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遭到迎头痛击前，每个人都是有计划的。

——迈克·泰森

人人都需要战略。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胸怀大略是军队将领、大公司高层领导和政党领袖们的事情，但其实在今天，任何一个像样的组织都不敢想象没有战略该如何生存。人类事务充斥着无常与困惑，探索出路困难重重，但相比战术层面的计策，宏观的战略方法依然是解决问题的首选，遑论那些灵机一动得来的所谓妙招。胸怀战略意味着拥有高瞻远瞩、抓大放小、治本而非治标、放眼全局而非只见细节的能力。离开了战略，什么直面问题、追求目标就只是空谈而已。无论军事行动、企业投资还是政府计划，要想获得支持就必须先有一套可供评估的战略。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决策显然比相对循规蹈矩的常规决定更具价值。由此可知，比起那些只会出主意的建言者和负责实际操作的执行者，战略决策制定者的地位更高。

战略并非专为面临生死抉择、成败决断的强国和大公司打造，更多的世俗杂事同样离不开它。当在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中遭遇障碍，或者需要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有序分配做出判断时，战略就有了用武之地。在商业领域，首席执行官负责公司的整体战略，其下的采购、市场、人力资源等部门则各有各的分战略。医生需要临床的战略，律师讲究起诉的战略，社会工作者则必备提供咨询服务的战略。至于个人，不管是追求职业发展、承受生离死别，还是填写纳税申报单，甚至训练宝宝大小便或买辆汽车，也都需要具体的战略帮忙。事实上，在当今世界，只要是人类活动，哪怕再低微、再平庸、再私密，也不可能抛开战略行事。

对于那些渴望获取更多有效战略的人来说，目前已经有大量书籍可供参考。这些书风格各异，适合拥有不同需求的读者群。有的书靠幽默调侃取胜，有的书采用大字印刷取悦读者，还有的书则把成功者的励志故事当作卖点。其中一些大部头的学术巨著运用图表来详细阐述与战略相关的众多复杂因素，中间不时夹杂着行动指南，提醒读者如果认真照做，起码会增加成功的概率。书里还会使用大段催人奋进的文字，鼓励人们大胆思考、果断行动，承诺读者如此必胜。但这些书只不过是陈词滥调的大杂烩，它们教人如何与对手做斗争，教人如何拉拢潜在盟友，其意见不尽一致。另外一些书则更具哲学反思意味，热衷于探讨冲突悖论以及一味追求远大目标所导致的僵化陷阱。甚至还有一些书专门教人如何成为空想战略家，其方法居然是看影视剧、重新打一场古代战争，或是在想象的宇宙中用复杂规则和特殊武器统治外星人。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个词：它绝不空洞，却能同时适用于好几种事物，比如战争计划、政治竞选、商业交易，当然还有应对日常生活压力的种种方法？专栏作家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ris）曾经哀叹，“战略”这个词已经被滥用到无所不在的程度，只要提及理想目标，人们就会心安理得地称其为“战略”。他质疑，为什么在经济停滞、负债累累时，人们会呼唤“增长战略”，而在应对干旱的时候，却没有人提出“下雨战略”呢？“负罪的人需要美德战略，吃不饱的人需要食物战略。”他注意到，“如今人们常常喜欢绕着圈子来证明某个论点，其实即便将任何一段话里的‘战略’二字抹去，也不会有损于说清道理”。然而，当我们试图根据自己的目标和能力预先制订行动计划时，“战略”一词仍是对这种行为最恰当的解释。虽然这个词经常遭到滥用和误用，其本义已被冲淡，但它形象地抓住了整个决策过程，显然无可替代。从这方面来看，“战略”“权力”“政治”这些词颇有相似之处。人们在学术作品中探究它们的确切意义，却难下定论；而在日常话语中，这些词表达的意思往往是不清晰、不明确、不严谨的。

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能够描述“战略”的范畴并划定其界限。在当代常用的定义里，“战略”指的是：明确目标，为实现目标获取资源和方法，在结果、方式、手段三者之间保持平衡。保持这种平衡不仅需要找到实现目标的方法，还需要不断调整目标，以便运用可行的手段发现最现实的成功路径。不过，这一过程只能用来描述最简单的任务，如果实现目标轻而易举，或者无须和其他人斗智斗勇，再或者行动的风险微不足道，那么就很难称其为战略。总的来说，只有在出现真正或潜在的矛盾、发生利益冲突或者需要做出决断时，战略才会发挥作用。正因如此，战略远远不只是计划。所谓计划是事先假定一连串事件，使人能够胸有成竹地随其发展进程来采取行动。而当有人因持不同意见，或出于对立的利益和关切考虑要挫败某人的计划时，就需要运用战略了。有时候冲突比较温和，比如在同一个组织内部，人们虽然各司其职，但追求的仍是同一个目标。拳击手迈克·泰森曾说，精确的打击能够挫败最聪明的套路。由于偶发事件、对手干扰、盟友失误等种种因素的存在，人类事务天生不可预知，这些都为战略增添了挑战和戏剧性。人们往往期待战略从最开始就能够提供一幅理想的最终图景，然而在实践中，事先设定的种种目标很难按部就班地逐一实现。相反，事物的发展进程会随着状态的变化而改变，完全不像事先所预估或期待的那样，这就需要对先前的战略以及最终目标进行重新评估和修正。本书即将展现的战略是流动的、灵活的，它受制于起点，而不囿于终点。

