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甲战争

一名英国军官为这种假设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理论基础，他的名字叫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绰号“排骨”（Boney）。他于1916年加入英国坦克军团（Tank Corps）。当时装甲车刚刚出现，富勒很快就意识到它将经历一场革命性发展。装甲车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战斗力，但它过于笨重，也不十分牢靠，无法作为进攻基础。1918年，富勒研究出一个能够赢得战争的进攻计划，即“1919年计划”。要实现这个计划，就得在第二年大规模生产一种新型坦克。正如戈瑞尔的空中作战计划，富勒对当时的武器供应能力过于乐观。和戈瑞尔一样，富勒战争计划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与未来战争行为的相关性。

虽然富勒在坦克的发展过程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也不是第一个想到让坦克扮演进攻角色的人，但他是缔造新型坦克兵团学说的杰出人物。一旦认识到坦克除了支援步兵以外还能发挥更多作用，富勒便开始勾画如果让坦克以更快速度、在更长的距离内实现大量部署，会取得什么样的战果。他认为机械化战争即将代替肌肉战，依靠马拉肩扛运输战斗火力的时代即将结束。汽油发动机将使地面战争产生革命性变化，正如蒸汽机改变了海战一样。富勒深知，坦克部队最初只能展开一些试探性行动，充其量也就是发动几次袭击德军前线的战斗，但他预想如果有一支装备了一千辆坦克的部队，那么就可以兵分两路，一路针对敌人的防线发起进攻，其余的力量则直捣敌军的指挥系统。1918年春，德军发起进攻，盟军应声撤退，之后富勒进一步提炼、完善了自己的想法。他将盟军撤退归因于最高指挥的无能。他断定，“身体的潜在力量存在于人体组织中，如果我们能摧毁这个组织，就达到目的了”。由此，富勒成了一个“大脑战争”的倡导者，主张发起瓦解敌人心理的攻击，让他们军心涣散、无力抵抗。他认为与其把目标指向敌人的军队，不如打击其指挥部门。在富勒的计划中，德军指挥部是主要打击目标。他想让敌人头部中弹、一枪毙命，而非浑身是伤、慢慢熬死。这样，愚蠢的敌人就会慌神，继而整个部队乱作一团。富勒晚年回忆“1919年计划”时曾说，它可以通过“惊人的戏剧性场面”确保胜利，“是赢得战争的唯一圆满方式”。

富勒把军队比作人的身体，指挥部是大脑，联络线路是神经系统，通向作为肌肉的前线作战部队。整个系统需要源源不断的补给。然而，这终究是个类比。布莱恩·霍尔登·雷德（Brian Holden Reid）指出，军队毕竟不同于人体组织，因为它的组成部分能够各自独立地存在。然而“脑力、勇气和战斗力三者密不可分，一场危机就足以让一个有能力代替上级指挥战斗的下级军官一鸣惊人”。事实的确如此，坦克击溃德军各战区指挥部，加速了1918年德国的战败。但同时也应看到，这场战争漫长无比，使人筋疲力尽，此时战事已近尾声，双方士气都很低落。这一事实助长了一种观点，即冲击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恐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种贬低其他制敌因素的倾向。至此，我们看到了富勒与早期空中力量理论家之间的相似之处，实际上他与他们过从甚密。1923年他曾写道，一场空中打击就能把伦敦变成一个“巨大而狂躁的疯人院”，“恐惧会像雪崩一样扫平”英国政府。富勒也曾仔细阅读勒庞的作品。他的创新之处在于，利用大众心理的概念解释了为何不仅是平民，就连军队也有可能在重压之下投降屈服。

