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历史画卷
李冰是秦国任命的蜀郡守——秦国是个什么样?郡守究竟是多大官?对事情的渊源不能不先做一次彻底的审视,因为树有根水有源,正本清源很有必要。因此本章先把李冰隐藏起来,专门交代任命他的母体——秦国。
嬴秦的诞生
李冰是秦国任命的蜀郡守——秦国是个什么样?郡守究竟是多大官?对事情的渊源不能不先做一次彻底的审视,因为树有根水有源,正本清源很有必要。因此本章先把李冰隐藏起来,专门交代任命他的母体——秦国。
把秦的来历说得最清楚的,当推《史记·秦本纪》。司马迁主要取材于当时许多古文献,通篇以秦为中心,同时把周王室和其他各诸侯国的情况穿插进去,条分缕析,勾勒出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面貌,非常精彩。
七八千年前的邃古时代是个“母系氏族制”社会。因为女性能够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自然而然成为社会的主体,故而氏族领袖都由妇女担任。那时不是女嫁男,而是男嫁女,巾帼完全压倒了须眉——秦国最早的祖宗,就是一位名叫“女脩”的老祖母,传说她是颛顼族的苗裔。她那名字很有意思,“脩”字本义就是“风干了的肉条”,引申含义是又长大、又干净,这从侧面讲明了这位女祖给部族提供了足够的肉食,而且教大家纺织,使全族衣食无忧,因此给人们的印象十分高大光鲜。
有一天,有只玄鸟(大概是黑色的燕子)生了一个蛋,女脩把那蛋吞了下去,居然就怀孕了,结果生下了名叫“大业”的儿子——那时实行“群婚制”,孩子只知道母亲,并不知道谁是父亲,怀孕常常说成是一种天然“感孕”,上古的三皇五帝莫不如此——大业长大之后,女脩就把他嫁给少典的女儿“女华”,后来女华也怀了孕,生下的儿子名叫“大费”。
到了大费长大时,已经过了许多年头,社会逐渐进步,由“母系”制度转变成“父系”制度。这孩子很有出息,主动参加了大禹治水行动,很快便成了大禹的得力助手。当治水大功告成,帝舜郑重地把“玄圭”赏赐给大禹时,大禹很谦虚地汇报说:“治水成功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全靠许多助手在帮忙,大费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功劳不小!”帝舜便转过头来对大费说:“哎呀,我的费哇!你给禹的功劳描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要赏你‘皂游’,让你的后代子孙繁荣昌盛!”于是把姚姓的玉女嫁给了他。
大费感恩图报,认真担任帝舜手下调驯鸟兽的职务,因为上古时代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人类正在想方设法寻找一些动物帮忙,比如拉车、捕猎、守家、报时等等。大费的成绩十分突出,许多鸟兽都被他驯服了——他应该是世界上所有动物园里驯兽师的始祖。帝舜非常高兴,赐他姓“嬴”,名字称为“柏翳”[3];所赏的“皂游”是一种带有黑色飘带的旌旗,大概是当时官阶的标志。有人说“柏翳”就是“伯益”,后来做了大禹的接班人,恐怕不能用这种简单的“同音假借”来理解,大费与伯益的工作范畴相差悬殊,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中国人的姓氏各有来历,有不少是来自君长的赏赐,就像过生日得到一块大蛋糕一样。秦国的君主姓嬴,那倒毫无疑义。可是秦人的族源,却众说纷纭。张荫麟《中国史纲》[4]中说:“秦的发祥地在渭水上游的秦川的东岸”“秦地本是戎狄之区,西周的京畿虽建在其上,文明的透入始终不深,好比一件锦衣覆着褴褛”。秦人不脱戎狄之俗,“例如他们还父兄子弟和姑媳妯娌同寝一室,这大约是沿着游牧时代以一个帐幕为一家的经济办法”。秦国道地的音乐,“直到战国晚年,还是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没有受文明的雅化,也就没有受文明的软化,在六国中秦人是最犷野矫健的”。看起来,秦人该属于西部的戎族,可是今人根据“玄鸟”图腾,因殷商和赵人都有这种图腾崇拜,认为他们全是来自东夷部落;而大费的“费”,古文作“粊”,地域也在山东鱼台,故而推测秦人是从东部迁到西部来的,恐怕事实并非如此[5]。
大费的子孙非常昌盛,分成了两支:一支是“鸟俗氏”的大廉,一支是“费氏”的若木。直至费氏的玄孙费昌时,已经到了夏桀时代(应该传了十五六代)。费昌从西部来到东部,仍然继承了他先祖的驯兽技术,不但给成汤养马,而且还担任起驾驶成汤专用马车的司机。当汤与桀交战之时,费昌驾驶着载兵马车冲锋陷阵,在鸣条(今河南开封附近)把桀军打得一败涂地,结果成汤革命成功,建立了商王朝,可是费昌得到了什么回报,《史记》上一句也没提。
到了公元前15世纪,商朝出了一位英主,称为“中宗太戊”。鸟俗氏大廉那一支的子孙孟戏、中衍,仍然保持着家传的养马驾马技术,通过占卜获得了担任太戊座驾驾驶员的职务,他们的子孙兢兢业业,世代立功,于是得到了定居殷商地域的权利。由于嬴姓的人在当地比较吃香(可能因为有驯马技艺),就慢慢地有了落脚地。中衍的曾孙戎胥轩,与戎族郦山之女结婚,生下中潏。此人更加身手不凡,商王特地将他封到西部靠近戎狄的地方,来保卫“西垂”,于是中潏不再做“弼马温”了,正式挤进了边远侯伯的行列。
时间过了大约400年,商王朝末代君主殷纣即位。纣身材健壮,臂力很强,爱好运动。中潏的儿子蜚廉善于跑步,是个马拉松健将;孙子恶来,力气很大,堪称举重冠军;父子两人都得到了纣的欢心,成为近臣。蜚廉曾经帮纣在霍太山修建祭坛,结果挖出一具石棺,上面刻有铭文:“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蜚廉发现这样可贵的古文物,应该说是现代考古界的先驱了。
到了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时,蜚廉的孙子孟增(儿子叫季胜)得到重用,在皋狼(山西境内)分到一块土地,修房盖屋,构建起大家庭。孟增的孙子造父(儿子叫衡父)更加了不起,把祖先们的养马驾马技术发扬光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曾给公元前10世纪的周穆王驾驶8匹马拉的御驾,而且他驾驭的这些马并非凡马,而是赫赫有名的“八骏”——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光看它们的名号就能打动人心。相传东方徐偃王作乱,造父驾驶着穆王的大马车,一天就跑了1000里路,长驱入徐,平息了暴乱。穆王曾经坐在这辆八驾车上,从南郑、洛阳出发,渡过黄河,翻越太行山,涉过滹沱河,出雁门关,抵达包头翻过贺兰山,穿越鄂尔多斯沙漠,经凉州到达天山东麓的巴里坤湖;再循着天山南麓,到达新疆和田河、叶尔羌河一带;然后北行到了“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会见了中亚地区的西王母。归途则循天山北麓,在大沙漠里几乎渴死,回到包头后即由原路返回,再到洛阳、南郑休息,行程达到19万里——西晋初年盗掘魏安釐王墓得到的竹简书《穆天子传》详记其事。造父的功劳太大了,穆王便把赵城封给了他,后来他的子孙成为赵国的贵族。
蜚廉的第6代裔孙非子(蜚廉→恶来→女防→旁皋→太几→大骆→非子),仍旧继承先人的驯养马匹技术,在犬丘大量繁殖良马。上古时代陆路交通的利器主要是马,打起仗来也靠战马来拉车,非子那个良马繁殖场等于现代的汽车兼坦克制造公司,属于高端企业。他因善于养马而名声远播,消息居然传到了公元前9世纪的周孝王耳朵里,于是孝王专门聘请他在汧水渭水之间开辟繁殖场,创办了一家更大的“公司”,结果产量惊人,良马数量直线上升。孝王非常高兴,想给他封侯作为奖赏,但他并不是他爸爸大骆的嫡子,而且当时申侯之女嫁给了再婚的大骆,又生下个儿子名叫“成”,所以孝王感到有些为难。于是申侯便主动对孝王吹嘘了嬴氏的功劳——当初中潏保卫西垂时,西方的民族都很和睦,咱们申国与大骆联姻,西戎也都心悦诚服,使得西部长期太平无事,您才得以称王,看来应当提高非子和成两个人的地位,一碗水端平。孝王觉得这个意见很对,就划出大片土地给这个养马世家,让他们成为西周的“附庸”,使西戎各族感到服气[6]。“犬丘”应该因犬戎所居之地而得名,位置在陕西和甘肃之间,因此所分封的土地便称为“秦”,于是非子也有了“秦嬴”的称号——这就是“秦”字的来历。
从此,嬴姓的秦国就正式诞生了。
卑弱的改变
作为西周附庸的秦国,“秦嬴”是首代君主,父子世袭,传了秦侯、公伯、秦仲三代,日月如梭,到了公元前870年前后的周厉王时期。这个厉王非常贪财,任用荣夷公推行“专利”政策,垄断了山林川泽资源,使得依靠山泽物产和禽兽谋生的人无法生活,于是西戎便起兵造反,顺带把犬丘的大骆家族灭掉,可怜的秦仲当了3年的秦国首领,就从侯爷宝座上摔了下来,成为“孤家寡人”,连忙东奔周地,以求活命。20年后周宣王即位,见秦仲一直在卧薪尝胆,便任命他为大夫,带领一支兵队去征伐西戎。秦仲虽然善于驾马,但带兵打仗却是个外行,在战阵上被西戎所杀。他有5个儿子,老大就是后来即位的秦庄公。周宣王再次给他们五兄弟7000人马,叫庄公带队为父报仇,弟兄们顶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奋勇杀敌,终于打退了西戎,夺回了大骆家族根据地犬丘,还占领了西戎的大片土地。宣王便顺势恢复了大骆家族的宗嗣,任命秦庄公为西垂大夫,驻守西犬丘。
