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公共决策中的浪费
反对政府管制的改革者一定清楚地意识到了什么。政府确实存在浪费行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此该怎么办。许多自由主义者相信，最好的策略是“饿死野兽”(3)。或者，正如反税收团体——美国税制改革组织的主席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所做的生动描述：“我并不希望废除政府。我只是希望缩小它的规模，小到能塞进浴室或者浴缸吧。”3
“饿死野兽”策略倡导者们的观点很简单。既然上缴到华盛顿、萨克拉门托或奥尔巴尼(4)的钱必然会被浪费，解决方法就是尽量少向这些地方缴钱。加利福尼亚州是“饿死野兽”策略倡导者们的沃土，因为这个州独特的宪法条例允许选民直接决定立法提案。
据说，要想知道美国发展的走向，就应该了解加利福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率先认真处理汽车尾气排放产生的空气污染问题，率先普及节能电器，也率先为女性和少数族裔争取更多权利，率先应对二手烟污染问题，还催生了在过去30年里引领公众主流意识的反税运动。
1978年6月，13号提案赢得了超过65%的加利福尼亚人的支持，投票率接近历史最高水平。13号提案的官方名称为《人民限制财产税动议》（People's Initiative to Limit Property Taxation），俗称“贾维斯-甘恩修正案”，以发起这次公民投票的两位先锋人物霍华德·贾维斯（Howard Jarvis）和保罗·甘恩（Paul Gann）命名。贾维斯是奥兰治县（Orange County）的一名商人，长期反对征税；甘恩是萨克拉门托的保守派积极分子。修正案的主要条款是将加利福尼亚州的财产税降至财产估价的1%，相应地，在随后的每一年里也都不能超过2%。
关于13号提案的一些细则会对加利福尼亚州造成什么影响，人们仍存在争论，但是没有人会怀疑这一提案抑制了长期以来的税收增长趋势。与联邦政府不同的是，州政府通常是不允许持续存在赤字的，毫无疑问，13号提案也抑制了原本可能产生的政府支出。
由于政府支出总会存在浪费，支持13号提案的人因此声称该提案减少了政府浪费，由此不必担心自相矛盾。但是要想向中立者证明13号提案会让加利福尼亚州变得更好，就困难得多了。立法者提出的所有政府计划总会得到一些选民的支持。这些计划中，有些发挥出了价值，还有一些则没什么用处。资金的亏空迫使政府削减财政预算，这时，哪些计划会被砍掉取决于其支持者力量的大小。然而，就像阿拉斯加州的“哪儿都去不了的桥”所揭示的，仅仅获得一部分人的支持并不意味着该计划会对更大范围的公众有益。由此得到的必然结论是，13号提案也导致其他有价值的计划被取消。
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彼得·施拉格（Peter Schrag）在他1998年的书《失乐园：加利福尼亚的经历，美国的未来》（Paradise Lost: California's Experience, American's Future）中试图解答这一问题。4施拉格在《萨克拉门托蜜蜂报》（Sacramento Bee）当了19年社论版主编，对于在实施13号提案和其他意在限制政府职能的公民票选提案之后的20年里，加利福尼亚州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历史，他经过细致研究，给出了尽可能中立的解释。
由此涌现的图景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代人心中加利福尼亚州一直具有的“模范且具吸引力”的形象截然不同。在《失乐园：加利福尼亚的经历，美国的未来》出版后的几年里，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财政状况继续急剧地恶化，相比于美国其他州，其整体发展状况也显著恶化。例如，仅2009年，财政收入不足使加利福尼亚州被迫削减了200亿美元的预算。但即使在13号提案实施的最初20年里，加利福尼亚州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施拉格写道：
在30年前，加利福尼亚州是全美对学校资助最多的州之一，如今排名却落到后25%，无论是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学校获得的公共拨款，还是考试成绩，都已不及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或新泽西州，反而更接近密西西比州的水平。加利福尼亚州一度有名的高速公路系统，如今在美国已经成为最破败的公路网之一。许多公共图书馆缩短了营业时间，甚至有些干脆倒闭了。这个州曾经最为丰厚的社会福利，也被一再削减。曾经一直免学费的院校系统，虽仍然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公立教育体系之一，如今却如同所有其他州立大学系统一样，因资金和学费问题苦苦挣扎，甚至更为严重。5
13号提案的支持者则称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导致了加利福尼亚州长期的相对衰退，以此进行反驳。但无法改变的事实是，长期的收入短缺一直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核心问题。
反对政府管制的积极分子坚持认为应对收入短缺的最佳手段是削减浪费性的财政支出。除了浪费性项目的直接受益者以外，会有谁反对这一点呢？困难的是，如何才能在削减浪费支出的同时，避免带来更加严重的附加损失。经验表明，“饿死野兽”的策略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拥护“饿死野兽”策略就好比让肠道寄生虫病患者不要再吃东西，并解释说因为病人吃的食物是寄生虫的命脉，只要停止进食，这些寄生虫最后就会死掉。好吧，确实如此，但是病人自己可能会先死掉，或者在这个过程中身体受到严重损害。正因如此，杀灭寄生虫的有效策略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试图对寄生虫造成直接伤害，同时尽量减小由此对宿主带来的伤害。
把宿主-寄生虫的类比进一步扩展，会给我们带来更多启示。注意，任何复杂生物体内都是有寄生虫的。减少寄生虫对生物体当然有好处，正是因此，自然选择才总是更青睐拥有有效免疫系统的生物体。但是，自然选择也总是更青睐最有生命力的寄生虫。与寄生虫的对抗会带来好处，也要付出代价。权衡这种对抗的要领在其他领域也同样适用，这个要领是：要先使用代价最小的手段，来消灭最危险的寄生虫。但是最终会到达一个临界点，这时下一个手段的成本等于由剩下的最危险的寄生虫所带来的损害。超过了这一点，再消灭寄生虫实际上会让生物体的情况变糟。6
政府财政浪费的问题中存在着同样的逻辑。减少浪费的最好办法当然是先使用成本最低的手段来消除直接造成浪费的最重要的因素。当然，为此必须先搞清楚为什么会存在浪费。
通常的答案是，政客们会因为重要出资人的要求而支持浪费性的项目。7因此，政府财政浪费的反对者可以关注的一个方向是，通过法律规定来减少立法者对大型选举资助的依赖（小额捐助则没有这么严重，因为捐助的个人不能对立法者施加重要的影响）。施行更加严格的竞选财务法的成本相对较低，并且可以抑制一些大的财政浪费。但是美国最高法院最近几年却不怎么愿意支持更严格的竞选财务法。相反，从最高法院2010年针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做出的有争议的裁决中，似乎可以看出他们甚至想要取消由来已久的企业竞选捐款限制。8
如果法院不改变想法，政府财政浪费的反对者会继续采取其他应对策略。例如，我们从“哪儿都去不了的桥”案例中得出的经验是，当越来越多的选民了解到浪费的存在时，浪费性的政策在政治上就很难再继续下去了。信息革命大大降低了向选民传递信息的成本，这让我们可以取得一些进步。但与此同时，信息革命还带来了信息爆炸。因此，吸引选民关注某一个特定的浪费性项目仍一如既往地困难。
简而言之，美国民众与政府财政浪费的抗争会持续进行下去。以后，新的技术和更好的制度或许可以带来显著的进步，却无法彻底消除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