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职业和产品的战略

如果我们把战略看作一种解决问题的特别方法，那么它在人类出现之时就已经存在了。即便这个词并没有被一直使用，我们现在回望历史，仍会看到以往的风云人物是如何从事那些后来被称为战略的活动的。难道一个词语的出现就让人类的实践活动变得完全不同了吗？要知道，就算在“strategy”这个词问世之后，它也没有成为一个普遍的描述性符号，甚至现在那些所谓的成功战略家也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定义来使用。当时战略的概念与其日后含义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指的是领导者可以获得并利用的全部知识。战略家逐渐成了一种特殊职业，主要为精英人物提供专业意见；战略成了一种特殊产品，供各个国家和组织在复杂的局势中妥善自处。

更早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Stratēgos”一词在五世纪的雅典所代表的含义。而根据爱德华·鲁瓦克（Edward Luttwak）的观点，古希腊和拜占庭时期曾出现过和现在的“strategy”一词等同的“stratēgike episteme”（将军的知识）或“stratēgōn sophia”（将军的智慧）。在弗龙蒂努斯编写的以希腊文“Strategematon”为书名的拉丁文著作《谋略》中，这些知识和智慧以各种计谋策略汇编的形式得到了体现。古希腊人在形容作战技巧时会用到“taktike techne”，这个词既包括我们所说的“tactics”（战术），也有雄辩和外交之意。

“strategy”一词直到十九世纪初才被广泛使用。它的问世早于拿破仑的崛起，反映出启蒙运动中人们对经验科学和理性运用的日益增长的信心。甚至战争这种最难驾驭的人类活动，其研究和运用也遵循着同样的精神。最初的研究领域被称为“tactics”，这个词曾一度指部队的有序化组织和机动。据比阿特丽斯·霍伊泽尔介绍，“tactics”被定义为“军事行动科学”的历史可回溯到公元前四世纪。直到六世纪，“strategy”才有了相应的定义，当时一部佚名著作首次明确地把这个词与统兵艺术联系起来。“战略是军事统帅用以保卫自己土地和打败敌人的手段。”公元900年，拜占庭帝国皇帝利奥六世写下《将道》（Strategía）一书，总结了与“Strategos”相关的全部术语。利奥的著作在几个世纪后才开始为人所知，并于1554年由一位剑桥大学教授翻译为拉丁文，但其中并无战略的提法，译者使用的是“统兵艺术”或“指挥艺术”。

1770年，吉贝尔伯爵（Jacques Antoine Hippolyte，Comte de Guibert）出版了他的《战术通论》（Essai général de tactique）一书。当时年仅27岁的吉贝尔是一个早熟且生活放纵的法国知识精英，此前有过丰富的军事经历。他撰写的一整套有关军事科学的论文把握了启蒙时代精神，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克服战争非决定性的顽症。吉贝尔认为，一支大规模军队要想取得决定性战果，就需要具备机动能力。他对后来发展成为“战术”的“基本战术”和后来发展成为“战略”的“大战术”做了严格区分。吉贝尔想建立一套统一的理论，将战术上升为“一种对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武器都适用的科学”。他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其对征募、训练和在战争中使用军队等问题的观点。到了1779年，他开始撰写有关“la stratégique”（战略）的著作。

霍伊泽尔将“战略”一词的突然出现归功于法国人梅齐乐（Paul Gédéon Joly de Maizeroy）1771年对利奥著作的法文译介。梅齐乐认为利奥所说的“将军之学”独立于层级较低的战术范畴。他在该译作的一个注释中说：“准确而言，la stratégique就是指挥官的艺术，指挥官凭借恰当而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所有的统兵手段，调动手下所有部队，使他们成功地发挥作用。”到了1777年，此书的德文译本使用了“Strategie”这个术语。梅齐乐将战略形容为“制高点”（sublime，吉贝尔也用过这个词），认为其包含的理性成分要多于固定规律。战略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为了制订出计划，战略要研究时间、地点、手段和不同利益之间的关系，权衡每一个因素……这些涉及辩证法领域，也就是说涉及推理的范畴，而推理是思想的最高能力。”这个术语如今已经广为传播，为人们在一个曾不知战略为何物的竞技场上进行深远而审慎的思考开辟了一条道路。

