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书以两汉语类文献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文献大体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如《新语》《盐铁论》《法言》《说苑》等，它们体现比较完整的语类文体的特征；二是如《史记》《汉书》《吴越春秋》，这些文献严格来说并不属于纯粹的语类文献，但是《史记》《汉书》“纪传体”的建构与语类文献有很大的关联，因此，将它们纳入考察的范围，能够更加清晰地呈现两汉语类文献生成、演进的真实图景。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们首先分析语类文献在两汉时期兴起的原因，着重考察其与儒学复兴的关系。然后在先秦语类文献编撰的宏观视野下，分析两汉语类文献编撰的特点及其文体类型。最后，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分析经典语类文献的编撰过程及文体特征，描述两汉语类文献生成的规律。为此，我们主要进行三个方面研究：

其一，儒学复兴与两汉语类文献编撰之关系的考察。作为一种记言文献，“语”这种文类生成的原初根基在于社会政治实践对于“敬德”“明德”意识的召唤。秦王朝主要借助法家学说来构建其国家意识形态，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中断了先秦重德与记言这一传统。随着汉朝的建立，刘邦及其后继者逐渐意识到儒家学说对于稳固其统治的重要意义，开始重视儒生。此后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家学说及其经典在两汉社会长期占据主流地位。这样，汉代社会的儒学复兴实际上也就是重新发现或接续先秦时期以来的“敬德”“明德”传统，从而有力地促进语类文献编纂活动的再次兴起。

其二，两汉语类文献类型及文体形态的分析。先秦语类文献以“记言”作为基本文体特征，后来加入“事”的元素，强化其叙事倾向，形成“事语”这一新体式，故先秦语类文体包括格言、对话、事语等形态。两汉语类文献偏重于对话、专论、事语，其中专论体得到强化，而格言不受到重视，同时出现拟语录体、纪传体等新样态。整体观之，两汉语类文献虽然延续先秦以来语类文献的文体特征，但由先秦的重在编纂向重在撰述转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亦即由“编言”走向“撰言”，从而显示新的文体自觉。由于所采用分类标准的不同，先秦语类文献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从生成角度看，可分为仪式型、政典型、教学型、著述型四种；从文体形态看，主要可分为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三类；从编纂单位角度来看，则经历从“国语”到“家语”的演变过程。两汉语类文献的编纂活动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它们因产生于不同历史阶段而致使其生成方式也存在差异，这就使它们在性质、功能乃至文体形态方面也呈现不同的特征。从文献编撰、文体特征及功能角度来看，两汉语类文献大体可划分为奏疏体（如《新语》）、经解体（如《韩诗外传》）、纪传体（如《史记》《汉书》）、模拟型（如《法言》）、编纂型（如《新序》）、混合型（如《新书》）这些类型。它们所负载的文化意义并不一样，这是需要做深入研究的。上述两方面内容将在本书第一章进行分析。

其三，本书第二章至第七章重点考察两汉时期若干经典语类文献的生成与文体形态：

1．陆贾应刘邦的请求，“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被刘邦君臣称为“新语”。《新语》属于“奏议”，不同于口头奏议的是，它是以书面形式上奏皇帝的。这一新形式虽然与先秦以来的上书有联系，但其规模不仅与此前有较大差异，而且在文体方面强化专论体的写作。因此，《新语》的出现，不但体现语类文献在汉代的新发展，同时也开启两汉语类文献编纂的高潮。

2．汉昭帝始元六年诏郡国贤良文学，与以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讨论民生疾苦，双方就盐铁官营等重大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桓宽据这次会议记录，加以推衍整理，增广条目，在“成一家之法”的理念下编纂为《盐铁论》。《盐铁论》再现盐铁会议辩论过程，虽在本质上类同奏议，但经过桓宽的整理，实际上为一部子书，与《新语》一道成为汉代奏议文献的典型。

3．先秦乐语传统中的“导”是一种引用语类（历史）故事阐释“诗”的言说方式，《韩诗外传》“故事+诗”的编纂模式主要继承这个传统。韩婴编纂《韩诗外传》虽然主要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同时也用于经学教育，而后者也与乐语传统紧密相关。

4．刘向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校雠中秘书，在此过程中也编撰若干语类文献，最显著者为《新序》《说苑》。二书均系“采传记行事”而成，从生成方式上来看，它们与《新书》之《连语》《杂事》及《韩诗外传》有很大相似之处。刘向编撰《新序》《说苑》，主要是供皇帝观览，这明显继承先秦以来语类文献“明德”的功能。