战略还常常被描述为一场决斗，一场爆发于两股对立意志之间的冲突。这反映了“战略”二字的军事血统，因此它也常被拿来和摔跤比赛做对比。同时，战略也可以被看作使用标准二阶矩阵算法对博弈论所引发的冲突建模的结果。但涉及战略的情境极少有这么简单的。在拳击场上，迈克·泰森的对手几乎没什么选择余地，但如果可以打破比赛规则，允许他从场外找个帮手，那么他的获胜概率会大大提高。可见，与人结盟不失为一种最精明的战略行为；同理，防止对手采取同样的对策也很重要。用决斗来比喻战略并不恰当，前者进行到最后只能有一名胜者。而冲突是可以通过共享利益，或者另寻搭档并打造一个获胜联盟来解决的。不过，鉴于这两种做法都需经过复杂的协商，让普通支持者们相信必要的让步很划算、很明智也许并非易事。由此可见，战略中既包含谈判劝说，也存在威胁施压；既讲究心理战术，也注重物质效果；既要靠言语，也要看行动。这就是战略被视为核心政治艺术的原因所在。讲究战略即意味着打破最初的力量平衡，从所处的既有态势中获取更多利益。战略是一门打造力量的艺术。

对于那些天生的强者来说，运用战略并不困难。合理利用优势资源有助于获得成功。圣经中有句名言：“赛跑未必快者赢，打仗未必强者胜。”美国作家达蒙·鲁尼恩（Damon Runyon）对此做了补充，“但下注的时候还得押快马”。和强者较劲，能让人在道德品质和英雄气概方面挣得高分，但通常也会降低人的判断能力和行事效率。因此，在单凭力量对比注定要失败的情况下，真正考验创造力的是弱者战略。擅用弱者战略的人会运用超常智慧，随时留意成功的机会。力量较强的一方往往对自身的优势资源习以为常，其策略不免单调、呆板、力量有余而机智不足。弱者战略利用的就是对手这方面的缺陷。善于运用这种手法的典型人物有奥德修斯、孙子、李德·哈特，阿喀琉斯、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则不在此列。前者善于使用欺骗、诡诈、伪装、迂回、速度、急智等手段，以合理的代价谋取胜利。无疑，靠智慧而非暴力取胜更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只是，当对手既掌握着优势资源又足够警觉、勇敢、聪明时，问题就有点棘手了。

“Strategy”（战略）的词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语。但从中世纪直至现代，有关战略的参考资料往往将其指向“战争的艺术”。像同盟的价值、战斗的作用、军力和计谋的各自长处这些后来被牢牢纳入战略范畴的问题，很早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直到十八世纪晚期，“Strategy”一词才开始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使用，从中可以看出，在启蒙运动的乐观气氛下，人们认为战争和其他领域的人类事务一样，能够靠运用理性而获益。这同时反映了战争的需求。当时的战争因涉及规模庞大的军队和漫长的后勤补给链，用兵更需要认真准备和理论指导。从前，战争的目标和手段也许合二为一地藏在战斗指挥者的脑子里，由此人负责构想并实施战略。渐渐地，这些功能被分解开。政府设定目标，让各路将领去完成。后者招揽专业人士设计行动计划，然后再交给其他人去落实。

鉴于各种军事隐喻已经被广泛而熟练地应用在包括计算机命令语言在内的其他活动领域中，政界和商界领袖们采纳战略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1960年之前，有关商业战略的参考资料尚且寥寥无几，直到七十年代才渐成气候，而到2000年，它已经在数量上超过了军事战略参考读物。这些管理和商业类著述扩大了战略一词的应用范围。各种组织的计划和政策，至少是那些最重要的、意义最深远的，纷纷被称作具有“战略性”。很快，人们在思考最佳职业选择时，也用起了战略这个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和哲学运动鼓励让“自我”变得更加“政治”，此举潜移默化地将战略引入了更基本的社会关系。

企业需要策划团队来设定目标，供其他部门贯彻执行。政治家要聘用顾问出谋划策来赢得选举。于是，那些在这方面颇有经验的能人志士纷纷就战略原则著书立说、各处宣讲，传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成功诀窍。由此，战略的兴起已经和组织官僚化、职能专业化，以及社会科学的发展结合在了一起。这反映出，人们希望通过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方面的专业化研究使世界变得更易于理解，进而更具可预测性。这样，人们便能够对当前的环境形成更充分的认知，做出更准确的判断，采取更有效的行动。

