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守旭 半世燕园情

文/杨洋 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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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史守旭，女，汉族，1945年生，山东烟台人。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师、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处处长、北京大学秘书长、北京大学校长助理。2000年史守旭南下深圳，任深港产学研基地主任、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协调北京大学在深办学发展事宜。

见到史守旭老师，是一个6月的上午。南燕明媚的阳光，照耀着草木与天空。在曾经工作了13年的办公室里，史守旭回顾起与燕园的故事，不禁感慨：“这是我在北大的第53年了。我从1964年进入北大就再没离开过。半个多世纪就这么过去了，有时候想想也觉得挺吓人的，半个世纪我都干什么了？”

求学燕园：“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

回首当年，北大并不是史守旭的首选。出生成长于山东烟台的一个小村庄，父亲早逝，母亲一人拉扯他们兄妹四人长大。史守旭深知母亲的不易，不愿再给家里增加负担。师范类学校有奖学金，几乎不需要什么太多费用，加之自己从小就喜欢当老师，史守旭高考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其他几个也都是师范类学校。报名表交到学校后被史守旭的物理老师看到了，他很了解史守旭的学习能力，就极力劝说她报考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的物理系，这样在老师的“胁迫”下史守旭才改报了同样可以申请“助学金”的北京大学。那时年轻的她还不知道，志愿书上的轻轻一笔，为她和这所学校，结下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缘分。

1964年8月，史守旭一个人乘坐火车前往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火车上，人家问我去北京干什么，我说上学，人家问我考上了北京哪个学校，我说北京大学，对方又问是北京哪个大学。”可见那时的北京大学还不像现在这样如雷贯耳。

说起之前对于北大的想象，史守旭说，自己那时对北大没什么了解，只知道北京是很大的城市。“那时候只在电影里看过北京，从北京站出来到北大途中，路过天安门一看，发现和电影里一模一样。”史守旭说，自己也不知道大学应该长成啥样，“反正有宿舍、有教室，就挺好的。”

那一年，江淮流域发洪水，京沪线全部停车，北大在《人民日报》上登了公告，将开学时间延期至9月13号。“录取通知上说的是9月1号开学。我们那个小地方，很闭塞，看不到《人民日报》。幸好北大知道可能有人看不到报纸通知，还是在火车站接站，把学生接到学校住了下来。所以稀里糊涂提前了十几天。”

史守旭所在的物理系班上，有八个女生，被安排在了35楼的一个宿舍。“我们班有五个北京的女生，只有三个外地的。”学校规定是周日晚必须到校，史守旭回忆说：“她们想着我们在北京没有家，每次从家回来，又总会带一点好吃的给我们仨。”时至今日，八个女同学的关系依然十分亲密，史守旭笑着说“直到现在班上的同学们还叫我们八朵金花”。

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中国三年经济困难后的艰苦岁月。史守旭进入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理想。为保证学生们的营养，学校规定每人每月有十五块五的饭票，不退不补。在那样的时代里，同学们普遍觉得自己吃得太好了，便主动向学校申请要求降低伙食标准，伙食费就从原本的十五块五降到了后来的十二块五。这样一种朴素的情怀，让史守旭记忆犹新。

开学后史守旭担任了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第一年寒假将至，长这么大第一次离家半年，史守旭早早就订好了火车票，盼着回家。谁料系里突然通知，班干部寒假要培训不能回家。“我一屁股坐到床上就开始哭起来。别的同学告诉班主任说，史守旭听说不能回家在那哭呢。班主任来了解了情况之后，说帮忙和系里反映一下。最后改成了提前两天返校培训。我马上就破涕为笑了。”说起老师对学生的关心，史守旭非常感恩：“我们的班主任对我们非常关心，经常到我们宿舍嘘寒问暖，尤其是对我们几个外地的学生，真像我们的知心姐姐。”

回顾起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史守旭说自己对老师们的“言传身教”感受尤为深刻。“教我们高等数学的老师，生了小孩因无人照顾就弄个背包把孩子背在背上，骑着自行车来上班。老师是一个上海人，非常朴实，讲课非常认真。至今我们同学聚会还会经常谈到她，这种言传身教，让我觉得我们做人就得这么做。”

从1964年9月入学到1970年3月毕业，史守旭在燕园的时间比原定的六年少了半年。来自小山村的她珍惜每一个学习机会，像熬过了寒冬的枝丫，奋力萌发。可惜，历史的钟摆只平静地运行了两年，北大就失去了原有的静谧祥和。即便如此，燕园的每一个草长莺飞、大雁南归都镌刻在了她的心里，一起刻下的还有北大人朴素而真挚的信念和情怀。

