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伪科学

告诉我德国人怎样教会你们凭借所谓“战略”的新科学去同波拿巴战斗。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拿破仑战争造成的苦难与艰辛促进了国际和平运动的发展。在整个十九世纪，这场运动鼓舞了“和平社会”的形成以及一系列人道主义会议的召开。战争受到普遍谴责，人们认为它不仅有悖文明、耗费财富、带来毁灭，而且从根本上说是非理性的，尤其是它对经济造成了破坏。对此，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1848年做了简明扼要的论述：“正是商业的发展使战争迅速被人唾弃，商业强化和增加了个人利益，而后者天生就是战争的对立面。”自由贸易的热心拥护者发现，自由贸易催生了新的国际交往形式，它将道德与功利主义不可思议地结合在一起，使借助战争解决问题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愚蠢而可怕的选择。

英国人或许早就认识到，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开展自由贸易比以民族主义和战争为基础，依靠脆弱的权力平衡来维持和平的政策要有效得多。而在那些尚未跟上时代的人看来，这是一种利己的主张。普鲁士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注意到，一个令很多人始终信服的观点是，自由贸易将导致“后进国家被拥有优势制造业、商业和海军力量的霸权国家全部征服”。但更大的问题在于，这种观点忽视了克劳塞维茨在其军事生涯早期就已十分警惕的一个要素，那就是一支“令人无法想象”的军队。法国大革命使得广大民众满怀激情，跃跃欲试。拿破仑把这股激昂民意变成了他的力量之源，利用大众的热情发展起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并创建了一支士气高昂、忠诚善战的军队。拿破仑让他们相信，他们的个人幸福与国家功业之间有着一种密不可分、充满爱国精神的联系。对于这个新要素的重要性，克劳塞维茨领悟至深，并将其纳入“三位一体”学说，这也是他的理论能够经久流传的原因所在。他深知民众热情难以控制，将极大影响战争的形式和进程。而且他认识到，民族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当法国渐渐成为一个威胁时，其他国家的民众就会纷纷组织起来。他们的认同感来自国家，而不是彼此。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两个民族之间可能存在很紧张的关系，很多的易燃物质”。

这与国际事务中的进步文明概念背道而驰，向更高程度的民主诉求发出了危险的信号。自由主义改革家们所持的“战争是精英密谋产物”的论调也因此失去了根基。好战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被迅速地、方便地加以利用，继而对极端反战的自由市场贸易商形成猛烈打击。十九世纪中叶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再次展示了民众热情（甚至在英国也是如此）在制造战争方面的力量。自由主义改革家们也再次发现自己被夹在冷漠的实用主义和激昂的民主之间，而这绝非最后一次。本章将讨论两位个性极其鲜明又彼此迥异的人物是如何看待战争和政治这个问题的，他们都不是自由主义者：一位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伯爵（Count Leo Tolstoy），他认为大规模军队不是总能受到其将领的真正控制；另一位是德国陆军元帅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他将军事指挥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研究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