5．《法言》是扬雄有意模仿《论语》而创作的，但二者有明显区别：一是《法言》的提问者是虚拟的，与《论语》不同；二是《论语》由孔门弟子纂辑而成，但《法言》是出于扬雄有意地创作；三是《论语》文句大都明白晓畅，而《法言》字句的结构长短尽管与《论语》极为近似，但语言奇崛奥衍。因此，《法言》虽然模拟《论语》，但其实是一种借复古而做出的创新，是一种新的文体实践；同时也是扬雄欲以圣人之道为标准，重建价值体系之作。

6．《新书》由《事势》《连语》《杂事》三部分构成，《事势》是贾谊呈给汉文帝的奏疏，与《新语》体例相同；《连语》《杂事》的材料源于此前的语类文献，是贾谊任梁怀王太傅时所作的教学材料。从体例方面看，《连语》《杂事》上承《国语》，下启刘向的《新序》《说苑》。

7．司马迁在《史记》中创建“纪传体”这一新的史体样式。其五体除“表”之外，其余四体在不同程度上与语类文献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在此，我们主要重视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式的分析。《史记》的本纪、世家在编年体制下编纂语类文献，与《左传》《国语》近似；列传则采取《国语》的编纂模式。《汉书》纪传体只包括纪、传，本纪的书写更接近《春秋》，但又有所发展，即表现为《春秋》只纯粹记事，而《汉书》本纪又收录诏书，稍具《左传》的叙事意味，这是班固宗经与尊崇皇权观念的必然结果。整体上《汉书》本纪与《史记》出现较大差异。《汉书》的传与《史记》近似，但更加重视收录言辞。《吴越春秋》采取《左传》的编纂方式，但又有意识回避编年所造成的叙事局限，采用类似纪事本末体的编纂手法，从而大大开拓编年体的叙事空间。

对于上述这些内容，本书稿主要采取“总论—分论”的文本结构模式，第一章为总论部分，具体分析两汉语类文献生成的文化背景、文献类型及文体特征。借助这些分析，为人们整体感知两汉语类文献的存在状况提供线索。第二章至第七章属于分论，其重点在于探究两汉若干经典语类文本的生成。通过对这些经典语类文本的解析，不但展示它们的生成过程，同时也是对总论内容的具体化，从而深化、丰富人们对两汉语类文献的认知。不过，需提请注意的是，对于第二章至第七章内容的安排，是出于如下考虑：其一，第二章至第六章所讨论的《新语》《盐铁论》《韩诗外传》《新序》《说苑》《法言》《新书》属于典型的语类文献，而第七章讨论的《史记》《汉书》《吴越春秋》并不属于纯粹的语类文献（或者称之为准语类文献），因此被置于最后论述；其二，第二章至第六章的内容基本上按文献产生年代先后编排，但有两书例外，一是《盐铁论》的位置提前，二是《新书》的位置挪后。《盐铁论》属于奏议文献，为讨论的方便，故与《新语》一起置于奏疏体名目之下。至于《新书》，无论是文献生成还是编撰，均具有某种综合的意味，因此置于《新语》《盐铁论》《韩诗外传》《新序》《说苑》《法言》之后论述，此举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某种总结。

当然，就本书的撰写而言，还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本书研究两汉语类文献，重在考察其文献生成与文体特征，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偏重于文献生成方面的讨论。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思路，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方面，就两汉语类文献的文体形态而言，在篇章“语体”方面存在对话体、事语体、专论体这些体式，而在专书“语体”上则出现拟语录体、纪传体的样式。尽管文体形态多样，但各种体式在不同文献中基本保持类似特质，如对话体在《盐铁论》《韩诗外传》《史记》中其体式特征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可是《盐铁论》《韩诗外传》《史记》这些文献的生成就很不一样了，《盐铁论》缘于“盐铁会议”，《韩诗外传》用于阐释《诗经》与经学教育，《史记》在于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这就表明，两汉语类文献的文体形态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两汉语类文献的生成则各具特色；另一方面，早期文献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特定文体的生成过程，由于早期文献的制作往往是基于特定观念，因此，着重分析两汉语类文献的编撰过程，不但有助于把握两汉语类文献的生成过程，同时也有助于澄清两汉语类文体特征的形成及其功能意义。其二，我们并没有对两汉语类文献所有次生类型进行考察，比如属于语类文献范畴的家训、铭、箴、诏令等就没有进行专题研究。这是因为，家训、铭、箴我们在别处已经进行了相关考察，为避免重复，在此只好放弃对它们的讨论。至于诏令文献，它们大都参与纪传体的建构，故暂且不从文体方面作独立之研究。

总体来说，我们希望通过本书的研究，期望在这些方面取得进展：一是揭示两汉语类文献的编撰方式及其类型；二是揭示两汉语类文献的生成与文体演变；三是借助两汉语类文献的研究，为思考两汉散文的生成及嬗变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与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