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缘起

汉唐四百年间，经学式微，玄风肇扇，道教方兴，加之佛教东来，中外文化碰撞交融，思想领域异彩纷呈，实为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一关键时期。探讨此期之思想史遂成经久不衰的课题。

众所周知，一个社会的思想存在不同层面。既有官方的意识形态，又有哲人学者精致、系统的思想理论，同时芸芸众生头脑中亦充满各种各样的想法与观念。针对不同对象，思想史可探讨不同的问题，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史亦如是。虽然此间佛教不曾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但仍可或专注于教理教义的发展、名僧大德与知识阶层信徒的思想，发赜阐幽，或致力于一般民众的信仰与观念，剖析他们的心灵世界。

本书主要通过探究一般信众的信仰，包括他们对佛教教义的认识与理解，他们的愿望与追求，他们信仰活动的内容、特点以及社会影响等，来把握这一激变时代的思想脉搏。

近年来国内学界社会史、民众信仰史领域大兴，成果喜人，不过涉及的时代多为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与近代。宋以前情况不平衡，论及两汉时期这方面的文章有一些，但缺乏系统检讨，魏晋南北朝时期则仅有个别学者涉及。三国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名僧劭德、教理教义、知识阶层的佛教活动与制度仪轨等方面，对一般信众关注不够；致力于研讨佛教信仰的论文并不多见，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弥勒信仰弥勒弥勒信仰与观音信仰上，涉足其他方面的屈指可数。

日本学者在中国民众信仰研究方面起步早，成果相当丰富，但对六朝时期的相关研究仍显薄弱，除对观音信仰、弥勒信仰弥勒弥勒信仰、西方净土信仰、疑伪经疑伪经方面着力较多，个别人的信仰做过专门研究外，民众信仰的综合研究虽有塚本善隆塚本善隆倡导践行于前，但应者寥寥，成果无多。

与中、日学界相比，欧美学界在中国宗教研究上起步虽晚，但进展迅速。近年来中国民间宗教民间宗教颇受他们重视，成果频出，不过亦以宋以后朝代的相关研究成果居多，于北朝时期民众信仰研究上至今未取得实质性成果。欧美学人很早就希望从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间信仰民间信仰的研究，但一直苦于资料贫乏，无法开展。马伯乐（Henri Maspero）早就注意到这一时期的民间宗教民间宗教，认为它从三教中汲取了思想但又有别于三教，是独立的体系。谢和耐（Jacques Gernet）曾敏锐地注意到从五世纪起中国民间佛教民间佛教的发展问题，但他所举材料以唐代为主，北朝时期的情况涉猎不多。许理和（Erik Zürcher）虽主要研究四世纪及五世纪初佛教在中国南方上层社会的传播与接受问题，但仍然认为研究当时不同地区之民间佛教民间佛教与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崇拜同样重要，不过囿于资料无法展开研究。他调侃道，除非再有一次类似敦煌遗书的发现，研究才能展开。陈观胜以佛教中国化佛教中国化为研究核心，重点在唐代，对于佛教与中土思想的适应只考察了佛法对“孝”的认同问题。谢和耐在他的《中国文明史》中再次提出需要研究民间佛教民间佛教，他认为：“五世纪末以降中土社会感受到强烈的宗教狂热，其成因无论用哲学及教义之借鉴抑或华北半野蛮的诸专制君主之敬畏神僧都不足以解释。简言之，它们无法解释佛教在中国发展成一影响深远的宗教的原因，这一不易察觉的运动发生在地域性信仰与区域社会的层次上，至今仍知之甚少。”他强调了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对佛教接受之重要性，不过只是提出了问题，未能加以具体研究。备受赞誉的太史文从剖析盂兰盆节盂兰盆节入手，分析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佛教如何与中土固有的习俗、观念相融合，在研究民间信仰民间信仰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不过，他研究的重点仍是唐代。其考察十王信仰的大作亦属唐宋时期。直至199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仍然强调宋代以前的民间宗教民间宗教问题，但限于资料，难见其面貌。尽管如此，美国学者另辟蹊径，在六朝隋唐时期的本土经典（indigenous scriptures，即一般所谓之疑伪经疑伪经）研究上下功夫，成果显著。本土经典中包含很多中土观念、信仰，但它们多少都经过僧侣加工改造，并不是民众信仰的原貌。

因此，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民众思想民众思想研究，包括佛教信仰史研究基本属于空白，并非妄语。学者或为研究思路所限，或囿于资料难以开展。确切地讲，反映这一时期民众精神世界的资料实非空白。当时人们刻在各种类型的佛教（含少量道教）造像上的铭文，即造像记，至今仍保存不少，这些造像记就是反映他们心声的珍贵资料。

