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

圣明统帅中的万世楷模当属“兵圣”孙子，其代表作便是简短的战略宝典《孙子兵法》。人们对此书的作者了解甚少，甚至不知道是否只有一个作者。据传，他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国春秋末期辅佐东部吴国国君的一位将领，但迄今尚未发现那个时代有关他的记载。《孙子兵法》似乎是在战国时期撰写或至少汇编而成的。当时，中国的中央政权已经土崩瓦解，一批各自实力有限的诸侯国借机群起争雄。随着时间推移，实际战例不断被补充进这本兵书之中，使其重要性大增。这个时期还涌现出其他一些中国军事经典著作，但都无法超越孙子的兵法。

孙子的影响力在于他对基本战略方法的认识和把握。受道家思想影响，《孙子兵法》同时涵盖了治国方略和战争艺术。如同其他古代文献一样，此书看起来言辞古雅、引证晦涩，但基本主题不失清晰。书中提到，战争的最高境界不是“百战百胜”，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最伟大的战略家必须是一个诡诈大师，用兵讲求最高效率，“避实而击虚”。挫败敌人的战略意图（或称“伐谋”）才是“上兵”。稍逊一筹的是“伐交”，再次是“伐兵”，最下之策是攻打敌人的城池。

在孙子的公式化格言中，诡诈的精髓简单说来，就是出其不意，即有能力却装作没有能力，积极备战却装作消极避战，欲攻打近处却装作攻打远处，攻打远处却装作攻打近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要想做到这些，就需要布阵周密、军纪井然。例如，对敌示怯的前提是自己必须骁勇善战。在知己的同时，还要知彼。敌方将领如果暴躁易怒，就可以轻易折损他的锐气（“怒而挠之”）；如果偏激冲动，就可以用轻侮之计激怒他，使其失去理智（“忿速可侮”）；如果骄傲自负，就可以通过哄骗使其产生盲目的优越感，从而放松警惕。按照孙子的观点，统兵将领的致命弱点是轻率鲁莽、胆小懦弱、急躁易怒、自矜声名以及优柔姑息。

能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对敌情的预先掌握（“先知”）。要预先了解敌情，不可求神问鬼，也不可根据相似现象进行类比推测，不可用日月星辰运行的位置去验证，一定要从熟悉敌情的人那里获得（“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凭借这种素质，可以掌握敌军的部署情况、部队特点和将领个性。敌人内部的政治关系也可以成为算计的目标。有时可以在敌国君臣之间制造分裂，有时也可以挑拨敌国与其盟友的关系，使它们相互猜疑而彼此疏远，这样就能让它们中计（“亲而离之”）。

对东亚地区的军事统帅们来说，孙子堪称典范。他对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军事著作的影响尤为明显。据说，拿破仑也曾研究过法国耶稣会士翻译的《孙子兵法》。虽然其英译本直到二十世纪早期才出现，但一经问世便受到人们的重视，被视为军事智慧的源泉，甚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升为商业制胜法宝。此书的兵法最擅长应对各种复杂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对垒态势往往晦暗不明，各方结盟和敌对关系又总是变化不定。

《孙子兵法》没有提供唯一的制胜之道，它承认虽然避免作战是最佳选项，但有时作战也是逼不得已。孙子在书中描述的不过是些相对简单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大胆无畏的行动就会让敌人不知所措、陷入混乱。而一个潜在的弱点，比如在下达作战任务时不说明其中意图（“犯之以事，勿告以言”），同样可以成为力量之源。任何类似的解释在今天看来都晦涩难解，而且在军事理论发生巨变的情况下似乎已显过时；然而，如果孙子当年给出具体战术策略上的建议，那么这本书现在恐怕不会有人瞧得上。相反，孙子教给学生们的“只是一些关于考虑问题的特定提示，至于解决问题的办法或途径，则必须自己去寻找”。

