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闻 在北大的讲台上站到八十岁

文/燕山 何师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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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海闻，男，浙江杭州人，1952年8月出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83年毕业于美国长滩加州州立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主要教学及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贸易与金融）、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

盛夏时节的午后，在汇丰商学院顶层的会议室，刚结束与市领导会议的海闻对我们说“那就开始吧”。他的时间表并不像他的学生们一样，正处于轻松的暑假。他娓娓道来，从东北虎林县的上山下乡到未名湖畔的求学之路，从大洋彼岸的终身教授到鹏城深圳的教育创业，言谈间，他半世纪的辗转人生徐徐铺开。“从上大学到回国工作，我基本上都在北大。我的梦想就是在北大的讲台上站到八十岁。”年过六旬的海闻，仍是此间少年。

上山下乡：每当我唱起东方红

海闻有一张经常被刊登的照片，年轻的他，穿着军装、背着枪，坚毅的目光凝视着前方。那是一段关于青春热血的故事，是一段关于感恩的故事，或者说，是“右派儿子如何翻天”的故事。

刚上初二的海闻，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暂停了学业。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述了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则指示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至1978年，有近2000万知青卷入其中。因为“文革”而暂停学业的海闻，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1969年初，17岁的海闻诚恳而炽热，他把手指头割破了写血书，以领队的身份成为杭州第一批到黑龙江上山下乡的知青。“我是我们学校第一批贴出大字报，响应毛主席号召，报名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学生。”当时成为黑龙江边境地区上山下乡的知青并不容易，海闻家庭出身不好，家里有很多“海外关系”，最开始的申请并没有通过，但海闻很坚决，把手指头割破写血书，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决心。“后来我偶然看到电视剧里的一个场景，一个上海知青家庭出身不好，要去兵团不让她去，她也是咬破手指写了血书。当时我看到后，眼泪就禁不住流下来了。”

正是因为机会得来不易，海闻格外珍惜，屯垦戍边，交给他的每一项工作都用心完成，每次评工分，海闻都是知青里的最高分。“那时候，我跟别的知青比起来，可能身体也比较不错，既强壮一点，又肯干，所以特别出活儿，在农民中口碑特别好。同时，我还会组织当时生产队里面的文艺宣传工作，当时我又是导演、又是编剧，还当演员，编写边境抓特务的剧目。”海闻多方面的才华得到认可，并作为知青代表参加县里的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曾被推荐到省里参加学习大会，但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去省里学习并未成行。

尽管知青生活艰辛，海闻依然觉得从中获得了极为宝贵的人生财富。“我现在能吃苦，都是当时锻炼出来的。比方说打草，夏天太阳很厉害，我们要走十几里路到草甸子里去打草。那时候也没有这种矿泉水，军用水壶灌一壶水，一会儿就喝完。渴了就只好趴在泡子边喝水。水里面能看到很多小微生物在游动，也不管了，直接就喝，有时候拿了手帕过滤一下。”知青的劳动时光虽然苦，但海闻乐在其中，还成了县“劳动模范”和地区“先进工作者”。与此相比，带给他落差和挑战的是大学的漫漫求学之路。

海闻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民国时代的大学生，母亲也出身于上海的大家族，从小的耳濡目染在他心底也种下了大学梦。1970年5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率先提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政府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恢复办大学的思路：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海闻所在上山下乡的地区，当时就有五六所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那时候我很想被推荐去上大学。而且我在那儿还是比较优秀的，下乡时也是领队。”海闻每次开始时一定被推荐，可每次一到了公社或县里就被否定了。“因为人家一看我的档案就不行，我爸爸是摘帽右派，家里还有在港澳台和海外的关系。”因为身份的缘故，连续四年，海闻都在被推荐和被否定的路上徘徊，而他身边的同学甚至比他晚来的知青都以推荐的方式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只有海闻，还停留在原地。

1973年，邓小平短暂复出，在大学招生中部分恢复了考试。海闻参加了考试，报考了东北林业学院的道路工程系，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县里的推荐资格。“我当时想这个系肯定是要到深山老林去修路，没有太多人跟我竞争，我考上了，县里也同意了，当时的公社团委书记还跟我说这回你肯定没问题，告诉我要交接工作了。没想到最终是学校不同意，说道路工程是保密专业，要看家庭成分，结果我还是没上。”

