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核竞争

我们就像一个瓶子里的两只蝎子，彼此可将对方置于死地，但自身也性命难保。

——J.罗伯特·奥本海默

战争通常以一个和平又正义的新纪元的到来作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例外。但遗憾的是，随着美苏关系日益紧张，以及双方阵营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战后局势几乎没有乐观的余地。在解放后德国占领区的命运问题上，暗涌的敌对情绪弥漫在英美占领区和苏联占领区之间，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一触即发。1947年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以《冷战》为名写了一本书，“冷战”一词从此广为流传。李普曼的这种说法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人们曾经用“la guerre froide”来描绘希特勒针对法国的心理战。因此，冷战即两个国家相互权衡估量，就像拳击台上的两个选手在出拳之前绕着圈子。人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不怀丝毫的乐观，他们都怕几十年的对峙格局一朝崩盘成为热战。

其实，1945年10月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李普曼之前就用过“冷战”这个词。他试图以此评估原子弹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他所描绘的前景是“两三个超级大国正在瓜分世界，它们各自拥有一种足以在数秒内毁灭上百万人的武器”。然而奥威尔发现，虽然存在发生一场毁灭性战争的可能性，但由于这些国家之间“有一个心照不宣的互不攻击约定”，战争还是可以避免的。它们只会对那些没能力进行报复的国家威胁使用这种武器。因此，这种新形式的最高级武力不仅会在几个超级大国之间形成不稳定平衡，还会催生控制弱势国家的新的有效手段。它也许能够阻止大规模战争，但会在“可怕的稳定……奴隶帝国”之间制造“一种不是和平的和平”。考虑到近来一些国家准备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对付被降服的民族，因此当时那种认为原子弹会使被压迫者失去“反抗的力量”的想法或许还不是太牵强附会。

曾经专门研究海洋战略的历史学家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首次正式提出了这些新武器的战略目的问题。布罗迪刚一听说核弹，便对妻子说：“我写的所有东西现在都过时了。”当时的战略理论形式已经无法充分解释这种现象。他评论道：“原子弹确实存在，它的杀伤力无比强大，这两个事实让关于原子弹的一切都蒙上了阴影。之前，我们的主要军事目的是赢得战争，以后必然是防止战争。除此之外，军队几乎别无用处。”由此可见，布罗迪从一开始就已经认识到这种“终极武器”所具有的劝诫属性。对于这样一种既可毁灭对方，也可能令自己性命难保的武器，任何政治团体在使用它之前都会非常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