按照佛经的说法，造像是一种可为造像者造像者带来福报的功德，因此佛徒或以个人名义，或以家庭家庭、寺院为单位，或聚集若干信众组成义邑、法义来造像兴福。他们出资雇匠雕造或购买制成之作品。或就石崖开窟，或制作单体塔塔、像、碑；佛像佛像小者盈寸，大者丈余，材质或石，或铜，或陶，或木（图1～图3）。佛像佛像雕讫、购入后，出资者多刻长短不等文字于像座、像背或龛侧，述兴造缘由、时间、誓愿，并镌出资者姓名，是为造像记（图4～图9）。

图1 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的摩崖造像

资料来源：侯旭东摄。

造像记之所以珍贵，一是它的直接性。它是造像当事人主观心愿与认识的直接与真实吐露，非如文献记载要经过文人的过滤与转述，真实地向后人展示了人们信仰与思想的某些侧面。由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造像者的造像记中，又可以感触到信仰与思想的种种细部变化。尽管造像记反映的不是人们信仰与追求的全部，但至少为今人提供了领略当时民众心灵世界风貌的一个“窗口”，透过它，多少可以了解他们内心世界的部分情况。二是它的民众性。从造像记题名看，参与造像活动的人包括官吏、僧尼和一般民众。除个别官员、极少数僧人见于史传外，绝大部分的造像者名不见经传。迄今为止，史家恰恰对这些在文献中消失的众生知之甚少，但他们是帝王将相纵横驰骋的历史舞台的“台柱”。现存文献关注的多是王公贵游、显官权要，偶存论述民众活动的只言片语则打上了文人俯视及过滤的印迹，无法据以再现民众的心灵世界。造像记资料的发掘与利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契机。

魏晋南北朝造像记资料，地域上基本出自秦岭、淮河以北，故研讨的区域范围限于北方；时间上主要集中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即400～580年，约略言之为五六世纪。由于信仰发展的轨迹与政权兴衰更迭多非同步，故研究时限采用公历绝对年代。造像记题名中出现的官吏、僧尼与庶民，乃是当时社会中除名僧大德、知识阶层佛徒以外佛教信众的主体，他们构成了本书所说的“民众”。

通过分析造像记，揭示民众的佛教信仰对于全面认识五六世纪的中国佛教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以往佛教史研究在名僧大德的思想与活动、教理经义的发展、佛教在上层社会的传播影响、重要的制度仪轨等方面积累了不少成果。这些只是整个佛教史中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水线以下冰山躯体鲜有论及。本书的研究多少有助于揭开水面之下冰山躯体的面貌，于全面、整体地认识这一时期的佛教史不无裨益，这是其一。

其二，对于正确认识这一时期佛教思想的演变以及高僧大德的作用亦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信仰乃佛教存在发展之基础，民众构成信徒的主体，民众信仰有中蕴含着许多教义流行的民众基础与思想源头，考察民众信仰有利于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佛教教义的演进。

其三，有助于从一个被忽视的层面认识外来文化移植中土的具体历程。作为外来文化，佛教与本土文化冲突融合的历史，在知识阶层以及儒学、道教的层面已有不少研究，但就一般信徒的层面来认识这一问题似未尝见。展示这一层面的文化交流，对全面、深入地把握当时的中外关系不无助益。同时能为今天探究外来文化与固有文化的关系提供历史的镜鉴。

其四，揭示五六世纪北方民众思想有益于把握隋唐以降民众思想脉络。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民众思想史亦如是。后代流行民间的许多观念均可溯源于此，了解此期民众信仰对于理解后代思想演变有所助益。

回顾

对造像记的著录与研究源远流长，自欧阳修、赵明诚以下不乏其人，成果累累。但真正意识到造像记之独特价值不过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大规模研究更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而凭借其探求民众信仰与心态，迄今尚无专门成果。

自宋代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搜集整理造像记拓片，编制各种目录与著录全文。

造像记目录的编纂发轫于欧阳修、赵明诚。《集古录》《金石录》中收有许多造像记目录，开启先河。随着书法风气的变化，清代以后著录造像颇为流行。不同类型的金石目录层出不穷，虽未有专收造像记者，但大都少不了造像记。孙星衍《寰宇访碑录》收录大量造像记目录，以时间先后相系，地点清楚的则注地点。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则以碑铭分地条系于州县，这是全国性的目录。专收一地之《中州金石目》《关中金石记》等亦分列各地之造像目录。《山左南北朝石刻存目》只收山东地区南北朝之石刻，含不少造像记。《海外贞珉录》则列出了不少流失海外的造像目录，而《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捃古录》《艺风堂金石文字目》等个人所藏或所见的拓片目录亦网罗不少造像记。杨殿珣所编的《石刻题跋索引》堪称集大成者，书中专辟造像一目，胪列宋至民国各种金石书中所录的造像记之目录，举一书而几遍览无遗。孙贯文所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金石拓片草目》，造像记亦收集宏富。另外，《考古学年鉴》内附当年出土的铭刻目录，造像亦列其中。不过迄今为止尚未编出专门的较完整的造像记目录。