庄公有3个儿子,老大名叫世父,世父这人很有志气,声称“西戎杀了我爷爷秦仲,我非得杀了那个戎王不可,否则我就决不还乡!”因此庄公在位44年死了以后,世父坚决不做君主,把位置让给弟弟来继承,是为襄公。可是世父攻打西戎的战争并不顺利,到了襄公二年,世父的根据地犬丘反而被西戎包围,最后世父还被戎人捉住当了俘虏。襄公赶快想办法与西戎丰王进行和谈,条件是把妹妹缪嬴嫁给丰王,这才把哥哥世父解救回来,是“昭君和番”的先例。
秦襄公这人本领不小,他并不像祖辈那样热衷于担任“弼马温”,潜心研究喂马技术,而是蛮有将略眼光和政治才能。当他即位后7年时,西周昏君幽王为了逗笑宠妃褒姒,开了个“烽火戏诸侯”的玩笑,还废除了申后(申侯之女)和太子宜臼,让褒姒的孩儿伯服当太子,使诸侯们非常反感。特别是申侯更加义愤填膺,便联合犬戎举兵反抗,西戎和骊山之戎趁机叛乱,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诸侯坐山观虎斗,再烧好几道烽火都不来援救,唯独秦襄公领兵前来保卫周室,不让戎人再烧杀抢掠,把占领岐山丰镐的戎人驱赶出去,并且与申侯一道拥立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
为了避开犬戎的锋头,平王将周都东迁到洛邑,那时正是公元前8世纪。平王感念秦襄公的战功,决定把岐山以西之地赏赐给他,当即颁发了封爵的誓约:“戎人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人能攻逐戎人,那些地方应当归他!”从此,秦被正式封为诸侯,开始有了明确的疆土,建立起货真价实的“秦国”,同时与中原诸侯们有了通使聘享之礼。襄公随即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头,在西畤祭祀上帝,感谢老天爷的保佑。他在位12年的贡献,是把戎人赶过了岐山[7]。
他的儿子文公继位后,把宫殿修在西垂,完全占据了岐山以西的地方。过了3年,文公领兵700人东进,到达汧水、渭水的会合处(陕西眉县附近),睹景思情,不觉感叹:“昔日我的先祖秦嬴就被周王封到这里,后来终于成为诸侯,这可是块风水宝地呵!”于是通过占卜,在那里测量规划,营建城邑。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老天爷的保佑,开始建筑鄜畤[8]这种祠庙,规定用三头牛祭祀上帝。他一辈子不怕劳累地东征西讨,使岐山四面八方都成了秦国的疆土。周室虽然东迁洛邑,但当地还有许多周的“余民”居住着,文公不但收纳了那些西周余民,还把岐山以东的土地献给周王,在周王的心目中,嬴秦真正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良臣。文公还做了几件大事:从他开始,建立起秦国的国家档案,记录史事;还制定了法律,确定大罪要株连三族;在陈仓(今宝鸡)把巨大的梓树砍伐下来,修建祭祀牛神的“怒特祠”[9]。
文公十九年时,发生了一件稀奇的事——在陈仓山上发现了一块猪肝色的“若石”,用现代眼光来看,应当是块体量较大的陨石。由于它是从天而降的东西,文公就在北坡上就地修了一座“陈宝祠”供奉,结果引来了外星人的兴趣,不断降临,华夏本土的“不明飞行物”(UFO)记录由此开张。《史记·封禅书》说:那“神灵”(应当是外星人)从东南方来,时间都在夜晚,当时忽然出现一种光辉,形如流星,声音殷殷然,而其形象却与大红公鸡差不多,这时四面八方的野鸡都跟着叫唤起来。“神灵”有时一年来几次,有时几年来一次。《汉书·郊祀志》载有光禄大夫刘向和汉成帝谈话的记录:自秦文公建立陈宝祠以来,至今已经700多年了,“神灵”世世常来,来的时候有四五丈长的红黄色光,到祠而息,还带有“砰隐”之声(大概是飞碟),所有的野鸡都在叫唤。据他所作的统计,汉高祖时来了8次,文帝时26次,武帝时75次,宣帝时25次,从元帝初元以来也有20次了,这说明外星人非常喜欢那个地方。民间传说里陈宝神灵呈现雌雄野鸡的形象,“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获得的是个雌性,所以他只能称霸[10]——“宝鸡”的地名即由此而生。
文公在公元前716年去世,做了50年君主,干了不少大事。继位的是他年仅10岁的孙子,是为宪公(《史记》写成“宁公”)。宪公的特点是一生战功不小,他派兵攻打西戎亳王,吓得亳王向西逃窜,于是占领了荡社(今西安附近),把“荡”这个部落消灭了[11]。他还把都邑从郿邑迁到平阳(今眉县),可能他劳累过度,公元前704年就死了,身后发生了宫廷政变——宪公正妻有两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武公和德公,本来武公该以太子身份担任继承人,但宪公的宠妃鲁姬也有个5岁的儿子,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便起来废了太子,拥立这个幼子为君,是为“出子”,他们的意图很明显——为了便于专权。可是6年后出子长大了,并不很听弗忌和威垒两个大官的话,弗忌、三父等人便派人暗杀了出子,立武公为君。
秦武公登位于公元前697年,他一上台就领兵讨伐彭戏氏,一直打到华山,胜利归来之后,马上翻了脸追究弗忌和三父的政变阴谋,夷其三族。公元前688年,他又征伐了今甘肃天水附近上邽、冀戎,灭了小虢。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占领区并不实行分封制,而是直接设立县官管理,一口气建立了杜县和郑县,开创了历史上郡县制的初基。在向东扩展的同时,武公又向西北蚕食,先后征服并吞了绵诸、邶戎、义渠戎、翟和貘等族,使秦国势力达到关中渭水流域。公元前678年武公去世,他并没有把君位传给幼子,而传给了33岁的弟弟德公。
大概是德公心存感激吧,在雍邑平阳给他哥哥修了个特大的坟墓,还把随从武公的66个臣仆送进坟墓里,供他哥哥使用,开创了活人殉葬的恶例。这位德公做事特别大手大脚,住的是雍城大郑宫,不时还到鄜畤去祭祀上帝,一次就杀300头牛,出手非常大方。他在盛夏初伏之日,还把活狗用刀剁得稀烂,说是祛除蛊毒。这一系列行为,表现出他强硬的性格。但值得称道的地方是他让3个儿子依次为君,不再出现幼儿当政,造成混乱。公元前676年他死后,大儿子宣公继位。宣公有9个儿子,他谨遵父嘱,公元前664年死后,立弟弟成公为君,并不传子。成公有7个儿子,也谨遵父嘱,公元前660年死后,以弟弟穆公为君。
到了秦穆公时代,秦国就摆除了卑弱,真正地称霸了。
西方的霸主
秦穆公名叫“任好”,是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655年,他迎娶晋国太子申生的姐姐穆姬为妻,现在庆贺人家结婚的词语“喜结秦晋”,典故就出在这里。他本人眼光远大,敢于任用非本国的人才,开了秦国“客卿”制度的先河。那时虞国有个能人名叫“百里奚”,晋献公“假途灭虢”时,顺便灭了虞国,俘虏了虞君和百里奚。按照当时的规矩,把穆姬嫁到秦国要有称为“媵”的陪嫁随从,70来岁的百里奚便是其中之一。百里奚觉得古稀老人还要来当“伴娘”,实在不大对劲,半路上就悄悄逃跑了,不料在楚国边境宛地(南阳附近)被边民捉住,把他拿到奴隶市场上去出售。秦穆公得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用5张羖羊(黑色公羊)皮把他从奴隶市场上买了回来,穆公亲自出城迎接,以酒食款待,坐在大殿里与他讨论政事,一连三天滔滔不绝,于是任命他为大夫,主持国政,戏称“五羖大夫”。百里奚谦让地说:“这个职务和我并不相称,虞国的蹇叔是我好友,要比我能干得多。”穆公听了这话,马上花重金接回蹇叔,委任为上大夫。
西方戎王听说穆公相当英明,想来结交,于是派了一个能说晋语的由余担任使者前来。穆公请由余参观他那些宫殿和仓库,由余参观了一阵,不以为然地说:“修这些建筑,如果让鬼来干,神就太累了;如果让人来干,民就太累了。戎夷族人就不这样,君长对下民以淳德,下民对君长以诚信,一国之政犹如一身之治,民众根本不知道是谁在管理他们。”穆公听了这番话,私下对内史廖说:“我们邻国有这样的圣人,后患就大了,我想挖戎王的墙脚,把这个人拉到我身边来。”内史廖说:这事好办!先让那个戎王染上音乐的嗜好,对由余就不感兴趣了。于是迅速送给戎王两支各由8人组成的女乐队,留住由余热情款待,不让他走。戎王果然把由余这个人给忘了,最后由余成了客卿,为秦所用。那时客卿队伍里专家不少,相马技师伯乐和九方皋,也都纷纷投到穆公门下。
穆公得到这些能人的辅佐,亲自带兵讨伐茅津(今山西芮城东)的戎人,灭了同姓附庸小国梁(今陕西韩城)、芮(今陕西大荔南),开始他扩张疆土的事业。那时,邻国晋献公晚年发生骊姬造成的宫廷之乱,世子申生自杀,公子重耳和夷吾出逃至秦。晋献公死后,骊姬之子奚齐继位,旋即被大臣里克杀死,于是秦穆公派百里奚带兵送夷吾回国继位,是为晋惠公。夷吾事先答应要把河西8城割让给秦国作为谢礼,但继位后却毁约赖账,可见此人不讲诚信。后来晋国发生旱灾,请求秦国供粟,有人认为晋惠公无信无誉,不能给他粮食,但百里奚说:“百姓何罪?不能苦了那些民众。”穆公认为有道理,还是运了大量粟米给晋救灾。两年后秦国也发生旱灾,同样请粟于晋,晋惠公不但不给粟米,还乘人之危领兵伐秦,良心真是大大地坏了!
