会不会认为，要是没有组建搜查团，你弟弟就不会死？”

“不。他的死是因为他走入了政界。我当时就不赞成，”他透过眼镜凝视着我，并且解释说他一直反对巴勃罗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人物，“从那时起，所有人都紧盯着他不放，包括卡利贩毒集团。”

说着他又向眼睛里滴了几滴药水，于是我问起了送到他监狱里的炸弹的事。

罗伯托说当炸弹在他眼前爆炸时，他觉得自己先是看到了天使，然后又看到了上帝。这次爆炸事件拉近了他与上帝的距离，也让他开始相信死后还有另一个世界。

“你想买点纪念品吗？”海梅不耐烦地问，还因为我问了这么多问题而瞪着我。我现在明白了——不是罗伯托不不喜欢被问问题，而是海梅。对他而言这个项目就是生意，他想尽快收钱尽快走人。我四处看了看然后决定买几张照片。

罗伯托在桌子的一端坐了下来，然后拿出一支笔和一个大印泥台。我把照片一一递给他：第一张是巴勃罗穿着一身细条纹西装，举着一支双管猎枪，摆了个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黑帮老大阿尔·卡彭（Al Capone）一样的造型；第二张是巴勃罗穿着他心中的英雄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一样的衣服，头上戴着墨西哥宽边帽，胸前斜挂着子弹带。罗伯托在两张照片上都签了名，还在签名旁边按上了自己的拇指手印，他以前的公开信也都是这么签署的。然后我又选了一张悬赏1000万美元捉拿他们的通缉令的复制品，巴勃罗和罗伯托的头像在最上面，下面是小一些的麦德林其他头目的照片。最后，曾经的贩毒集团会计仔细地把图片都卷起来放进一个硬纸管里，当然这个包装也是要收钱的。我忍不住想，巴勃罗和罗伯托有那么多钱，他们肯定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隐藏了钱财或开立了账户。不过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罗伯托为什么要靠接待游客、售卖他弟弟的照片和其他小玩意儿来赚取这区区几美元？那些钱到哪儿去了？

最后，我和他握手告别。罗伯托像哥伦比亚人习惯的那样碰了碰我的胳膊。“和你聊得很开心（Mucho gusto）”，罗伯托说，还向我点点头。我走出了大门，向着车道走去。罗伯托·埃斯科瓦尔在我们背后望着我们离去，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彻底被人遗弃的孤独老人。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还去了安蒂奥基亚省博物馆，这是一座位于博特罗广场的艺术博物馆。离开麦德林之前，我想去看两幅博特罗创作的画作。第一幅作品被挂在一个一尘不染、地板干净得泛光的展室里，画作一头还站着一个守卫。这幅画作的名字叫《埃斯科瓦尔之死》（The Death of Escobar）。画作的背景色调昏暗，描绘的是阴沉天空下的麦德林，画面正中是站在铺着瓦片的房顶上的埃斯科瓦尔，他上身的衬衫敞开着，下面穿着深色的裤子，赤着脚，右手还紧握着一把手枪，枪口举起对着天。一排排夸张放大的子弹从他的身边飞过，自左向右贯穿整张画布，仿佛是一帧被定格住的镜头；有些子弹已经打穿了他的肚子、脖子和前胸，在他苍白的身躯上留下了一些小小的红色弹孔。埃斯科瓦尔的眼睛是闭着的——虽然还站立着，但其实他已经死了，这就是他被子弹击中的那一瞬间。

在另一个展室里，我找到了第二幅作品，这幅画仿佛是从同一部电影里剪辑出的另一个镜头。埃斯科瓦尔侧躺在同一个铺着瓦片的房顶上，枪还握在手中。从敞开的衬衫里可以看到他的身上满是弹孔。房檐下面的街道上有穿着绿色制服的警察，他抬着头，扬起的帽尖指向倒下的黑帮老大。在他旁边还有一个矮个女子，穿着红色的裙子抬头看天，双手合十，正在祈祷。

我走出博物馆时忍不住回想，埃斯科瓦尔已经去世20多年了，现在只能存在于画家、作家、电影制作人和其他编故事的人的创作里，而他的故事至今仍然在被重塑与改编。从某种意义上说，埃斯科瓦尔就是一位最新版的埃尔多拉多国王，就是那位富有到可以每天往自己身上洒满金粉，然后洗掉，第二天再洒满的黄金之人。正如博特罗的画作中描绘的那位在祈祷的妇女一样，以埃斯科瓦尔为榜样，为他卖命，并且/或者崇拜敬仰他的哥伦比亚人不在少数。这些人就像是在追逐太阳的光芒，他们被埃斯科瓦尔无尽的财富和权势迷惑，被他神话一般白手起家的故事迷惑，被围绕着他的那些传说迷惑。可是在穿过广场时我突然想明白了，哥伦比亚真正的黄金之人，真正像黄金一样永不褪色、永不变质的人，其实是前警察部队上校乌戈·马丁内斯。他现在已经退休，和自己的妻子一起在波哥大过着平静的生活。不幸的是他的儿子小乌戈·马丁内斯于2003年因车祸去世了。当马丁内斯自己及他家人的性命都面临威胁的时候——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当哥伦比亚这个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之时——他依然选择拒绝被收买，拒绝被腐化。他的决定不是为了“银”，也不是惧怕“铅”，他的决定是出于对原则的坚持。事实证明，真正的埃尔多拉多国王不是埃斯科瓦尔，而是马丁内斯，只有他配得上被称为哥伦比亚的埃尔多拉多——传说中永不变质、不可思议的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