从十九世纪初开始，strategematic、strategematical、strategematist、strategemical等一大堆词在英国冒了出来。这些词都想给人留下使用者精通战略和计谋的印象。于是，strategemitor成了制订计谋的人，而stratarchy则是指军队内部自最高指挥官逐级向下的治理体系。这个词曾被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使用，来解释军队应如何超越层级界限，绝对服从所有上级军官。之后，又有了stratarithmetry，这个词表示一种计数方法，即通过让一支军队或一群人排成特定的几何图形，来估算出他们的数量。strategist（战略家）的近义词是strategian，它伴随tactician（战术家）而自然产生，但没有流行起来。

作为区分不同级别的军事指挥和与敌接触的一种手段，厘清战略和战术之别的重要性得到了普遍认可。战略是最高统帅“规划和指导一场战役中大规模军事机动和作战”的艺术，而战术是“在战斗中或直接面对敌人时指挥部队的艺术”。不久，战略一词就脱去了它的军事色彩，进入贸易、政治和神学等五花八门的领域中。

strategy这个词的迅速传播意味着，它在尚无公认定义的情况下已为人所用。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战略是一种和最高统帅有关、将军事手段和战争目标联系起来的东西。它超越了低层次、小范围、小规模的机动战和遭遇战，将军事领域中的所有事务联系在了一起。但同时，归于战略名下的种种行为又非常实用，人们认为它们是新时代庞大军队的产物，是适应部队行动和补给的特殊需要，也是影响对敌之术的决定性因素。战略之所以如此务实，多半是受了各种形式的实用知识和原则的影响，这些信息能够以一种系统性和启发性的方式展现出来，被较有远见的指挥官纳入考虑清单。所以，战略与计划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并不奇怪。补给和运输方面的问题限制了目标的实现，而对火力和防御条件的估计结果则会影响军队部署。可以这样说，战略涵盖了一场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就已经决定好的方方面面。

改进后的地图给军事计划带来了巨大变化。制图学的发展意味着大本营、补给线、敌军阵地乃至调动部队的时机都可以用几页纸表现出来；在地图上标明一场战役的大致进程，就有可能判断出战局将如何发展。亨利·劳埃德（Henry Lloyd）是第一个在空间上重新定义战争的人。他因为参与了1745年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叛乱而逃离英国，此后曾为形形色色的欧洲国家军队打过仗。他认为那些在军界谋职的人“很少或根本没有认真研究过军事”，自称已经发现了确定不移的战争原则，这些原则只有在应用的时候才会发生变化。劳埃德以发明“作战线”（line of operations）一词著称。这个词直到今天仍在使用，其意思为一支军队从出发点到目的地之间的路线。劳埃德影响了不少后世军事理论家，其中就包括普鲁士人海因里希·迪特里希·冯·比洛（Heinrich Dietrich von Bülow），后者于1790年赴法国，亲身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他对拿破仑的战法进行了研究，撰写了一系列军事著作，包括1805年的《实用战略指南》（Practical Guide to Strategy）。比洛对使用几何表示法来解释军队备战情况颇为痴迷。他试图借助数学原理证明，军队可以根据其后勤基地与攻击目标之间的距离来编排和推进。这种方法可以从他对战略的定义中窥得一斑。在他看来，战略是关于“在大炮射程和视野以外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而战术是关于在上述范围内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比洛对战术的研究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但让他非常懊恼的是，自己关于“新战争体系”的阐释在普鲁士将军们的眼里一钱不值。

无论在战场上使用什么样的科学方法，到了关键时刻，作战形式和作战指挥都更多地取决于统兵将领的个人判断。比起仔细的算计和筹划，将领自身的性格、眼界和直觉或许会起到更大作用。战端一开，变数无穷，理论也就帮不上什么忙了。这时，战争便成为一种艺术。战略可以被看作一门系统的、基于经验的、按逻辑发展的科学，涵盖所有可以事先计划且需要深思熟虑的事务。战略是艺术，那些能在无望形势下取得非凡战果、有胆有识的将领所做的一切都配得上战略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