晋军与秦军在韩地会战,起初秦军不利,穆公受了伤,几乎被俘。由于前一年穆公丢了一匹良马,被岐山脚下300个农民捉来杀掉吃肉,穆公追马到了那里,发现心爱的宝马成了乡下人的盘中餐,不但不责怪他们,还对他们说:“吃马肉而不喝酒,会伤身体的呀。”马上拿了许多坛酒来让他们喝。这回与晋惠公打仗,那300人听说穆公被晋军围困,纷纷拿起锐器以死相救,结果反败为胜,俘虏了晋惠公。穆公妻子穆姬为弟弟求情,让晋惠公如约割让河西8城,这才释放了晋惠公回去,当时正是公元前645年。
过了8年,晋惠公死,穆公用兵车护送惠公之弟重耳由秦回晋即位,是为晋文公,他品格不错,也是春秋五霸之一。当年秋,周室发生宫廷政变,狄人袭周,周襄王逃往郑国,向秦晋告急,于是秦穆公领兵协助晋文公勤王,同时派兵在河上列阵,很快恢复了周室的稳定,周襄王表彰其功,任命穆公为西方诸侯之“伯”(霸)。公元前630年,穆公又派兵协助晋文公围郑,但后来听了烛之武的劝告便撤了军。
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刚死,郑国司城缯贺透露给穆公一个信息:如果举兵伐郑,他会开门迎接,让秦国占领。于是穆公决定偷袭郑国。蹇叔和百里奚极力劝阻道:“穿过好几个国度,行军千里而袭人之国,很少有得利者。而且郑人卖国,难道我国就没有人卖国,去把军情告诉郑国吗?”穆公说:“哎呀,真对不起,二位还不知道,我已经把军事行动部署下去了。”当时是派遣百里奚之子孟明视、蹇叔之子西乞术和白乙丙为主将,领兵出征。出发之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前来哭送其子,告诉他们,黄河南岸的崤地将是他们的埋骨之所。接着,秦军浩浩荡荡地穿越晋国,经过周都北门时,士兵下车致敬,随即有三百辆兵车的战士又跳上车,年幼的王孙满在城头上看见秦军到了天子领域都还那么骄横跋扈,鄙视地评价说:“秦师轻而无礼,不败何待!”那些秦兵沿途灭了滑国,途中撞见了贩牛的郑国爱国商人弦高。弦高一想,必须临机应变,保护祖国才是,就牵了12头牛送到秦营里说:“听说大国将要伐郑,郑君已经修好防御工事,坚决守城,派我送上12头牛来劳军。”秦国那三个主将,大眼瞪小眼地说:“原先本想偷袭,不料被他们发觉了,现在可来不及啦!”从而动摇了军心。那时继位的晋襄公正为他父亲戴孝,听到信息发怒说:“秦人欺我孤子,占领我的滑地,我得教训他们一下!”便穿着丧服发兵抄秦军的后路,在崤地将其层层包围,杀得秦军无一人得脱,那三个主将也被俘虏到了晋国。晋文公的夫人是个秦女,劝儿子晋襄公把三人释放回去,要杀要剐,让秦穆公来干,岂不更好?于是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就被放归秦国。穆公不但不惩罚他们,反而素服郊迎,面向三人哭道:“我不听你们父辈百里奚、蹇叔的话,让你们三位受了奇耻大辱,罪过在我,你们有何罪过?以后悉心雪耻就是了。”仍旧恢复了三人官秩,继续重用。三年以后的公元前624年,穆公让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率领大军伐晋,渡河焚船,破釜沉舟,下决心报仇,终于大获全胜,夺得王官(今山西闻喜西)和郊区之地,晋军闭城拒不出战。穆公亲自从茅津渡过黄河,到达南岸崤地,埋葬了当年战死的将士遗体,堆土竖立标记,发丧三日,在军中发誓说:“我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谋,故有此败,今作此誓,让后世的人永远记住我的罪过!”君子们听到了这个誓词,莫不感动得垂涕。
公元前623年,穆公用由余之谋,征伐戎王,开地千里,增加的疆土相当于12国之大,周襄王还派召公过前来祝贺,赏赐金鼓,给它们组织军乐队。尽管西部游牧部落或叛或从,来去无踪,穆公最后还是成了西戎的霸主。
公元前621年,立下大功的穆公去世,殉葬人数达到177人,秦国良臣子车氏三兄弟奄息、仲行、针虎,都在从死的行列之中。秦人哀痛他们,作了非常伤感的《黄鸟》之歌,载入《诗经·秦风》: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针虎。维此针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直译成白话文[12],那就是——黄鸟“交交”地叫,停留在那棘枣枝呵。谁跟随穆公到阴曹地府——子车奄息呀!这个奄息呵,是百里挑一的突出人才啊!站在墓穴边上往下跳,害怕得浑身颤抖哇!那苍苍的天呀,活埋了我这大好人!如果可以代替,我们愿意献出一百个肉身!
黄鸟“交交”地叫,停留在那桑树枝呵。谁跟随穆公到阴曹地府——子车仲行呀!这个仲行呵,是百里挑一的突出将才啊!站在墓穴边上往下跳,害怕得浑身颤抖哇!那苍苍的天呀,活埋了我这大好人!如果可以代替,我们愿意献出一百个肉身!
黄鸟“交交”地叫,停留在那荆楚枝呵。谁跟随穆公到阴曹地府——子车针虎呀!这个针虎呵,是百里挑一的突出参谋啊!站在墓穴边上往下跳,害怕得浑身颤抖哇!那苍苍的天呀,活埋了我这大好人!如果可以代替,我们愿意献出一百个肉身!
这诗歌对于残酷的人殉制度,作出了极端不平的控诉。这种野蛮的习惯,直到240年后,才由另一个雄主秦献公正式废除了。
接力的扩展
秦穆公死后,父传子把君位传给康公,这时到了公元前620年。以后的秦君,虽然都做了一些事情,但国力逐渐走下坡路,没有多少出彩的地方,下面只好开一篇流水账了事。
原先秦国与晋国土地相连,一直算是友好邻居,但这时慢慢地反目成仇。康公记住好心护送晋公子雍反而被袭的仇恨,一上台便领兵伐晋,一役便占领了武城(今华县东)。两年后,晋灵公也领兵报复,伐秦夺回了少梁。再过两年,秦军再次伐晋,在河曲(今风陵渡)大获全胜,占领了羁马(今山西永济南),可是晋国三军六卿全来顽强反攻,秦国只好撤军。
不过康公实际上是个诗人,并非好战分子,他年轻时护送舅舅晋文公重耳归晋时,写了《渭阳》一诗,载入《诗经·秦风》,成为后人的典故——
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
直译成今天的白话文[13]——
我送舅舅,来到了渭水北方。拿什么赠送?大车前头宝马黄。
我送舅舅,思绪使我悠悠然。拿什么赠送?珍美玉佩响叮当。
公元前609年秦康公去世,儿子共公接班。3年后,为了惩罚晋国入侵盟国崇,共公派兵包围了晋国的焦(今河南陕县),但晋成公及时派兵救援,共公并没有占得什么便宜。共公死于公元前605年,由儿子桓公继位。
公元前594年,桓公出兵伐晋,冤冤相报,两军在晋地辅氏(今陕西大荔)恶战。晋国主将魏颗的父亲原先有个爱妾,在他父亲死时本应殉葬,可是魏颗却让这个年轻庶母嫁了人,没有从死。这次他在战场上与秦将杜回交手时,突然跑来一个老人用草绳缠绕秦将的马脚,杜回在战车上站立不稳,摔倒在地,当场被俘,魏颗大获全胜。后来魏颗调查这个老人的来历,原来是他父亲爱妾的爸爸,为了报答免除殉葬的恩情,所以到战场上拼命,这就是成语“结草衔环”的来历。此时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召集诸侯会盟,号召大家休战,桓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只好收手。公元前581年晋厉公与秦桓公夹河会盟,约定彼此重新和好,大家和平共处,不要再动干戈,但桓公归国后马上违背盟约,与翟族合谋进攻晋国。晋厉公非常恼怒,派遣大夫魏相赴秦送上“绝交书”,率领齐、鲁、宋、卫、郑、曹、邾、滕联军讨伐秦国,秦军大败而逃,诸侯联军追击到泾阳,就止了步,宣告胜利。公元前577年灰溜溜的桓公去世,传位给儿子景公。
秦晋世代结仇,不断互相攻击,不再沟通婚姻纽带。公元前562年,景公把女儿嫁到楚国,与楚共王联合,一同出兵攻打晋国,那时晋国正闹饥荒,在栎地(今山西永济西南)惨败。3年后晋悼公决心报仇,派荀偃率领鲁、齐、卫、郑、曹、莒、邾、滕、薛、杞、郳诸侯联军攻打秦国。因秦人在河水上游放置毒药,联军到达泾河后,死伤惨重,荀偃只好填平水井,拆毁炉灶,带领联军在棫林(今陕西华县东)撤军。晋悼公死后,晋平公与秦景公开始和谈。公元前538年,楚灵王作为盟主,在申地召会诸侯约定休战,景公这才不再动刀动枪。次年景公死,儿子哀公继位。
公元前505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攻陷楚国郢都,楚昭王出逃,国内成为“无政府”状态。大夫申包胥跑到秦国求救,秦哀公不愿惹事,没有理他。申包胥就蹲在秦廷外不吃不喝,日夜痛哭,一直哭了七天七夜。哀公感动地说:“楚虽无道,但有这样的臣子,怎能让楚国在中原消失?”于是发兵500乘救楚,一举打败了吴军,吴王阖闾收兵回国,楚政权重新建立,哀公终于做成了这件善事。公元前501年哀公死,传位给其孙惠公。公元前492年惠公死,传位给其子悼公。公元前477年悼公死,传位给其子厉共公。
在厉共公时代,古蜀国与秦国有了来往,公元前475年,蜀人前来朝贡。公元前467年,厉共公沿着黄河修筑防御壕沟,发兵两万征伐西戎大荔,占据了戎人王城,后来又在频阳(今耀州区与蒲城之间)设县。这时晋国被韩、赵、魏三家贵族瓜分,成为韩、赵、魏三国,于是历史上的春秋时代转入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44年,厉共公征伐西戎义渠。次年厉共公死,儿子躁公继位。
躁公时期的秦国,国力大减,蜀王开明二世号称卢帝,领兵越过秦岭侵伐秦国,占领了南郑,几乎抵达雍邑。公元前430年,西戎义渠又向秦国发起大规模反攻,一直攻到渭水蒿域。公元前429年躁公死,传位给其弟怀公,公元前425年发生政变,庶长晁联合其他贵族逼怀公自杀,由其孙灵公继位。
灵公一辈子热衷于祭神,在雍邑附近修建吴阳上畤,祭祀黄帝;又修建下畤,祭祀炎帝。历史学界认为这件事是个重要信号,表明秦国正式承认了中原神祇的地位,接受了华夏文化。灵公还再次沿黄河深挖堤岸,修筑防御城墙,还建造籍姑城(今韩城北)作为抵御魏国的堡垒。公元前415年灵公死,由其叔简公继位。
简公一辈子办过几件大事。公元前409年,他命令官吏们带剑防身,这是秦国革新礼制的一大措施。次年,魏军伐秦,尽占河西之地,秦人退守洛水(今陕西境内)。为加强防御,简公组织军民在东境修筑长城,成为战国时期最早的长城建设,这一段长城南起今华阴东南小张村附近,向东北越过渭河,沿洛河右岸北经大荔、蒲城,止于白水县黄龙山南麓。公元前400年简公死,传位给儿子惠公。
公元前387年,惠公夺回了蜀人占领的南郑。当年惠公死,两岁的幼子出公继位,由其母主持朝政,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公元前384年,庶长觉得避居河西魏地的灵公之子献公适合担任君主,便把出公和他的母亲杀了,迎接献公归国继位。
连续不断走下坡路的秦国,直到献公登台才停止了下滑,逐渐有了起色。
当时三晋之一的魏文侯重用李悝、吴起等人,推行中央集权制,以法治国,使魏国成为中原的超级强国。秦国的困顿低落与魏国的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极大地刺激了曾经在魏国流亡的献公,因此他上台以后,便着手在秦国进行一系列改革。他首先废止人殉制度,不再用活人殉葬;接着吸引周边部族到秦国种地、放牧,与本国人一视同仁,使人力资源显著增加,荒田同时也得到了垦殖。公元前379年,献公又把蒲、蓝田、善、明氏等边境地域改建成县,派官吏直接管理,然后“初行为市”“初租禾”,开始对工商业作规范管理,抽取营业税;按地主和自耕农的实际占有面积,征收农作物实物税,这些措施给国库带来了大量的收入。在户籍管理上,将五户人家编为一“伍”,农忙时互助,农闲时练兵,如果有人犯法,则实行连坐。