1974年，海闻所在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李春生成为他生命中重要的一个人。在又一年的工农兵大学生推荐讨论时，老乡们仍然要推海闻，但李春生说：“今年别推荐海闻了，再推也是瞎名额。”海闻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难受很失落。但是李春生在事后专门找了党支部一帮人，说海闻推荐不上是政治问题，我们要帮他解决政治问题，培养他入党。至今，海闻回忆起来还是很感动。1977年5月，在生产大队和公社领导的不断推荐下，“黑五类”家庭出身的海闻终于如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八年的反复与考验，海闻并没有认命，也从未绝望，一直在努力工作，认真学习。1977年8～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近十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海闻得到消息后，决定参加高考。

“黑龙江知青云集，人数众多，不得不考两次。初考是11月底，在公社进行，初试中选拔出来的5万人再到县里参加终考。终考在12月24号和25号。第一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第二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历史和地理。考完以后我就知道我考得挺好的。”考语文的时候，已经在东北待了快十年的海闻觉得考得不错。“作文题目叫‘每当我唱起东方红’。这是一个有点像散文的题目，不太好写，不过我写得比较顺。从‘文革’开始到上山下乡，我的脑子里开始放电影了，一幕接一幕，写着写着我都忘掉自己在考试了。”海闻近十年上山下乡的所有积淀在这次高考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最终顺利拿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燕园求学：拎着搪瓷饭盒进图书馆

1977年8月，海闻在高考前经过一趟北京，住在海淀区邮电疗养院的朋友家。出来坐车，要路过北大西门。当时的他很羡慕里面的学生。“我当时没有进去，只是在西门往里面望了一会儿。”也正是因为这一眼，海闻高考填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大学，最后幸运地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

刚到北大报到的时候，海闻带上了在东北的全部家当，甚至包括很多木头，准备以后打家具用。毕竟在东北虎林待了近十年，初入大学的海闻有点“土”，对大学学习生活没有太多概念。“刚进校园并没有什么规划，当时有同学问我们去不去图书馆，我还问去图书馆干什么，那个同学说去自习，我还不知道原来可以去图书馆自习。”相较于上山下乡时代的海闻，他最初在燕园的时光更多地是倾听与参与，像海绵一样汲取着同学、老师们传授和分享的知识养分。

北大的学术氛围让海闻至今记忆犹新。老师们迎来了中断近十年第一批考来的学生，学生们也无比珍惜燕园求学的机会。“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经历过上山下乡，所以特别珍惜上学的机会，可以说是如饥似渴。每天六点就起床，跑完步后有课的去上课，没课的都去图书馆。中午吃饭大家都拎着搪瓷饭盒，吃完拿着饭盒又进了图书馆，一直到晚上十点才回宿舍。”同学们也常常为了一个观点而争得面红耳赤，学术自由和对社会充满责任感的事例俯拾即是。老师们对待学术也十分严谨认真，“陈岱孙教授上课清晰幽默，厉以宁教授新颖坦诚。厉老师经常介绍一下西方经济学理论，让同学们耳目一新，在和同学们讨论时又非常坦诚，有时会直接说这个问题我没考虑过。”

26岁考入北大的海闻在班里的年纪属于中等偏上，近十年的上山下乡生活也将他历练得成熟而有韧性。虽然入学之初海闻对经济学还没有太多概念，但是大三的时候海闻逐渐找到了自己学习的方向。“我喜欢画图，选了一门国际贸易的课，老师用图来分析和说明经济学理论，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时也读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此，28岁的海闻将西方经济学确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其后更踏上了留美求学之路，成为北大恢复高考后第一位自费出国学习深造的学生。

“出国前心里是挺悲壮的，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留学，不知会迎来多少挑战。当时我的英语确实很差，进美国海关时，我说了半天美国人听不懂，她说了半天我也听不懂，最后不得不找了个翻译。我的二舅开车把我从机场接去学校。车里的收音机在报新闻。他问我能听懂吗，我说听不懂。他说听不懂你还来读研究生？”

尽管出国学习困难重重，但海闻从未放弃，近十年上山下乡的生活给予了他面对任何困难的勇气和坚持，在美国长滩加州州立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海闻又拿下了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并最终获得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的终身教职。

