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英国国土上最英国的女人
伊丽莎白女王上任后的首件要务，就是感谢上帝让她和平接下王位，而之后她曾向西班牙大使透露，她要请求上帝“赐给她恩典，让她能以宽大为怀的心来执政，也不要发生流血事件”。因为有姐姐灾难性执政的前车之鉴，伊丽莎白女王下定决心，绝不让外国势力介入英国政权，西班牙不能，罗马不能，任何国家都不行，并且决心让她自己成为民族主义的焦点——“在英国国土上最英国的女人”。
伊丽莎白拥有显赫的英国血统。她的父亲是来自金雀花王朝的亨利八世，同时还有来自祖父亨利七世的威尔士血统；至于伊丽莎白女王的母亲安·波林，原是英国平民，她的先辈曾是诺福克郡佃农与商贾，在致富后与名门贵族女子缔结姻亲，使得他们变得家世显赫。而安·波林的母亲伊丽莎白·霍华（Elizabeth Howard），则让伊丽莎白女王与萨里伯爵（Earls of Surrey）和诺福克公爵（Dukes of Norfolk）所属的霍华家族沾上了边，这些都是英国最显要的贵族；至于波林家族本身，也与许多英国贵族世家有关，包括凯利家族（the Careys）与萨克维尔家族（the Sackvilles）。
亨利八世约在一五二六年时与安·波林开始相恋，当时他已与西班牙公主亚拉冈的凯瑟琳结褵十七年，而安·波林正是她当年的伴娘。凯瑟琳无法为亨利八世生下他渴求的子嗣，而且多年来，他也一直对这段婚姻的正当性存疑，因为《圣经》严禁任何人迎娶自己兄弟的遗孀：凯瑟琳曾与亨利八世的哥哥阿瑟（Authur）有过一段短暂婚姻，但阿瑟却在十五岁时不幸身亡；而凯瑟琳则从此坚决地否定这段婚姻。
亨利八世曾经历过几段恋曲，但他对安·波林却是全心付出，当她表示自己无法成为他的情妇时，他的爱火燃烧得更为炽热。她坚决地表示，自己的贞操绝对是献给夫婿最好的礼物。
到了一五二七年初，亨利八世决定向教皇提出废除婚姻申请。大约在同一时间，他开始计划在婚姻上取得自由后，将随即与安·波林结婚。但教皇不想得罪凯瑟琳那势力强大的西班牙外甥——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Charles V），因而坚决不配合。亨利八世的“婚姻大事”因此延宕了六年，之后英国教会脱离了罗马教廷的管辖，亨利八世也自命为英国国教最高领袖。脱离了宗教束缚后，亨利八世马上宣布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并公布与安·波林结婚的喜讯，在一五三三年安·波林怀孕后，他们便已秘密结婚。但新王后受到的宠爱光环，也很快光芒褪尽。
亨利八世与安·波林一直自信满满地认为会生下男孩，但孩子出世后竟是个女孩，让两人失望透顶。他们以两人的祖母，约克的伊丽莎白与霍华家族的伊丽莎白来为女孩命名，伊丽莎白公主是个健康宝宝，而她的双亲，则希望很快能为她生下个弟弟。
但天不从人愿。接下来安·波林经历了两到三次怀孕失败的打击，亨利八世对她的爱因此荡然无存，转而爱上安·波林的一位侍女——珍·西摩。同时他也发现安并不适合担任一国之母，她在公开场合放荡又不懂收敛，对敌人又充满报复心理。在短暂的时间内，她曾是个好母亲，因为坚持做到名门女子从未有的行为——亲自哺育孩子，并为孩子挑选美丽华服
——而触怒了丈夫。伊丽莎白公主三个月大后，随即有了自己的住所，前往哈特菲尔德宅邸后，母亲安就难得再见她一面了，只有在安完成了其他职责后才能看望女儿。
一五三六年一月，她再度胎死腹中，那天正好是亚拉冈的凯瑟琳的忌日，安的命运就此坠入深谷。她与另五名男子遭到逮捕，一位是她的亲生兄弟，她被控企图谋杀英王与另外二十二项通奸罪名——后来有十一项都完全遭到驳斥，这也代表其他的罪名在没有有效证据的状况下应该也是虚构的。安随即被关入伦敦塔中审判，被定了死罪。她与亨利八世的婚姻宣告无效，她所生的女儿也被视为私生子，在一五三六年五月十九号这天，安·波林被送上了断头台。
母亲被斩首时，伊丽莎白公主都还未满三岁，没有人知道日后她是什么时候，又是在什么状况下发现这个惨剧的。她是个早熟的孩子，很快就发现自身命运的飘荡，她曾问教师，为何有时人们叫她“伊丽莎白公主”，有时又称呼她为“伊丽莎白小姐”。失去父亲的宠爱，带来的问题可能不少，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她可能很早就发现母亲的惨剧。至于这起事件对她情绪的发展，就难有定论了，但显然影响极深。
没有人知道她是否相信母亲的罪名。成年后她只有两次提到安·波林的记录，但这两次都无法看出她的心意，不过她与母亲那边的几位亲戚十分亲近，也很在意他们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尽管她的父亲公开贬低她的出身，同时在安·波林通奸案后那几年，正眼也不瞧她一眼，但在她的一生中，都很敬重她那恐怖的父亲。而那几年，父亲也给了她几位继母，这些继母都很同情失去母亲的她，甚至努力地想要讨好她。
伊丽莎白童年最凄惨的回忆，大概就是八岁这一年了。当时亨利八世的第五任妻子，也是安·波林的一位表妹——凯瑟琳·霍华（Katherine Howard），是个搞不清楚状况的小女孩，她最大的不智之举，就是让秘密情人偷入寝宫，据后人猜测甚至还上了她的床。一五四一年，她的罪行曝光了。事情传入亨利八世耳中，令他痛苦哭泣，遂坚持不见凯瑟琳·霍华。一五四二年二月，凯瑟琳·霍华走向与安·波林同样的命运末路。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伊丽莎白公主告诉一位朋友，也就是当时年幼的华威伯爵之子——罗伯特·达德利（Robert Dudley），“我绝对不要结婚”。部分作家宣称童年的阴霾，导致她将婚姻与死亡画上等号，尽管没有证据可以支持这个理论，但这无疑是伊丽莎白童年中最惨淡的一段时光，凯瑟琳·霍华遭到处死的事件，让她想起了母亲悲惨命运的痛苦记忆。
根据都铎王朝的记载，直到亨利八世于一五四三年娶了凯瑟琳·帕尔（Katherine Parr）后，伊丽莎白公主才有了一个像样的家庭；然而接着伊丽莎白公主不明原因地冒犯、触怒了父亲，使父亲下令一年都不见她。在亨利八世于一五四七年一月份去世之前，因为九岁的儿子爱德华六世成功继位，同时伊丽莎白也前往切尔西的宫殿与凯瑟琳·帕尔同住，父女两人才再度言归于好。
也许在很多方面，亨利八世都忽视了他的女儿，但从伊丽莎白公主六岁起，他就坚持让她接受良好教育，这样才能配上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子。凯瑟琳·帕尔也认真地监督继女的教育，并为伊丽莎白公主请来最好的老师，包括威廉·格林道尔（William Grindal）和著名的剑桥学者罗杰·阿谢姆（Roger Ascham）。阿谢姆身处的学术圈，不只是一群致力于古希腊与拉丁经典及女性教育的人文学家，而且也早已改信英国国教，也就是我们现代所称的新教徒，同时也可以确定，伊丽莎白在那小小年纪便已受到他们的影响。