毕业留校：“认认真真做一个好老师”

1970年毕业后，史守旭留校，在物理系开始参加教学和科研工作。她担任过激光专业73级的班主任，光学课的辅导教师，普通物理、近代物理实验课教师，后来又调入刚刚恢复的固体能谱研究室工作。这期间史守旭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参与了多项激光应用的研究。她以主要完成者之一参加研发的小型激光拉曼光谱仪，获得了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她还参加了窄禁带半导体能谱研究工作。这些工作使她从一个学生逐渐成为一个对教学、科研都有较为深入了解的青年教师。这为她后来在科研处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4年底，北京大学的自然科学处（现科学研究部）需要从物理学院借调一名教师从事科研管理，因为史守旭在物理系担任过教学秘书、科研秘书以及物理系工会副主席，显示了较强的管理工作能力，物理系系主任便打起了史守旭的“主意”。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她便接下了任命，开始转做科研管理工作。于是，在15年的教学工作之后，史守旭以另一种教师身份翻开了在燕园的新篇章。

管理就是一种服务——时任北京大学科研部部长、后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的王义遒教授的这句话在史守旭的心中画下了重重一笔：“服务好一线教师、帮他们解决后顾之忧，是我们科研处最重要的任务。”每年，她都跟随处里的领导、同事走访每个院系，解决各个单位的不同问题，同时也为校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和支持。

“我到科研处的第一年，就跟着时任教务长把全校理科都走了个遍。后来也和他们交流很多。”史守旭回忆说，“那时候领导们也没有架子，我们到了各个系以后，各个系的系主任把什么东西都能摊开和我们讨论。我们小字辈就坐在后面听，拿个小本子记录。学习领导们怎么和各个院系的主任、老师沟通。”

科研处脚踏实地办实事的作风得到了多方的认可：当老师们遇到问题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史守旭和她的同事们帮忙。

“科研处的口碑在各个院系确实特别好，我们是一直踏踏实实地为老师们服务的。我们不是当什么官，做什么指导，我们也指导不了。我们做管理就是要好好做好服务。”

为一线教师服务的管理理念深深地植入了史守旭的心中。在物理系工作的时候，史守旭就做过科研秘书、教学秘书，她深知院系需要管理人员解决什么问题。她一直告诫自己，包括后来作为领导，亦告诫身边的同事：“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光行政管理办不起学，办学一定要靠老师。因此对老师们一定要充分地尊重，没有资格摆架子。”

燕园里十五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春夏秋冬，史守旭也逐渐从一名普通的科研处科长累迁至科研处副处长、处长，以及后来的北京大学秘书长、校长助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家科教兴国的号召下，她积极推动着北京大学走出传统的重视基础研究的象牙塔。在此期间她多次撰写文章或是在会议报告提出了北京大学应该秉持“立足基础，面向应用，研究、开发协调发展”的科研方针，积极与山东、云南、广西和广东多省、自治区开展合作，一度开风气之先，让北大成为“全国人民的北大”。十五年的管理工作让史守旭认识到大学科研绝不能只停留在发表高水平的科研论文上，还要在扎实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关注国家的发展。“我个人认为科研必须要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一所学校不能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贡献的话，这个学校就不配当一流的大学。”

北大南下：“深港这个地方，很像美国的旧金山湾区”

“1999年，深圳市政府强烈希望北大来深圳发展。”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经济发展在国内名列前茅，但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深圳市的领导以改革的思路提出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向国内的知名高校抛出了橄榄枝。而在当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和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倡议由两所学校在深圳合办一个机构。史守旭回忆说：“吴家玮校长认为深港联手，很像美国的旧金山湾区，所以就想在这里创办一个机构，立足深港湾区展开产学研合作。”在吴家玮校长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深圳市政府在1999年的春天牵手成功，决定在深圳建立三方合作的深港产学研基地。在1999年第一届高交会上，深圳市政府、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成立深港产学研基地，任命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陈章良教授担任基地主任，史守旭被任命为常务副主任。

在学校科研处多年的工作使史守旭对这个合作的重大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当时很多的科技投入，只转化为几篇论文或者实验室的样机就束之高阁，我感觉十分可惜。”美国硅谷和中国台湾“中研院”的成功案例，让史守旭在原先推动国内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了深港产学研基地的使命——成为深港湾区具有竞争力的科技成果孵化与产业化基地、风险基金聚散基地、科技体制创新基地、高科技人才培养与引进基地。

作为基地的主要负责人，史守旭既要协调深圳的基地建设，亦要照顾香港科大方面的要求，还要不失北大的特色和初衷。起初接手基地事务时，史守旭还承担着北大本部的诸多行政工作，所以她只能深圳、北京两头跑；当商定重大决策必须双方会面时，她还得北京、深圳、香港三地跑。