对海闻来说，当时选择出国就是为了出去看一看，学成归国参与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一直待在美国。“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我们一直很兴奋，想办法要回国。我跟林毅夫想办学，易纲和张维迎想办个研究所，然后大家就说那就一起办吧。”经过努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于1994年创办，林毅夫任主任，易纲和海闻任副主任。当时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一种教学科研体制的新探索，也是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开创性尝试，搭建了开放、多元、交叉和国际化的平台，从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理论研究。中心于2004年当选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基地”，2008年被改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为中国重要智库之一。

原本海闻回国还有更好的仕途机会，但海闻还是觉得回北大更符合自己的意愿，专注学术与教育。他认为，在国内普及现代经济学的教育，提升经济学的研究水平，对于中国的深化改革和继续发展至关重要。海闻总是讲，他们是幸运的一代人，得以经历了国家的许多重要转折点。然而，那一代有很多人是被动地卷入到各个过程当中，而海闻则一直处在潮流的前面，主动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文革”时他是最早的一批上山下乡知青，恢复高考后又是首届北大学子；他既是最早自费出国的留学生，又是最初放弃国外终身教职回国的几位经济学家之一。不忘初心，追求理想，坚持自己的目标，哪怕放弃别人看来更好的机会。

汇丰商学院：创建世界一流商界军校

来深圳，海闻也是主动的。2011年，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建院十周年的时候，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林建华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他对深研院最大的功劳之一就是把海闻“骗”过来。2003年前后，林建华担任北大副校长，他最早找到海闻，希望他能去管管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的商学院。海闻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要去深圳？”

但当海闻第一次到深圳访问之后，他便开始认真思考了。“当时我把深圳跟美国加州作对比，加州早年也是被认为没文化没教育，但经济发展起来后，加州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公立大学，都是美国最好的。所以我认为，深圳这个地方需要有商学院，更需要发展高等教育，在这个地方办学将来是有前途的。”

另外一个打动海闻主动来深圳的理由是当时商学院空空如也的架子与无所适从的学生。有个他在本部教过的学生因为分数不够被“发配”到深圳，情绪低落。海闻看出当时这里办学存在着一些问题，更看出了这里办学创业的机会，于是毅然南下，拿着100万元的启动经费，开启了商界军校的创业之旅。

2004年，海闻正式创办商学院的时候，只是一个光杆司令，没有学生，也没有老师。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招学生和老师。为了尽快让办学走入正轨，海闻决定从北大的其他学院接收调剂生。“没有老师，我就从经济研究中心、经院、光华找到一些教授来上课。”

经过短暂的筹备，2005年秋季商学院正式开学，63名从其他院系调剂过来的学生来到了深圳。调剂生的素质会受人质疑，但海闻却不这样看，他认为，调剂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是他们有过挫折，有过失败的经历。在他眼中，最初几级的学生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他常常以2006级学生、目前支付宝的负责人王登峰为例。“他虽然考研成绩不理想被调剂，但面试时我觉得他比较勤奋踏实，也就录了他。果然，他来了以后，主动竞选成了班长，还把这个班带成了校级先进班。”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愿付出的老师，海闻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这种理念。他上BBS（公告板系统）、校内网、人人网等与学生们沟通答疑解惑，亲自给学生们开班会，他甚至将每一次给学生开班会的内容记在一个黑色的本子上，随时翻阅。在学生们眼中，他不仅是海闻副校长、海闻教授，更是可以和他们打成一片的“海老大”。

2008年，海闻精心耕耘的深圳商学院得到汇丰银行的青睐，获得汇丰1.5亿元人民币捐赠，并更名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这项捐赠是当时国内单项教育捐款最大的一笔，也是汇丰银行第一次允许另外的机构使用自己的名字。可以说，汇丰大手笔投入的背后其实是对这所扎根深圳的商学院潜力的肯定，是对海闻所带领团队的充分信任。有了汇丰的助力，汇丰商学院在生源、师资、品牌影响上快速发展。2009年，汇丰商学院招收的北大、清华本科毕业生数占总人数的42%，不再接收调剂生源。此外，来自海外具有一流大学博士学位的优秀教授纷纷加盟汇丰商学院，教师队伍日益国际化。

