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势崇拜

工业化扩大了军队的人员数量，而蒸汽机和电力的发明使军队的调动和运输更为便利。火器的射程和杀伤力也在稳步提高。所有这些都对军事指挥官们构成了挑战。作战的地域范围不断拓展，投入的兵力不断增加，而天气对作战的影响日益减弱。后勤的作用和实际作战表现变得难以确定，战争中的政治因素也在发生变化。由于战争涉及整个社会和民族感情，军事事务越来越难以和民事事务割裂开来。

美国内战中的每一场战斗都不是决定性的；1870年的色当战役虽然明显是场决定性会战，但法国在战后仍继续抵抗。这些事实说明，在如何赢得战争胜利的问题上，当时已有的观点暴露出了局限性。然而，由于人们迷信决定性战役，当时仍然存在一种普遍的冲动，那就是想方设法通过暴力取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甚至那些在敌人优势兵力面前自认弱小的军队，也同样看重高昂的斗志，而不愿靠计谋打仗。在经历了1870～1871年的失败后，法国理论家们开始大肆追捧“进攻”战略，认为精神力量对于鼓舞官兵勇敢对抗敌人的枪炮至关重要。如果物质力量的对比不能保证胜利，那么就必须从精神层面找到制胜的关键要素，这就是英国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所说的“战胜敌人的士气和决心”。阿尔当·杜皮克（Ardant du Picq）对此也有经典著述。他认为，战场上的任何事情都取决于每一名士兵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他死于1870年战争，但他的遗作《战斗研究》（Etudes sur le combat，英文译名为Battle Studies）直到1880年才得以出版，其影响力直达法军最高统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出任联军最高统帅的费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相信，失败与心理状态有关。杜皮克强调，生理冲动毫无价值，“道德冲动”才是一切。这是因为“敌人能感知到激励你的决心”。当进攻袭来，防卫者会“惊慌失措、摇摆不定、焦虑不安、犹豫不决、优柔寡断”。进攻原则遂成为法国的官方策略，后来更被形容为一种“崇拜”。

德国人的策略发端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毛奇坚信，如果德国在未来的战争中不能迅速取胜，其国家地位很快就会岌岌可危。所有德国战略家都认同的一个关键假设就是，如果德国受到东西夹攻，就会很快陷入紧迫境地，除非能将某个交战国尽早赶出战场。1871年之后，毛奇对德国应对这种夹攻的能力日渐悲观。在制订对法俄两国同时开战的计划过程中，虽然军方的求战呼声高涨，他仍然认识到了降低政治预期的必要性。他希望为德国争取一个在谈判中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的最有利地位。这就需要继续发动进攻（以便占取敌人的领土，作为最后讨价还价的筹码），而不是坐等别国来进攻。

毛奇的继任者们下定决心避免打消耗战，并为此展开了激烈辩论。他们无法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僵持局面。他们坚信，到了关键时刻，新的政治秩序能够也应该由军事力量来建立。作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军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是这种思想的完美代表。他认为，制胜秘诀在于将强有力的宏大概念与一丝不苟的注意力结合在一起。他在1891年写道，“战略艺术的根本要素”在于“将优势兵力投入战斗。这在一方一开始就较强的情况下相对容易做到，在它较弱时难一些，在兵力对比严重失衡时大概不可能”。对于德国来说，最有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形就是在西线和东线同时面临法国和俄国的威胁，这就要求德军必须在一方参战之前先击垮另一方。正面进攻会导致过多伤亡，从而在未来作战中力量不足。因此，必须采取主动，抢先攻敌侧翼并歼灭之。施利芬寻求通过精心制订计划来应对摩擦挑战，预测敌人的反攻策略。从战前动员到最后胜利，整个战役行动都是精心策划而来的。这样，敌人除了被德国牵着鼻子走，别无其他选择。这些做法与毛奇的思想完全相悖，它使得个人几乎无法在作战中发挥主动性，也就没什么犯错的余地了。因此，为了降低军事风险，施利芬准备在政治上冒一次风险，尤其是打破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中立态势。

