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华文化的历史演变

对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了解，都要建立在对其历史的梳理之上。具体到中国文化，我们应该首先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有一个总体的了解，这是我们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基础。

从历史梳理的角度对中国文化史予以概括，这是我们理解和总结中华文化智慧和基本精神的前提。

文化界的公论，中华文化早期的源头以《易经》为代表，儒家也有“《易》为五经之首”的说法。据记载，伏羲在七千多年之前就创造了《易》。一般人认为《易经》是关于预测的书，实际上，《易经》代表了中国先哲对宇宙和人生的理解，是探究世界、人生大道和演变规律的书。《易经》中体现的变易思想、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忧患精神、人与世界一体的体认等等，都对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后世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历史的撰写，多半以尧舜禹开篇。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实际上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重视德性和自我觉悟。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中华文化给出的表率就是建立在道德和觉悟的基础上实行的“禅让”，这种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华文化的原点和基因。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中，在讨论政治理想时，总是会把尧舜禹时期作为理想的代表。这个传说，实际上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人类社会治理做出的重大贡献。当今有一些人一谈到社会治理的时候，就是什么制度的问题、体制的问题，仿佛有一套所谓完备的制度就可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太天真了。人类文明的终极意义，在于提升人类的文明程度，这种文明程度外在的表现就是人们的德行和智慧。因此，社会治理不仅需要制度的建设以防范人性的恶，更需要文化的教导引导人性的善。客观地说，人类社会的治理，既需要制度的建构和保证，也需要道德的修养为根基。过于迷信制度而缺少人文的教化，或者过于迷信道德力量而缺少制度的建设，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治理的危机。制度和法律，是防范人性弱点的底线；德行和道心的培养，是人类努力的方向；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提升人类的文明和社会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看不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固然会出大问题；但如果一味迷信制度，仿佛制度建设可以解决一切，更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本质的误解。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确实如此。

商周之际的时代变革对中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据《礼记》记载，中国的商代非常注重鬼神，社会事务的合法性都来自于鬼神意旨。据历史记载，商代末期，很多看到商代问题的人，都尽力奉劝纣王改弦更张，可是纣王以“天命在我”为由，我行我素，最终被周取代。于是，周代就面临着如何解释天命转移的问题。如果天命选择的是商，那么，周取代商就不具有合法性。这种情况下，周代的统治者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思想。认为，天命确实存在，但是天命选择谁管理国家，要看这个人是否领悟天命，而领悟天命的表现就是德政，就是爱民。这就是《尚书》上所讲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是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变革，自此以后，中国思想文化没有走向神学，而是走向对人的重视，这与西方思想史有着重大区别。可以说，中华文化在人类的历史上最早开启了主体性觉悟的转变，从对人类外部神秘力量的盲目崇拜，转向了自强不息以及对人类命运和尊严的关注，将人类改变命运的基点放在自我努力的基础上。有了这个历史背景，大家不难理解为什么孔子能够提出“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话，敬畏之心固然应该有，但人类的命运不在于盲目膜拜神秘的力量，而在于自己的努力和把握，所以要“远之”。孔子还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生动体现了人是自我觉悟的主体，是自我不断升华的主人翁。一个真正的觉悟者，不是盲目的膜拜外在的神秘力量，而是爱人，为人民的利益和尊严服务，此之谓“仁者爱人”。孔子还坚决反对用活人殉葬，甚至对于用陶俑殉葬的行为也非常反对：“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生动体现了人类主体性的觉醒，体现了对人的尊严的关注和重视。中华文化中渗透的对人尊严的重视，对人主体性的重视，也对西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包括卢梭、伏尔泰、莱布尼兹等人，正是因为他们读了有关中华文化的书，深受鼓舞：认为中华文化无论是反对对神秘力量的盲目迷信，还是对人类尊严的重视，都对西方社会有重要的启蒙和推动意义。