最早著录造像记的或是宋齐时人陆澄之子陆少玄，他撰有《佛像杂铭》13卷，可惜书早亡佚。现存最早的或是元陶宗仪《古刻丛钞》，大规模录文则始于清代。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以下分别称《萃》《琼》）为金石通纂巨帙，都收有数量不等的造像记全文。王书“甄录全文，详载行款，缀附题跋”，开创金石书之新体例，但造像记著录不过近百种；陆书收录量则大过之，考订亦更精审，订正了王书不少误录、误断之处，并在录文中依拓片加以分行标记，更近原貌。此外，各种金石书纷纷载录造像记文。补王书之缺者如《金石续编》自不必说。内容系于一地之《常山贞石志》《益都金石记》《关中石刻文字新编》《山右石刻丛编》，著录个人藏拓的《陶斋藏石记》等均收录不少造像。民国初年鲁迅先生亦过录了不少造像记，手稿已经出版。各种地方志或收有当地发现之造像，有些以《金石志》形式单独出版，如《济南金石志》《历城金石志》《潍县金石志》《安阳县金石志》《陕西金石志》等。台湾出版《石刻史料新编》三辑90巨册，汇集了不少有关地方志中的金石志、艺文志，甚便使用。1949年以后著录工作仍在继续，但未见专书，有关录文散见于文物考古杂志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89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百册，影印了上千种造像记拓片，使今人第一次大量获睹原石拓片，对造像记了解更真切、更准确，亦便于核对录文之正误，为造像记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书中偶有误处。

除编制目录著录全文之外，中国学者亦利用造像记从事研究，此为第二方面。朱剑心尝指出金石资料之价值在于“可以证经典之同异，正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考文字之变迁”。具体到造像记，主要是审核真伪、考订年代、辨别字体与印证史实四个方面。前三个方面均属对造像记自身的研究，印证史实则是用以研究历史。成果表达，自欧阳修《六一题跋》开跋语形式研究碑铭之风以来，沿而不衰，历代学者基本上都以跋语形式阐述研究心得，造像记研究亦不例外。

审核真伪上，陆增祥专门著有《金石祛伪》，收录了他考订为伪作的造像记。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亦指出过诸多伪记。1980年代则有黄永年对马天祥像真伪之考证。考订年代者更比比皆是，兹不赘述。辨别字体是造像记本身研究的一项基本内容。六朝别字之多，历史罕见。异体之正字不定，就谈不上正确著录与准确理解。前贤在这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其成果大部分汇集在《六朝别字记》《碑别字》《碑别字新编》等书中，极便学人。《萃》、《琼》、鲁迅手稿等录文末尾汇集的有关跋语亦多有论及异字，扫清了利用造像记的许多障碍。辨别字体的意义不仅于此，学者还根据不同时代碑铭字体的演变来了解中国文字的发展演变，毛凤枝曾做过专门的论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即是印证史实，这方面以清代成果最丰富。朱剑心云：“凡清人之言金石者，几莫不以证经订史为能事。”庶几中之。《关中金石记》钱大昕序云：“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欧赵洪诸家，涉猎正史，是正尤多。盖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钞板刻，展转失真，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王鸣盛序则认为：“且夫金石之学，青主虽并称有益经史，实惟考史为要。”《平津读碑记》翁方纲序亦云：“夫金石之足证经史……证史则处处有之。”洪颐煊自序云：“夫世之所贵乎金石者，以其足取证经史也”，“此其学所以日积而日昌也”。

具体到造像记，证经自然谈不上。在清儒看来其价值一在考订六书，一在证史。证史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用传世文献考证造像记内容，如洪颐煊考证荥阳太守元宁造像记中二圣的所指。二是利用造像记中出现的地名、官名，与史籍有关记载相印证，纠谬补缺。李和之造像题名有冯翊王国典祠令之官衔，洪氏据《魏书·官氏志》指出，史载魏制有皇子典祠令，王国无，据此可补志之缺；另外洪氏据赵桃□妻造像记题名戎昭将军伊阳城骑兵参军，指出其时（武平三年，572）伊阳郡已废，可补《地形志》之缺；另据兖州高平县石里村仲思那等造桥碑考证出隋开皇初年高平县属兖州，不属泗州；等等。三是根据造像记中提供的造像者信息补充或订正传世文献中相关的记载。钱大昕据杨大眼造像记认为，史载大眼封安成县开国子，误，应据铭改为“安戎”；他还据齐郡王祐造像记指出史书漏载其所任之征虏将军一职。洪氏据临淮王像碑补充娄定远本传载之勋阶食封之缺，以平等寺碑补《洛阳伽蓝记》平等寺条所不及。范鼎卿则以北魏南石窟寺碑考证奚康生履历、任职年月、补史之缺。