来深13年，海闻不忘回国初心，奋战在普及与提升现代经济学教育的一线，并不断在该领域创新开拓。2017年，汇丰商学院创办英国校区，这是中国大学第一次在发达国家独立建设、自有产权、自主管理、自授学位的办学实体机构，也是中国经济教育研究的一次伟大输出。同年，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教授宣布加盟汇丰商学院，组建“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这也标志着汇丰商学院的师资达到世界一线。在2018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海闻高票当选“网易年度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他在朋友圈发文表示：“获奖很意外，我的主要工作是教书、搭台、做好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今后会继续努力，为中国经济学教学科研走上世界舞台做出我们这代人的贡献。”

舍得与坚守：我从不后悔我的选择

海闻说“我从不后悔我的选择”，“人家选工作，更多地考虑苦不苦，钱多不多。我选工作更多地在于我喜不喜欢。比方说在初中的时候，我到一个工厂劳动过一天，机械地重复一个动作，我不喜欢这种工作。所以当大家争着去工厂时，我则选择去农村。农村里再苦，但我对种庄稼有兴趣。种子种下去，一天天长大，到了收割的时候，很有成就感”。海闻的很多选择在外界看来似乎都很可惜，放弃了可以预见的前程。如果说1995年回国放弃唾手可得的副局级职务是因为他的经济教育理想，那么2009年放弃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则是因为他南下深圳的坚守与承诺。

2009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推荐海闻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但海闻想了一个礼拜，最后还是放弃了。当时海闻心心念念的是北大在深圳的事业。“那时候国际法学院刚刚起步，我和康奈尔大学的雷蒙校长有在这里共同创业的约定；汇丰集团给商学院的捐赠款刚刚到账，大楼还没有盖；杨震当时也是兴致勃勃要在这里建全国重点实验室。在2008年北大校庆110周年时，我提出了一系列目标、一系列口号，大家都准备着要去大干一场了，正处在一个整装待发的节点。如果这时候我走了，就像是说：‘同志们冲啊！不过，你们冲吧，我走了！’我不能做这样的人！”再三思考之后，海闻给当时教育部的周济部长写了封信，亲自送到了教育部并放弃了这次机会。

海闻的舍得与坚守，成就了北大在深圳的事业。自2008年确立“前沿领域、交叉学科、应用学术、国际标准”的办学方针与创建世界一流国际化校区的办学目标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形成了与产业和市场高度融合的学科体系。其中，化学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定位重大疾病的化学基因组学研究，旨在融合现代合成化学、计算化学、化学生物学、转化医学四大领域，致力于中国创新药物研发，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省部共建肿瘤化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运行实施方案通过专家论证会，成为深圳市第一个高校类国家重点实验室；汇丰商学院致力于经济、金融、管理的前沿学术研究，建设一流的“商界军校”，培养有领导力、有自制力、有远大视野的商界领袖，短短几年，成为中国一流国际知名的商学院；国际法学院是中国唯一一所提供全英文环境下美国法学位教育（J.D．学位）和中国法法律硕士（J.M．学位）教育的法学院；新建的新材料学院致力于新材料“基因组”与清洁能源体系的研发，在学术研究和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此外，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汇聚了数百人的高水平国际化师资队伍，培养了近万名高层次全日制研究生，曾经海闻南下时见到的一幢幢空空如也的教学楼，如今已装满琅琅读书声。

海闻的选择，一直以来遵循自己的初心——他所信奉的北大精神。北大精神是浮躁中的坚守。海闻的履历很简单，不管是在美国求学还是在北大工作，在任何一个岗位他待的时间都在十年以上。“我有一个理念，每个人是否能在工作上坚持，取决于你究竟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还是想用这个单位作为你的一个台阶。我为什么不走，因为我觉得我在做事，除非我觉得这事做得差不多了，我再走。教育领域也是一样，我们需要跟社会的浮躁作斗争，需要告诉学生，这里是北大，我们要坚持北大的精神。”海闻对北大精神的另一种坚守就是骨子里的勇立潮头、敢为天下先，南下深圳教育创业、跨出国门创办英国校区无一不是敢闯敢干的体现。

“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在北大的讲台上站到八十岁”，已过花甲之年的海闻仍然保持初心，工作于他，是兴趣也是生活，在教育领域的创业耕耘就像当年他在东北虎林的庄稼地播种一样，一粒一粒地种，满仓满屋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