关于在毛奇的侄子（小毛奇）1906年接任总参谋长之前是否真的有过所谓的“施利芬计划”，军事史学界一直存在激烈争论。德国的相关历史记载很不完整，留传下来的内容无疑也随时势变迁而被修改过。这位坚持从西线寻求突破的总参谋长也曾偶尔关注过东线战场，并为此调整了兵力配置。不过到了1914年，根深蒂固的传统战略观念再度占了上风，那就是利用战略包围以最快速度和最小代价先解决掉一个敌人。这一战略方案由小毛奇于1911年12月初步拟定，当时他建议，德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动用全部资源对法国开战。

对法国开战主导着战争决策。这个共和国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但我们可以寄望于在这里速战速决。如果法国在首场大会战中遭到重创，这个没有多少人员储备的国家将很难应付一场持久战。而另一方面，俄国却能够把军队撤入其幅员辽阔的内陆，无限期地拖长战争。因此，德国应尽一切努力在最短时间内以一记重击结束战争，至少要在西线实现这个目标。

德军于1914年8月发起攻势，以最新的通信和后勤技术成果刷新了拿破仑时代公认的作战准则，军事思想和实践也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过程中达到高潮。它毫无根据地假定进攻是更有效的作战模式，打破了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体系。正如斯特罗恩指出，1914年时欧洲所有军队的战争计划都是约米尼式的：“每一场战役的作战计划都应按照特定原则，为了实施军事机动以取得决定性胜利而设计。”敌人的防御阵地会被团团包围，然后便会被一股难以抵挡的力量和气势打得晕头转向。这样的攻势往往体现出高度的忠诚、技巧、锐气和毅力，令敌人无法招架。

这是一种预先考虑周详的战略，所有计划都被有条不紊地纳入其中。为确保计划得到有效执行，军队必须严格、准确地听从指挥。这可不是那种强调每个人都能做出选择并决定战争结果的托尔斯泰式军队，而是由纪律和训练调教出来的绝对服从统帅意志的作战机器。即使不可预知的形势发展需要某支部队自主做出决定，它们仍将反映统帅的意图，这种意图的传递不仅依靠直接的通信联络，更依靠一种共同的制度文化和公认的信条。等级管理和专业职能分工协作体系是现代官僚制度发展的最高阶段。总参谋部掌握着最聪明的军事头脑中的精华。它为全面计划和个人准备设定了标准，确保其即便在困难的条件下也能够遵从直接命令。

但这些并不能保证成功。要想获得胜利，应该暂时抛开所有外交上的考虑，优先在军事上下功夫。最为严重的是，此举不得不打破比利时的中立状态，从而很可能促使英国参战，并激起当地民众实际或潜在的反抗。尽管如此，胜利仍可借助兵力上的优势实现，强大军队所具有的坚强意志足以碾碎那些计划不周、战术贫乏、军纪涣散的弱国。除此之外，没有明显的变通办法：没人有兴趣和资源来打一场久拖不决的消耗战，也没有其他办法来打一场歼灭战。如果排除军方最担心的非军事化趋势和国家立场软化的可能，唯一的替代选择就是以战争相威胁，求得一个较好的外交解决方案。鉴于如此之多的因素都有赖于一记有效的初次打击，一旦军事动员开始，政治形势很快就会失去控制。

拿破仑失败后，有关所有重大国际争端都可以用武力解决的谬论受到顶礼膜拜，而实际上这方面的成功尝试屈指可数。虽然这些尝试增强了上述谬论的可信度，但仍有理由对其提出质疑：交通运输手段特别是铁路的大发展，为军队实施复杂机动以包围敌人并攻其不备提供了便利，但同时也使敌人向前线补充后备兵员成为可能；工业化成果优化了枪炮的口径、射程和精确度，便于突破敌人防线，但反过来也会让防御火力对进攻部队更具杀伤力。拿破仑战争的基本教训就是，即便一个国家的军队表现再出色，也无力和一个更强大的联盟进行对抗。1871年的情况同样表明，战争的重压会让一国民众同仇敌忾，掀起革命浪潮。战争是一种极端手段。它能颠覆国际秩序，释放国内的狂热政治野心。它是一件需要运用战略以迅猛军事行动打击敌人的事情。但是如果敌人未被击垮，接下来就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后续战略可供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