至于造像记中佛教方面的内容，诸家基本未加涉猎。叶昌炽云：“金石家不必能通内典，故经幢著录，最易舛讹，虽孙王诸家亦不免。”著录尚且如此，更谈不上分析其内容、考察其渊源变化了。

有学者指出，清代金石学的主要成就乃是以碑刻文字校勘经史典籍，换言之，清代金石学乃是当时经史之学的附庸。造像记的研究亦如此，为依附于史传的考证之学。以造像记来考证史事，关键是造像记内容与史书某处记载，或人名、地名、官职等的关联，有则可考，无则否。据此思路，与史载有联系的造像记便是有价值的，反之则否。而史书以帝王将相、军国大事为主，鲜有关涉普通民众者，能与之相连的，多是官吏主建或参与的造像。钱大昕、洪颐煊利用考证史实的造像记基本不出官吏造像的范围。至于数量更多的僧尼、民众造像，除少数有异字或地名可与史书相印证或书法尤异而稍有涉及外，大部分在金石学家的视野之外。这一思路在清代金石学家中是很普遍的。这种思路的出发点与归宿均在史书，造像记的价值是依附于史书而存在的，自身并无独立价值，这可以称为造像记研究的“补史”模式。

“补史”模式取得过丰富的成果，而且现在也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但是这种研究把目光局限在文献记载范围内，只关心造像记与史书的联系，忽视造像记本身的价值，难以对造像记进行综合研究，使得造像记研究长期徘徊不前，难以有所突破。

20世纪初，金石学经过数百年的积累开始走上总结、综合的道路，出现了被誉为“精博详瞻，体例完善，实为金石书中空前绝后之作”的《语石》，以及马衡《中国金石学稿》（收入《凡将斋金石丛稿》）、陆和九《中国金石学》、朱剑心《金石学》、柯昌泗《语石异同评》等书。诸书均辟有章节论述造像及造像记。

不过，最早对造像进行概括的当属王昶。他在《金石萃编》卷三九写有《北朝造像诸碑总论》，扼要叙述了造像之风流行时间、题材变化、兴起原因、祈祷之词的内容、种种不同称谓及其含义等。王氏所论殆成经典，成为后人研究的基石。《语石》、《梦碧簃石言》、《中国金石学》、《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及《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二、《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等均移录了王氏总论。其余诸家基本是沿袭王氏路数添益例证而已，即便是《语石》也未超出王昶多远。但王昶及以后诸家（除汤用彤先生以外）续论，只停留在概括、罗列造像记中出现的各种现象，虽较“补史”模式有所前进，但仍未能更进一步探究诸现象间的关系。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补史”模式的羁绊，另一方面则在于学者每每对造像记反映的祈愿持蔑视态度，早在欧阳修的《六一题跋》中就流露出这一态度。该书卷四“齐镇国大铭像碑”条云：“铭像文辞固无足取。”《后魏神龟造碑像记》条云：“其文辞鄙浅。”《魏九级塔像铭》条曰：“碑文浅陋，盖鄙俚之人所为。”武亿《授堂金石跋》一跋卷三《魏灵藏造像记》条云：“记所言盖灵藏法绍二人自为祝釐之词，皆诞妄无稽，不自悲其愚也。”王昶也说：“综观造像诸记，其祈祷之词，上及国家，下及父子，以至来生，愿望甚赊。其余鄙俚不经，为吾儒所必斥。”叶奕苞《金石录补》卷八《东魏比邱尼法妃等造佛像记》跋称：“其词俚鄙，其意浮伪，古今习俗然也。”武树善《陕西金石志》卷六论北魏造像云：“固属无聊之迷信”，“惟文字率欠雅驯”。至今犹有学者认为：“考其文辞，大都为祈福求报之语，了无深意。”对造像记反映的观念多少持有鄙夷的态度，妨碍学人进一步探索、理解造像记的思想内涵，导致难以深入其中，挖掘更多的信息。

这种心理甚至影响到对造像记的著录。赵绍祖《金石文钞》凡例便说：“凿佛造像语言鄙俚者，如北魏龙门、唐岱岳观之类……皆不刻。……自隋以前古碑甚少，有则登之，更不差别，其所弃者，造像诸记。”不少造像记因被视作俚俗而不载，或只存其目，实在可惜。

最早摆脱鄙夷心理，意识到造像记之独特价值的是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朝造像一节中指出：

若能搜齐其文，研求其造像之性质（如弥勒弥陀等崇拜，年代上及地域上之分布等）则于北朝宗教之了解所得必不小也。

可惜汤先生未能竟乎是业。近几十年来造像记研究的思路有所突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开一代新风的属马长寿先生。他利用碑铭，主要是造像记的题名，结合文献，探讨了前秦至隋关中地区少数民族分布问题。这一问题仅靠史书的零散记载是完全解决不了的。马先生创造性地利用造像记中的大量少数民族题名，考订其族属，核定分布区域，推定时间，使问题迎刃而解，揭示出史书不载的历史现象，突出了造像记的独立价值，开辟了造像记研究的新方向。