她聪颖过人、机智且记忆力惊人。阿谢姆曾称从未教过理解力如此优良，记忆力如此惊人的女性。他曾热烈地表示，她的心智似乎没有一般女性的缺点，身上同时拥有贤淑又阳刚的气质；他最高兴的是，面对任何智力上的考验，她都能聪明以对。英国有许多受过教育的女性，但用“最耀眼的一颗新星”来形容伊丽莎白公主时，阿谢姆绝不夸张。
和那个年代所有受过教育的女性一样，伊丽莎白公主受到的教导，要她在课业上表现得和男性一样稳健，还要超越“自诩完美的希腊与罗马”。导师为她设计的课程，依据今日的标准来说，十分折磨人，但透过这些智力上的练习，她日趋成熟，而且她还有极高的语言天分，当然，她也很爱炫耀这一点。身为一个女王，她不仅能读懂拉丁文、法文、希腊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威尔士文，而且还说得很流利。她看过希腊文版的《新约圣经》《艾索克拉底演说集》及《索福克里斯悲剧集》等经典著作。而且她长年对哲学和历史保持浓厚的兴趣，她的一生中，每一天都会拨冗三个小时来读历史名著。
伊丽莎白公主也擅长许多一般英国女性会的传统女红。青少年时期的她已经会做针线活，甚至会为自己的书绣出漂亮的缝线。阿谢姆表示可以证明她的做工有多漂亮，以及她常常花大把时间在缝制上。从留存至今的她的许多真迹之中，她那灵巧的“罗马斜体字迹”，便可证明她的字迹秀丽。“没有什么能比她的字迹还要优雅的了！”阿谢姆如是说。她也继承了父母对音乐的热爱，不但会弹鲁特琴，有极佳的鉴赏力，甚至有一副好歌喉，还会创作音乐。她也精通马术，她最喜欢的运动之一就是打猎。其他闲暇时间，她喜欢在大自然中走走，或是用十字弓练习射击。尽管在她继位之前并没有太多机会沉浸在舞蹈的世界，但在所有兴趣之中，她最喜爱的就是跳舞了。
伊丽莎白公主在来到切尔西之后，继续在凯瑟琳·帕尔的监督下接受教育，不过这回教育的内容对伊丽莎白来说就有所不同了，这都要怪罪凯瑟琳嫁了一个不适当的新丈夫，他是亨利八世第三任妻子珍·西摩的弟弟——最高上将托马斯·西摩（Thomas Seymour）。托马斯·西摩是个浅薄又野心勃勃的人，他非常妒忌哥哥索美塞得公爵、英国摄政王爱德华·西摩（Edward Seymour）在国力衰退时握有的重权。他汲汲营营地想提升政治实力，甚至动了歪脑筋要娶老亨利八世的其中一个女儿，却遭到枢密院的吓阻。尽管还在新婚期间，这个爱虚张声势的色鬼，天天都和还在青春期的伊丽莎白厮混，在她的床上呵痒、打屁股，甚至穿着睡衣就进了她的房。家庭女教师凯瑟琳·艾希莉（Katherine Ashley）认为此事是一大丑闻，于是向凯瑟琳王后密报，尽管如此，孀居的王后对将军的行为不以为意，甚至几次加入了他们享乐的行列。
后来凯瑟琳·帕尔怀孕了，然而托马斯·西摩与伊丽莎白公主间的暧昧情愫逐渐滋长。没有人知道后来这段畸恋发展得多荒谬，但他的行为足以激起凯瑟琳的猜疑，于是她把伊丽莎白公主送走了，此举不只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婚姻，更是为了保护公主的名誉。一五八四年，凯瑟琳·帕尔难产过世，枢密院发现了西摩对公主不轨的举动，然而依据亨利八世的遗嘱与国会法案的规定，伊丽莎白公主的继位权仅次于姐姐玛丽公主，若没有君主的同意，伊丽莎白公主不得私订婚约。西摩将军涉嫌再度策划迎娶伊丽莎白公主为妻。事实上，他正在密谋推翻自己的哥哥，随后不久，在国王的寝室外面，他被发现带着一把上膛的手枪，因而遭到逮捕。他被判叛国并遭处死；伊丽莎白公主私底下对此做出回应，她对西摩将军的爱毋庸置疑，“今天一个风趣的男人逝世了”。对她来说，又再度验证了两性之间的互动可能致死的想法。
后来连伊丽莎白公主的仆人们都遭到审讯，当然她自己也是，西摩将军计划的肮脏事全都被抖了出来，这件事几乎毁了伊丽莎白公主的名声，让她的生命陷入危机。尽管年纪轻轻，讯问的人又在她身上施加强大压力，但她依然干练地为自己辩护。而小国王虽然喜欢自己的姐姐，但他对此也无能为力，最后伊丽莎白公主靠着乏味又慎重的生活方式，穿着弟弟与宗教改革家喜欢的清新服装，才成功地抢救回自己的名望。
一五五三年，爱德华死于结核病后，曾为华威伯爵，后来变成诺森伯兰公爵的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试图策划由珍·格雷继位，结果篡位意图未果。珍·格雷是亨利八世的甥孙女，是他最爱的妹妹玛莉（Mary）所出的孙女；在他的遗愿中，若当时的爱德华王子、玛丽公主和伊丽莎白公主皆亡，珍·格雷才可能出线继位。诺森伯兰公爵先是成功驱逐并替代索美塞得公爵，在爱德华六世继位后成为摄政王；爱德华六世之死让他积极想要维护政权，决心不让热爱天主教的玛丽公主推翻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建立的新教声望。为达目的，他让儿子吉尔福德（Guilford）迎娶了珍·格雷，同时煽动爱德华六世签署一份非法文件，改变了继位的顺序。然而英国人民站在玛丽公主这一边，在民意浪潮的支持下，玛丽公主继位了。诺森伯兰公爵犯了叛国罪，而被他利用的珍·格雷最后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诺森伯兰公爵密谋篡位之事与伊丽莎白公主完全无关，她聪明地继续待在国内。当姐姐玛丽公主顺利登基后，伊丽莎白公主也前往伦敦道贺。但这对同父异母的姐妹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不太轻松；随后玛丽女王开始怀疑，伊丽莎白公主的秘密身份为新教徒，这让姐妹两人的关系逐渐转坏。一五五四年时，伊丽莎白公主被控与汤姆斯·怀亚特爵士（Sir Thomas Wyatt）共同谋反，这场骚动从煽动民众反对玛丽女王计划下嫁西班牙菲利普王子开始，导致伊丽莎白公主在伦敦塔中待了三个月，等待行刑之日。没有任何证据能让伊丽莎白公主定罪，尽管最后她被无罪释放，但在姐姐玛丽女王的心目中依然认定伊丽莎白公主有罪。伊丽莎白公主日后曾承认，沦落到伦敦塔中的日子，是年少记忆中最悲惨灰暗的一页；在一次国会演说中，她回忆道：“我的人生陷入危机；我的姐姐如此怨恨我。”安然脱离苦牢后，她从未停止对神的感谢，她把自己成功获救一事归功为一场奇迹。事实上她应该感谢的是西班牙的菲利普王子，是他帮她向玛丽女王求情，但伊丽莎白公主依然暗自向神祈祷，而且深信神听见了她的祈求，也认可了她虔诚信仰的功效。直到一五七九年底，她依然不时私下祈祷感谢上苍“把我拉出囹圄重回宫殿”。
在成功获释之后，伊丽莎白公主在国内低调行事，避免涉入任何反对姐姐的行动中，就在此时，玛丽女王与菲利普二世的婚姻也触了礁。
伊丽莎白公主于二十五岁时成功登基。她的身形又高又瘦，纤细的腰围、小胸部和美丽纤长的手指却让她可以摆出各种华丽姿态。她继承了母亲橄榄色的黝黑皮肤，不过她有美白的习惯，她会涂抹一种由蛋白、蛋壳粉、罂粟籽、硼砂和明矾调制而成的乳液，让皮肤白皙透亮。她那瘦长的脸型、高颧骨与尖下巴也遗传自安·波林。她的父亲则将红卷发和高挺的鹰钩鼻遗传给她。一五五七年时，一名威尼斯使者曾经写道：“她的面貌姣好不显英气逼人，气质出众、眼睛迷人。”在那又细又弯的眉毛下，她有着一双明亮又凌厉的眼睛，至于眼睛的颜色，众人依然在争议中。尽管她不算非常有魅力，但仍深深吸引许多男性的注意：不是所有臣子的阿谀都是为了奉承她而已。一名使者曾写道，最重要的是，“她那不怒而威的气质，比她的一举一动更令人无法忽视，也不会有人不知道眼前的正是英国女王。”