献公埋头改革多年,励精图治,不再参与其他诸侯之间的争斗,使秦国的国力逐渐增强。
公元前366年,献公见韩魏两国威胁到天子周显王,便以此为借口,起兵勤王,在洛阳打败了韩魏两军,得到周显王的赞赏。两年后,献公令秦军攻魏,一直打过黄河,深入魏境到了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夺回了秦国故土河西之地,周显王祝贺这一胜利,赐予献公与穆公一样的“伯”号(霸主)。再过两年,秦军在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大败魏军,攻占庞城(今陕西韩城东南),还俘虏了魏相公叔痤。因为早年献公在魏国流亡时,公叔痤待他不薄,献公怀念旧情,将公叔痤盛情款待一番,送回魏国,让他仍然担任魏相。
打了一场翻身仗的献公,公元前362年去世,儿子孝公继位。于是秦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就慢慢翻开了。
变法的功效
秦孝公是秦国有名的君主,他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迁都咸阳,二是变法图强。
《史记》分析了当时天下大势[14]:黄河、崤山以东有6个强国,君主是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王、韩哀侯、赵成侯。淮水泗水之间,有鲁、宋、卫、邾、滕、薛等十几个小国。其中楚、魏与秦接界。魏国修筑长城,沿着郑国的洛水以北延伸,占有上郡。楚国北有汉中,南有巴、黔中之地。周室衰微,诸侯互相以武力相争斗。秦国位于西方雍州之区,不参与中原诸侯的会盟,大家把秦国当作夷狄看待。
这些话说明,秦国是在西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初期在羌戎的包围中过着游牧的生活。周室东迁,羌戎的一部分虽被秦军驱逐,向东南迁徙,但是关中依然是羌戎之地,后来还与从北方来的狄人杂居,时叛时服。春秋时期,尽管穆公称霸西戎,但是与晋、楚相比,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要落后得多。秦的宗族之间还常常发生械斗,似乎尚无大宗、小宗的区别,男女婚娶,还没有一定的制度和礼教。这些,大概和与羌戎长期杂处有关,但不可否认,在另一方面,秦日益接受了华夏的礼乐文化。
公元前349年,咸阳城修建完成,秦国国都便从栎阳迁徙到咸阳。秦都移到咸阳,更贴近中原腹地,形势上显然十分有利。当初建设的秦都故城在今咸阳之东十多公里,1959年考古人士着手勘查,连续工作到1988年,共发现夯土建筑遗址27处,手工业作坊遗址6处,秦墓128座,还对其中的两座宫殿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
咸阳故城南靠渭水,因渭水不断北移,现在已经看不见城郭的踪迹,通过考古工作,发现故城北半部的宫殿区,以西起聂家沟、东至山家沟一线的遗迹分布为最多,规模也最大;在它外围,发现有东西长约900米、南北长576米的夯筑墙垣。根据遗迹所在位置和出土遗物判断,这组遗址应该就是秦国的咸阳宫,墙垣或许是宫墙。宫殿区西面还有大片墓地,西南面有铸铁、冶铜、制陶作坊遗址和民居建筑遗迹。根据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的分布位置,参照汉代长安城内宫殿区占据了大部分面积的比例,初步推测出秦国咸阳城的大致面积,东西大约6公里,南北大约8公里。
考古发现的宫墙以内遗址,保存较好的是其中一处夯土台基,东西长60米,南北宽45米,高出地面6米,推测是一座凭台重叠高起的楼阁,平面上以曲尺形的多层夯土高台为基础,台顶中部有两层楼堂,构成主体宫室,四周布置有上下不同层次的较小宫室,底层建筑的周围,有回廊环绕。在其西南100米处的宫殿基址处,建筑物互相连接,推测是带有回廊的一座殿堂,廊道两壁上还有彩绘壁画,画面主要是车马仪仗、植物纹饰和几何图案。根据这些发现,得知秦国宫殿中,每座建筑物自成一个独立体,而多座建筑物之间则以甬道、复道相接,构成一个组合体;从每座建筑物的间次、门道设计,到一个建筑群的整体设计,都采取对称式的布局。秦国开创的这种宫殿建筑形式,对后世影响很大。考古人士发现,两处遗址都有大量焚毁倒塌的堆积物,表明它们均毁于秦代末年的烈火。
秦孝公除了进行咸阳城的大规模建设以外,还要赌一口气恢复霸业,于是推行惠政,救济孤寡,招募战士,颁布了论功行赏的法令。他一上台,就在国中下令说:“昔日我穆公在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狄,扩地千里,天子称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是何等的光美啊!可是以往厉共公、躁公、简公、出公时期,国家产生了内忧,无暇顾及外事,于是三晋便趁机攻夺我河西之地,中原诸侯都看不起秦国,这真是莫大的耻辱呵!献公即位以后,镇抚边境,迁都栎阳,还想东征恢复穆公的故地,重修穆公的政令。寡人思念先君这些意图,经常痛在心中。现在,你们这些宾客群臣中,有能出奇计使秦国强盛起来的人,我就委任他做高官,还要分给他土地!”
这些明确而响亮的召唤,确实引起了天下共鸣,当时就有个能人前来应征,他就是卫国的公孙鞅。他先是到了魏国,担任魏相公叔痤的“中庶子”,掌管公族事务。
公元前361年,孟子曾经拜访过的“梁惠王”(就是魏惠王),急急忙忙地坐车前往相府,因为魏相公叔痤已经病危,他来到病榻之前,打听谁能做魏相的接班人。公叔痤感激地伸出干枯的手,有气无力地说:“我府里的家臣中,有个公孙鞅,现在的职务是中庶子。别看他才二十几岁,却是个真正的奇才。我死之后,就请大王把整个国政交给他吧。”惠王不觉愣住了,站起身来要走,只见公叔痤挥挥手,让室内所有的人退出去,接着对惠王悄悄地说:“如果大王不愿用他,必须把他杀掉,千万别让他走出国境!”这回惠王倒是痛快地答应了他,回宫去了。
躺在病床上的公叔痤,思想上产生了激烈斗争。他良心上很过不去,便把公孙鞅喊来:“今天大王来看望我,问我谁能继承相位,我倒是推荐了你,可是他似乎并不同意。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将他一军,对他讲如果不能用你,干脆把你杀掉,想不到他竟爽快地答应了我。这里有些金帛,你把它拿上,赶快离开相府,逃命去吧!”公孙鞅听后却不以为然:“相爷请勿过虑。吾王既然不听您的话用我,当然也不会听您的话杀我。他根本不把我当回事!您就请放心吧。”
后来公叔痤死了,公孙鞅一直也没有离开大梁。
这时,邻国的秦孝公求贤若渴。公元前359年,公孙鞅走了孝公宠臣景监的门路,到达秦国,参见孝公。听公孙鞅谈他的政治理论,孝公先是不断地打瞌睡,公孙鞅最后讲了强国之道,“内务耕稼,外劝赏罚”,孝公便兴奋起来,把坐席移到靠近他的地方,高兴地听他谈了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疲倦。但是大臣甘龙、杜挚等人对公孙鞅的主张却不以为然,孝公便让他们公开辩论,这些大臣根本驳不倒公孙鞅。于是,孝公便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公元前356年颁布了变法政令,立即在全国实行:
——所有居民编成什伍组织,有罪连坐。
——禁止私斗;有军功者受爵;宗室子弟,没有军功就没有名位。
——凡是靠耕织取得高产的民众,一律免除劳役;经商或因怠惰而致农业减产者,罚为奴婢。
非常明显,变法的核心内容是重农抑商,奖励耕战,颁布依军功行赏的20级爵制。孝公定都咸阳后修建了冀阙,就在那门阙上正式公布了变法法令。有了国君的大力支持,秦国扎扎实实地提倡耕织,奖励军功,没有军功的宗室子弟,当真一概废除了名位。功爵等级中,从第一级到第八级是民爵,第九级以上才是官爵。有军功的宗室子弟,最高爵位规定不能超过侯爵。即使他成了侯爷,封到了自己的领地,也只能收取封地里的租税,民事一律由派来的县令掌管,宗室子弟不得干预行政,不能为所欲为。
春秋以来,中原诸侯国往往是贵族专政,君权旁落,如想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提拔有军功的人,抑制宗室权贵。《史记·商君列传》说:“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宗室贵族,是凭借血缘关系取得世卿世禄的特权,而今要凭借军功授官授爵,才能取得土地、奴隶和财产,因此这些人极力反对变法,成为变法的最大阻力。
公孙鞅害怕民众不去执行这些法令,想了个取信于民的办法。有一天,他在国都集市的南门放了一根三尺长的木头,旁边贴出告示——谁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发给他10块金币作为奖金。因为这件事做起来实在太容易,而奖金又意外地高,过路的人或者以为是开玩笑,或者以为是设陷阱,看一看就走了,一连三天无人响应。于是公孙鞅便重新贴出告示,把奖金提高到50块金币。不久,有个胆子大的汉子,扛起这块木头放到北门去,结果真的拿到了那笔丰厚的奖金。此事一传十,十传百,风行秦国。从此以后,凡是公孙鞅出的告示,无论大事小事,大家都踊跃回应。就这样,他那些新法,有了民众支持,推行开来就顺利得多。
变法之前,他曾要求孝公答应三个条件:执法不避权贵;国君和大臣须深信不疑;举国唯法是从,宫室宗亲违法亦须与庶民同罪,否则,“权臣死而法令溃”。孝公欣然答应,说:“三百年来,变法功臣皆死于非命,这本是国君之罪。终我一世,绝不负君!”孝公言行一致,在改革之初产生了不少反对派,“宗室贵戚多怨王者”,但孝公始终没有动摇过。
公元前350年,升任大良造的公孙鞅曾经出兵占领魏国的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此时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废井田,开阡陌;设郡县,任县令;按户口征收军赋;统一度量衡。
井田制本是“公社所有制”。后来公社土地被贵族掠夺而去,农民“助耕公田”,实质上变成了宗室贵族的农奴。变法以后,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民也成为国家所有的“编户齐民”,按照户口授田,向国家缴纳租赋。刚刚受田的农民,由于“赋税平”,显然就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如果立了战功,还能获得最低级别的爵位。这样,农民就固定在乡村土地上,不致流入城市。那时秦国地广人稀,变法所采用的免除兵役、赐给田宅等优惠政策,以及招募邻国农民前来开荒种地,大大增加了国内劳力,无形之中还补充了兵源和粮食储备。
通过十多年的改革,秦国由一个偏僻而欠发达的邦国,一跃成为兵强民富的强国,很快压倒了齐、楚、燕、韩、赵、魏六国,成为战国七雄中的霸主。秦国民风也随之大变,国力在大幅度地不断上升。《史记》说那时的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在执法过程中,公孙鞅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公元前348年,8岁的太子嬴驷出外游玩,行动上触犯了法律,按条例应当受罚。公孙鞅说:“太子是未来的君主,又未成年,不能用刑,就让他的老师公子虔代他受刑;另一位老师公孙贾,有教育不严的责任,该受黥刑,在脸上刺字。”过了4年,恚忿的公子虔自己又犯了法,这回受到了劓刑,被割掉了鼻子。他受刑之后,感到受了奇耻大辱,整整8年没出家门。