之后郝春文与刘淑芬又分别依据造像记及题名对东晋南北朝时期民间佛教结社的构成、演变和乡村宗教活动与仪式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别开生面。林保尧则结合文献，从考古学、佛学等角度针对武定元年（543）骆子宽造像进行了十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研究均认识到造像记本身的价值，利用它们去揭示某些未必见于史书的历史现象，不再单纯证史、补史，比金石学家的见识大大前进了一步。不过，学者运用的多是造像题名，记文其他部分尚未得到详尽、切实有据的分析。林保尧的研究又未顾及信仰的层次问题。1994年吴杏全等撰文研究了河北省博物院藏造像拓片，但因资料所限，分析亦欠深入，未能提供多少新的结论。卢建荣则利用造像记考察五六世纪民众的社会意识，角度新颖，发前人所未发，但仅限于个案例证剖析，加之材料引用、解说间有误处，削弱了文章的说服力。

国外对造像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日本学者自20世纪初就开始造像记的搜集整理工作。常盘大定等编《支那佛教史迹详解》《支那文化史迹》图版及解说中就收有不少造像记。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更可谓集大成者，所收造像记之丰富，超过当时中国学者的著作，是书出版已百年，至今仍为国内外造像记研究者所倚重。他不仅搜集造像记，亦按时代归纳了不同时期造像的特点。

1940年塚本善隆发表《龙门石窟所见北魏佛教》一文，标志着整个造像记研究新时代的到来。该文对造像记的认识较前人深刻得多，认为它们是民众信仰的反映，对于了解民众信仰有重要价值。该文有三方面推进：方法上突破了以往简单概括描述式的研究，结合考古学、内外典综合考察龙门石窟造像及造像记；依据造像者的身份划分出不同的类型加以把握；分析对象亦开始涉及造像记的内容。他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至今犹受到各国学者的推重，堪称经典之作。不过塚本善隆的研究并非完美无缺。研究信仰嬗变时他仅考察了造像题材这一个因素，未综合造像记其他内容；且只研究了龙门石窟一处的造像，不足以反映北魏乃至北朝造像记的全貌，虽收管中窥豹之效，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该文利用佛经阐发造像记的内容，资料时间虽同，但未考虑现实中佛经是否对民众信仰有直接影响。

1941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合著的《龙门石窟研究》出版。该书所附《龙门石刻录》是迄今所见最完整、最系统的龙门石刻（主要是造像记）的录文，书末还附有造像记中异字的汇编、造像题材统计等多种资料，甚便使用。1951年藤堂恭俊发表《关于北魏时代净土教的接受及其形成——以与造像铭的关联为主》，亦是一篇重要论文。但该文存在所用资料层次上不衔接的问题，同时某些结论也难以令人信服。1977年佐藤智水发表《北朝造像铭考》一文。该文资料收集达1360种，在当时是最丰富的，在对造像记的分类、结构划分等方面超越前人，同时编制了各种表格，用力甚勤。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对造像记具体内容的分析则显单薄，常常只是点到为止，未及展开，亦没有综合文献与佛典，仅限于考察造像铭本身。此外，日本学者也很注意利用造像记进行各种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例子颇多，兹不备述。

欧美学界最早涉足造像记著录与研究的或是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随后比较出名的则是瑞典艺术史家喜龙仁（Osvald Sirén）。陈观胜专门论述过北朝造像记，不过基本上是依据塚本善隆之研究，自己的心得不多。冯方天（Jan Fontein）撰文对五六世纪道教造像记进行了研究，考察了造像题材、道教兴衰与朝廷道教政策的关系及其与佛教造像兴衰的关系，提出不少有价值的看法，惜论述过于简单。另有一些学者提到造像记之重要价值，但尚未见到专门研究。

1996年以来，中古佛教造像与造像记的研究步入快车道，就自己所知，择其要者，略述如下。资料的发现方面，零星的发现与披露之外，最重要的有两桩：一是1996年10月，山东青州古龙兴寺遗址造像窖藏的发现，计有200余尊，纪年从北魏永安二年（529年）到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绵延五百余年；二是2012年1月，河北临漳县习文乡北吴庄（东魏北齐的首都邺南城内）发现的迄今数量最多的佛教造像窖藏坑，出土佛像2895块，有纪年者约1/10，从北魏到隋唐，东魏、北齐最多。此外，1953年河北曲阳修德寺发现的佛像窖藏，其中的纪年造像271件，冯贺军进行了系统整理与研究。

