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了贼船？

没人会在公元前81年想到19岁的盖尤斯·儒略·恺撒（Gaius Iulius Caesar）日后会前途无量，就连怀疑他是否还有前途也是合理的，因为当时恺撒正在逃亡。他化装成平民连夜逃出罗马，因为怕被人出卖，不顾自己高烧未退，频繁更换藏身之处。可最后杀手还是找上门来，恺撒只好使出最后一招：献上一大笔买命钱，在他看来，伴随了他一生的好运这时发挥了奇效：杀手们盗亦有道，收钱留人。恺撒活了下来，不过还未完全脱险，直到他的豪门亲戚说服威风八面的独裁者苏拉饶了这个无足轻重的毛头小子，他才能略感安心。

那么恺撒是如何惹上杀身之祸的呢？前82年11月1日，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在科林门（罗马的一扇城门）战役中获胜，打赢了一场血腥内战。由于苏拉开战前就宣布将消灭现政权及其党羽，被苏拉之敌控制了五年的罗马和意大利完全有理由在胜利者苏拉面前发抖。而苏拉果真将报仇雪耻和消灭国家公敌（他觉得这两项目标基本上是同一回事）视为己任，铁腕落实。

世人怀疑正是苏拉发明了公敌宣告黑名单（proscriptio）。该词原意只是把某样东西写下来并公布，就是一份普通名单，可到了苏拉那儿就平添了一层骇人的含义：上名单者被视为人人可以诛杀的国家公敌，杀手不必受罚，反而有赏，“公敌”的资产则被没收。首批黑名单公布前，杀戮就已开始。公布黑名单的主要目的显然是让那些暂时幸免者松一口气。但是目标群体的清晰界定并未减轻政治恐怖的可怕程度，恰恰相反，白纸黑字地公布杀戮名单这种坚定冷静的做派进一步强化了恐怖，难怪无论古今，世人谈到苏拉时总是想到黑名单，而忘却苏拉政权实施国家重大改革的积极层面。

而恺撒不幸正好站在败将这一边。加入苏拉的对立面并非恺撒主动做出的一个政治决策，而只是因为亲戚关系。曾将罗马从西姆布赖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i）之祸中解救出来并七次担任国家最高官职“执政官”（consul）的大人物盖尤斯·马略（Gaius Marius）是苏拉的宿敌，也是恺撒的姑父。马略和恺撒虽只是姻亲，但毕竟沾亲。属于曾掌控政权的罗马少数氏族贵族（patricius）的儒略家族甘心把女儿下嫁给马略这样一个老兵和新贵，可见已然辉煌不再。恺撒的直系祖先没能做到执政官的高位。前四世纪，罗马贵族被迫向平民（plebeian，即不属于氏族贵族的公民）开放公职，自此，担任每年选出两名的执政官一职成为官员从平民升格为显贵（nobilis）的主要途径。出过执政官的家族构成显贵阶层，成员有望飞黄腾达甚至也当上执政官。不过针对氏族贵族和平民的游戏规则有所不同，即使家族一直不出执政官，氏族贵族也能享受显贵待遇。但是，由于有助于显贵在激烈的高位争夺战中胜出的并非以某种方式形成的法律资格，而是祖先靠丰功伟绩赢得的声望和人脉，因此，在竞选令人心仪的高位时，候选人是能够提到选民记忆犹新的父祖辈执政官，还是只能从远古史册中挖掘家族荣耀，两者差别巨大。所以像恺撒的父亲这种氏族贵族的机会虽然不像家族中别说执政官，就连个元老院成员都没出过的平民姐夫马略当年那样渺茫，但恺撒之父的仕途辉煌也绝非与生俱来，纵然他在前92年做到了公职的第二高位“司法官”（praetor），不过就算他前85年不死，是否还能当上人人垂涎的执政官，也很难说。

恺撒的父亲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名人马略，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儒略家族接纳人气极旺的马略肯定是明智之举。而对马略来说，这位氏族贵族女子无疑是他的良配，因为她代表了上流社会对他的认可。恺撒的父亲则娶了奥勒留家族的一个姑娘——前平民执政官卢基乌斯·奥勒留·科塔（Lucius Aurelius Cotta）之女，也实现了对仕途大有裨益的联姻。不言而喻，有志从政的罗马家族的联姻重点在于有益仕途，但是有两个目标很难兼顾：门第（通常关乎政治影响力）和财富。由于仕途支出已成为潜在的败家因素，通过迎娶富家女来重振家业常常成为必要手段。这种富家千金可以在上流社会的骑士阶级（仅次于人数很少的元老阶级）中找到。攀上贵亲的恺撒之父在儿子的婚事上显然改变了策略，他替儿子和康苏夏（Cossutia）订了婚，亲家是个富有的骑士。父亲过世后，政治发展出现崭新的机遇，恺撒的家族才放弃经济优先原则，转而追求显赫门庭和直接政治优势的路线：少年恺撒与康苏夏的婚约被解除，前84年，恺撒娶了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秦纳（Lucius Cornelius Cinna）之女科涅莉亚（Cornelia）。

