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欺骗

修昔底德很欣赏伯里克利，因为后者能够运用权威和理性的口才来管理雅典的政治体系。他劝说群众接受明智的政策，而不是用蛊惑人心的手段去迎合大众的非理性。尽管后者在民主政治中很常见，并且伯里克利死后这种做法在雅典大行其道。

雅典式民主要求这个城邦中的所有重大决定都要经过激烈的公众讨论。战略容不得半点隐晦，必须明确清晰地表达出来。对于决策者而言，重要的不仅在于采取正确的行动，而且要有能力预见事情的后续发展，还要具备让人信服的能力。议会和法庭辩论充斥着各种对立的演讲，其内容自相矛盾，但这激励人们去培养强有力的辩论能力。人们普遍乐于学习和运用说服人的艺术。高尔吉亚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公元前427年）到达雅典，在那里生活到晚年，他就展示出了这种修辞技巧。他向人们展示了如何通过周密细致的设计使一个无力的论点变得强有力，并且将这种艺术传授给了愿意受教的学生们。他认为话语（说词）可媲美物质力量，它们可以引起痛苦和愉悦：“有些让人感到恐惧，有些让人胆气十足，有些则以其邪恶的说服力让人心智大乱。”他存于后世的言论之一验证了为什么海伦随帕里斯私奔会引发特洛伊战争。另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普罗泰戈拉则以探索合理运用语言而著称。他颇有几分个性地形容自己是位智者（源自希腊文Sophistes，意为“聪明的人”），这个词被柏拉图用来定义整个思想家群体。当时，有关公共演讲的专门教育大有市场。诉讼当事人可以学习如何进行有效辩护，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可以靠它提高自己的吸引力，活跃的政治家则可以借此变得更有说服力。

伯里克利喜欢和包括普罗泰戈拉在内的众多知识分子为伍。当时有观点认为，对于实干家和耍嘴皮子的人应该加以甄别，伯里克利对此嗤之以鼻：“我们热爱智慧，但不会因此丧失男子汉气概。”劝说别人需要有说服力的语言：那些有学问但没有“清晰表达能力”的人，还不如一无所知的好。在雅典人面前，他表明自己是“一个至少和别人一样能够明白应该做什么以及能够解释这一切的人”。说服的艺术极具价值，因此演讲和对话在修昔底德的记述中占据了重要篇幅。伯里克利用这种方式展示其战略观点，只不过修昔底德的描述也许比实际话语在逻辑上更为连贯。

伯里克利的成功在于他的权威，以及他说服人们遵从战略的能力。这些战略都是经过高瞻远瞩的周密计划发展而来的。他通过运用和表达智慧来设法掌控局势发展。正如帕里所说，伯里克利演讲的创造力在于，他能够描绘出一个只要听从他的建议就能实现的未来。这种未来构想取材于现实，但又超越现实。它的可信性不但源于其可行性，还源于它“对外部世界最强大和最持久力量的洞察”。之后，伯里克利要做的便是确保形势的发展与他所描绘的图景是相符的。所以，他不能只做个有说服力的演说家。他的演讲堪称战略计划，提供了一条理想的未来之路。这表明，他依据对世上现有各种力量的判断，已经完全掌握了未来的种种可能。伯里克利高于常人之处在于，他为雅典人设计了一条可以成功践行的道路，使现实与他的未来设想保持一致。但是，这也往往取决于敌人的行动以及各种偶然因素。最后，计划的完整性很可能被事态的实际发展所破坏。从深层意义上看，修昔底德的记述是悲剧性的，因为它揭示了战略推论在面对矛盾的世界时，是有局限性的：

但最终事实证明，现实是不可控制的。它打破、改变并最终毁掉了人们的构想。如伯里克利所说，哪怕人们的构想明智而合理，哪怕这些构想以其自身的创造力和对现实的洞察力，而与事情的发展相契合，现实情况也会像运气一样，以一种不理性的方式颠覆和破坏那些最崇高、最智慧的构想。

对伯里克利而言，那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象征着“具有毁灭性，且不可预测的现实力量”，它破坏了他的未来设想，否定了他对历史进程的掌控。一旦他说的话无法让雅典人信服，那么他就失败了。修昔底德将伯里克利奉为英雄，他的悲剧在于无法接受另一种出路。语言和行动一样，能分析现实并展示如何重塑现实，是掌控演绎现实的唯一希望。当思想和语言千方百计地想与现实保持一致时，它们就会变得毫无价值，沦为口号，失去了真实意义。

另一个人物狄奥多图斯对此进行了批判。当米蒂利尼的政治寡头反抗雅典失败后，狄奥多图斯劝说他的同胞不要听从煽动家克里昂的蛊惑去残酷惩罚失败者。狄奥多图斯的做法其实是在反思民主国家中演说的作用。他认为，正直的公民应该在如实表达理性论点的基础上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一点至关重要，但议会里的敌对气氛却助长了欺诈行径。

把真诚的忠告当作恶意的怂恿来怀疑，这已经成为惯例，以至于一个心怀善意的人为了获取信任而不得不撒谎，就像出坏主意就必须先靠欺骗来笼络人心一样。

因此，狄奥多图斯在阐明宽大政策时，依据的是雅典人的利益而非正义，其目的是让人们相信残酷惩罚的震慑作用很有限。

修昔底德关注语言腐蚀的问题，在他笔下，克基拉暴动是与此相关的例子。这次事件导致了民主派和政治寡头之间的血腥内战。修昔底德在记述社会秩序崩溃的同时，也描写了语言腐蚀。鲁莽成了勇敢，谨慎成了胆怯，克制成了懦弱，考虑周全成了行动不力，而暴力反倒成了充满男子气概和精心谋划的自卫。支持采取极端手段的人得到信任，反对者却遭到怀疑。语言服从行动。行动失去了约束，也就不可能有什么理智的言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