编目与著录方面，中研院史语所2002年出版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北魏纪年佛教石刻拓本目录》，收录了254种史语所藏的拓片。此外，该所还建立了网上“佛教石刻造像拓本”资料库，共收4554笔，可根据题名、原刻年代、公元纪年、原刻地点、出土地、全文、收藏地等项进行检索。2008年，该所还从中选取了北朝佛教石刻百种，集拓片、照片与录文于一册，结集出版。大陆方面，同年毛远明主编的《汉魏六朝碑刻校注》11册（线装书局），亦包含了不少佛教造像拓片、录文与注释。此前，刘景龙、李玉昆主编出版了《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是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造像记最为详备的著录。该汇录按照洞窟编号编排，除了原石行款的录文之外，还提供了很多题记的拓片。此外，比较集中的著录还见于韩理洲等辑校编年的《全北齐北周文补遗》、《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以及邵正坤编写的《北朝纪年造像记汇编》、魏宏利的《北朝关中地区造像记整理与研究》，各有优长。

研究方面，单纯考察造像记的论著已较二十年前增加了许多，相关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亦有多篇，角度日益多样化。信仰之外，或关注性别、家庭，或民间结社，或书法，或文字、词语、文体。集大成的研究莫过于仓本尚德的《北朝佛教造像铭研究》，收集的纪年造像多达2200余种，分析亦更为细密深入。此外，还有相当的研究则专注于某种特定的佛或菩萨或某个区域，将造像风格的演变与造像记内容分析相结合，对关中地区的研究尤为丰富。此外，侧重艺术史与佛教考古方面的研究，同样不少。

综观古今中外之研究，汤用彤先生所倡导的利用造像记研究诸信仰的问题迄今尚未得到全面的探讨，拙作希望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

思路

本书研究遵循如下思路。

第一，以理解之态度来看待古人之信仰与观念，不简单地斥之为迷信。古人之信念，别于今人之处颇多，有些依今人之见，近乎迷信，但在古人看来却是合理的、有意义的。如果简单地采取以今度古的态度，无异于堵死了准确理解古人思想观念的门径，故为笔者所不采。更可取的当如陈寅恪先生所言：

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唯如此，方可入乎其内，游心其间，超乎其上，获其真解。本书对民众信仰考察亦持此态度。这种态度或可称为“内部观察”。

第二，具体研究则以民众信仰观念为出发点与立足点，避免以古之哲人思想或教理教义推测古之庶民观念，以及“自上而下”研究取向的弊病。

众所周知，一个时代中思想家的思想与普通人的思想观念存在相当的差异。佛教信众中，高僧大德与普通信众的见解亦判然有别，他们的理解又未必与经典教义之说完全吻合。以高僧大德的认识及经典教义为准绳衡量普通信众的思想易萌生蔑视之态度，也难免会曲解后者，并遮蔽诸多重要现象。这种做法实不可取。

民众信仰研究中另一颇有影响的思路是做“自上而下”的考察，重在分析信仰如何由上层传播灌输到下层。追根溯源，这一思路与古代政治观念及实际运作颇有牵连。孔子曾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以为“小人”之风尚举止会因君子之动而变，完全把民众视为受动者，忽视其主动性与创造性，夸大朝廷教化的作用。实际政治运作中虽常有大使观风察俗之举，官府仍然迷信官吏移风易俗之教化作用，视民众为牵线木偶，毫无主动性、创造性。官吏整齐风俗之举表面有一时之效，实际往往无功而返（禁绝城阳景王祠即是一例）。学术研究中受此影响则是重视传播甚于接受及接受中的改造，以及改造后的思想对上层的影响，把民众简单理解为受动者，故常有“上行下效”之说，夸大了上对下的影响，难以跨出上层文化的藩篱，贴近民众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与活动及上、下层的关系。

本书则以民众信仰为研究的核心，立足于斯，力求揭示造像记反映的信仰内涵以及信仰活动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注意民众信仰与高僧间的互动，考察民众信仰与佛教教义、中土佛教思想的关系。

第三，采取历时性分析与共时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一般信徒的信仰与活动。以往论史多偏重于追根溯源式的历时性发生学研究，这种方法对于阐述历史现象产生的原因、考察其来龙去脉均有重要价值，本书很多部分亦运用了这一方法。不过，单纯的历时性追寻往往对共时性现象间的关联重视不够，难以对同一时期不同现象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这自然不利于深入认识现象本身，故应将历时性分析与共时性分析结合起来。

具体到本书，一方面，近两百年间的民众信仰并非静止不变，历时性的考察能使我们看清变化的轨辙，了解不同时期信仰的情形，分析原委解释出变迁的背景。另一方面，造像活动的参与者又涉及当时社会的多个阶层，不同背景的造像者生活经历、社会地位、文化背景互有差异，这些自然会带到造像活动中而产生种种不同。因此，在历时性分析的同时，亦需进一步比较不同背景的信徒信仰的异同，唯此才有可能更为全面、深入地展示当时民众信仰的面貌。此外，参与造像活动的一般信徒与高僧大德亦生活在同一社会中，两者的信仰与追求有不同，但并非泾渭分明，亦存在多种多样的互动关系。对此，书中虽未展开讨论，亦多有涉及。这也是共时性考察的题中之意。

