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毛奇

在《战争与和平》出版后的翌年，战略家艺术便有了一次决定性的展示，其重要性和局限性在此期间一目了然。起因为1870年的普法战争，指挥这场战争的关键人物是普鲁士陆军元帅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伯爵（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Moltke）。毛奇自称是克劳塞维茨的信徒，也是将其思想发扬光大的最有力践行者之一。他在这位大师主管普鲁士军事学院时是该校的学生。虽然两人从未谋面，但克劳塞维茨曾对毛奇的学习成绩大为褒奖，将其报告评为“典范”。毛奇在1832年《战争论》限量出版后即阅读了此书。他出生于十九世纪元年，一直活到了91岁。他担任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长达30年之久，堪称十九世纪最伟大和最成功的军事战略家之一。

毛奇虽然生于贵族家庭，但家里很穷。他11岁时被送进丹麦皇家军校学习，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本来应该跻身于自由人文主义者之列，但1848年革命促使他突然思想右倾，变成了一名坚定的爱国者和强硬的反社会主义者。1857年就任总参谋长后，他创建了一整套军事管理体系，为此后100年确立了军事专业化标准。他对于军事组织、装备、训练和后勤等所有方面均有论述。他在1864年对丹麦的战争中首次展露军事才能，但真正使他成名的是，促成德国以普鲁士为主体实现统一并取代法国成为欧洲最强大国家的一系列战役。

毛奇对战略的著述甚少。冈瑟·罗森贝格（Gunther Rothenberg）将他形容为一个“极少进行抽象思辨”的“语法学家”。他最重要的论文均写于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取得辉煌成就的前后，从中可以看出受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影响。但在两个关键方面，他超越了克劳塞维茨和拿破仑所确定的模式。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随着铁路的发明和公路体系的完善，军队比十九世纪初更能有所作为。毛奇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技术成果对于后勤保障工作大有价值，以较为简单的手段大规模投送军队也将成为可能。他同时认识到，如果双方都能动员大批人力，且每一方都没有十足把握左右战局的发展，战争就可能陷入僵局。

第二个影响毛奇作战思想的因素是，他笃信的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格言。他乐于为他的王国效力，却不太乐意与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同朝为臣。因为他深感政治目的和军事手段有时很难协调一致，而且他对有限战争的可能性和盟友的价值也颇为怀疑。他赞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认为战争的目标就是“用武力执行政府的政策”。他抱怨政治家（应该是指俾斯麦）总是要求战争超出其实际能力，给予他们更多的利益。目标一旦确定，就应该交由军队来实现它们，“政治想法只有从军事角度审视是恰当或可行，才能予以考虑”。但如果某些目的无法达到，一场军事和政治之间的对话便不可避免：它们一个确定目标，一个提供手段，无法在彼此独立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这种思想明显反映在毛奇对胜利的定义中：胜利就是“以有效的手段达到的最高目标”。他对于战争的态度与克劳塞维茨相近，但他比后者更坚定地相信，胜利是决定一场战争的最佳手段。

以武力取得决定性胜利是战争中最重要的时刻。只有胜利才能击垮敌人的意志，并迫使他们服从于我们的意志。一般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既不是占领敌人的国土，也不是攻取敌人的前沿阵地，而只能是消灭敌人的作战力量。这也正是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

不过，在没有足够条件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情况下，这种理论对于为了有限目标而进行的战争不会有什么切实帮助。

毛奇战略思想中更具创新意义的部分是，他绝不受任何理论体系或计划的束缚。在这个方面，他有个著名论断：“没有任何计划在与敌人遭遇后还能继续有效。”他告诉他下属的指挥官们，战争不可能“在会议桌上进行”，同时授予他们战场自主权，以便他们在察觉形势发展超出最高统帅部的预料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他不相信泛泛之论和固定教条，认为重要的是在牢记目标的同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那些抽象的概念和所谓的通用法则，他总是很警惕。在毛奇看来，战略应该是一种“自由、实用、富有艺术性的活动”和“一套权宜之计”。战略选择应该基于常识：人的品格只有在极度紧张的形势中才能看清。由于普鲁士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一旦爆发战争往往会面临他国卷入的危险，因此必须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意味着除了尽快发起攻击，别无选择。在主张速战速决的同时，毛奇也意识到了战场条件的发展，特别是不断增强的致命火力所带来的威胁，因此他又强调要避免正面进攻。虽然他看到了战略在应对冲突的不可预知因素及其可能产生的意外机会时的作用，但认为此时应将任务交给战术去完成，战略则应“沉默”。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与克劳塞维茨不同，后者认为把仗打完是战略的任务。在毛奇看来，战术任务说起来简单，无非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但做起来充满挑战，这也是他在作战准备上一丝不苟的原因所在。而一旦战斗打响，战略又要发挥作用了。

他的所谓“战略包围”战法以抢先于敌人集中起优势兵力为基础，后来逐渐成为德军战略的一个特色。同之前的拿破仑和克劳塞维茨一样，毛奇笃信军队数量的重要性。在战争开始之前，兵力规模可以通过与他国结盟得到扩充。1866年普奥战争的结果之一，就是普鲁士将若干德意志小邦国发展成了自己的盟友。战争中，优势兵力可以被置于一个特定的决胜点上，而无须顾及更大范围内的力量平衡。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快速机动，这可以通过认真制订作战计划来实现。在毛奇的主导下，长期在普鲁士军事准备工作中发挥作用的总参谋部进一步扩大了编制和权限。它不仅成为军事计划的创造者，还是监管者，同时负责计划的制订和执行。