2000年2月，史守旭做了一个膝盖手术。3月份时，北大、香港科大和深圳市政府决定在产学研基地现址举办项目建设发布会。那时她尚未恢复，刚做完手术没几天的她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飞来深圳。“在飞机上两个多小时不能伸直双腿，在会场上几个小时不能起身走动，真是难受极了。”

基地建设繁杂的工作刚刚开始，史守旭的肩上又压上了一副重担！2000年4月北京大学和原北京医科大学实现了合并，敏感的深圳市领导又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机遇通过史守旭向北大表达了希望北大医学部也能加入合作，以此来提升深圳市的医疗水平，还把深圳市刚刚建设好的深圳市中心医院交给北大管理。这看起来是双赢的合作，阻力也很大。但是时任校长许智宏和党委书记王德炳十分支持北大与深圳的合作，在北大与医科大学合并后的第十三天王德炳书记就来到深圳进行考察，回校后力排众议明确北大应尽的社会责任，最终促成了北大和深圳的再次合作。2000年底，北大和深圳市政府签订协议，将深圳市中心医院更名为北大深圳医院，纳入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附属管理体系。现在看来，这是一项意义重大且深远的决策。北京大学医学部成熟的管理体系、每年定期的人才考核、院长联席会讨论对话等，都为提高北大深圳医院的水准，推动北大深圳医院的发展，带来了诸多裨益。这样的合作也让北大深圳医院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一个新生的医院，经过十八载的呵护和传承，已成为深圳市最好的三甲医院之一，用医院自己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情怀：延续对生命的敬重，谱写了百年名校的传奇！这里也承载了史守旭的一份默默奉献。

拓荒南燕：“要往北大的金字招牌上贴金，而非蹭金”

随着北大与深圳合作的深入，培养高层次人才、搭建高层次人才的蓄水池和高智力的研发平台，在2000年底就提到了议事日程。2001年1月10日，深圳市政府又与北京大学签署合作创办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协议。然而，异地办学与建立异地的研发机构相比难度更大了。首先舆论就如同潮水般汹涌而至。有人认为，国外没有一流大学异地办学的先例，北大这样做过于冒险；也有人认为，“离开未名湖，哪里有北大”，北大应全力发展本部，不应在异地浪费时间和精力。虽然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和党委书记王德炳认为，北大来深办学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探索与创新，他们力排众议，促成北大南下。

史守旭毫无疑问成为挑起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筹建大梁的最佳人选。一边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举世瞩目经济奇迹的城市，一边是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智力资源、为社会服务的大学。史守旭认为，北大与深圳的合作是相见恨晚。“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思想和机制体制上具有灵活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北大是中国高校的头牌，我们不去，谁去？”

本着北大人的使命和责任感，史守旭反复告诉自己，一定要认真对待北大深研院成立和发展的问题，她和时任北大校长许智宏曾多次讨论深研院的定位问题。事实上，深研院的差异化发展、应用型人才培养和与国际接轨等原则性方针，也是那时候就定下的。回看深研院的学科设计——信息工程、城市规划、生物制药、环境能源、金融、法律等专业的设立，与特区发展需求结合之紧密，都得益于史守旭和早期团队对于深圳、北大和国家发展需求及国际趋势的细致调研和精准把握。深研院的人才培养方向，对于深圳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不言自明。

签协议、定学科、招学生，北大深研院的建设在各种不确定性中艰难摸索起步。第一届共招收了200名学生，环境能源、微电子等专业的学生第一学年在本部培养，而80名法律硕士学生直接到深圳报到。那时大学城的建设刚刚开始，所以这80名学生只能暂时在高新区深港产学研基地大楼上课。为了这80名学生的吃住和活动，史守旭和她的同事们十八般武艺全部用上，从图书采购到宿舍家私采购，一切都要自己完成。刚把2002级学生安顿好，开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史守旭想的又是2003级500名学生怎么办？“当时最紧张的是，我们定下2003年开学，但校区建设尚未竣工，我最担心的就是届时不能如期开学怎么办？”盖楼以及装修、食堂、宿舍等配套设施，都要在短短的工期内完成，考虑到工程质量，又不能催得太紧，只能努力和政府协调工期。史守旭一遍遍去交涉，当时主管建设的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副署长也被她的坚持打动，向她保证一定准时开学。9月10日同学们按期住进了学校，困难又接踵而至：食堂因用餐人数少无法达到规模效益，菜品众口难调，校区交通不便，银行、邮政等配套设施不完善……史守旭就去和邮局交涉、和银行沟通、和公交公司联系，这才有了如今大学城的邮局、银行和43路公交车。