西方学界宗教研究中流行的分析框架是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及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之说。这一框架的理论预设存在不少问题，不断有学者加以反思和质疑，本书不使用“民间宗教”这一充满歧义的术语。西方学者又进一步提出“共同宗教”（common religion）的概念，强调诸多阶层共享的宗教信仰与活动，用以矫正以往大小传统及民间宗教框架过分夸大信仰差异的问题。本书研究所及大致可以包括在“共同宗教”范围内。这些概念对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缺乏实际感受的西方学者认识理解中国宗教是有裨益的，于中国学者也有一定的启发性，不过一旦进入具体研究，这种概念也就显得大而无当了。

第四，本书研究依据主要是造像记，基本不涉及造像本身的造型、风格等。这种处理基于如下考虑，首先，直接展现民众信仰的是造像记，而非造像。像多延请工匠完成或购买现成之作，其形制特点主要受工匠自身承袭的风格、观念左右，与雕刻艺术的发展关系密切，而与造像者的信仰缺乏直接联系。且具体造像题材的认定往往要依据铭文，仅从造像本身有时难以辨别出佛、菩萨间的区别。其次，笔者于佛教考古素无修养，学力不逮，难以综合铭文与造像进行分析。最后，造像散布世界各地，欲一睹其原貌自然不可能，即便获得全部造像之清晰完整照片，目前亦属不易，能够搜集到的往往只是铭文拓片与录文。综合分析造像与铭文，只好俟之来日了。

第五，本书力图对造像记做整体分析，除例证方法之外，较多地使用了统计分析的方法。由于研究对象为群体，时间跨度近两个世纪，涉及材料1600种，需做统计。传统的例证方法在个别人物、事件的个案研究中可大显身手，但在群体研究中仅靠个别典型例证则会但见树木不见森林，也无法显现文字之外的历史信息，特别是考察民众崇奉对象流行情况一类的问题时非借助统计分析不可。造像记格式相对固定，亦有便于统计之处。不过，较多地依靠统计方法，书中难免图表迭出，数字频见，于览者颇有不便，此举实迫于研究对象与资料性质所致，祈请读者雅谅。

第六，欲揭示造像记所蕴含的时代信息，除统计分析之外，亦需结合一般历史文献与佛教文献。具体来说，造像记记述的是大的时代风尚下个人或群体的信仰与信仰活动，是社会中个人思想活动具体而微的展现，众多造像记则拼合出这一时期民众思想与行为的缩影。但它们只能说明是什么，要全面把握民众信仰，须将其置入整个社会、思想背景中，仅凭造像记无法廓清。一般文献中对民众的直接描述虽少，但保存了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重要内容；佛教文献则提供了民众信仰的来源与背景，只有综合三者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民众的信仰。

处理造像记与两类文献关系时，应重视的是它们之间存在的现实的、整体上的关联，而非个别事象间的具体联系。以往论者多注重个别造像记与文献某处记载间的联系，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在某个造像记可补充或订正史书中某些具体记载，还在于它们乃是该时期同一现象的不同侧面或密切相关的不同现象的反映。这种联系不可化约为某个具体人物或事件或地名上的偶合，而是整体上呼应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是历史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不是逻辑上的关联。这一点对于把握佛教文献与民众信仰的关系十分重要。外来之佛教能于中土广收信徒，经典当然起了根本性的作用，但具体到一般民众佛教信仰的接受问题，不能过高估计经典，特别是宏经巨论的实际作用。佛教极重视方便传化，弘法方式不拘一格，唱经讲论之外亦有多种通俗手段。一般民众皈依空门，方便法门的影响可能更大（书中辟专节讨论这一问题）。经典之于信仰，时代虽同，却未必存在直接、现实关系，论造像记及民众信仰引经典参证须慎重。

第七，在考察佛教流传与本土文化关系时，本文试图由社会一般信仰切入，揭示中土固有之观念如何在佛教影响下嬗变，以及佛教是如何在本土观念的背景下被接受的。以往论及这一问题时，讨论的多是佛教与儒学、道教之关系。释与儒、道之冲突融合的确自佛教初入以来一直存在，但是至少在五六世纪，释与儒、道之争基本限于庙堂之中，影响所及大致不出知识阶层。乡里鄙野中儒、道的影响尚小，佛教广泛传播所遇到的主要对手非儒非道，而是我们笼统称为的“民间信仰”。