一五五八年时，并没有人真正了解她的个性。她从很小就学会自己需要他人忠告，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大众面前也得循规蹈矩，如此一来，在反对她的意见出现时才能自保。尽管她大多数的人生，都没有活在公众的眼光之下，她却聪明地在毫不公然张扬的情况下，诉诸公众的力量，她认同公众的利益，她也成为宗教上的赢家，推崇新教。
她总是维持一贯庄严的态度；她有时也感空虚、执拗、独断、倔强、专横；她的幽默感有时带着一种恶意；她也时常做出尖锐的评断，一语中的；但需要的时候，她也能给予温暖，表达怜悯，尤其是面对老者、病人、丧家和不幸的人；在信仰上与面对困境时，她展现了无比的勇气，也从不会暗自蔑视对手。她拥有天生的人道关怀精神，和当时的许多君主相比，她其实不算太残酷；而在那个宗教教条主义的年代，许多人更是认为她拥有不凡的包容度。她自视为“尊荣与诚信”的模范，总是以直接的态度对人，也会支持诸侯的论点，但实际却与她想的有所落差。她和那个年代所有的统治者一样，为达目的会虚应、掩饰和欺瞒。财政节约的需求，让她对每笔开销都小心翼翼，甚至显得有些吝啬，而且直到她死前，都仍在尽量减少花费。面对任何事情，她一定谨守小心为上的箴言：除非必要，否则绝不冒险。毕竟她来自一个险恶的环境。
她懂得善用女人天生的武器，巧妙地利用女人的软弱与缺点，有时甚至用哭闹作为手段，但同时展现出许多男人都欣赏的特质。她睿智，有常识，有毅力，有气节，又有韧性，加上懂得适时妥协，对于现实层面保持清醒的头脑，还有着狡猾又缜密的心思，这让她成为颇受尊敬的君主。男人也许会鄙视她的性别，对于她精准计算时间的能力嗤之以鼻，就算男性们不甚了解她的想法、她的难以捉摸和不按牌理出牌的倾向，却依然还是很欣赏她的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时常在非必要的时刻改变心意，甚至用过长的时间来延迟决策过程。
伊丽莎白女王的身体十分健壮、精力充沛，但辛苦的年少时期，让她变得神经质，只要偶尔不知如何是好，便会恐慌、失去理智地恐惧、情绪失控。她无法忍受强烈噪音，尽管性急暴躁，她却顶多只会对着倒霉的智囊们大吼大叫、怒骂脏话。
身在宫廷大群男性之中，她无疑将自己年轻未婚女性的身份，视为莫大的益处：和男人调情就像她的生命原动力，而且她也深知，自己对男性的吸引力，不完全只是来自崇高的地位。就像她的母亲一样，她深知如何向异性展现魅力，用她的风趣、她的活泼、她生动的交谈方式及灵活的眼神，让对方觉得自己很美。她的个性引人注目、魅力十足：曾有一名朝臣如此叙述，“她美得令人屏息、如此亲密又庄严”。比起与女性相处，她认为身在一群男人之中比较得心应手，而且最喜欢让自己身陷宫廷爱情之中。她的一生中最开心的，莫过于认定那些对她阿谀奉承、摇尾乞怜的朝臣们——就像她想象的一样——都爱着她。也因为这样，她把其他女性都视为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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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她在继位的那天下午，召集了从各地来到哈特菲尔德宫的代表们，一起讨论她的立即施政计划。当天她身穿娴静的黑白服装，受到许多新教徒的喜爱，她以冷静沉着且敏锐的态度主掌了会议的进行，让原本担心她缺乏政治经验的人感到惊讶。一位从青少年时期就认识伊丽莎白，而且长期支持她的男子，表示绝对不怀疑她统治人民的能力。他的名字是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在接下来的四十年中，威廉·塞西尔一直都是伊丽莎白女王的首席顾问与亲密好友。
到了塞西尔三十八岁时，在北安普敦郡一位乡绅的儿子中，唯有他曾为亨利八世的臣子，他和罗杰·阿谢姆一样都在剑桥就学，也都受到剑桥兴起的人道改革运动影响。大学毕业后，他被父亲送往葛雷法律学院就读，接着在极短的时间内，他就在高等民事裁判所找到一份报酬丰厚的差事。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爱德华六世的导师约翰·契克之女，玛莉（Mary），她也是位剑桥的人文学家，可惜早死，接着威廉便娶了也是正经八百的第二任太太，缪德莉（Mildred），爱德华六世时期的管理者安东尼·库克爵士培养的四位高教育水平的女儿之一。缪德莉长相平庸，脸型较长，但两人的婚姻美满且有所出，让塞西尔享受了当父亲的愉悦。根据长期住在他家，并为他写传记的约翰·克拉彭（John Clapham）表示，“只要孩子们在餐桌上就座，他就像被围绕在自己的小王国中。”尽管他崇尚简单的快乐，但他们家族十分富有，在林肯郡的史丹福也有一座宅邸——一五五三年时，他便建造了这个如皇宫般的柏利庄园，另一座宅邸则在萨里郡的温布敦。
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塞西尔越来越成功，成了国王特权法院法官助理、史丹福地区议员、索美塞得摄政王秘书、枢密院成员与国务大臣，直到一五五一年受封爵位。靠着努力与坚毅的精神，他成为迅速崛起的新星，向上级证明自己慎重、博学、值得信赖，也是听令于上级的政治家。本身观点倾向保守，毕生循着中世纪君主统治的精神，与伊丽莎白女王信守相同信念。他非常爱国，是现实主义者，虽不情愿地承认改革之必要，但仍准备将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而且面对国家利益，会毫不忌讳地采用残酷阴险的手段。他本身最大的优点就是极度慎重，而且在接下来几年间，也掌握着英国的命运。
塞西尔是一位充满热诚的新教徒，尽管在玛丽女王在位时，他隐藏了这一点，但他的事业仍一度遭到停摆的命运；在玛丽女王在位期间，他失去要职，只剩最高诉讼法院的职务。
约翰·克拉彭形容塞西尔“拥有精实的身材，体型完美不显瘦长，面容严肃却不显权威感”。在他的肖像画中——而且他现存的画像比伊丽莎白女王还要多——将他塑造成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他有一双灰眼，粉红肤色，灰白的头发和胡髭（他的头发从一五七二年就开始变白），咖啡色络腮胡，右脸颊上还有三颗肉瘤。处在一群贵族之中，显然身为平民的他相形见绌，而且在那几年内，许多贵族的确也常对他怒目相视。
从爱德华国王在位期间到玛丽女王时期，塞西尔都为伊丽莎白提供经济事务建言，之后又用他的影响力和政治上的经验，让伊丽莎白避开敌人的诡计。她很快就发现了塞西尔存在的价值，塞西尔也很快就了解伊丽莎白独特的价值，于是他们形成了英国史上最重要的联盟。不久后，伊丽莎白便称塞西尔为她的天使——她为每个亲近她的人起的小名，都代表着她的喜好。曾经发生了一些事情，让塞西尔一度对于她的心意存疑，为此她曾写信道：