作为指挥官，毛奇进行了颠覆当时教科书的最大胆创新，即把军队分为两路，使其能够分别得到补给，直到重新会合发动战役，也就是分散行军、集中作战（“分进合击”）。这样做的风险在于，它们有可能各自遭遇兵力占优的敌军，或者过快地合兵一处，给补给带来压力。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虽然奥地利率先进行了部队动员，但毛奇运用铁路抢先将部队部署到位。令观察家们吃惊的是，他竟然让自己的两路大军彼此相隔约100英里之遥。如果奥地利军队指挥官能更加机警的话，这种分兵之术就可能给毛奇带来灾难性后果。而最终，奥军被从不同方向赶到的两路普军一举击溃。

这场胜利为毛奇精心准备的对法战争创造了条件。这一次他将军队分成三路，从而获得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只等法军意图明朗后，便可迅速做出反应。直到开战之前，他的选择一直留有回旋的余地。

部队若能在会战之日从各点上分别直接进入战场，那就更好了。换句话说，如果能以这样的方式作战，即让部队从不同方向最终在前线会合并插入敌人侧翼，就说明战略发挥了它所能发挥的最佳作用，必定能取得辉煌的战果。

但这种构想并不能保证一定实现。空间和时间的因素固然应予考虑，但由于存在各种变数，决策还将取决于“之前各场小规模战斗的结果、天气、假消息；一句话，取决于人类事务中一切所谓的机会和运气”。部队过早或过晚的集中，都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在1870年与法国的关键一战中，毛奇取得了彻底胜利，至少就战争的传统阶段而言是这样。他首先于8月18日将法军困在了梅斯，两个星期后又在色当完成了对法军的合围。他手下的指挥官并非个个都能照计划行事，但他们的过失被法国方面所犯的无数错误和过时的战法大大抵消了。虽然法军仅经过7周时间便告失败，但战争并未结束。法国的各路正规和非正规力量纷纷动员起来，联合组建了一个国防政府。这生动证明了，战场上的胜利并不总是能够自动带来政治上的胜利。随着普军向巴黎推进，毛奇意识到，普军漫长的交通线可能面临被切断的危险，而且实力犹存的法国海军仍可维持该国的物资供给。在是否应炮轰巴黎的问题上，他和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发生了争执。毛奇担心这只会让法国的抵抗更加顽强，因此他倾向于采取包围策略。而俾斯麦则担心，战争久拖不决可能会促使英国和奥地利助战法国。普鲁士国王最终采纳了首相的意见，从1871年1月开始炮轰巴黎。法国政府无心抗战，同意谈判。但战争至此仍未画上句号，因为之后很快就爆发了巴黎公社人民起义。这样一支在群众热情的鼓舞下临时组建起来、缺乏纪律约束的非正规军队令毛奇大为震惊。而在对战略问题的争论中，他也未能占得上风。俾斯麦承认，让他感到“羞愧”的是，他从未读过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但他很清楚战争一旦爆发，政治将会怎样持续地发挥作用。“确定和限制战争所要实现的目标并就此为君主提供建议，是政治的一个职能，它在战时仍将发挥和战前相同的作用；这种职能的发挥不可能不对作战产生影响。”

毛奇承认政策决定战争的目标。但战争一旦打响，军队必须有自主权，“战略”必须“完全独立于政策”。这种理念可以追溯到1806年耶拿战役失败后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建立，此举的目的就是防止王侯们的无能贻误军机。毛奇认为，总参谋部的作用永远不可或缺。如果军事统帅总是被“一群不受约束且尽帮倒忙的顾问”围绕着，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他们会摆出各种困难，就像预见到了所有不测；他们永远正确；他们总是反对每一个积极想法，因为他们自己毫无主意。这些顾问简直就是拆台者，他们否定了军队领导人的作用。”在一些核心职能上，毛奇领导的总参谋部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压力。一段据说他与威廉王储的对话便可证明。在攻取巴黎后，毛奇主张普鲁士军队“继续向法国南部挺进，以彻底打垮敌人”。当王储担心这样做可能会耗损普军实力而无法赢得战争时，他断然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我们必定会永远打胜仗。我们一定会彻底将法国打倒在地”，然后“我们就能决定我们想要哪种和平”。王储接着质疑道：“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先垮了怎么办？”毛奇回答：“我们不会垮，就算这样，我们的牺牲也能换来和平。”之后，王储又问他是否了解最新的政治形势，因为当下时局“可能使这样的做法显得不太明智”。“不了解，”这位陆军元帅回答，“我只关心军事问题”。

这番言辞激烈的辩论显露出一个对后世军事思想至关重要的观念。毛奇强调，君主给了他发布作战命令的权力，所以他认为在战争操作层面，指挥官必须不受任何政治牵绊。发生在巴黎的这段插曲可能只是证明了“不要政治”是个空想，但对于战场上的指挥官们来说，这却成了一个恰当、有效地实现战略意图所必不可少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