东周时期，历史上称为春秋和战国，中央控制力明显弱化，诸侯国开始出现分离倾向，“问鼎”这个词就出现在这个时期，折射了一些强大的诸侯国已经有取代周王朝的野心。整个春秋战国的四五百年间，各种称王争霸的战乱，可谓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一统，就成了当时面临的重大时代问题。再加上中央政权控制的弱化，也为各种思想的出现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于是，百家争鸣应运而生。就其实质而言，所谓百家争鸣，不过是不同的思想家对乱世中国社会的回应和对病态社会开出的不同药方。每一个思想家，都是给社会治病的医生，思想家观察社会问题的角度和解决思路不一样，提出的主张也不一样。儒家的重点在世间，关注的是如何建构儒家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形态，简言之，重建和谐的世间秩序为儒家一直思考的中心问题。道家则关注到了宇宙和人生背后的规则和规律——道的问题，就道和人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深刻的解读。法家则是在君王的立场上，对如何实现国家统一、如何有效地对人进行管控和激励作了自己的思考。面对春秋战国的乱世，兵家则对战争问题作了独到研究，形成了独特的兵家学说。诸子百家争鸣，一方面呈现出了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在时代格局的演变中，每一种学说都在大浪淘沙的时代变局中接受检验。

在战国争雄的乱世中，以实现国家统一为目标、以通过激励人的欲望为主要特征的法家思想成为秦代统一中国的利器。万事万物，一利一弊，当国家统一之后，法家思想的局限暴露无遗。诚然，法家的刑和赏对于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统一中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人性贪欲的利用是一把双刃剑。利用人性的弱点可以达到一时的目的，但任何一个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不仅需要一套好的制度，更需要人心的净化和道心的激发，需要心灵的安顿。于是，法家的弊端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暴露。秦王朝统一后，本应该好好的与民休息，通过制度建设探索维护国家稳定的架构，同时通过教化心灵，实现人们心灵的安顿和和谐。可惜，统治者只是将个人的贪欲凌驾于国家之上，不懂得爱惜民力，更不懂得仁爱天下，最终在秦二世主政不久，一场农民起义的大火，燃烧了整个秦王朝的天空。历史证明，一个只讲功利，不懂得启发人心之中善良与真诚的文化和社会，一定不会长久。

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认真反思历史，取消了秦代的严酷刑法，“约法三章”，主张休养生息，给社会一个休养和生长的时间。汉代的这种政策，与对秦代的反思息息相关。经历了惠帝、文帝、景帝时期的发展，到了武帝的时候，整个汉朝的国力已经今非昔比。这个时候，汉代的政治、文化、外交等等，都需要随之作一个调整。表现在文化层面，经过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儒家的文化终于成为统治者认可和推崇的文化。儒家能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表象上看是统治者的选择和当时儒家知识分子的努力，实际上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的需要和儒家文化内在的精神相关。儒家主张的那种仁爱，那种对大一统秩序的尊重，那种对人性之善的启迪和教化，对于维系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价值。可以说，儒家对于世间秩序的思考，经历了秦汉之际的社会动荡之后，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汉代中后期，儒家的思想开始僵化，汉章帝时期主持的“白虎观”会议，将官方对儒家的解释神圣化，使之成为唯一合法和认可的标准，这实际在某种程度上扼杀了文化的活力。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活力，必须鼓励多元并生，主张各种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一旦遏制学术的自由思考和讨论，必然会走向文化的衰败和僵化。三国魏晋时期的政治动乱，加剧了文化价值取向的混乱。一方面，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而提倡礼义廉耻，孝悌忠信；而在现实中，统治者为了攫取权力，往往背离纲常礼教，弑君乱政，不择手段。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心灵不能不承受种种错乱和困惑，这就给当时的社会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受儒家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接受和认同儒家的文化观念与价值系统，但在现实中，统治者的很多行为恰恰有悖于儒家的价值观，这就导致了当时文化上的悖乱现象：很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放浪形骸，多做违背世俗的行为；另一方面心灵深处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认同这套价值体系。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等人的思想和行为，都是这种文化错乱的外在表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政治纷乱，各民族融合，也为各种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某种适宜的土壤。儒家、道家、佛家等文化，互相激荡、阐释和融合，为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