史守旭回忆，2002年招了第一批学生，只有两个专业：一是信息工程，二是法律。彼时深圳研究生院校区尚未竣工，信息工程学院的学生第一年在北京本部培养，法硕的学生则在深港产学研基地上课，住在基地附近的高新公寓。

“第一届学生招进来之后，信息工程学院的30个学生，说实话我不太担心，因为前期都在本部培养。法硕的80个学生，我真的是很担心，怕万一水平不如本部。”史守旭承认自己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北大把北京大学这一块金字招牌交给你，你在这招的学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第一要对得起北大；第二要对得起学生，学生是奔着北大来的，如果教学质量太差，人家会说被北大骗了；第三，还要对得起深圳的纳税人，人家把钱给我们了，我们不能乱花一分钱。”在第一届学生学习的三年中，史守旭一直是如履薄冰。直到毕业那年，法学院的一位老师告诉史守旭老师，说自己看了八份法硕学生的毕业论文，三份是北大深研院的，五份是本部的。一开始没看学生名字，也没看是本部的学生还是深研院的学生，就按着优良排了个序。最后发现，排在第一的竟然是深研院的学生，另两份也不是最差的。“我当时真的特别激动，我跟那位老师说，你这消息比给我发100万奖金还让我开心呐！”史守旭回忆：“起初那几年，我的心一直悬着、提着，我不知道我们最后的‘产品’会怎么样。听了这个消息，我的一颗心终于落地了，终于踏实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实现了办学之初的承诺——深研院的学生与校本部学生达到了同一水平！”

十几年的南燕办学历程中不乏曲折，但史守旭始终坚守着一个理念，就是一定要往北大的金字招牌上贴金，而非蹭金。13年的常务副院长之职，史守旭与陈章良、林建华、林钧敬、海闻等数任院长密切配合。回首这13年，看着一届一届的学生学成毕业，史守旭自认达到了预期的目标。“首先，我们的学生水平基本跟北大本部保持相当，我们没有拖北大的后腿，这一点我心里非常踏实；其次，深圳市政府这几年给我们的经费支持，我们全都用在刀刃上了。有人说我抠门，我确实很抠门，我觉得在没有必要花钱的地方要抠门，该花钱的地方，该支持的重点学科，像化学基因组学这一交叉学科，倾全院之力支持。它们处于起步阶段，目标是奔着第一个真正的中国的新药。我觉得这个雄心的实现确实很困难，我们必须支持他们。”史守旭坚持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学科的健康发展。“总的来说，我们没有给北大丢脸。特别是像汇丰商学院、化学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是独树一帜的，给北大争光了。”

提及北京大学在深圳异地办学的经验，史守旭说道：“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为北大深研院提供了很多办学空间和办学支持。我们从一开始就建立起竞争合作的人事机制，10多年来，不断探索，向全球招聘教师，引入一流的师资队伍，这对于提高办学质量是极大的支撑因素。”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在继承北京大学百年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摸索创新，日渐形成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的办学模式。“之于北大，我们教学的标准是与北大同一水平、同一品牌。同时，培养应用型、交叉型、国际化的人才。之于深圳，一为其建立高层次人才库，为其科技、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二为其提供接触世界一流科技、一流科学家的环境，共同合作发展。”

目前，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已形成了与产业和市场高度融合的学科体系，汇聚了数百人的高水平国际化师资队伍，培养了近万名高层次全日制研究生，形成了鲜明的国际化办学特色与成果。曾经西丽湖畔荒芜的芦苇地，如今已是一片郁郁葱葱。

昨日如歌，北国燕园四十年；风雨兼程，南下创业十余载。从北国飘雪到南国花开，是未名湖畔的书声琅琅，更是南海之滨筚路蓝缕、兢兢业业的每一寸耕耘。深港产学研基地、北大深圳医院、北大深圳研究生院都从一个个构想变成现实，扎根深圳创新发展。相隔两千多公里，史守旭跨越了半个中国，将中国最具历史的大学和中国最前沿的城市联结在了一起。从医疗到教育，再到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史守旭笑言：“深圳人可以在北大系统里走完一生。”

【祝福北大120周年】

北大人的情怀永远是要有的，要保持一个非常清醒的头脑，在物欲的浊流里头，显示出北大人的与众不同。北大的光辉历史，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不应是躺在历史上，觉得北大就应该享受什么，而是保持“北大是常为新的”“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想想我们怎样能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怎么为北大增光添彩，怎么为北大的金字招牌增加厚度，添砖加瓦，这是我们每一个北大的人应该要做的事情。我相信明天会更好，我希望北大的明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