孙子的用兵方法被单方运用时效果最好：如果对阵双方将领都在研读孙子兵法，其中的诡诈之术可能不会取得什么效果，双方也可能会懵懵懂懂地爆发一场意外冲突。人们对于诈计往往会有多重理解，就像避免交战可以被理解为示敌以虚。在面对一支力量强大、阵容严整的敌军时，智力游戏也只能做到这一步。如果对阵双方都想尽力避免正面冲突，那么胜利将属于能够避免持久战，并且最终将敌人逼入绝境、负隅顽抗或缴械投降的一方。总而言之，如果不想把部下搞得晕头转向，一个统帅在智谋上能够运用的诡秘和机巧，和他的对手一样有限。归根结底，孙子的价值并不在于他找到了一个适用于所有场合的取胜秘诀，而在于他提出了一种理想的特定战略思维模式，其凭借的是智取对手，而非暴力征服。

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通过论证《孙子兵法》所代表的中国战争艺术与中国语言艺术之间的相似之处，发展出了一套耐人寻味的思考方法。他认为，在战争中不愿卷入高风险的、可能有害的直接对抗的心理，在言语交锋中同样存在，后者具有相似的间接性和含蓄性。委婉和微妙的表达方式都具有隐晦和难以捉摸的特点，基本等同于军队所运用的躲避和袭扰战术。只要不被对方牵着鼻子走，或者一味辩护而给对方以反驳的口实，就能在论战中保持主动，即使这可能导致一场无休止的“操纵游戏”。在演讲中采用间接表达方式和在战斗中采取迂回战术，都会产生同样的问题：当双方使用相同的伎俩时，争斗就会遥遥无期，很难收场。

于连提到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雅典人。在雅典人看来，坚决果断的行动更具优势，能够让战争和辩论尽快结束，以免因持久对抗而损失惨重、一蹶不振。战争以实实在在的战斗为基础而直接展开，军队排成密集的方阵向前推进，以确保对敌人形成最大的压力，谁拥有实力和勇气，谁就能获得胜利。军队将领们虽然通晓诈敌之术并深谙出奇制胜的道理，但他们不愿在躲避和袭扰的游戏中浪费时间。同样，雅典人在辩论中也是直来直去。无论在剧场、法庭还是议会，演讲者都会在限定的时间内直接、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供对手当场辩驳。因此，辩论和打仗一样，都讲究速战速决。在这些论战中，双方就像修昔底德所说的那样，“各持论据激烈交锋”，最后胜负则由诸如陪审团或选民这样的第三方评判。

这是一个有趣的对比，也许论战方式反映出某种广泛而持久的文化偏好，这种偏好影响了人们对冲突的态度。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认为延续至今的西方战争模式开启于古典时期，古希腊人严重偏爱“决定性”战斗的说法正由此得出。这一观点颇有争议。反对者基于对古希腊战争及其后续历史的分析，质疑上述理论的权威性。比阿特丽斯·霍伊泽尔（Beatrice Heuser）强调，到拿破仑战争之前，西方军事思想中至少有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分支是主张避免恶战的。“没有几个人认为仗是非打不可的，也没人平白无故地盼着打仗。”昆图斯·费边·马克西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是“费边战略”的创造者。最初，由于在汉尼拔麾下势如破竹的迦太基军队面前显得懦弱怯战，他一度被嘲讽为“拖延者”。但到公元前216年（原文误作前17年）罗马军队于坎尼战役惨败之后，他的军事智慧得到了承认。在那之后的大约13年里，罗马人始终不与敌人正面交锋，而是不断袭扰汉尼拔的补给线，直到他最终认输并撤出意大利。

在整个中世纪，最负盛名的古罗马军事论著是韦格蒂乌斯的《论军事》（De Re Militari）。当时，人们仍然认为所有重要的战争教训都包含在古典著作中。中世纪同样面临着资源、交通和地理条件方面的限制，所以战争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后勤补给，一支攻击部队如果不会四处搜刮和掠夺，就会陷入困境。《论军事》中的相关段落写道，打仗是“最后的非常手段”，只有在考虑了所有其他计划并尝试了应急办法之后，才能走这一步。如果失败的可能性过大，就应该避免作战。最好是运用“计谋和手腕”，尽可能从细微之处搞垮敌人，从而令其不敢轻举妄动。韦格蒂乌斯以类似于孙子的措辞表达了自己的偏好，即断敌粮草比贴身肉搏更容易迫使敌人投降（“饥饿比刀剑更加可怕”），并谈到“要打败敌人，采用切断军需、制造惊扰和攻击要害的办法（即通过迂回战术）比在战场上硬碰硬更有效”。关于中世纪战争是否真的如此反对正面作战，学者们一直都在争论。克利福德·罗杰斯（Clifford Rogers）认为，将领们更愿意主动求战，至少在己方处于攻势的时候。不过，他并没有一口咬定决战是战争的主导模式。