公元前341年,秦军攻魏,公孙鞅以计谋俘虏了魏公子卬,迫使魏国献出部分河西之地以求和。公孙鞅立了大功,由大良造受封为商君,拥有15邑的领地,被人们称为“商鞅”。
公元前337年,45岁的孝公因病去世,19岁的太子嬴驷继位,是为惠文君。公子虔觉得复仇的时机已到,就向新君诬告商鞅谋反。商鞅感到风头不对,想逃回魏国,但魏国不敢接纳;他只好跑回他的领地商邑,组织起一股军队,向北进入郑境。秦国大军赶来擒拿,他抵挡不住,终于在渑池被杀。秦国军将把他的尸体运回国都,听候发落。惠文君下令将遗体加以“车裂”,进行五马分尸。
在这段时期,秦国有个人思想上特别紧张,他就是商鞅的老师尸佼。他本人是战国时期的大学问家,人称“尸子”,最初在秦国活动,做商鞅的门客。商鞅变法时,“谋事画计,立法理民”,经常向他请教,并多次采用他的策划,他可说是一位幕后的高参。由于尸佼具有科学的思路、扎实的功底,因此,商鞅公开称之为老师——其实他的年龄并不比商鞅大。但就是这一称号,使他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因为太子犯法,刑及老师,商鞅被害,援例会连累到他,所以他赶快往南逃跑到了蜀国,给蜀人播下文化种子[15]。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国力渐强,需要向东发展,首当其冲的就是三晋,因此秦国与三晋的战争最为频繁,也最剧烈。公元前337年惠文君上台时,楚、韩、赵、蜀各国都来朝贺,连周显王也派来了使臣。
惠文君这人野心很大,首先想把近邻魏国一口吞掉。公元前332年他便开始伐魏,魏割让阴晋(今陕西华阴东)与秦,秦人便把这块地方改名为“宁秦”。次年,秦军再次伐魏,俘虏了魏将龙贾。再过一年,魏国终于把原属秦人的河西之地割让给秦。下一年,秦军渡过黄河,占领了魏国的汾阴、皮氏、焦邑。又过一年,魏国再将上郡15邑割让与秦。秦国这样张牙舞爪,狼吞虎咽,吃相实在难看。
公元前327年,惠文君将曲沃和焦邑退还给魏,但使西戎族臣服于秦,设立了义渠县。公元前325年,惠文君继魏、齐之后也称“王”了,于是将次年改称“更元元年”,从此“秦惠文王”的称号便正式诞生了。
纵横的搏斗
战国是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时出了个神秘人物鬼谷子,相传他名叫王诩(一作王栩),因在阳城云梦山的鬼谷里居住,所以有了这个雅号。他学识渊博,世间传说他得到了老聃的真传。那时有许多年轻人负笈师从,后来成为军事家和外交家,其中最出名的弟子就是苏秦和张仪,《史记》为这两人立传时,明确说他们的学术“习之于鬼谷先生”“俱事鬼谷先生学术”。目前《鬼谷子》14篇仍然传世,专讲揣情摩意、纵横捭阖之道,开创了在各个诸侯国之间穿梭游说的纵横家一派。唐代诗人陈子昂曾在《感遇》诗中表达了文化界对鬼谷子的崇拜之情[16]。
过去一般认为:苏秦、张仪同为鬼谷子的学生,苏秦主张“合纵”,张仪主张“连横”,苏秦比张仪年长。但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提供了不同的信息:事实上苏秦的年龄比张仪还小。书中记载苏秦死于公元前284年,张仪却死于公元前310年,苏比张晚死26年,当张仪在秦国为相时,苏秦只是个年轻的游说人,根本没有和张仪打过交道。可以肯定的是,张仪的对手并不是苏秦,而是魏国人公孙衍,公孙衍也是个“合纵说”的倡导者。
所谓“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所谓“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由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从地域上看,当时的弱国主要是三晋,而齐、秦最强,他们北连燕而南连楚,便形成了“纵”势;东连齐或西连秦,则形成了“横”形。既然“合纵”策略是阻止强国兼并弱国,可以对秦,也可以对齐;而“连横”策略则是强国迫使弱国帮它进行兼并行动,以秦为主或以齐为主都行。
这时的各诸侯国,心里想的都是怎样保存自家实力,争取盟国力量,对外扩展疆土,便有“纵”和“横”两种不同的策略可供选择,那些耍嘴皮的“纵横家”,就适应这种政治斗争的需要应运而生。他们到处鼓吹:依靠纵、横两种策略“大可以王,小可以安”“纵成必霸,横成必王”。但他们需要随机应变,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合纵、连横的具体内容也会跟着产生微妙的变化。
早期纵横家公孙衍是魏国阴晋(今陕西华阴东)人,公元前333年曾在秦国担任“大良造”,人称“犀首”,这个外号显示了此人锋芒毕露。当张仪入秦鼓吹“连横”策略不久,“犀首”公孙衍就离开了秦国,入魏为将。因为那时魏国国力衰退,公孙衍主张联合邻国出兵,因为众人拾柴火焰高,才能打胜仗。他计划在公元前325年付诸实施,拉拢了齐国名将田朌一起伐赵,他跑到齐国大肆鼓吹:如果齐王愿意出兵5万人,不超过5个月必然能够破赵。田朌私下对公孙衍说:“你把破赵讲得太容易了,恐怕会有后患!”公孙衍笑道:“如果把事情说得太难,齐魏两国之君就不愿出兵了,等到他们出兵之后,见到大事不妙,两国之君自然而然就会增兵,那不就可操胜券了吗!”后来事实果真如此,齐魏两国联军大败赵兵,田朌俘虏了赵将韩举,占领了平邑(今河北南乐西北)和新城;公孙衍也打败了赵将赵护,得到不少好处,这是他担任魏将后初次得胜。
西方的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之后,开始蚕食邻国的土地。公元前340、前332、前329年惠文君连续大举伐魏,魏国只得不断割地求和,使秦国版图大增。这种形势使周围各国感到非常紧张,特别是关东六国看到秦国军事力量越来越壮大,大家都估计无力单独抗秦,于是热衷于推行公孙衍那一套“合纵”策略。本来这种“弱弱联合”的策略确实能够遏制暴秦的侵略野心,但六国之间存在着一定矛盾,各自都想多获私利,表面上抱成团,实际上只是一种松散的联盟。此时秦国见树敌过多,大事不妙,就采取魏国人张仪的“连横”策略,劝说各国帮助秦国进攻其他的弱国,利益均沾。这种“合纵”“连横”的对垒,持续了很长时间。不少诸侯国为了自身利益,时而加入“合纵”行列,时而加入“连横”队伍,反复无常,成语“朝秦暮楚”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
公元前324年,即秦惠文王更元元年,他任用张仪为相。张仪亲自率兵出函谷关,攻取魏国的陕地(把当地人口还给魏国),把它作为进攻中原的跳板,同时筑上郡塞,巩固上郡的防御工事。次年(前323年),张仪又与齐、楚大臣在啮桑(今江苏沛县西南)会盟,目的在于拉拢齐、楚两国,防止公孙衍拉回齐楚来搞“合纵”。张仪还引导魏君多次朝见齐君,鼓励齐君称“王”,为了加强与大国的和好,又使魏太子嗣入质于齐,使魏公子高入质于楚。很明显,秦相张仪拉拢齐、楚的主要思路,目标便在于破坏公孙衍的“合纵”策略。
公孙衍当然不甘示弱,就在这一年,他发起了一个燕、赵、韩、魏、中山“五国相王”的行动,搞统一战线,破坏张仪拉拢齐楚搞“强强联合”。因为魏、韩早已称“王”,从这年起,赵、燕、中山三国也开始称“王”了,这样就形成了与秦国对抗的“合纵”态势,不过中间出现了阻碍,齐国首先发难,说中山国很小,不承认它有称“王”的资格,还想联合魏、赵、燕三国迫使中山废除王号,但未成功。同年,楚国为了迫使魏国投入楚国怀抱,想把流亡在楚的魏公子高立为太子,派柱国昭阳在襄陵打败魏军,取得8个城邑,迫使魏国废掉太子嗣。魏惠王因不断受到齐、楚的打击,在纵横之间左右摇摆,公元前322年不得已用张仪为魏相。张仪提出魏国与秦、韩联合攻齐的“连横”计划,在诸侯之间做出“事秦”的样板,让大家抱秦国的大腿,但魏惠王不肯听从。
随后,秦国出兵攻占了魏国的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平周(山西介休西),对各国产生了很大威胁。因此,关东5国紧张起来,异口同声支持公孙衍的“合纵”策略。公元前319年,魏国免除了张仪的相位,改用公孙衍为相,把张仪逐回秦国,从此公孙衍得到关东各国的支持,合纵的优越性便形成了。
公元前318年,魏相公孙衍发起了三晋、燕、楚“五国伐秦”之役,这是第一次“合纵”策略的具体实施,因为楚国最强,这次联盟战争以楚怀王为纵约长。由于当时楚、齐和亲,楚国就想拉拢这个大哥,希望齐国与匈奴也参加联军共同攻秦。张仪首先想到,破坏楚齐联合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便两次入楚游说,离间楚齐关系,他在楚国收买了贵族靳尚等贪官,然后向楚怀王许愿,秦国情愿献出商於之地600里,来换取楚与齐的断交。楚怀王是个见利忘义的昏庸之辈,受到张仪甜言蜜语的诱骗,不听屈原等人的劝告,决定与齐断绝了联盟关系,结果张仪“连横”策略有了胜利的苗头,在软骨头楚怀王的影响下,五国联军积极性大减。次年(前318年)实际出兵与秦交战的只有魏、赵、韩三国,三晋联军攻到秦国函谷关大门口,西戎义渠又发兵袭破秦军于李帛,在东西夹攻之下,秦国有些招架不住,于是惠文王派外号“智囊”的庶长樗里疾领兵抵抗,这位能人在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与联军打了一场恶仗,俘虏了魏将申差,打败了赵将公子渴和韩将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魏国受到的损失较大,实在承受不起,便派相国惠施到楚国为使,说明要与秦国讲和,并不是破坏盟约。又过一年(前317年),秦军已深入韩、魏两国的交界地区,结果韩军惨败,被迫屈服,整个“合纵”联盟就算瓦解了。三晋与秦休战后,秦国进一步干涉了魏的内政,令其立公子政为太子。到了这时,公孙衍“五国伐秦”的大行动便烟消云散了。
粉碎了“五国伐秦”行动后,便到了秦昭襄王时代,秦国更加注意扩充后方,灭了巴、蜀两国,实力增强。而东方的强齐也趁燕国内乱,直接出兵干涉,仅50天就攻下燕国国都。还有个大国楚,受到愚蠢国君的拖累,就没有那么顺当。张仪不是答应给楚怀王600里土地吗,当楚国派使臣正式向秦讨取商於土地时,张仪赖了账,厚着脸皮拿出地图说“商於之地不是600里,而是6里啊”,这等于说秦国不给楚国土地。楚怀王发现上当受骗,怒气冲霄,在公元前312年发兵攻秦,但秦军却在丹阳大败楚军,消灭了8万人,俘虏了主将屈匄以下70余人,进而占领汉中,加强了关中和巴蜀的联系,还免除了对秦本土的威胁。愤怒的楚怀王聚兵反击,又大败于蓝田,既上了当又吃了亏,捶胸顿足不已。这时,齐国乘人之危与秦结盟,联合魏、韩进攻楚国,又在垂沙大败楚军,宛、叶土地被魏、韩占领,使楚国大受挫伤。公元前299年,昏庸的楚怀王受到张仪的邀请,以为事情有了转机,亲自赴秦相会,结果又上了大当,被秦国扣留,不能回国,自食苦果。
次年(前298年),齐国约韩、魏“合纵”攻秦,经三年奋战,攻进了函谷关,迫使秦割地给韩、魏请和,总算帮楚国出了一口恶气。公元前294年,齐国改变策略,想在秦、赵两国支持下灭宋,秦也想在与齐妥协后攻击韩、魏,构成“连横”。次年(前293年),秦将白起消灭了魏、韩联军24万。此后连续两年,秦军轮番攻伐韩、魏,韩、魏被迫献地求和。这种纵横拉锯,令人眼花缭乱。
为了争夺宋国的定陶,秦、齐还展开了外交活动,拉拢“连横”关系。公元前288年,秦昭襄王在宜阳自称“西帝”,派人尊齐闵王为“东帝”,以便联合攻赵。但是来到燕国的说士苏秦为了燕国的利益,向齐闵王劝说“伐赵不如伐宋之利”,要使“天下爱齐而憎秦”,才是上策。齐闵王听从了他的意见,三个月便自动取消了“东帝”称号,秦国不得不同时取消了“西帝”称号,退还了所攻占的赵、魏部分土地。当时赵国李兑也积极支持苏秦,于是又形成了“合纵”的局面。
