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的缺陷

达尔文关于竞争的理念并非来自厂商之间的互动，而是来自动植物种群中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他意识到这两个范畴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似性。达尔文的分析揭示了竞争机制的缺陷，但这并非由于竞争不充分，而恰恰是源自竞争过程本身的逻辑。他的理论的核心前提是，自然选择只对能促进繁衍的个体性状变异有利。如果一种性状使个体可以更好地生存和繁衍，这种性状就会被选择，否则，就会逐渐消失。达尔文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对个体有利的变异同样也会有利于种群的利益。但是，他也同时看到，许多增进个体利益的特性却会对种群造成损害。

瞪羚的奔跑速度属于前一种情形。成年瞪羚的长途奔跑速度可保持在每小时48公里，而其短时爆发速度可达到每小时96公里。瞪羚的速度是如何变快的？站在进化的角度，跑得更快似乎是更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不然所有的种群都应该跑得更快才对。绦虫的行动是很慢的，毕竟在它们的生存环境中，速度快慢并不那么重要。瞪羚之所以跑得快，是因为在其进化环境中，跑得快是生存的决定性因素。在瞪羚的天敌中，非洲猎豹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并且在两者生存的地域中很难找到藏身之处。因而对于现代瞪羚的祖先来说，跑得慢意味着更容易被捕食。

促使瞪羚跑得更快的选择压力来自被天敌捕食的威胁，因此更快的奔跑速度对瞪羚个体和整个种群都是有利的。⁴在一定程度上，跑得更快对于所有个体和种群都是有利的。在速度这一特性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与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中关于节省成本的创新行为和设计更有吸引力产品的行为的论述是一致的。

然而，还有其他一些特性，在增进个体繁殖适度的同时却会给整个种群造成损害。这种冲突往往体现在能够增加种群内部个体一对一竞争优势的特性上。

一个例子是雄性麋鹿大到异乎寻常的鹿角。这些作为武器的鹿角并非用来对抗天敌，而是用来与其他雄性麋鹿争夺雌性麋鹿。在这样的争斗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鹿角的相对大小。导致鹿角变大的突变使雄性个体更容易击败它的竞争对手，获胜的雄性麋鹿取得了与雌性麋鹿的交配权，其后代便也带有这种突变特性，因此，这种突变就会很快扩散开来。更多的特性随着一代代的繁衍而逐渐积累，形成一场“军备竞赛”。这一过程似乎已经稳定了下来，目前北美雄性麋鹿最大鹿角的长度超过1.2米，重量超过18千克。

尽管在这一进程中，每种基因突变都增进了个体的繁殖适度，其累积效应却使麋鹿群体的情况变得更糟。例如，庞大的鹿角使雄性麋鹿在繁密树林中行动受限，因此更容易被狼捕杀。鹿角相对较小的雄性个体会更容易从捕食者那里逃脱，但是由于它在与其他雄鹿的斗争中具有先天的劣势，它也很难将小型鹿角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

简而言之，雄性麋鹿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鹿角较大的个体更容易赢得战斗，使对手更容易输掉战斗。因此，更大的鹿角给个体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群体。如果每只雄性麋鹿的鹿角都变得更小一些，那么整个群体将会获益。

之所以会存在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冲突，是因为繁殖适度是一个相对概念。能够在自然选择中胜出的，是具有相对优势的特性。并非任何有用的基因变异都可以在种群中得到扩散，它还必须在与其他变异的竞争中胜出。通常，如果进化中的一个特性有助于个体战胜种群内的其他个体，那么它对整个种群来说就是一个缺陷。在生存竞争的每一个阶段，相对优势使个体之间互相淘汰，最终，当这场竞赛平复下来时，整个种群的发展却会面临阻滞。

我计划以自由主义者的基本主张为起点进行探究，这些“热爱自由”的人们，在这样的主张下，会选择什么样的政府。对此，达尔文的核心见解可以提供许多关键思路。自由主义者的选择显然有赖于他们对自由竞争市场的期待，而他们的期待一直受到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及其对完全竞争的假设的引导。传统的市场怀疑论者担心的竞争障碍在达尔文关注的自然环境中几乎完全不存在，然而达尔文对于竞争过程的见解本身就为市场怀疑论提供了有力支撑。更深入地研究这种见解如何动摇“看不见的手”的解释，是很有意义的。

自由主义者对不受管制的市场的信念建立在几个前提之上，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消费者拥有完全的信息，以及市场是竞争性的。我们必须逐字逐句地仔细研究，才会发现达尔文的理论框架对这两个前提构成的挑战。当然，面对数百万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不可能了解所有可行的选项。但是消费者对于可能重要的选项，可以说是相当了解的，或者他们可以选择去获取这些信息。同样，没有一个市场可以满足完全竞争的严格条件：市场出入完全自由，有大量的生产同质、标准化产品的企业，每个企业只占据市场份额的一小部分。然而，多数市场可以被视作是竞争性的，因为如果出现更好的机会，一些企业主最终会做出改变，并吸引消费者的注意。

简单来说，达尔文所带来的挑战无关乎传统市场怀疑者所主张的市场竞争不充分。如果自由主义者要授权政府来管理企业，原因也不会是竞争不充分。

但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同样需要一些额外的假设，而已有的事实会使任何理性个体质疑这些假设。第一个假设是，面对众多选择，人们会理性地思考相应的成本和收益。第二个假设是，就物质资源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而言，重要的是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两个假设都失效了，从而削弱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效力。你们会在本书中看到，第二个假设的失效所造成的问题尤其严重。

至于第一个假设，大量研究表明，人们并不像传统理论中所说的那样在意成本和收益⁵。比如说，对于立即会造成影响的成本和收益，哪怕再小，人们通常都会十分在意；但对于不确定会产生或者延迟很久才产生的成本和收益，即便再高昂，人们也会不为所动。通常，人们对收益和损失的态度也存在差异。这种不对称性本身并不意味着非理性，但是这种差异通常会导致对决策者来说不好的结果。

理性假设失效了，于是人们授权给政府，由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重整决策环境，以使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但是我在此不会阐释政府会如何应对这些假设的失效，这不是本书的主旨。塞勒和桑斯坦在他们合著的《助推》中早已对此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我要关注的是，如果一个自由主义者相信，在经济决策中，人们更关注的是他们的相对处境，那么当这位自由主义者拥有完全的决定权时，他会选择什么样的政府？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讨论并没有偏离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