拜占庭帝国皇帝莫里斯（Maurice）在七世纪初所著的《将军之学》（Strategikon）一书也持相似观点：“用欺骗、突袭或者饥荒来伤损敌人是上策，千万不要被诱入一场激战，打仗展现出来的更多是运气而不是勇气。”为了表明还有另一种观点，霍伊泽尔引用了罗昂公爵亨利（Henri，Duke of Rohan）在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的相关论述。后者认为，“对敌人发起进攻是最光荣和最重要的战争行为”，但遗憾的是，当时的战争“更多是在学习狐狸而不是狮子……更依赖围困而不是战斗”。不过霍伊泽尔随后指出，亨利并没有见过真正的战斗，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发表议论时往往会更加谨慎。萨克森伯爵莫里斯（Maurice de Saxe）是十八世纪早期的法国军队统帅，他认为最好能够避免激烈战斗：

没有什么比这个办法更能让敌人陷入窘境，也没有什么能让事情向更好的方向发展。频繁的小规模军事行动可以消耗敌人，直到他不得不躲开你。

在不得不战的情况下，派军队不时突袭敌人、破坏敌人经济和瓦解敌人士气，可以成为另一种战术选择。最重要的是，在探讨成功的原因时，比如就英法百年战争而言，“政治因素往往比军事因素更重要”，即使由天才战略家指挥作战并在赢得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就像法国试图鼓动苏格兰扰乱英格兰的后方一样，英格兰在战争中也充分利用了自己在法国各地的盟友。

从“百年战争”这个带着怀旧味道的标签可以看出，冲突可能会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但所有战役都缺乏决断性，因为根本性的争端永远都不会完全化解。从这个角度来讲，战斗在当时的作用和后来人们对它的理解往往大相径庭。在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中，亨利五世率领英军大败法军，这是百年战争中最著名的战役之一。在谈到其背后的战略考虑时，扬·威廉·霍尼格（Jan Willem Honig）极力主张从当时复杂的交战传统和惯例入手来审视这场战役。在这些传统和惯例中，围困、扣押人质、提出政治要求甚至实施大规模屠杀，都有各自的战争价值。冲突双方对打仗都很谨慎，似乎既求战又怯战，而且在决战之前都会精心设计作战方案。霍尼格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战斗带给人们的“形而上的神秘感”在作怪，它反映出一种战争观，即让上帝裁决，而战斗和神判同样重要。当其他所有争端解决方式都用尽时，就会出现这样的心理。

战争的结果成了一场较为缓和的竞争，因为双方都对上帝这位最高法官的裁决充满敬畏。这种敬畏，以及任何优秀的中世纪基督徒对其事业正义性和信仰坚定性的怀疑，促使人们发展出一套用于约束武力对抗规模和限度的传统规则，并加以遵循。

这意味着战争可以沿着相对可预知的道路发展，以顾全脸面的方式避免打仗是可行的。尽管不能确定对手究竟会恪守规则，还是会为满足私利而行动，但共同的行为模式仍然对冲突和战略产生了影响。打仗虽有风险，但它也有特殊作用，偶尔可以充当解决争端的手段。它是一种契约，一种就谁是胜者以及何谓胜利达成共识的方式。它要求各方接受这样的安排：既然无法和平解决纷争，那这就是最好的解决方式。打仗是一次“军备冒险”（chance of arms），是一种两相情愿的暴力，从中会产生一个胜者。战斗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即一天之内在一个确定的战场上进行（黎明打响，黄昏收兵）。在这个范围内，它们难免血腥、残忍，但至少会打出个结果，不会让战火蔓延到国家的其他地方。胜利的最低要求是在这一天结束之前取得对战场的控制权，打跑敌人。只有双方承认胜负已分，一场战斗才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并非源于骑士风范或者有限战略概念的自我克制，而是一种法则。战争被视为一场有法律效力的赌博。正是因为风险如此之多、运气如此重要，它才被如此谨慎地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