公元前287年,燕、齐、赵、魏、韩五国共同攻秦,这是公孙衍之后的又一次大合纵,次年(前286年),齐闵王派兵伐宋,终于把弱宋灭了。公元前284年,三晋、燕、秦五国却联合伐齐。燕将乐毅领兵进攻齐国,齐军望风披靡,齐闵王也被楚军杀死,联军占领了齐国70余城,齐几乎亡国。公元前279年,坚守即墨的齐将田单发起新奇的“火牛阵”反攻,终告复国。这时秦将白起攻下了楚都*郢,一直打到竟陵、安陵,再向南攻取洞庭五渚。从此,秦国独霸天下之势已成,齐国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与秦纵横对峙了。
迅猛的扩张
现在重新回到秦惠文王的时代。更元九年(前316年)惠文王听从司马错的意见——吞并巴蜀是伐楚的跳板,对秦更加有利——于是趁苴、巴两国冲突之际,大举攻蜀,蜀王失败逃走,后被杀死,蜀国就这样灭亡了,随后秦军又攻灭苴和巴国[17]。秦国对巴蜀的征服,获得了丰富的经济资源,此后秦积极开发巴蜀,农田水利和农工商业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公元前314年,秦国又兼并了今陕西大荔、庆阳一带的义渠,这义渠就是北狄败退后留下来的余部。公元前312年,秦国联络韩、魏对楚、齐发动战争,攻占了楚国汉中(今河南西峡丹水以北地区)。秦军还向齐国进攻,直达濮水之上。后来秦楚又在蓝田(今湖北钟祥西北)展开大战,楚军大败,秦国占领了不少土地,使关中和巴蜀连成一片,解除了楚国对西南方的威胁。
公元前310年惠文王去世,其子武王即位。这个武王身高力壮,喜欢跟人角力,当时的大力士任鄙、乌获、孟贲等人因而受到重用。公元前308年,武王领兵攻占韩国的宜阳,从此秦的势力进一步伸入了中原。过了一年,武王出巡周都洛邑,见到著名的“九鼎”,那些铜鼎很重,武王就提出与举重运动员乌获、孟贲比赛举鼎,结果他倒是把几百斤重的大鼎举了起来,但用力过猛,两目出血,胫骨折断。当天晚上,武王即因流血过多气绝而亡,随后其弟昭襄王继位。
昭襄王在位56年,是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君之一,蜀郡守李冰就是他所任命的。昭襄王即位初期,其母宣太后当权,外戚穰侯魏冉专政,打破了商鞅的禁约,在国内增加了一些封君。他的同母弟公子市既封为泾阳君,后又改封于宛;公子悝先封高陵君,后又改封于邓;宣太后的同母弟芈戎先封为华阳君,后又改封为新城君。这些新贵族生活奢侈,到处炫富。魏冉倒是精明,推荐军事家白起为将,先后战胜了三晋、齐、楚等国,占取魏国的河东和南阳、楚国的黔中和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宣太后和魏冉专权多年,虽然没有削弱对外的战斗力,但是君权不免旁落,直到公元前266年,昭襄王任用魏国人范雎为相,主张恢复商鞅的办法,论功行赏,因才授官,随即剥夺了太后和穰侯的专权。在战略方面,范雎提出一个相当实惠的“远交近攻”方针,他说,占领的土地“得寸则王之寸,得尺则王之尺”,在战争中“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不仅要攻占土地,而且还要消灭敌人的战斗力,这些原则确实非常厉害。从此,秦国便把三晋作为直接进攻的目标,不再窥视关东各国,对远邦表示友好。
公元前265年,秦军大举攻韩,占领了韩国少曲(今河南济源东北)、高平(今河南孟州市西)之地。次年,白起又攻取太行山以南的南阳地,断绝了韩国本土和上党郡之间的孔道。公元前262年,秦军再攻取韩国野王(今河南沁阳西),把韩国上党郡和本土完全隔绝开来,韩国感到非常害怕,想献出上党郡与秦谈和,但上党郡守不从。韩惠王派冯亭去当使者,冯亭却把上党郡17县献给赵国,以求赵军帮助。于是赵国派廉颇率领大军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秦国立即派左庶长王龁迎敌,由此引发战国时期规模很大的长平之战。由于廉颇是赵国名将,秦人颇为畏惧,便设下离间计,扬言秦国不怕廉颇,只怕赵括。昏庸的赵君果然任命赵括代替廉颇,秦人得到这个消息,大喜若狂,秘密派遣武安君白起代替了王龁。当赵军出击时,却被白起拦腰截成两段,形成被动局面。秦军利用封闭的地形条件,用50余万大军严密围住人数大致相等的赵军,使赵军断粮46天,最后白起发动猛烈袭击,在战阵上杀了赵括,在长平活埋了赵国40余万投降的士兵,开了战争史上虐俘的空前恶例。
公元前259年,秦国大将王陵乘胜进攻赵都邯郸,因白起与范雎有隙,托病不肯出战。这时赵国正值长平战大败之后,“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奋勇抵抗,秦军死伤不少,仍攻不下邯郸。范雎便让王龁代替王陵,又派郑安平为将,依旧啃不下这块硬骨头。公元前257年,魏、楚联合图谋救赵,合力出兵,魏国的信陵君无忌在邯郸城下打败了秦军,解除了赵国的困境,迫使秦国退兵讲和,让太子嬴柱的儿子异人来到赵国作人质。此时赵国商人吕不韦发现异人“奇货可居”,不断用钱财资助他,后来还定计与异人一起逃回秦国,于是异人便改名“子楚”。公元前256年,秦军继续进攻韩、赵,取得一些城邑,斩首十余万,周赧王感到秦军步步逼近,非常恐慌,与燕、楚密谋联合关东各国,再次建立合纵盟约,在伊阙联合共击秦军。秦国侦知是“周天子”出的主意,立即攻打西周,赧王被迫投降,献出36邑和人口3万,迁九鼎于咸阳。后来公元前249年,秦军又灭了东周,历史上的周王朝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公元前251年,昭襄王去世,太子嬴柱继位,是为孝文王,但他即位不到一个月就死了,轮到从赵国逃回的子楚继位,是为庄襄王。公元前250年庄襄王坐上国君宝座,马上任命恩人吕不韦为相邦(相国),命蒙骜为将攻打赵国,夺取了太原、榆次、新城、狼孟等37城。同年,蒙骜又攻取了魏国的高都(今山西晋城东北)和汲(今河南卫辉西南)。庄襄王又命王龁攻打上党,设立太原郡。此时,魏国信陵君联合燕、赵、韩、楚进行合纵,五国联军在黄河以南击败了蒙骜带领的秦军,乘胜追击至函谷关,秦军闭关不出,但信陵君从此名震天下。
公元前247年,庄襄王死,太子嬴政继位,他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举行冠礼,亲自专政。随后他平定了嫪毐之乱,接着又削除了吕不韦的势力,成为一代雄主。
秦王政在位初期,近邻三晋的大部分土地已被秦国夺取,还建立了郡县,六国最后的灭亡时间已经不远了。简单说来,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公元前228年,秦将王贲大破赵军,建立邯郸郡。公元前227年,秦在易水大破燕军。公元前226年,秦将王翦攻下燕都蓟城,燕王喜迁都到了辽东。公元前225年,秦利用黄河水冲灌魏都大梁,三个月后城坏,魏亡。同年,秦先派李信攻楚,秦军失利,再派王翦攻入楚都寿春,公元前222年楚亡。同年又灭燕、赵(代王嘉)。公元前221年,最后灭齐。
从此六国统一,结束了战国的乱局,秦王嬴政便改称“始皇”,历史上的“皇帝”称号由此起始。他非常霸道,废除任人议论的谥号制度,以后继位者称为“二世”“三世”直至“万世”。政治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使普天下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统一;文化上则焚书坑儒,实施文化专制;军事上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万里长城。他把中国推向大一统时代,创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基于这些轰轰烈烈的行为,嬴政被明代李贽赞誉为“千古一帝”。
巴蜀的灭亡
公元前318年,六国推楚怀王为纵约长,带领六国联军进攻秦国。但秦兵突出函谷关,击破较弱的韩军,挫败了联军的锋头;次年,秦军又猛烈打击了韩赵军队,使“合纵”联盟基本失效,那合约也就自行瓦解了。这时,秦惠文王扬扬得意,准备乘胜再消灭某个邻国,于是召开军事战略会议。这在《战国策》《史记》《华阳国志》上,都有着详细记载[18]。
当时地形封闭的西蜀,以盆地式的成都平原为主体,基本上是个独立王国,少与外界交往,古史少有人知。直到西汉末年,才有个成都才子扬雄,把口头传说的古蜀史写在《蜀王本纪》上,但后来这书失传了。最早录下《蜀王本纪》佚文的,是晋代刘逵给左思《蜀都赋》做的注:
“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表明古蜀国有“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5个王朝。
古蜀王朝的总年数,《太平御览》卷166上转抄《蜀王本纪》说:“从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千岁。”说明这5个王朝长达4000年之久。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序志》也透露出信息:“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任乃强教授《蚕丛考》认为:“说三千岁,为保守数;四千岁,为近似数。”近年,四川史前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文化遗址是广元嘉陵江东岸的中子铺,测年数据是距今6730~6000年;邓家坪遗址和西岸的张家坡遗址,数据是距今5400~4000年;往西的绵阳边堆山遗址,数据是距今4800~3700年;再往西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数据是距今4740~4070年;继续西行,跨过岷江的新津宝墩遗址,数据是距今4500年。这说明随着时光流逝,蜀人逐渐西行。如果以公元前6世纪的开明王朝为基点来衡量,中子铺大概比它早4000年,这和扬雄所记的古蜀历年十分吻合。
古蜀最老的三代是蚕丛、柏濩、鱼凫,《太平御览》卷888上抄录《蜀王本纪》说“此三代各数百岁”。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谱记》:“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可见蚕丛子孙后来迁往“南中”去了。蜀人心目中的蚕丛王,以吐丝的蚕为族徽,而鱼凫王则以鱼为族徽,出土文物中有不少反映。1988年四川蒲江飞龙村战国晚期船棺墓中出土的鱼形铜印,印文用十字格分成4部分,右上部便刻着吐丝的蚕和一条鱼。刻有蚕徽的文物,还有近年发现的新津铜钟、成都交通巷铜戈、大邑五龙乡铜斤、蒲江鹤山镇铜印等。
根据老三代各数百年来估计,蚕丛和鱼凫大概治国久长,推测各占800年;柏濩一代没有什么传说,估计占一半左右,这三代历时大约2000年之久。因开明王朝被秦所灭在公元前316年,上推到蚕丛时代,大致是公元前43世纪;而鱼凫王朝末年,就大约是公元前23世纪了。
鱼凫后面还有两代——蒲泽和开明。蒲泽在《华阳国志》上写作“蒲卑”,那是杜宇氏的名号。杜宇这一氏族,传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说明与前面的鱼凫没有传承关系,他自立为蜀王,还自称“望帝”,当时把国都定在汶山(岷山)下的郫邑。扬雄说这代王朝“望帝积百余岁”,仅历时一百多年,但是史迹丰富,与老三代迥然不同。
