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领域的“军备竞赛”

在军事竞争领域是这样，在经济竞争领域也是如此。例如，在体育运动中，无论是个体还是团队的成绩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对表现。如果一名短跑运动员服用激素，他拿到奖牌的概率就会提高。如果一名出色的选手加入一个团队，也会提高整个队伍获胜的概率。这些举动也有着明显的弊端。激素会使服用者面临严重的健康风险，而聘请明星运动员的花费则非常昂贵。但是，不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团队的角度看，都是利大于弊的。问题在于，如果所有的短跑运动员都服用激素，所有的队伍都花费高昂的代价争抢明星运动员，那么将不会有任何人、任何一方获得竞争优势。

与军事竞争领域一样，运动领域的解决方法也是签订“地位军备”控制协议。有些国家的管理机构会进行随机的药物测试，并严厉处罚违规的人。其他社团联盟则对薪水设置上限以限制工资总支出，赛车协会也会对发动机排量施加限制，诸如此类。所有这些限制都是为了解决类似军备竞赛的问题。除了自由主义者之外，并没有多少人觉得这些举措严重侵犯了个体的权利。

阻碍协议签订的现实因素，也同样阻碍了协议的实施。例如，已故的纽约洋基队前经理乔治·施泰因布伦纳（George M. Steinbrenner）曾成功阻止其他棒球队老板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分成，并设定更为严格的收入限制。施泰因布伦纳可以从当地有线电视的收入中分享可观的收益，他知道自己可以借此给明星职业运动员更高的报价。他还知道，尽管阻止收入设限和收益分成会增加包括他的队伍在内的所有队伍的工资支出，但是拥有一支持续获胜的队伍远不止可以弥补这一劣势。

施泰因布伦纳反对设定工资限制和收益分成，这增加了其他队伍老板的成本，最终这些成本将由球迷承担。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这些政策造成了“地位外部性”（positional externality）。

以上论述是人们熟悉且没有争议的。令人感到陌生的，则是相似的外部性可以使日常消费模式产生相似的浪费。在第4章，我曾论述过迫使人们在住房和特殊场合的庆祝上过度消费的因素。这一论断中暗含着一个推论，那就是他们在别的事物上的花费必然过少。那么这些事物又是什么呢？人们又为什么在这些事物上花费过低呢？决定军备竞赛的逻辑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系统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