依社会影响衡量，儒学自西汉以来经历了由野至朝，再由朝至野的发展过程，势力不断扩大。西汉初年，儒学可说主要是鲁地儒生世传之学问，于朝廷、于整个社会无足轻重。后经叔孙通、董仲舒等之努力，渐为当朝者所纳，由野入朝，但最终成为统治者之意识形态，大抵要到西汉元成时期。儒学在朝廷站稳脚跟，便开始由朝推广至野，推行其说，彰表忠孝节义，鼓励孝悌力田，荐举孝廉、方正等均含有此用意。但是儒学之于民间，纵有朝廷之奖掖，循吏之传播，终因境界高远，难以践行，不易取代民众固有之观念，朝廷不得不以“利”相诱，直至北朝仍不断以“复除赋役”诱人践行孝道，足见儒学之于乡野扎根之不易。道教的影响更是微弱。据唐长孺先生研究，魏晋时期天师道于北方影响甚微，十六国北朝间，除太武帝朝道教昙花一现地繁荣过外，其他时期道教于朝廷可谓微不足道，其于民间仅关中一带较活跃，其他地区难见道教的影子。

盛行于民间的是不属于儒，虽为道教生长之基础，但并不能算是道教的信仰与观念，姑且名之为民间信仰。不过，其影响并不限于村野之人，知识阶层中不难觅其踪迹。这种信仰的概貌由《论衡》之《讥日》《难岁》《辨祟》《卜筮》《祀义》诸篇、《风俗通义·怪神》以及《颜氏家训》部分记载可见一斑。佛教深入中土社会时遇到的主要对手是它们，不少释徒也有过明确的表述。因此，本书主要考察佛教与以民间信仰为代表的本土观念之关系。

另外，造像出自各地，不同地区的造像者信仰与观念未必一律。汉代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之说。按造像出土地，如当时之定州、青州、洛阳、雍州等地进行细致的区域性分析与比较是进一步揭示民众思想世界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现存不少造像记出土地不明，开展区域研究的条件尚不成熟。本书主要从时间维度认识其流变，可能的情况下兼顾地域性的考察，但这种分析可能不全面、不准确，请读者留意。

本书研究对象为群体，众人信仰各异，呈现在造像记中亦多姿多彩。笔者只能考察其荦荦大者，这亦使行文多有繁碎处，与今人习见之简洁明快之历史颇不相类。然无论历史与现实，本身就是复杂、多样的，愈化约愈远离事实。这一点也请读者留意。

葛兆光曾撰文对中国宗教史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引人深思的问题。他感到目前面临重写宗教史的课题，但今天的宗教史研究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难以取得大进展的时候，无法提出一个完整的理论思路。也许他的看法有些悲观，现在要提出完整的理论体系或是奢望，但并非没有新的取向，由民众信仰与活动入手似乎就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思路。

笔者多方搜集，共得五六世纪北方之纪年造像记1600种，尚非目前存世之全部，但已包罗大部分似可无疑。资料来源有三：一是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个别）所藏拓片资料；二是各种金石著作中著录的造像记，包括清代民国金石学专著、地方志中的金石志和艺文志、现当代中国有关著作（包括个别著作的打印稿）以及日本学者的有关著作；三是1949年以来考古发掘所得见诸刊物的资料（收至1997年底）。

现存造像较当时之造像数目，殆千不能一，且这些遗珍传世多属偶然，时间与地域上的分布也不均衡。资料性质大概相当于统计学所谓非随机抽样，不可能像分层随机抽样那样准确地反映整体的情况。要使造像记资料分布均匀，有充分的代表性，是无法做到的，鉴于此，只得退而求其次，就事论事，揭示现存造像记所包含的信息，并假定这些信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由于今人无法了解当时社会的全貌，这些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展示了历史现实，实在难以回答。加之仅凭造像记这样一种特定的资料，虽可展示民众内心世界的某个侧面，但缺乏相应的其他角度资料的比较参照，难逃管窥蠡测之嫌。故本书得出的结论只是对当时历史某一方面的“重构”，这种重构会随着材料的积累、认识角度方法的变化而被取代。

全书除绪论与结论外分为三篇。上篇主要利用文献资料分析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一般历史背景，主要探讨佛教传扬民间的途径是什么，传教时常用的手段及进入民众内心世界的突破口是什么，以及如何植入等问题。这亦是北方造像活动兴起的一般历史背景。借助本篇的考察，亦可再现民众思想层面上，外来文化潜移默化融入本土的具体细节。

中篇集中考察民众信仰。涉及下列问题：民众佛教崇奉对象主要有哪些，各自被崇奉情况如何，是否存在地域、信仰者背景上的差异，崇奉对象兴衰的原因是什么，民众所信纳的佛教教义主要包含哪些，这些教义在何时、何区域内为何种信徒所接受，民众对这些教义有什么具体认识，是否存在不同的层次性，其中又反映出他们怎样的愿望与追求，接受佛教教义的思想背景是什么，信奉佛教后民众内心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崇奉对象与他们信奉教义间的关系如何，民众的佛教信仰与佛教教义发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等。

下篇由对信仰内涵的省察转向分析表达信仰的活动。围绕如下问题展开：造像供养活动包括哪些内容，教义、高僧对此有何要求，信徒实践中对要求有何种反应，反应的成因是什么，造像供养活动流行的实质是什么，意义何在，佛教信仰、造像供养活动的流行产生了哪些社会后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