杜宇王朝的建立,有位女士的作用不能忽视——她就是“朱提氏女利”,又称梁利、朱利。她在“江源”(今崇州)与蒲泽相遇,以婚姻为纽带,将两股力量合成一股,终于建立了不同于老三代的蜀国,《华阳国志》描述西蜀古国的版图不小——
以褒斜为前门——东北到秦岭处的褒斜二水;
以熊耳灵关为后户——西南到乐山熊耳峡和雅安灵关峡;
以玉垒峨眉为城郭——西北有九顶山和峨眉山作屏障;
以江潜绵洛为池泽——岷、沱、涪、嘉陵江四大河川是航行通道;
以汶山为畜牧——把岷山山区当作牧场;
以南中为园苑——南方大片土地不过是旅游区。
史称“杜宇教民务农”,农业社会的特点便是安土重迁,家有恒业,存在商品交换的需求。杜宇王朝的陨落是因为以农立国的古蜀遭遇到千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太平御览》卷888引《蜀王本纪》说:“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
成都平原是个菱形的封闭盆地,四面有高山屏障,而且西面和北面的山区存在着三个暴雨中心,夏秋暴雨,从山里直向平原倾泻,可是东南的龙泉山脉,好像一道门槛,挡住了水流去路,只有山脉最东头有个缺口最低,成了泄水的尾闾——现在叫作“金堂峡”,是沱江和平原涝水的唯一出路。当时王都郫邑并不是今天的郫都区,而是靠近广汉地势较低之处,所以地名里带个“卑”字,暗示遭受水灾最重。金堂峡本是个狭窄的口门,很容易被泥石竹木杂物堵塞得严严实实,如果真是这样,平原里涝水便不能排泄,问题就严重了。天上的雨水在倾泻,地上的积水不见消退,反而一天天涨高,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成都平原就会慢慢地变成一个巨大的湖泊,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惊恐万状的蜀民,看着涝水一天天逼近,只能爬上大树筑巢而居,悬釜而炊,生活在倒悬之中。这沉重的水灾,成为杜宇政权垮台的加速器。
不久,东南方来了一位救星——他就是善于治水的荆人鳖灵。望帝大喜过望,立即拜他为相,委以治水重任。鳖灵发现问题的关键是疏通金堂峡的堵塞物,便首先在那里下功夫。这个峡谷12公里长,左岸是炮台山,右岸是云顶山,笔者在那里听到民间传说:当初鳖灵老祖一脚蹬住炮台山,一脚蹬住云顶山,猛然发力一蹦,把狭窄的金堂峡扩开,于是洪水就哗啦啦地奔流,把平原涝水全部排泄出去了。至今左右两山的半坡上,还留下一边一个大脚印,一只左脚,一只右脚,全都有一尺多长,那是鳖灵老祖的印迹,这件事宋代就有了记录,而且石脚印实物至今俱在。
鳖灵的排水方法,应该是首先开挖峡口两岸的土石杂物,并且逐步扩大,让排泄的水流慢慢地冲开正中的堰塞物,使平原上的涝渍全部疏干,恢复蜀民的正常生活。鳖灵立下如此大功,望帝自愧弗如,便将王位禅让给鳖灵,自己退隐西山。鳖灵接替望帝成为蜀王,便改号为开明氏,自称“丛帝”,这个帝号,明显有追忆蚕丛的意向。
开明王朝一共传了12代,公元前316年,被秦惠文王所灭。宋罗泌《路史》说这个王朝传了350年,那么鳖灵建国正是公元前666年了。假设它前面的杜宇王朝有160年的话,那么蒲泽建国、自立为王,就该在公元前830年前后,那时正值西周灭亡后的共和时期,周室大乱,中央政权失去了控制力,杜宇正是抓住这一良机,才将王朝建立和巩固下来。
不过,在整个古蜀约4000年历程中,杜宇、开明两个王朝加起来大约历时500年,而前面的老三代,一共才2000年,在整个4000年中还差将近1500年——这段政权空白区,应该居于鱼凫氏与杜宇氏之间。
按照推测的年代数据,大致可以厘定——
蚕丛代前43世纪至前36世纪新石器时代
柏濩代前36世纪至前32世纪新石器时代
鱼凫代前32世纪至前23世纪新石器时代
空白区前23世纪至前9世纪尧舜禹直到西周末期
杜宇王朝前9世纪至前7世纪西周末至春秋
开明王朝前7世纪至前4世纪春秋至战国
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现的“三星堆文化”,整个历时两千来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的龙山文化期)一直延伸到周代初年,专家们考证出一个时间标尺:
一期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740~4070年)。陶器多为平底器、宽沿器、喇叭口器,少圈足器。特色器物是锯齿形花边形口沿罐、侈口深腹罐、镂空圈足豆。
二期文化——夏代至商代前期(距今4070~3600年)。器物典型系列是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豆和盘、瘦袋足盉等。出现个别鸟头柄勺,鸟头无冠、无钩喙。
三期文化——商代中、晚期(距今3600~3200年)。典型系列以外,又新出三袋足炊器、长颈壶及个别尖底罐,有大量酒器。鸟头柄勺盛行,鸟头有冠、短喙钩吻。
四期文化——商末至周初(距今3200~2875年)。小平底器演变为尖底器,多薄胎,鸟头柄勺及三足炊器逐渐消失。后期器形变得高大。
整个三星堆文化大约从公元前23世纪到公元前10世纪,恰恰和鱼凫氏与杜宇王朝之间的空白区吻合!原来是三星堆人占领了古蜀大地,填补了这一空白!
自从春秋时期的杜宇王朝将政权禅让给治水有功的鳖灵,由他建立起开明王朝以来,蜀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一直是开明氏蜀族,积累起可观的社会财富。沿袭到公元前316年时,开明蜀王已传到十二世,享受着安富尊荣的腐化生活。当时修建的“七宝楼”,窗帘全用珍珠制造,600年后晋代桓温入蜀,那高楼豪华得令他咋舌,他感到留下这奢侈过度的榜样,对后代不利,于是一把火将它烧个精光。此后上百年间,凡是成都降下暴雨,楼宇废墟的泥土里,总要冲出些叫作“瑟瑟”的碧色小珠,被附近居民们纷纷拾去[19]。
开明十二世的弟弟,由于封地位于葭萌(今四川广元),称为苴侯。那时以江州(今重庆)为中心的巴侯国,与开明蜀国关系很僵,但苴侯却偷偷地与巴侯结好。事情被开明十二世侦知,他心中恼怒,于是带兵进攻葭萌。苴侯招架不住,只好逃往巴国。开明十二世又迁怒于巴国,准备大举进攻。巴国因不与秦国接壤,所以一向与秦没有利害冲突,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有时还要派使臣送些贡品去讨好,这时发现蜀军要来攻打,感到不是对手,就决定向秦国请求救兵,满以为秦军一到,蜀军便会吓退,燃眉之急便可解。其实,这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
刚好,此时秦惠文王正开着军事会议。会上谋士张仪主张伐韩,因为在六国之中韩国最弱,又与秦国毗邻,很容易一口吃掉,吞并了韩国,接着消灭东周,帝业随即可以成功。可是大将司马错得到了巴国求救的消息,认为是个天赐良机,建议立即兴师伐蜀。因为六国中的楚国幅员最广,是秦国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如果吞并了与楚为邻的蜀国,无异于搭起了一个进攻楚国的跳板;再乘胜并吞巴国,既能获得富饶的蜀国财富,又可利用强悍的巴国兵源,灭楚便不成问题。一举两得,送上门的机会,决不能错过!
当时支持司马错意见的还有中尉田真黄,见《华阳国志》。此人的名字在《北堂书钞》里一处写成田贵,一处写成田广,笔者以为当时流行单名,“贵”或“广”总有一个是对的,“真黄”应该是“贵广”的讹字,《华阳国志》弄不清哪个对,就把它们统统写了下来。
在这场战略辩论中,司马错说出了一句相当经典的名言:“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惠文王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下了攻蜀的决心。公元前316年的秋天,由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带领了大军,浩浩荡荡地从咸阳出发,通过现在的陕西眉县,经褒谷、斜谷穿越秦岭,再由勉县西出阳平关,循山路到达现今的四川青川白水关,然后沿白龙江河谷进攻葭萌,敲响蜀国的大门。蜀王猛然得知秦军压境,连忙带兵到葭萌去抵抗,结果节节败退,不但丢了葭萌,还丢了成都,一路上丢盔卸甲,退到岷江西岸的武阳(今彭山)。秦军占领了苴侯的领地葭萌以后,由葭萌溯清江河西达沙溪镇,再转南经剑阁道进入剑门关,又经马鸣阁(今马角坝)、彰明(今江油)直插成都,一路上势如破竹,尾随蜀王追到武阳,阻止了开明十二世坐船南下,混战中将他杀死。蜀王的大臣们保着太子退入现在的彭州山区逄乡,结果也遭秦军追杀,太子在白鹿山遇难。于是,历时350年的开明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不过,还有一位蜀王子,成为漏网之鱼。他带领三万人马成功南逃,沿青衣江上游的旄牛道,越过大相岭直达现在的四川汉源,渡过大渡河再往越西,然后沿小相岭到了泸沽,循安宁河谷再到西昌,再南渡金沙江到达云南姚安,最后沿着云南元江乘船向东南行进,前往交趾(今越南)。这条元江,流入越南后称为红河。《水经注》曾经引用《交州外域记》,记载了这段野史。原来那时交趾的民众的农业垦殖地被称为利用潮水灌溉的“雒田”,因此他们便被大家称作“雒民”,而政权则由雒王、雒将掌握。蜀王子一彪人马到达后,首先采用武力征服了雒王、雒将,然后自称“安阳王”,在那里重开门户。越南古代民间传说中也谈到过这段历史,说古时中国左江地区有个南疆国,占有现今广西的南部和越南的北部,国王名叫“蜀制”,王子名叫“蜀泮”。那国内原有九部,在年少的蜀泮嗣位时,九部部主不服,想分裂邦国自治,聪明的蜀泮用智谋战胜了九主,接着南征文郎,使文郎降服称臣,这才自称安阳王。可见这支开明氏人马另辟天地,确实来之不易。据蒙文通教授的考证,“安”字古音在元部,“开”字古音在真部,真、文、元三部可以互通;“阳”“明”两字古音都在阳部,字音相近;因此“安阳王”与“开明王”实际上是同一词语的同音异写。
后来这延续了开明氏血脉的安阳王室在交趾立定脚跟。据越南史记,安阳王在位共50年,又传了两代。直到公元前183年西汉吕后时,盘踞在闽越的霸主赵佗称帝,攻占安阳王领地,划为交趾郡,开明氏政权这才彻彻底底地宣告结束。
再说张仪、司马错消灭了蜀国政权,同时又占领了引狼入室的巴国,原计划把这两国改制为巴、蜀二郡,可是巴郡的建立虽然比较顺利,但蜀人的反抗心理却非常强烈,为了不让政治变革显得过于急骤,于是在蜀地采取郡国制和分封制并存的体制:一方面让张若担任“蜀国守”,管理军事和行政,同时起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又封“公子通”为蜀侯,聘用陈壮为相,表面上还保持蜀国的老面貌,用来稳定人心。与此同时,又采取“掺沙子”的办法,从秦国本土迁移上万户人家到西蜀来,加强秦风,淡化蜀俗。好在充军发配的罪人在法家当政的秦国并不缺乏,罪人不够时,就让人所不齿的“赘婿”去——当时招郎上门的应征者基本上是缺吃少穿的社会低端。如果连赘婿也凑不够数,那么就征发“闾左”。古代大致25家聚居一“闾”,中间一条通道隔开左右两边的住房,住在左边的都是贫穷人家[20]。古代地图以南为上方,“左”的意思就是东边,秦国居中国西部,所以看不起“东”和“左”。“闾左”的穷人是最后一批移民。
不过,全都掺这种“低质沙子”肯定不行,还得搭配一些“优质沙”,经商的富豪在“重农抑商”的秦国也被大批强迫搬迁,如司马相如爱人卓文君的爸爸,名叫卓王孙,就是那一批“掺沙”大队里的一员。
后面的纠缠还很热闹,惠文王灭蜀,就像铁扇公主一口吞下孙悟空,惹上了麻烦事了!
