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武力的战略
六 新战略科学
当我知道现代炮兵技术到了何种程度，
当我比修道院里的新手懂得更多战术，
简而言之，当我对基本军略有了最粗浅的了解时，
你就可以说马鞍上从来没有坐过更好的少将了。
毕竟我的军事知识，哪怕我勇敢又好冒险，
只不过达到了本世纪
初期的水平。
——吉尔伯特和沙利文，《潘赞斯的海盗》
上面这段著名的快节奏诙谐曲选自由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合创、于1879年首演的轻歌剧《潘赞斯的海盗》（Pirates of Penzance）。二人让他们创作的“现代少将”这个人物拼命炫耀自己在历史、古典文化、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全部学问。直到最后，少将才承认他欠缺的恰恰是那些跟他职业相关的知识。当他承认自己的军事知识只达到十九世纪初的水平时，他指的是拿破仑时代以前的军事知识，而那是个完全不同的时期，那时的军事知识已经无法满足其现在所处时代的需要了。
马丁·范·克里韦尔德（Martin van Creveld）曾经质疑1800年以前是否有战略存在。当然，根据本书的观点，从灵长类动物形成社会组织的那一刻起，战略就已经出现了。范克里韦尔德也承认，古往今来一直都有关于战争技巧和制胜之道的明智见解流传于世。军事统帅们必须仔细制定出作战方案，并做好相应的军队部署。范克里韦尔德思考的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所发生的重大转变。在1800年以前，情报搜集和通信体系既低效又不可靠。因此，将领们不得不亲临前线，至少不能离前线太远，以便迅速适应攻守变化。他们不敢制订任何复杂的计划。诸如分散部队从不同方向进攻敌人或是组织后备部队去巩固胜利成果之类的做法，都可能给指挥和供给带来大问题。道路条件恶劣，行动必定缓慢。虽然后勤保障不再要求靠山吃山，但弹药补给必须时刻跟上。这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个严重弱点，补给线一旦被敌人切断，后果不堪设想。适度迂回或夜间行军成了突袭敌人的最好办法。当时的军队没有战斗热情和献身精神，无法在持久战中鼓足信心，士兵也会在食物短缺或条件艰苦时轻易受到利诱而开小差。所谓深谋远虑，不过意味着集中精力把敌人推入弱势或无援的境地。所有这一切，都限制了战争对欧洲的稳定均势的影响。之后，随着交通体系的改善和陆地地图精准度的日益提高，自称法国皇帝的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出现了。拿破仑象征着一种新的作战方式：整合优秀人才和群众团体的力量，制定远远高出前人的宏伟目标。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迸发出巨大活力，引领革新，摧枯拉朽。它将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从那个时代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影响在此后几个世纪仍然经久不衰。在军事方面，这场革命催生了大规模平民化军队，其作用因为远距离运兵手段的完善而日益增强。战争不再是过去那种由各国统治者之间的争吵引发的、受制于补给缺陷和不可靠军队的有限战争，而是朝着涉及所有国家的全面战争转化。因为有了拿破仑，战争成为一个国家挑战另一个国家的手段。战争再也不是煞费苦心的讨价还价，它变得利害攸关，诱敌妥协的做法被统统抛弃，胜负只能靠一场血战来判定。军事演习的重要性因为时不时有仗要打而不断提高，所以它也不再是例行公事，而变成大规模冲突的前兆，这种冲突往往带来全军覆没和亡国丧邦的结果。
本部分内容以介绍现代战略概念开篇，然后将阐释亨利·约米尼男爵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这两位重要战略大师的观点。他们的思想产生于一个政治大动荡的年代。当时，频繁的战事不断改变着欧洲版图，大规模军队的组织、调集、行动和指挥面临新的挑战。人们关注的仍是一场场战斗，指望着凭借一次胜利让敌人在政治上陷入绝境。在当时的军事思想中，歼灭战的观念根深蒂固。此前，各交战国一直将打仗视为“军备冒险”，认为它是一种解决争端的恰当方式。但随着时代发展，这种认识渐入迷茫。
这样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了十九世纪，大概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才告消亡。但在消亡之前，这种思想一直模糊不清，作用也十分有限。它是君主制度的产物。在君主制度下，战争的起因和结果主要和统治者的私利，比如王朝更替或对特定地域的主权密切相关。随着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兴起，旧的作战思想日渐式微。它是传统战争标准框架的一部分，始终受到这个框架的制约。最有节制的胜利是一种双方均认可的结果，即一天战斗结束后，战场上只剩下一方军队搜拣战利品，而另一方尸横遍野、任人掳夺。这种胜利仍有赖于敌人对失败的接受。某些胜利比其他胜利更显正统，比如那些没有使用下流诡计而取得的胜利。不过，对于名义上被打败的君主来说，他只要认识到自己的撤退使敌人蒙受了更大伤亡，或者己方退而不乱、保有实力，还是会扭转困局、卷土重来。胜利者必须核算是否已经对敌人造成了充分打击，以便说服敌人理智地坐到谈判桌前。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利害所在，以及敌人是否仍有反击能力，或者是否可以通过包围城市外围、发动暴乱等手段来胁迫敌人，让他们防不胜防。
哪怕是一个遭到重创的对手，也会找到继续抵抗、重新部署或是获得外援的办法。想一想跟战争有关的各种不确定性和爆炸性危险，我们还能说这只是一种暴力外交吗？如果最终能以达成妥协收场，为什么不在流血之前通过外交解决问题，或者寻求其他方式（通常是经济方式）压制对手呢？建立自己的同盟和破坏敌人的同盟（明显属于治国之道的范畴），与展示杰出将才一样能对战争的结果产生影响，甚至比后者更重要。
然而，十九世纪战略讨论的出发点是期待一场决定性战役，而不是追求治国之道。对于前者，可能会有例外的看法；而对于后者，打仗本身就是个例外。当时的军界鼓吹将国际体系看成战场的延伸，一种为了生存和统治而进行的持续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