天使先生，我怀疑为何给你此昵称，你们那些人（据称）说的话都不具意义；近来我看到了证明，驴子踢你的同时，你已过度反应。如果我感觉到你蔑视我的看重，我将收回天使这个称呼。你要服侍神，敬畏王，和他人和睦相处。可别蠢得忽视她对你的信任。愿神祝福你，也愿你长寿。
因此在伊丽莎白继位的消息向外国与英国驻外使馆宣布后，十一月十七日那天下午的代表会议中，就由塞西尔坐在伊丽莎白女王的身旁。政府宣布为玛丽女王哀悼三日，尽管新任女王持续私下向各个代表秘密咨询，但代表会议却破局，同时许多臣子与皇室支持者抵达哈特菲尔德宅邸，连住宿的地方都不够了。
隔天早上，女王与代表们再度进行非正式会面，安排王室相关事宜，当天稍晚则宣布了骑士统领由罗伯特·达德利担纲。此举引起许多人私底下议论纷纷，因为达德利乃是叛国者诺森伯兰公爵之子，在一五五三年时曾策划杜绝玛丽与伊丽莎白继位的机会，由珍·格雷取而代之。诺森伯兰公爵与珍·格雷都已遭到处斩，而达德利与幸存的兄弟们，也都在伦敦塔被关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后来他幸运获释，于玛丽女王在位期间，他都在老主顾兼老朋友西班牙菲利普王子的军队中担任要角，在一五五七年的圣昆汀战役中表现杰出。回到宫廷中，他努力挣得了一流马术师的名号，也是位技巧纯熟的矛骑兵；然而在达德利身上，叛国的污名依然挥之不去，依然有许多人处处防备他。
对伊丽莎白而言，若要让她和她的臣子及时抵达伦敦，就必须赶紧任命一位骑士统领，而达德利则是不二人选。之前达德利的大哥，当时已死的华威伯爵约翰，曾在爱德华六世期间担任过骑士统领，因此罗伯特·达德利自然是接位的最好人选。更重要的是，他专精于马的相关知识，而且和伊丽莎白自幼熟识；他们算是同年。达德利于一五三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生，可能曾是贵族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孩童之一，目的是与皇室后裔爱德华和伊丽莎白切磋知识，他也因此与伊丽莎白熟识。后来达德利曾写道：“从她八岁起，我就比世界上其他男人都还了解她。”
一五五〇年时，达德利受封成为皇家狩猎统领，也就在同一年，他迎娶了诺福克郡赛德斯敦的约翰·罗布萨特爵士之女艾咪（Amy）。爱德华六世出席了他的婚礼。这场婚姻让罗伯特·达德利成为诺福克郡的有钱大地主，此举至少为他带来许多快乐，威廉·塞西尔曾忆道：“那是场充满欲望的婚姻，为的只是欢愉。”
到了一五五三年，达德利顺利成为国会议员，并且支持父亲未竟功成的政变行动。一五五四年，伊丽莎白仍被囚禁在伦敦塔中时，他也依然是伦敦塔的阶下囚，还被判了死刑，尽管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在门禁森严的高墙下他们曾见面，但许多史学家仍推测他们见过面，甚至认为他们就此擦出爱的火花。然而这不太可能，因为当时的伊丽莎白受到最严密的监控，而达德利则要求并且也获准许让太太在“任何方便的时候”都可来探望他。我们唯一能臆测的就是，罗伯特·达德利与伊丽莎白坐牢且险些断送性命的共同经验，让他们有了更深一层的联结。一五五七年，罗伯特·达德利从欧洲返国后，就在诺福克郡住下，但他并没有忘记伊丽莎白，且他曾一度“卖掉一块好土地，就只为了援助她”。罗伯特·达德利听到她继位的消息，便匆忙赶到哈特菲尔德宅邸，象征性地提醒伊丽莎白他的地位，献上他的忠诚和效忠的意愿，让伊丽莎白感到难以拒绝。
担任骑士统领期间，罗伯特·达德利的年收入在一千五百英镑左右，外加其他额外补助，包括宫廷中的一个房间。他获得批准让仆人得以随侍在侧，而且还可以穿着如都铎王朝皇室制服般的绿色与白色。他个人就有四匹马任他差遣。这份差事绝非冗职，他必须为女王与皇室成员购买、繁衍、训练和管理马匹。罗伯特·达德利以谨慎的态度工作，以改善皇室马匹的一切，他的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格林尼治培育巴巴利马种。他同时也要负责皇室游行和皇室娱乐的相关事宜，包括马上比武大会、化装舞会、戏剧表演与皇家晚宴，因为对管理和表演技巧天生敏锐，并对大型盛宴与骑士精神非常了解，因此他表现得相当称职。在皇家游行中，他得到最大的荣耀，得以跟在女王身后。因为伊丽莎白女王“非常喜欢好马”，因此她与罗伯特·达德利几乎天天都有接触的机会，在皇室成员离开哈特菲尔德宅邸前，甚至有人看到他们一起在庭院中共骑奔驰。伊丽莎白最喜欢的就是走出户外骑骑马，尤其是身旁有这英俊的年轻人相伴，他每天都敦促伊丽莎白要天天运动，才能稍微抛开治理国事带来的烦忧。伊丽莎白女王与骑士统领的运动时间，很快就成了她日常的习惯。
罗伯特·达德利约有六英尺高，非常有魅力；他的皮肤黝黑，因此也有人昵称他为“吉卜赛”，其实这个形容词主要是用来形容他的人格，而不只是面容。罗柏·侬顿爵士（Sir Robert Naunton）形容“罗伯特·达德利是一个体态优美、面貌端正的人，青少年时期就长得十分俊美，可惜额头很高”。他有一头棕红色的头发、微红的胡髭、高挺的鼻子和看来冷酷的下垂眼。伊丽莎白最喜欢他修长的手指。年纪轻轻的罗伯特·达德利，身形精瘦强壮，还有一双好看的长腿，同时他还懂得以流行又有品味的衣着，来展现身材的优点。他好动又精力旺盛：他能骑马进行长枪比武，懂得马术，会打网球和射箭，也喜欢钓鱼。他对舞蹈与唱歌也很在行，而且也很健谈。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好男人，对科学、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地图制作及航海都非常有兴趣，他读过许多经典著作，法文和意大利文也很流利。贵族科学家、天文学家，同时也是知名音乐家的约翰·迪伊博士（Dr.John Dee）可能指导过他，因为迪伊博士曾住在诺森伯兰宅邸，没多久之后罗伯特·达德利就将迪伊博士引荐给伊丽莎白女王，而女王对迪伊博士的智能与知识也相当尊敬，因此常常和罗伯特·达德利一起到莫特莱克庄园请益。
罗伯特·达德利受到任命又受到年轻的女王的青睐，让宫廷中许多臣子大感不满，同时也对罗伯特·达德利家族的野心感到忧惧。许多臣子都还记得，他的父亲与祖父埃德蒙·达德利（Edmund Dudley），都曾因为叛国罪锒铛入狱，他的祖父入狱时，刚好碰上亨利八世刚登基的时机，而后人则认为，他遭到判刑，仅是亨利八世为了给挞伐声四起的财政政策找到的代罪羔羊。但伊丽莎白继位不久后，女王对罗伯特·达德利的青睐就扩展到他许多家族成员，其中最具知名度的就是罗伯特·达德利的兄弟安布洛斯（Ambrose），以及罗伯特·达德利的姐妹，嫁给了彭斯赫斯特的亨利·西得尼爵士（Sir Henry Sidney of Penshurst）的玛莉（Mary）。玛莉后来是女王最喜欢的一位寝宫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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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十一月十八日到十九日，伊丽莎白都和智囊们一起商讨行政相关事宜，到了十一月二十日时，枢密院和大批贵族都来向女王行礼，正式聚集在哈特菲尔德宫大厅，聆听伊丽莎白女王宣布她的首席顾问人选和首次的公开演说。