16岁的恺撒就这样成了统治罗马整整两年的秦纳（和前82年以后的苏拉相似）的女婿。秦纳篡位其实是主要由马略受挫引起的前88年内战的产物。当时，马略靠攻打努米底亚人（Numidian）、西姆布赖人和条顿人所摘得的胜利月桂在罗马恶劣的政治气候中凋谢了。前88年，马略最后一次试图靠大规模征伐回归罗马豪门一线，结果引发了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奇特的决议，派马略攻打入侵小亚细亚行省的本都（Pontos）国王米特拉达梯（Mithradates），全然不顾当值执政官苏拉此前已经正式获得此役的指挥权。于是，不甘心错过荣立不朽军功良机的苏拉在罗马起兵追杀马略及其随从，马略侥幸脱险，逃亡北非。但是苏拉前往东方征伐后，他在罗马颁布的规定没能存活很久。前87年秋天，马略率领一支私人军队满腔怒火地返回罗马，当时意大利已经陷入一场新的内战：苏拉一派的执政官盖尤斯·奥克塔维乌斯（Gaius Octavius）对阵共同执政官秦纳。秦纳在几件违反苏拉指令的争议事项上出了风头，但是在内战中暂时落败，被迫离开罗马。不过机灵的秦纳迅速学会了苏拉武力征服家乡的新战略，说服了几个罗马军团（legio）随他进军罗马，把国家从一小撮人的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不出意料，秦纳和马略联手获胜并于前86年一同出任执政官，不过马略在这第七次出任执政官后不久就去世了。

秦纳则从前87年至前84年连任四届执政官，四届共同执政官也都是秦纳的同党，这实际上是帮派统治（dominatio，帮派为“factio”）。持此观点的罗马人必然得出共和国（res publica）已然名存实亡的结论。罗马人认为共和国必须保持传统形象，即每位公民根据自己的阶层享有一定的自由，而国家机构在此框架内各司其职。如果像秦纳时代一样，统治阶层成员不再有机会将担任执政官作为人生最高目标，因为此职已被某个人及其同党垄断，那就算不上共和国了。而这种局面的受益者自然会持不同观点，比如靠亲戚关系突然进入统治集团核心圈的恺撒家族显然并不忌讳利用这种优势。

迎娶科涅莉亚后不久，这桩姻缘就结出了硕果：恺撒被任命为最高神朱庇特（Jupiter）祭司（flamen Dialis）。朱庇特祭司无疑属于罗马宗教界众多神职中最荣耀的职位，专门由氏族贵族担任，不仅能在最显赫的位置上主持朱庇特祭礼，在民众面前大放异彩，也能像执政官一样坐高官折叠椅（sella curulis）、穿紫边白色托加长袍（toga praetexta），并参加元老院会议。不过担任朱庇特祭司者根本无法考虑争取罗马国家高官职位，因为此职禁忌太多，比如不得宣誓、不得离开罗马（连一夜都不行）、不能见刀兵，更不能见尸体。基于这种种繁文缛节，朱庇特祭司显然无法领军。但是由于军功在罗马会带来最高声望并由此为获得权势铺平道路，所以朱庇特祭司尽管有些影响力，但威望通常不及军队统帅。因此，对于恺撒这种在政治军事领域雄心勃勃的人来说，担任此职或许代表年轻有为，但他绝不会志得意满。恺撒为何要去当朱庇特祭司，我们不得而知。可能因为他还年轻，自己做不了主，得遵守家族的规矩；也可能他指望能够在有必要时解除禁忌，就像在该职位上已数次发生的那样。无论如何，氏族贵族青年恺撒显然是秦纳一派看中的朱庇特祭司人选，而恺撒本人乐意效劳。

前84年，秦纳死于兵变，这起先似乎并未影响到恺撒，但是前82年底苏拉夺权后，对于恺撒来说，形势至少变得复杂了。虽然恺撒不算苏拉的敌人，也并未在决策岗位上与苏拉做对，但是由于血统、婚姻和神职的缘故，恺撒正好处于苏拉发誓要残酷报复的群体的中心。不过苏拉倒没有径直将恺撒列入公敌名单，或许他认为青年恺撒在现职上作为有限，分量不重。苏拉只要求恺撒同科涅莉亚离婚。治国安邦的独裁者和罗马全境统治者苏拉要求恺撒用此举给出一个愿意脱离旧圈子、融入新体系的明确信号，但是恺撒不配合，他峻拒与秦纳之女分手。