反复的暗流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让张仪、司马错等带领大军追杀了古蜀开明十二世,占领了古蜀国,这次出兵灭蜀名正言顺:一是巴国请兵,二是蜀王无道,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
末代蜀王生活腐化,贪财好色,《华阳国志》记载了好些个典型例子——显然是来自民间传说。有一回蜀王到秦岭去打猎,恰恰惠文王也前来打猎,两人碰巧在大道上相遇了。惠文王出手大方,送给蜀王一匣子金币,蜀王没有带什么东西回赠,就装上一匣子泥土作为回敬。惠文王回宫之后,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是些污泥,非常生气,但群臣们却祝贺道:“这是获得蜀国土地的象征呵!”他才转怒为笑。
后来惠文王想出一个欺骗蜀王的计策,说秦国出产一种屁股能吐金子的石牛,有上百人的团队来喂养,已经生产了很长时间,请蜀王派人前来参观。贪婪的蜀王果然让亲信到秦都去看,这种小魔术自然看不出什么破绽,于是蜀王便厚颜索取一条石牛,惠文王倒是慷慨地答应了,可是石牛很重,运到成都非常费力,蜀王命五丁力士在秦岭开了一条石牛道,专门运牛。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石牛运到蜀宫,根本吐不出什么金子来,气得蜀王派人去骂惠文王“东方牧犊儿”——你就是个下三滥的放牛娃!
惠文王知道蜀王好色,提出要赠送他5个陕西美女,请蜀王派人来迎接,这回蜀王特别高兴,又派五丁力士带一班吹吹打打的乐队,恭迎美女。一行人走到梓潼,发现有一条大蛇挡住去路,蛇头已经钻进洞穴,可是尾巴还露在外面。五丁力士个个身强体壮,一齐上前抓住蛇尾,喊起口号,同时发力,想把蛇倒拔出来,结果闯了大祸——由于用力过猛,把半边山都拉得崩塌了,所有力士、美女和鼓乐队全部埋压在崩岩之下,形成了好几个小山堆。蜀王得知这个不幸消息,十分伤心,亲自跑到那里去悼念,给那些小山堆起了好几个名字,又叫“五妇冢”,又叫“望妇堠”,又叫“思妻台”。当地人不服气,就叫它“五丁冢”。不过,这倒证明了蜀王确实是个痴情汉子。
这些举动给惠文王灭蜀创造了优越条件。原先秦蜀两国隔着起伏险峻的秦岭山系,那是一道开辟不出战场的天然屏障,而且打起仗来补给线也很困难,因此大家和平共处,只有一些礼尚往来的小路,沟通秦蜀。可是蜀王开辟了一条好走的石牛道,便解决了大部队运输问题。惠文王又不断地给蜀王赠送金银财宝、美色声乐,使蜀王麻痹大意,根本没有想到秦国会派兵征伐,因此司马错的大军深入蜀境时,蜀王才仓皇领兵到葭萌抵抗,想不到干戈一接触,就连打败仗,死在武阳(今彭山)。
值得注意的是,开明氏王朝一直以“忠”“仁”教导蜀民,而且以身作则,因为王朝的建立基于杜宇氏望帝的禅让,历代君主都不忘这种恩情,强调二王并治,所以“忠仁”二字深入人心。末代蜀王虽然很不争气,但对于一般庶民并没有显著的压迫,老百姓仍然拥护这个王朝,因此惠文王审时度势,占领蜀国后并未立即建立蜀郡,而是继续打着开明的旗号,收买人心,仅仅声称末代蜀王道德败坏,兄弟不和,秦军吊民伐罪,把他处死,另立一个好人担任君主,但不能称“王”了,只能称“侯”。当时立的蜀侯,《史记》说是“公子通”,这件事《华阳国志》犯了糊涂,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似乎这个“通”或者“通国”是惠文王的儿子。
不少史学家觉得不大对头,四川大学蒙文通教授认为,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宗室子弟只能凭军功获得爵位,不能再凭血缘纽带受封为侯,如果要派人监督坐镇,也不能派宗室子弟,因此这个“公子”应该是末代蜀王的子弟才讲得通。《史记》只说当时“贬蜀王更号为侯”,并未说断绝了开明氏的宗嗣,而且《史记》年表上称他为公子“繇通”,一个人的名字有通、通国、繇通好几种写法,也证明是蜀语的转译。这个意见非常正确,在那种大环境下,派秦公子担任蜀侯,起不到怀柔的作用,相反会引起反抗,可是立蜀公子为蜀侯,名正言顺,正好安抚民心。
文献特别指出的是,除了蜀侯,还任命了蜀相作为蜀侯的辅佐,此人名叫陈壮,《史记·张仪传》写作“陈庄”,《集解》引徐广之说又作“陈状”,《史记》说他是丹犁人,也不是秦人。此人也许表现得靠拢秦政权,张仪认为他比较可靠,才安插他担任这个卧底角色。同时,蜀侯的驻地可能不在成都,否则任命张若为“蜀国守”,办事会有些碍手碍脚。
事情出乎意料,“灭蜀”仅仅5年,叛乱就发生了。不过,这件事在古文献中写得扑朔迷离。
《史记·秦本纪》说:“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
《史记·六国年表》说:“蜀相杀蜀侯。”
《华阳国志·蜀志》说:“陈壮反,杀蜀侯通国。”
蜀相陈壮造反,杀了蜀侯,那是一口同音的事实。但他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君主?不外乎三种原因:或者蜀侯通过西南民族头人暗谋复国,那秘密被陈壮发现,因而杀了蜀侯来邀功;或者想复国的是陈壮,那秘密被蜀侯发现,陈壮不得不除掉他;或者便是陈壮想抢夺蜀侯的位子。丹、犁是蜀南的两个小国,蒙教授认为就是汉代的沈黎,位于今四川汉源一带,大概陈壮原是那里的贵族,也许想利用这个机会让丹、犁取得合法的邦国地位。如果是这样,那他就全然想错了。正在此时,秦惠文王去世,秦武王继位,不但诛杀了陈壮,接着又派兵征伐丹、犁,还让左庶长甘茂和司马错领军入蜀,扑灭残余的叛乱火焰,接着又立另一个王子“□”为蜀侯。这个,《华阳国志》写作“恽”,《史记索隐》引为“晖”,同样应该是开明氏的后代。
公元前301年,秦昭襄王已经在位6年了,忽然得到蜀侯可能叛变的消息,连忙再派老将司马错带兵入蜀,将处死。其实那是一桩冤案,当时蜀侯并没有造反的想法,只是受到人家的诬陷。《华阳国志》的说法是[21]:蜀侯恽是昭襄王的公子,在祭山川时把祭品里的美食奉献给昭襄王,古代确实有这种特殊的礼俗。那时恽的生母去世了,他的后母要加害于他,偷偷地在食品里加毒,进献昭襄王。昭襄王倒想尝尝这口四川美味,后母说:“从二千里路来的东西,害怕变质,应当试一试。”就给近臣来尝试,结果近臣立即毙命。昭襄王大怒,派遣司马错赐公子恽宝剑,让他自杀。《华阳国志》编的这个故事漏洞百出,那时昭襄王才十多岁,哪能有封为蜀侯的儿子,而且儿子还有生母、继母?当时不可能有保鲜技术,即使不加毒,千里迢迢送来的食物,也会百分之百地腐败,不用试也能毒人害人,公子恽怎会做这样的蠢事?
当司马错大军来到蜀地时,受到诬陷的蜀侯夫妇便双双自杀了。司马错也不手软,干脆将错就错,大开杀戒,把蜀侯手下的郎中令名叫“婴”的一大批官员,一共27人,全部诛杀干净。不过,当地蜀民非常同情这位蒙冤的蜀侯,悄悄地在郊外给他修了一座大墓。直到3年以后,那冤案终于真相大白,昭襄王不得不下令为他平反,并且专派使臣把他的墓隆重迁进外郭里面,表示优待。可是那年天气特别反常,先是干旱了3个月,过后又接连下了7个月的雨,到处都积起了涝水。蜀侯的灵车勉强走到成都北门外,忽然陷进深深的泥地里去,抬也抬不出来。于是蜀民们就在北门外给他修建祠堂,随时祭拜,还把北门称作“咸阳门”,显示那里的特殊性。据说那祠堂蛮灵验,凡是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到这里烧香祈祷之后,灾害总能减除。这件事从侧面表明了民众对开明王族的深厚感情。
蜀侯死后,昭襄王又让的儿子绾继任蜀侯,同时警惕地注视着这位新蜀侯的一举一动,总算平安地又度过了15年。公元285年,大概昭襄王嗅到蜀侯绾的谋反气息,便先发制人,干脆把绾杀掉了事。或许那时开明子孙清除得再也找不到充当傀儡的人选了,从此再也不立什么蜀侯,就让张若单独担任蜀郡守。这时距离灭蜀初役,已经整整30年,秦国的蜀郡体制才正式建立起来!可怜年少从军、入蜀建功的张若,在“蜀国守”那不伦不类的名义下等白了头,这时才从小媳妇熬成婆。
到此为止,李冰登上政治舞台已经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