首先，威廉·塞西尔爵士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并当场宣誓就职。国务大臣一职，并非女王指派给威廉·塞西尔的最佳职务，但却能让她常常与威廉·塞西尔有公务上的接触，毕竟在所有宫廷的男性之中，女王最信任他。他也曾有疑虑，因为他一向认同当时的男性主义观点——女人是任性、情绪化、软弱又犹豫不定的动物，不适合执政也没有能力主导政府事务。而伊丽莎白女王即将证明他的观点错误，她首度展现出女王的气魄与高雅的演说风格，让民众对她的观感极佳，也等于告诉了他：“我任命你为枢密院成员，主动为我与我的王国承担苦痛。我相信你不会为任何赠予而贪渎，相信你会忠于国家；这一切无关我们的私交，你会给我你认为最好的建议；如果你认为，某些事情有必要私底下商讨，你就只会告诉我；同时也要告诉你自己，一定要直言谏上。”
体态圆胖、和蔼可亲的律师尼可拉斯·贝肯爵士（Sir Nicholas Bacon），当时被拔擢为国玺大臣，恢复了暂时中止的大法官办公厅，接下来，则公布了其他内阁人选。凯瑟琳·帕尔的兄弟威廉，在玛丽女王时期不受欢迎，终于回到侯爵夫人身边并成为枢密院的一员；而身为热心又忠诚的新教徒，尼可拉斯·瑟洛摩顿爵士（Sir Nicholas Throckmorton）则成为财政大臣。另一位忠心耿耿的新教徒佛朗西斯·诺利斯爵士（Sir Francis Knollys），是伊丽莎白女王表亲，同时也是安·波林的姐妹所出的女儿凯瑟琳·凯利的丈夫，在听到伊丽莎白女王登基的消息后，从流放地日夜兼程赶回来，成为枢密院一员。玛丽女王时期的枢密院成员，有十位受到慰留，包括温切斯特侯爵（Winchester）、舒兹伯利伯爵（Shrewsbury）、德比伯爵（Derby）、阿伦德尔伯爵（Arundel）和潘布鲁克伯爵（Pembroke）；这些人几乎都是中年男子，有相当的政治历练，其中某些人在玛丽女王年代曾对她密谋迫害，伊丽莎白都不计前嫌，但她仍非常不喜欢阿伦德尔伯爵和潘布鲁克伯爵。玛丽女王年代的枢密院成员，只要是天主教的忠诚信徒，都遭到革职，由伊丽莎白女王亲自选出的新教徒取而代之，但比起玛丽女王的年代，新的枢密院组织缩小了不少。因为伊丽莎白女王相信，“若有四十四位议员，可能会让枢密院不协调、无秩序，没有任何好处，这件事自有其道理”。
接着，伊丽莎白女王走上了议事堂前的王位，开始对枢密院发表演说。
亲情伦理让我为姐姐感到哀恸万分，落在我肩上的重担让我惊愕不已；然而，神创造了我，我注定要遵从他的指派，因此我必须服从，我将发自内心地协助他，执行他交付于我的神圣旨意。而我仅是只身一人，因此我向各位议员提出请求，请成为我的助手，在我的领导与你们的协助之下，才能完成全能的神之旨意，为后世子孙留下美好未来。
我将依据有益的建议与决策施政。我需要的仅是你们忠诚的心，也请不要质疑我良善的意愿，请成为可靠又忠实的臣子。
接下来的三天，她都忙着草拟枢密院资政名单，拟定施政方针，加速政府机器的运作，并计划宫中事宜。首先要拔擢的对象，就是在她还是公主的时期就对她忠心不二的人。家庭女教师凯瑟琳·艾希莉晋身成为女侍长及宫廷女侍，统领宫中所有出身贵族家庭的女侍。艾希莉的丈夫约翰则成为皇室珠宝库统领，而伊丽莎白女王原本的会计，托马斯·派瑞（Thomas Parry）则受册封成骑士，成为宫廷账房总管。从伊丽莎白女王出生后便照顾她至今，甚至还教她说威尔士语的威尔士籍护士布兰琪·派瑞（Blanche Parry），则被指派为女王藏书总管。佛朗西斯·诺利斯爵士则同时担任王室宫廷副司库；他的女儿拉堤莎（Laetitia），也有人称她为莱蒂丝（Lettice），则成为女王首席侍女之一。伊丽莎白女王的另一位表亲，也是玛莉·波林的儿子，亨利·凯利（Henry Carey），是一位能力很好的人，则被授予贵族地位，成为亨斯顿男爵（Baron Hunsdon）。
许多曾在玛丽女王在位期间任职且笃信天主教的女侍都遭到革职，并以信仰新教的女侍取而代之。伊丽莎白女王十分严格又苛求，她希望以高标准来统御皇室宫殿。她从不雇用面貌丑陋之人，曾经有一位面貌俊美却缺了一颗牙的男子前来，她却硬生生拒绝了对方。但幸运能在皇室宫殿中得到一席之位的人，就算老了病了都能受到女王的眷顾。女王甚至给他们“丰厚的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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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女王濒死之际，菲利普国王（King Philip）派遣使者斐利公爵（Count de Feria）前来英国，向太太的继位者致意，同时也希望，确保结合英国与西班牙共同对抗法国的盎格鲁—哈布斯堡联盟的稳固，并且保护哈布斯堡王朝所拥有的低地国家之贸易市场不受法国侵害。英国与西班牙的联盟，对菲利普国王很重要，他早有准备为了西英友好关系而忽略伊丽莎白女王的异教倾向。甚至在玛丽女王仍在位时，就曾有流言指出，菲利普国王妄想要娶伊丽莎白为妻。
斐利公爵曾在哈特菲尔德宫拜谒过伊丽莎白，他在那里向伊丽莎白女王宣称，她能够继位都要感谢菲利普国王的影响力，但女王却蔑视了这一点，于是女王不留情面地告诉他，她只会感谢自己的人民。但她知道绝对不能疏远西班牙，她和菲利普国王一样，迫切地需要维持这层友好关系。在登基的那一天，笃信天主教的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公开宣称，伊丽莎白女王是私生女，没有资格当英国女王，同时表明他心目中真正的英国女王，应该是身为他的儿媳妇，也是亨利八世甥孙女的苏格兰女王玛丽。
苏格兰女王玛丽与丈夫法国王储已经在苏格兰领土上领教了英国对抗法国与苏格兰联手的军事实力。许多天主教徒都不承认亨利八世与玛丽一世的母亲西班牙公主亚拉冈的凯瑟琳离婚之举，也不承认他与安·波林的婚姻。对天主教徒来说，苏格兰女王玛丽才是英国王位的正统继承人。伊丽莎白女王并不知道法王亨利二世这么做是为了恶意中伤，但她感到十分愤怒与苦恼，当流言指出亨利二世竟想说服教皇宣告她为“英王的私生子、异教徒，没有继承王位的资格”时，她更感愤慨。只要西班牙继续与英国为伍，教皇就会对菲利普国王有所畏惧，也不敢恣意触怒英国女王。除此之外，伊丽莎白女王已然下定决心，要从法国手上赢回加莱港，她期盼来自菲利普国王的援助；只是，当时的她并不明白，法国对加莱港的影响根深蒂固，这让英国夺回加莱港的希望变得渺茫。
斐利公爵和许多人一样，自然而然地认定女王一定会结婚。当时的人难以想象的是，一个女人竟想独自掌权，不需要男人的指导和保护；而且她也需要一个孩子的父亲，以确保王朝的延续及王权的未来。后来，塞西尔曾告诉女王，“对英国或欧洲来说，婚姻是她唯一确定的担保”，她自己当然也知道，“所有的人都坚信，一个女人若不结婚，就仿佛没有活过。”