恺撒的态度非常惊人。当然，对人的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社会不同时代大相径庭的行为准则，比如不能用衡量二十世纪德国历史的标准来衡量恺撒拒绝离婚的举动。但是即使用这一标准来衡量，恺撒的拒不从命也令人震撼。当纳粹时代“雅利安人”被劝说抛弃犹太配偶时，部分人服从了，这些人的行为即使我们可以谅解，但是在道德上肯定是卑下而非高尚的。我们的判断既可以基于普遍人性也可以基于具体的违规界定，因为五十多年前的道德规范和今天并无二致：婚姻即使并非长久的爱情，也是一个理当同甘共苦的互信联盟。而当年那些坚守婚姻的人值得我们无上钦佩，因为他们没有在巨大的压力下抛弃处境艰难的配偶。不过这些人至少有一个无法随便摒弃的社会和道德规范可以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而若是研究恺撒时代罗马的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就会发现这种行为规范当时并不存在。罗马上流社会成员年轻时就频繁嫁娶，离婚是在法律和程序上都简单易行的家常便饭，而且婚姻旨在得到合法后代、保障或增加家族财富、建立并稳固政治关系，因此至少挑选首个配偶时并不征求少男少女本人的意见，父母往往自小就给他们订婚，在十三至十六岁之间完婚。众人期待夫妻之间产生一种互敬互让的关系，若能发展出深层感情则只是巧合，而且如果突然另一段姻缘似乎更有利于家族利益，那么家族也并不会顾及夫妻感情。这就是恺撒不肯抛弃发妻的社会环境，虽然发妻不仅给他带来了长此以往有害无益的政治关系，还难以创造资金收益，因为她的家产已作为公敌宣告的附带处罚被没收，而且恺撒无疑有理由认为自己有能力另外娶妻生子（结果他后两次婚姻没有子女）。也就是说，按照罗马标准，恺撒没有理由维持与科涅莉亚的婚姻。支持这桩婚姻的只有两条与科涅莉亚本人并不相干的行为准则：骄傲的显贵从不屈从他人；一个恩主（patronus）有责任保护亲友。在此事上，恺撒首次表现出超强的自信心和恩主责任感。

那么苏拉做何反应呢？拒绝融入新体系的恺撒失去了担任朱庇特祭司的资格。苏拉由此给了恺撒追求传统军政前程的自由，最终恺撒毁掉了苏拉费尽心力才安定下来的共和国，这无疑是命运开的一个特大玩笑。不过恺撒因抗命而面临的危险绝没有随着撤职而消失。相反，史料记载恺撒被迫离开罗马，至少部分家产被没收，并受到苏拉黑名单杀手的追击。恺撒是否真被列入黑名单，史无记载，但即使他幸免于此，也绝不会感到安全，因为这一手续随时可以补上，在上峰暗示的死刑被执行后再补都行。这群残酷无情的赏金猎人行事粗放，而苏拉放手让他们去干。因此，当恺撒被苏拉的一队杀手追到时，他是否真在黑名单上对他来说毫无差别。结果恺撒运气好，杀手先生们对他付的一万两千第纳尔（denarius）表示满意，放了他。

后来苏拉显然向逃亡的恺撒发出了某种赦免令，恺撒离开意大利，前往罗马帝国东部，在一位行省总督的班子里找到了容身之处，并首次得到积累作战经验的机会。其间恺撒以英勇无畏脱颖而出，荣获与门第无关的最高奖项“公民桂冠”，这是专门颁发给在战斗中拯救战友生命的军人的。恺撒还奉命执行外交任务，请求比提尼亚（Bithynien）国王尼科梅德（Nikomedes）派出一支船队支援。恺撒和尼科梅德之间发展起来的友好关系很快就引出了他们俩是同性恋人的传言，这一点是否属实，无据可查。起因也许只是恺撒对尼科梅德和王室事务竭尽殷勤，超出了朋友和恩主的本分，才导致毒舌声称背后另有文章。恺撒尽恩主之责极其用心，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早年作为中判断基本可信，但是古人不一定能够理解。不过其实这桩轶事是否属实并不重要，至少对罗马政治而言无关紧要。因为只要被议论的人不是自己，花边新闻人人喜欢，而且也适合用来抹黑当事人，是职场竞争的惯用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若是恺撒一反常态地强烈回应，那只会增强这桩轶事的吸引力。

其间，苏拉在罗马辞去独裁官职务，于前79年退休。据说恺撒后来因此批评苏拉是个政治盲。其实退休后的苏拉仍然是一股需要重视的潜在力量，所以恺撒直到获悉苏拉去世才返回意大利。大统治者一死，势必重新洗牌。果然，新任执政官马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大举攻击苏拉建立的秩序。马略和秦纳的近亲也有望晋升的政治条件形成了，于是恺撒重返罗马。生存危机和政治边缘化时代业已过去，赌局正式开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