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没落” 欧洲的自大

和莱布尼茨严肃的、在当时即已显得杞人忧天的忧虑相比，19世纪末所谓的“黄祸”警讯，不过只是想要激起恐慌的宣传手法而已。当时亚洲的政治力量的衰落几乎已成定局，文化威望也褪去光芒。在上一次世纪更迭之际，即帝国主义高峰期，亚洲大部分地区都臣服在欧洲的殖民统治下，就连大胆的先知都不敢预言此一情况将会终结。像中国、暹罗（后来的泰国）或奥斯曼帝国等半殖民地国家的主要领土虽然完好无缺，但政治活动力却急遽萎缩。只有日本透过无与伦比的集体力量和前所未见的外在优越条件，由受害者一跃成为欧洲强权与美国现代化的小老弟。此外，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会在亚洲各地盛行，主要也是因为外国人的操作，之后逐步被当地势力接收传承下来。整个亚洲似乎丧失了历史动力，没落成为一个现代化失败者的大陆。弗里德里希·冯·威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这位奥地利国民经济学家——思虑细密认真，非一般帝国主义的摇旗呐喊者——以下述句子在1909年表达出一般欧洲人的看法：

亚洲这个人类的摇篮，堆满了由软弱卑下的民族所构成的垃圾，再也无法运用当代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发展机会。

历史似乎正要离开亚洲和亚洲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几乎没人会反对冯·威塞尔的看法，而之后的数十年，也只有少数人起而驳斥。欧洲大门前的第一个新活力标志，便是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ürk）在1923年开始实行的果断且成功的现代化政策。然而，直到20世纪40年代，亚洲人才在全世界的注目下赢回他们的历史动力：从1941年12月日本攻击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起，不到两个月，英国号称无法攻克的新加坡要塞就举白旗投降，之后则是1945年的越南革命和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然后是1946年到1949年间，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纷纷独立。

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最后的25年间，除了大范围持续不断的贫富不均现象外，面对一个经济发展特别蓬勃、多数人生计得以维持的亚洲，欧洲再也没有高傲的理由和借口了。欧洲拥抱的这个特殊意识的最后一个借口——亚洲人只会模仿，却没有创造能力——也站不住脚了。亚洲自我的文化民族主义现在已浮现出来，在西方人的监护之下展现出自觉，拒绝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甚至把欧洲人长久以来认为亚洲颓废至极的陈腔滥调，换成了西方世界即将没落的预言。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这种意识形态的防御战斗赢得了世界政治上的意义。在面对西方人时，日本、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韩国的声音，宣告了自己的文化价值与社会组织形式的优越性。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初特别突出，而1997年亚洲经济风暴之后则较为沉默。西方观察家证实好斗的伊斯兰和“新的黄祸”又再度出现，也不排除在这些好斗的文明阵营中即将爆发冲突。

到了20世纪末，19世纪末欧洲的傲慢所剩无几，欧洲再也无法统治世界、控制全球经济及文化独尊。如果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那20世纪应该可以称为北美洲的世纪，21世纪则有可能是中国的世纪。对历史学家而言，探索一个长期以来认为欧洲强大且无可匹敌的特殊意识及面对其他文明时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地位的信念的源起，倒是一个不错的时机。这种特殊意识立足于早期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上；在启蒙运动时期，化为一种放弃宗教命定论的世俗世界观；在19世纪则掺入了种族主义，决定了欧洲人在海外的举止行为；到了去殖民化的时代，则降格成为无所不知的高傲态度。回到这个意识成形的年代（18世纪），一则意味着通过史料来说明一个简单的思想史论题——各种概念的兴起与衰落（在此指的是欧洲出现过的特殊情况）——并借此来批判欧洲的虚伪、错觉以及权力背后的妄想，而自从爱德华·萨义德那本影响广泛的论战手册《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1978年出版以后，这种批判即采取揭露的姿态不断进行下去，其中还夹杂片面的夸张描述。再则，一个无法用单一论点来掌握的文化世界随之开启，而且它未曾受到定焦于欧洲内部事务的历史研究重视。那个文化世界就是欧洲人在启蒙运动时代所关心的亚洲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