就在那一年的十一月，一名德国大使观察到，“女王的这个年纪，于情于理——且以女性心理来说——理应渴望婚姻与枕边人的陪伴。因此她应保持处女之身，抗拒婚姻则是不可思议之举。”而丈夫可以“照顾她，分担政务上的劳苦与疲惫”。尽管在玛丽女王在位期间，伊丽莎白多次表达独身的意愿，但多数人并不以为意，认为这是少女的羞怯所致，鲜少有人认真对待她的宣言。除此之外，那个年代的人们认为不婚对女性并不健康：因为婚姻可以满足情感与性欲上的需求，带来身心满足的感受。当时的人们认为，女性独身可能会欲求不满，沉溺于幻想与欲望之中，同时心智也会不稳。
对斐利公爵来说，可以配得上伊丽莎白女王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西班牙的菲利普国王。两人缔结姻缘也能带来各式各样的好处。因此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这天，斐利公爵写了这样一封信给菲利普国王：“我思考得越多，就越确定这一切的情势，但看这个女人挑的丈夫而定。”在他的心中，无疑认定只要菲利普国王求婚，伊丽莎白女王就一定会接受。“如果她决定与他国缔结姻缘，第一个看上的，一定就是陛下。”
然而，伊丽莎白女王曾针对独身说出一些令人不安的言论。只是菲利普国王和斐利公爵都指望着她会想要依赖姐夫给予治国的建议，“她与她的人民，都非陛下所能控制，如果有大使带着一桩美好姻缘而来，他们一定言听计从。”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因为已经有人在讨论，英国王室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分支间联姻的可能性。在那个当下，对西班牙来说可能无利可图。斐利公爵认为，要撮合伊丽莎白女王与菲利普国王可能相当困难，但“只要好好协调，加上金钱的诱惑”，就有可能达成目标。这位大使继续阐述他对伊丽莎白女王的印象：
女王为人刻薄，缺乏深谋远虑，是个自负又聪颖的女人。她一定受过良好教育，深得父亲领导统御的风范。她绝对不想听令于他人。
斐利公爵曾一度为她着迷，大感困惑，在觐见女王时，女王轻松的态度和刻意大笑的习惯，仿佛她都知道他的心事般，这些都让斐利公爵感到困窘。因此他下了定论：“她是一个奇怪的女人。”
关于与伊丽莎白女王间悬而未决的婚姻大事的小道消息早已传遍菲利普国王在布鲁塞尔的臣子间，但当时菲利普国王并不想公开承认，也没有指示斐利公爵向伊丽莎白女王求婚。事实上他对于再度与英国缔结姻缘的意愿低落，也不想与有异教倾向的伊丽莎白女王有太多瓜葛，而且在菲利普国王心目中，认为伊丽莎白女王可能比姐姐玛丽女王还要难以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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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三日这天，伊丽莎白女王正式离开哈特菲尔德宫，随行的有一千多名臣子，穿过赫特福德郡和密德塞克斯来到伦敦，正式登基成为女王。沿路的街道上挤满了欢呼的群众，他们争相想要看女王一眼，伦敦市长亲自到城外迎接，同时也发表了欢迎演说，并将市政参事与郡长介绍给女王。伊丽莎白女王一边微笑着，一边伸出手接受他们的亲吻礼，她看到了一位长者，伦敦主教埃德蒙·波纳（Edmund Bonner），也就是“血腥波纳”，他在玛丽女王在位期间，烧死了很多新教徒。主教向女王单膝下跪，但女王收回了她的手，然后转头离开。
她进入了伦敦城区，但因为怀特霍尔宫还没准备好迎接她，因此她便选择暂时住在史密斯菲尔德附近的查特豪斯，这个宅邸曾是一处修道院，当时则是诺斯勋爵的住所。
到了十一月二十八日这天，伊丽莎白女王再度由上千随行人员陪同，移驾到伦敦塔中的房间。一般而言，在加冕仪式当天有许多传统要遵循，但她选择了与传统登基仪式不同的路径，她出现时身穿豪华的紫色天鹅绒服装，脖子上搭配奢华的围巾，然后在人潮拥挤的伦敦街头，走上那新铺好的、装饰着许多旗帜的街道，来到克里波门与伦敦塔丘，沉浸在臣民的喝彩声中。她的加冕仪式游行路线，沿路都有许多孩子用美丽的声音歌颂她，伦敦市的乐团与合唱团悄悄等待，处处传来市区数百个教堂洪亮的钟声，以及大声宣告她将到来的响亮喇叭声。加冕仪式队伍由伦敦市长与嘉德纹章官带领，潘布鲁克伯爵手执御剑，骑着黑色坐骑的罗伯特·达德利则紧紧跟随在女王的坐骑之后。当女王一行人从芬乔奇街与慈爱教堂街口来到伦敦塔时，“传出一阵礼枪射击的声音，那个声音是前所未闻的”，长达一个小时之久。
整个伦敦的人，似乎都挤上街头只为一睹她的风采，也为此感到欣喜若狂，尤其当女王“屈身低头向平民致意”时，他们的热情更达到最高点。约翰·海华德爵士（Sir John Hayward）曾执笔写道：
如果要说英国史上有什么人有这样的天赋与风度，天生就能赢得民心，这个人一定是伊丽莎白女王。她举止皆宜，一举一动都恰如其分，她着眼某一件事，耳朵听着别的声音，同时心里不断地做出判断，还要同时发表演说；她似乎能一心多用。对某些人，她给予怜悯；对某些人，她给予鼓励；对某些人，她做出感谢，至于对其他人，她则和气又机智地发挥幽默感，绝不谴责任何人，绝不遗漏任何一位政府官员，恰到好处地微笑着、眼波流转着，同时散发着善意，大大增加了人们对她的好感，所有人都愿意为她效命，而且在臣子间流传着的，都是对君主的赞颂之词。
高贵的斐利公爵看到她对臣子屈尊俯就的态度，感到十分惊讶，但伦敦民众可不这么认为：他们早就为伊丽莎白女王十分着迷，对她亲民的态度激赏不已，这都是因为女王要求自己在不失尊贵的前提下，实践“刚柔并济的风范”。民众被她的关心、年轻活力与真诚笑容打动，热情地献上了他们满心的祝福。
当大队人马抵达伦敦塔，伊丽莎白女王停下了马，回忆起上一次来到这里时，她还是个戴罪之身，成天忧惧着可能遭到处斩。此时，她在大批群众的眼光之下，再度为当年获释，感到感激不已：“主啊，全能永生的上帝，我要打从心底献上我的感谢，因为你对我的怜悯，我才能有今天。”接着，她转向人民：
有些人从一国之君成为此地之囚徒，而我则从一介囚犯成为一国之君。当年的挫折是神的旨意，而我今日的一切则是他的怜悯。
接着她策马骑入伦敦塔院落并进到了皇家大院，同时召来伦敦塔管理中尉，加入她的行列。他就是亨利·贝汀菲尔德爵士（Sir Henry Bedingfield），以前看守女王的狱卒。但她和蔼地感谢贝汀菲尔德爵士对已故玛丽女王的忠心，同时告诉他将解除职务的消息。只是女王对这位狱卒竟没有一丝怨怼。
“神会原谅你不堪的过去，我也会。”她这样告诉贝汀菲尔德爵士，同时幽默地说：“以后如果我想严加看管哪个人，把他交给你就对了！”
在伦敦塔中临时居住一周后，伊丽莎白女王与她的大队人马改走水路，“在小喇叭吹奏的音乐与欢乐”之下，改道前往斯庄特的索美塞得宅邸，这里是伊丽莎白女王在公主时期居住的地方。在冬日的夜晚，总会有人看见她乘着驳船，在乐音的伴随下穿越泰晤士河，周围还有许多小船，而伦敦的子民们也逐渐习惯，天天都可以看到她穿梭在首都街头，通常都是为了前往某处宴请臣子。她清楚明白，想要继续抓住民心，她就必须维持自己的能见度。