富勒军事理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来自更加广泛的思想领域，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这些思想已经在富勒心里构思酝酿了很长时间，反映了他广泛而独特的阅读风格。富勒涉猎神秘主义与神秘学，热衷现代思想，轻视民主政治，最终竟投身法西斯主义。他判断，由于自己乐于怀疑传统宗教，因而也就自然而然地愿意挑战传统军事思想。除了勒庞，他的思想还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哲学实用主义的影响。人们广为熟知的是，他曾经宣称自己采用的是科学的战争研究方法。实际上他的方法虽未必那么科学，但反映出他自信已经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富勒从不怀疑自己的分析比其他英国高级军官要高明得多，在他看来，那些人业务不精，蠢笨得让人恼火。他们的无知无能已经在一战中大白于天下，如今又因为无法欣赏富勒的真知灼见而暴露无遗。然而，富勒的方法是建立在浮夸基础上的，是出于一种不切实际的强烈欲望，希望找到一种可以避免大规模杀戮的战斗形式。他曾经在法国亲眼见证这样的惨烈场面。尽管富勒在性格上存在缺陷，他自高自大、不讨人喜欢、崇尚权力主义，而且他的理论超越了军事范畴，不仅古怪，还时常令人费解，但他确实改造了传统的装甲战争概念，将人们公认的一种虽然有趣但用途有限的特殊战斗工具变成了新型战争的基础。富勒由此成了聚焦脑力战争的开创先河之人，他重视迷惑敌人的“大脑”而不是从身体上消灭敌人。

战后，富勒回顾了一战中那些“大腹便便，满脑子糨糊”的战斗部队的命运。这些军队专注于火力摧毁，而富勒寻求的是在更大程度上尽可能使用坦克和飞机给敌人造成心理错乱，以取得决定性的战斗结果，而不是身体上的毁灭。和当时许多技术乐天派一样，富勒的观点没有充分估计到战争中的后勤困难，并且低估了大部队和工业社会的大量资源在一战中的作用。其理论依赖的是一种黯淡的人性观点。他在第一部主要作品《战争改革》（The Reformation of War）中对主仆二者进行了大致的精英式区分，认为前者属于超人（super-men），而后者只能算超级猴子（super-monkey），他们不但心智不济、天生胆小，而且还有点娘娘腔（当时泛指易激动的歇斯底里人格）。在他下一部重要的理论作品《战争科学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the Science of War）中，他反复思考了群体的特性。这是他观点的核心部分，即军队和社会是一个庞大的有机体，会随着强有力的领导力而动摇。富勒认为，掌握群体心理是“领导力的基础”。所有人群，无论混杂还是同质，都有一个由本能驱使的、单一“灵魂”控制的“意志”。这正如勒庞所说，有的群体在采取行动时更像一个无理性个体，而不是一个由众多理性个体组成的集体。而富勒笔下的群体“只是一个授意者意志之下的自动装置。由于缺乏才智，他们的行为往往是错乱的。根据接收到指令的不同，相比于个人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要么极度卑劣，要么无比高尚”。

富勒认为，群体在病理上是疯狂的，他们轻信、冲动、易怒，完全受感情支配。不愿意“随波逐流”的“天才”想要挑战群体，就必须“迫使它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行进方向”。如果像拿破仑所说，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那么天才的重要性就是普通人的十倍。普通人就该被看作一台机器。富勒呼吁为这些普通人设计一套“看起来形式简单，无须人思考”的“精确系统”。有了这套系统，人们即便“不了解我们的意图，也能用双手完成我们用头脑做出的设计”。在这一点上，富勒可能受到了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影响，本书将在第三十二章中讨论泰勒的科学管理体系。

富勒在描述“军事群体”时参考了勒庞的学说，“群体受到一个意志的支配，而这个意志是群体中每个个体思想的集中产物”。我们当然希望这是一种渴望胜利的意志，但如果它因为意外或灾难而瓦解，那么个体的自我保护本能将会取而代之。军队是一种有组织的群体，通过训练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但同时它毕竟是个群体，一旦受到压力，意志就可能发生转变。“意志”坚强、“灵魂”强大的军队往往吃苦耐劳，而一旦遭遇重大损失，士气受损，恐惧就会弥漫开来。

当战斗走向白热化，战局要么被超出常规的理智所控制，要么失去理智：应变能力掌握着机会的骰子，人人听从命运安排，或者像捕猎的动物一样凭直觉行事。自我牺牲精神催人奋进，自我保护思想令人退缩。理智决定一切，或者说，就算无法做出决定，责任感也能载着愿望向目标迈进一步。所以，决定战争输赢的不一定是参战人数，而是未知的死亡。

在战斗中，一支受到惨重打击，失去首领的部队很可能流于涣散，并且丧失前进的意愿。而在平民生活中，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较量可言。感情丰富、容易冲动的群体注定会陷入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