隋唐时期，中国政治统一，在魏晋文化融合的基础上，文化上也呈现出海纳百川的局面，各种文化气象万千。唐代的统治者对儒家、道家、佛家等都报以尊敬的态度，这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在这一时期，佛学开始出现飞跃的发展，禅宗、净土宗、华严宗、唯识宗、律宗、天台宗等各大宗派竞相争辉，各种宗派因机设教，异彩纷呈，创造了佛学繁荣发展的局面。针对佛学带来的挑战，儒学在理论框架、传承体系等方面，也要作出自己的解释体系，韩愈的“道统”说，就是这种背景的产物。中国佛学的一个杰出派别——禅宗，在弘扬佛法和培养法才的过程中，提出了从释迦牟尼佛到惠能大师的传承体系。这种清晰的传承体系，让人不仅感觉到佛学理论的圆融，而且让人心生敬佩和尊重。在这种情况下，服膺儒学的韩愈认为，中国的儒学同样有一以贯之的主旨，也有代代的传承体系，从尧舜禹到孔孟，这就是韩愈称谓的“道统”。可以说，所谓的儒家“道统”，其实质是针对佛学的挑战而做出的一种理论阐释与创造。

到了宋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几百年文化的融合之后，开始显现出勃勃的创造力，理学和心学的出现就是很好的证明。理学以朱熹为集大成，心学以陆九渊为代表，二者看似有区别，实际上都代表了儒学和佛学等不同文化系统互融之后的文化景象。朱熹强调天理如明月，月映万川；陆九渊认为人人心中有本心，心同理同。在修行的方法上，朱熹主张格物致知以明天理；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以求良知。应该说，儒学发展到理学和心学阶段，呈现出一个新的高峰，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思考的深度，都是里程碑式的变化。

在整个明代，中国社会开始发生渐微的变化，商品经济兴起，人们的生活观念也开始出现世俗化的现象，各种小说、戏曲的出现就是明证。其中，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的出现，都是那个时代人们思想观念的一种折射，如何应对人心糜烂和堕落，也成为很多思想家关注的时代课题。在人心嬗变的情况下，一些思想家开始注意到社会治理和收拾人心的艰难，王阳明的心学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王阳明曾经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由此可见，当人心出现各种杂乱思想的时候，儒家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如何慑服人心的问题。

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黄昏到来，有清一代，闭关锁国的错误国策，文字狱的文化专制，导致中国政治走向保守，中国的文化也逐渐失去了生机勃勃的活力，开始逐渐走向僵化，于是金石、考据等成了清代文化的特点。除了戴震等少数的思想家有批判精神外，更多的人不过是考据者的角色，缺少思想的原创、批判和反思精神。而在这一时期，西方的社会已经实现了从中世纪到近代转型，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西方社会的突飞猛进，政治上的民主政治，极大激发了人们的活力和创造力；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的多元共生，为社会的发展也提供了多种反思和反省的土壤。在这样的世界大格局之下，中国的国运日渐衰微，必然要经历一个苦难与挣扎的再生过程。在苦难面前，一个民族如何回应和认知时代的潮流，如何在苦难面前反思自己的问题，决定了这个民族发展的未来。

在新旧时代转换的挣扎中，近代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既由于世界大势的逼迫，也源自挽救中国危亡的责任，带着家国天下的赤诚，以各自的学科背景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面临的问题，尝试就如何解决中国的困境提出自己的看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的“百家争鸣”。所谓的自由主义、科学主义、新儒家等等，都以各自的精彩和角度作出了各自的回答。这些思考尽管各有问题，但却是我们分析今天中国文化问题的重要资源。一个民族，有没有永续发展的根基和定力，能不能在各种考验面前不忘初心，能不能面对多元文化而海纳百川，能不能随着时代变革与时俱进，关系着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

总之，中华文化历经几千年能够绵延不息，其中有太多值得我们重视的经验和教训。任何对中华文化问题的思考与解答，都必须建立在对中华文化历史的梳理之上，都必须根植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土壤，都必须明白中华文化思考了什么，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未来方向是什么。任何一个民族，没有文化的根基和时代的格局，都不可能拥有未来。因此，在历史的坐标面前，我们在思考发展中华文化面临的问题时，应该好好地梳理历史，总结历史文化给我们的营养和教训，清楚中华文化与时代潮流的关系，既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又要清醒地看到自身的问题，从而面向未来，争取让中华文化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