到了十二月二十三日，她再度迁居到怀特霍尔宫，尽管她并不非常喜欢，但这里才是她的主要居所。在这里，皇室上下展开夜夜笙歌的日子，皇室成员们总是想要和女主人一样“调剂一下身心并且狂舞到深夜”，女王当时想要好好享受终获自由的感觉。当时的她刚从幼年时期以来的恐惧中解放，成为各界注意的焦点与奉承的对象，而且还掌握这块土地上最大的权力，在在都让她兴奋不已。
抵达怀特霍尔宫后，斐利公爵发现了一件让他愠怒不已的事情，在伊丽莎白女王主政下宫中打破了过往的惯例，并没有留房间给他；他无法觐见女王，也无法与女王的近臣说上话——他发现女王身边的人纷纷避开他，“好像我是恶魔一样”。事情至此，伊丽莎白女王已经清楚表明，在治理国家的议题上，绝对不受外国势力影响的决心。
伊丽莎白的执政风格与亨利八世迥异，亨利八世执政早年期间，几乎将所有时间用在玩乐上，而治理国家的大事则交给其他臣子；伊丽莎白女王则是日日勤政，为宫廷确定计划，随时注意朝政。她坚持送进宫廷的每封信件都要亲自审阅，但这件事却让塞西尔感到十分气馁，因为他一直认为，女人不该插手这些属于枢密院的工作。当他发现一名外国使节的急件没有先让他这个国务大臣过目，而是直接送到伊丽莎白女王手中，他越发感到恼怒；随后女王又不经意地透露，她已经直接与送信的人讨论其中事宜后，塞西尔更加恼火。于是，塞西尔找来那位可怜的信差训话，告诉他，信差没有权力直接将信件送给女王陛下，因为“这么重要的事情，不是女性的智慧能处理的”。
年纪轻轻的女王，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一连串的日常例行公事。她总是早起，除了天气极差的日子之外，她每天都会到宫廷的花园里快走。然后在寝宫吃为她准备好的早餐，她也会在这里处理日常政务，传唤大臣，让大臣行跪拜礼后再呈上需要御笔签名的信件与文件。接着她会主持枢密院会议。到了中午再回到寝宫中吃午餐，她很少在大众面前进食。下午的时间，她会在谒见室接见外国使节与其他访客，常常都要站好几个小时，并且用拉丁文交谈。通常她会不顾时间上的限制，让自己沉浸在舞蹈的世界中：在谒见室中随意跳六支轻快的双人舞，对她来说是司空见惯。当然，这样的活动也对她善变的情绪有正面帮助。
晚间则有许多国家级的晚宴或皇室余兴节目要参加。伊丽莎白女王喜欢各式各样的音乐，也欢迎各种表演进驻皇室宫殿。有时候她自己也会演奏鲁特琴和小键琴。稍晚，用过晚餐后，她会与臣子玩些纸牌游戏，在上床就寝前，她通常还会再花一个小时左右批阅公文，但晚上的时间就算她需要参事的建议，也不会随意召来塞西尔或其他臣子。她常常在夜半时刻做出决定，却又在清晨改变心意。可以想见，她这样的行径必定让智囊团感到焦躁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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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四日这天，玛丽女王正式在西敏寺下葬，而在新任女王的指示下，她的安魂弥撒则以传统天主教仪式进行。至此，伊丽莎白女王仍未正式提及宗教议题，但大家对她的宗教倾向似乎都心知肚明。在玛丽女王下葬的这一天，斐利公爵写了一封语气阴郁的信给菲利普国王：
这个国家掌握在一群毛头小子、异教徒与叛国者手里。长者与天主教徒极度不满，但却不敢说话。对我来说，女王陛下比她姐姐恐怖多了，她下达旨意的方式，简直可以媲美她的父亲。看来我们失去了这个国家、躯体和灵魂。
斐利公爵开始觉得任务希望渺然。珍贵的英国—西班牙联盟可能触礁，他甚至还没有机会觐见女王。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影响伊丽莎白女王择偶的条件，同时，宫里的传言也让他紧张不已。“大家都认为她绝不可能嫁给外邦人士，也没人知道她喜欢谁，因此每天都会有人建议她尽快大婚。”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已经发现让各界持续揣测的乐趣与益处，她俨然成为这个游戏的高手。斐利公爵害怕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和枢密院官员都不会考虑“陛下的求婚”。他唯一的希望就只能设法说服部分枢密院官员，若女王下嫁英国人，可能不利于英国。如果他能见到女王，他就能从“与她谈谈对陛下的观感开始，消除她嫁给英国人的想法，这样她才不会连那个不可能下嫁臣子的姐姐都比不上”。英国国内没有人配得上她，这是毋庸置疑的，欧洲大陆有这么多王子等着她的青睐，也可以保护她不受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威胁，如果她随便嫁个贵族就实在太糟糕了。
但菲利普国王也还没正式提亲，斐利公爵只要想到菲利普国王可能不提亲，便日复一日感到焦虑。于是他便更加大胆地施压：“若要她对陛下倾心，请下达指令给我，让我继续执行计划，要不便放弃计划，转而与奥地利的费迪南大公（Archduke Ferdinand）合作，因为我认为其他的婚配人选，恐怕也不能让她点头答应。”他又苦涩地表示：“说不定哪天我们就会听到她结婚的消息，我想我大概会是英国国土上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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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五八年的圣诞节，伊丽莎白女王终于暗示了未来宗教政策的走向。通常在圣诞节的早上，坎特伯雷大主教都会在女王的私人礼拜堂举行弥撒，但因为前任的波尔主教与玛丽女王同日逝世，当时英国大主教的职位陷入真空。许多在玛丽女王在位期间任职过的天主教主教们，都让有新教倾向的伊丽莎白女王难以信任，而在最高阶主教缺席时有权代理职务的约克大主教尼可拉斯·赫司，却声明自己绝对不会为有异教倾向的女王加冕。因此当时便由卡莱尔大主教欧文·奥格尔索普（Owen Oglethorpe）来到怀特霍尔宫，与女王一起进行圣诞弥撒。在弥撒仪式之前，伊丽莎白女王向他下达指示，要他略过举扬圣体的步骤——因为对天主教徒来说，这是弥撒中最神圣的仪式，但新教徒却否定圣餐变体的奇迹。然而欧文·奥格尔索普大主教却决定仪式必须依据他的信念正常进行。当他朗诵福音书时，大主教开始在教众面前举起面包与酒，伊丽莎白女王大声下令要他停止，此举让出席弥撒的人士纷感讶异。但欧文·奥格尔索普大主教仅蹙眉表示不满，便继续弥撒仪式，而伊丽莎白女王则在盛怒下，起身离开了礼拜堂，决心不看这个冒犯了她的仪式。
两天后，她颁布一项声明，裁定部分弥撒仪式可用英文取代拉丁文，并指示在新公告出来之前严禁任何讲道会。她希望透过这个强制令可以吓阻两边的宗教狂热分子，不要再有言语上的角力，也希望能平息动荡。在加冕仪式完成后，国会预定于一月份开会，届时宗教议题将有定夺。
那一年的圣诞假期十二天非常丰富又开心。罗伯特·达德利负责皇室的娱乐节目，包括舞会、宴会和化装舞会等。十二夜显现节当日的一个活动，其内容充满明确的反教权主义，曼多瓦公爵政府代表伊尔·施凡诺亚（Il Schifanoya），为此感到惊愕不已，于是提笔向主人回报：
公爵阁下理应听说了女王陛下在显现节这天看了一出闹剧的消息，以及晚餐过后那装模作样的仪式，他们让乌鸦穿着枢机主教的衣服，驴子扮成了大主教，狼则变成了男修道院院长。我会保持缄默，也不会恣意记录下皇室的轻蔑与不寻常的放荡。
依循传统，在圣诞假期的第十二夜要交换礼物，就在这天晚上，伊丽莎白女王首度穿上了全新而且昂贵的丝质长袜。她非常喜欢这双长袜，同时矢言再也不穿一般布料的袜子了。
斐利公爵之前沮丧的口气，让菲利普国王决定采取行动。一五五九年一月十日，菲利普国王通知大使斐利公爵：“我已决心将其他相抵触的考虑摆在一旁，也已决定牺牲个人，将婚配大事献给上帝，迎娶英国女王。”因此，当斐利公爵终于有机会私下觐见女王时，他便以菲利普国王之名，正式向伊丽莎白女王求婚。
但菲利普国王显得心不甘情不愿：“相信我”，他私下向他人吐露，“若非要服侍神，我绝不想这么做。要不是清楚了解，如此一来便能得到这个王国好献给神、服侍神，否则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除了维系英国—西班牙联盟“对基督教信仰有莫大帮助”之外，他觉得自己“像个被诅咒的人，等待着命运的判决”。然而，身为西班牙、葡萄牙、欧洲低地国家与新大陆许多地方的统治者，他仿佛认定自己是欧洲天主教之王，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必须拯救英国落入异教的命运。他不想透过暴力手段达成目的，或请罗马教皇将英国革出教门，而是寻求外交手段；但背后的真相其实是在经历与法国多年的战争后，他的财政枯竭，早已没有立场兴起宗教争端，但为了商业利益，他又需要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只要伊丽莎白女王答应求婚，同时像这么多年来一样，愿意维持忠贞的天主教徒身份，让英国“坚持、确保”罗马信仰，这么一来，菲利普国王就愿意帮助她取回加莱港。
然而在一月十日嘱咐斐利公爵求婚后，他认为这么做“会有许多困难”。他是西班牙王室的领导人，不可能常常待在英国境内，这件事当年让玛丽女王十分不满。加上伊丽莎白疑似有异教倾向，他已经可以预见，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会针对继位问题更进一步施压，然而西班牙与法国间的战争，似乎永无止境。他与英国王室的联姻，可能无法像前一任女王那么顺利。他娶伊丽莎白女王，只是为了服侍上帝，只是为了让她愿意发誓弃绝新教信仰，公开宣布自己是天主教徒，同时向教皇请求前罪之赦免。但为了达成这样的结果，伊丽莎白女王必须宣告自己与英国皆受到菲利普国王的救赎，才能免去永远的诅咒，“这样就可以证明，我娶她都是为了服侍上帝”。
但在菲利普国王意料之外的，是英国人对女王再度与西班牙王室联姻的态度。一五五四年，当英国政府宣布当时的菲利普王子与玛丽女王订婚时，许多英国民众纷纷起而抗之，不少人也认定玛丽女王之过，都是受到菲利普国王影响，尽管事实上他曾竭尽所能，阻挡玛丽女王对救赎灵魂的过度狂热，他深深了解此举对她——和他的声誉影响很大。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说，此时嫁给西班牙国王，不但会让她失去民心，可能也会失去王位。
最后一个问题的影响似乎微乎其微：罗马教廷严禁男性迎娶亡妻的姐妹，然而菲利普亲王深具信心，认为教皇一定能够理解，并给予特许状同意两人的婚配。
国王陛下终于求婚了，这让斐利公爵松了一口气，而且十分开心。他自信满满地认为，伊丽莎白女王一定能感受到他们赐予她的荣耀——一个小岛的领导者要嫁给欧洲大国的国王了。他似乎已经忘记，在伊丽莎白女王正式登基前曾透露过，玛丽女王之所以失去民心，就是因为嫁给了外邦的王子。他希望伊丽莎白女王能够珍惜，了解这绝对是良缘一桩。
他的第一步就是私下觐见女王，这件事得以最细腻的手段处理。但目前看来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伊丽莎白女王正忙着计划她的加冕大典。
她希望挑一个适合的日子，来进行这个仪式——这件事是罗伯特·达德利的建议——她也向精通天文的约翰·迪伊博士探询一番，他告诉女王只要在一月十五日进行加冕，就能确保她的治理之路荣耀又昌盛。时间确定了，罗伯特·达德利便负责安排事宜，同时开始与伦敦市长讨论铺张壮丽的典礼与欢迎仪式。由伦敦市来主办，这可是女王赐予的莫大荣耀。伊丽莎白女王坚持，她的加冕典礼与相关庆典要极尽可能地豪华，这样才能抹去那些曾质疑她合法地位与继承正统性的人心中的疑虑。光彩又威严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在那个年代非常重要，当时的人认为豪奢的表象就等于伟大与崇高，因此女王此举是希望透过加冕典礼，来作为一种政治语言。
在十二月底时，准备工作大有进展，人们“夜以继日，每日无休”地赶工。用安特卫普进口的丝、天鹅绒与绸缎制成了金银华服，让英国财政部花了将近四千英镑，还要制作制服、帘子、海报和参与游行与嘉勉仪式者的服装。小号手和传令官都得到新的粗呢大衣，甚至连宫中的弄臣威尔·桑莫斯（Will Somers），和许多次要官员，包括洗衣女琼·希尔顿（Joan Hilton）、鱼商威廉·杜塞（William Toothe）都有新衣可穿。皇室裁缝师修改了玛丽女王加冕典礼所穿的礼袍，又瘦又高的妹妹才穿得下，同时下令，女王一抵达伦敦港时，就得有各种红色的丝袍可挑选。西敏寺安排了更多座位，伦敦的街道上则到处都是凯旋拱门。一般民众家中门窗纷纷挂上织锦与挂毯，女王游行队伍将经过的街道则铺满了全新的石砾。为了制作一张从西敏寺到国会大厦的地毯，特地购买了七百码蓝色的布。每个细节都设想周到，甚至连“女王在加冕典礼的抹油仪式过后要用来擦拭”的棉花都有。伊丽莎白女王加冕仪式总花费高达一万六千七百四十一英镑。
只是，在圣诞假期中伊丽莎白女王与欧文·奥格尔索普大主教发生了冲突后，就没有任何一位主教愿意帮她进行加冕。约克大主教尼可拉斯·赫司更不客气地向女王表明，既然她不愿意见证举扬圣体，那她就是不折不扣的异教徒，他自然不能帮她加冕了。其他的主教也多是天主教徒，都听令于赫司大主教，最后只剩下欧文·奥格尔索普大主教——在经过多方劝说后——终于受到劝服愿意主持仪式。
最后，一切都计划好了。在一五五九年一月十二日星期四这天，女王陛下从怀特霍尔宫登上了她的船，沿着泰晤士河抵达了伦敦塔，依据传统，英国君主登基之前，都必须在这里过一夜。“在市长与市府参事、各界同业公会的船只护卫下，女王的船装点着一缕神秘”。一名威尼斯特使表示，这一幕让他想起威尼斯的耶稣升天节，威尼斯总督象征性地与海成婚。
来到伦敦塔后，首相正式地欢迎她，接着她在“乐团甜美又神圣的演奏下，由美丽又伟大的乐音”引入皇室居所。隔天，她封几名人士为巴斯骑士，接着在星期六的早上，离开了伦敦塔，正式踏上前往伦敦进行加冕仪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