战略家的不断进步引发人们对他们的种种控制设想和集权架构的质疑。战略一直以来被看作一种自负和一种幻想，炫耀万事可由精英人物自上而下地操纵。批评者指出，促成意外结局的往往不是少数人的深思决断，而是无数的凡人俗事，芸芸众生虽然无法纵览全局，但也在各种条件下尽其所能地应对着周围的一切。这样的观点促使人们提出了对分散决策和个体权力的要求。反之，这样的需求又促使战略成为人们应付日常生活变化的一种越来越个性化的手段。

本书描绘了上述不同途径的演变过程，从一种极端的严格集中规划到另一种极端的无数个体决策。从中可见，军事、政治和商业等不同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存在着趋同的观点，即最出色的战略实践在于令人信服地说明如何将一种不断发展的形势转变为一个理想的结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人们开始流行将战略思考当作一种特殊叙事；当发现一个中央计划可以掌控大公司，甚至战争时，他们的幻想破灭了。认知心理学和当代哲学的发展更是共同强调了建构的重要性，人们可以通过它来解读各种事件。

作为一部历史，本书旨在探讨战略理论中一些影响战争、政治和贸易活动的最突出主题的发展演变，同时也不会忽略其间出现的各种批评和异议。读者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何某些人物会出现在书中？为何某些章节好像根本没有提到战略？原因就在于，为战略创造条件的理论才是重点。这些理论设置了战略家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他们所依托的环境，并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行为方式。因此，本书论述的并不是如何制订计划应对冲突，或是如何借助实用知识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而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作为一种实践的理论本身。战略为人们提供了一条入门途径，使之了解到各类话语：对理性行为意义的抽象构想以及对控制与反抗的后现代沉思；对因果关系的论证以及对人脑工作的洞察；有关如何最有效地在战斗中打击敌人、暗中给竞选对手使绊、把新产品推向市场的实用性建议。战略家们讨论过各种方法的实际效用，不仅有形形色色的威逼强制手段，还包括各种引诱、压力之下的人性、行动中的群众组织、谈判技巧、美好的社会愿景，以及道德行为标准。

我在本书中采用的研究方法没有遵循任何特定的社会科学流派。实际上，我一直在设法说明如何用各种学术策略来解释特定流派的大行其道。最终，我想出了写部战略剧本的主意，即把战略当作一个故事来思考回顾。我知道，这样的剧本离不开写作过程中形成的分析脉络，但我希望即便读者不认同书中的分析内容，也能对其中的历史部分感兴趣。战略之所以让我着迷，就在于它是一门关于选择的学问，正是因为这些选择至关重要，其背后的论证才值得认真研究。战略是决策者的重大决定，关系个人发展和组织生存，同时它也是一种深入人心的见解和价值观，既有影响大众生活的使命，又为塑造国家未来方向提供机会。用这种方法研究战略可能有些离经叛道，在各式各样的社会科学中，随机与无序、失调与矛盾、例外与反常的东西，都是必须受到控制的尴尬异类。但有了战略，就必须严格地对这些异类给予特别关注，因为当事者的无能为力或者意外成功都会改变事情的预期。这种研究方法或许无助于演绎出什么伟大的理论，但它能够让学生体会到一些最具挑战性的决策过程中的刺激和起伏变化，而不用担心没有数学证据。

为了更好地驾驭这个主题，我将重点落在了西方关于战略的种种思考上，最近我还特别关注了美国人的研究方法。我希望将本书的主题和更广泛的政治、社会理论发展联系起来，因此不可能进行更大范围的地域性综合研究。我深知不同的文化孕育了不一样的深刻见解，但美国不只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近些年在知识领域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在古代，雅典人首开先河；十九世纪末，德国人独领风骚。将研究限定在西方文化范畴内的好处在于，这样就有可能提炼出一段时间内不同领域活动的影响和共同的主题。可选择性同样很关键。我在书中提到了一些经典文本（其作者常常被人提及）以及一些曾经轰动一时但现在已被遗忘的人物（他们通常也不值得被人铭记）。我还寻求将战略思想领域的潮流和趋势纳入书中。为了让书中的讨论有充分的依据，我一直牢记着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有关战略思想起源的一句话：“它从每个世纪汲取灵感，甚至不放过每一个历史瞬间，各种事件本身暴露的问题也提供了诸多启示。”为了弄懂这些大理论家的思想，呈现其理论精髓，深入思考他们曾经回应过的诸多事件就十分重要。但是，我们大可不必像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那样去评论一本有关战略的书籍。奥威尔称：“将历史变迁追溯至某个理论家，这并不令人信服，因为离开了有利的物质条件，任何理论都无法立足并发展。”思想的历史之所以令人着迷，部分原因就在于一种环境孕育出的思想可以在另一种环境中继续生存，并获得新的意义。

叙事作为一种思考和传播战略的手段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是本书想要突出的主旨之一。因此，我力求向读者说明那些最重要的战略构想从何而来，其背后的构建意图，以及它们的意义是如何随着时间变化的。为了和这种叙事主题保持协调一致，我还引用了圣经以及荷马、弥尔顿和托尔斯泰等人的文学作品中的一些例子，来阐释战略行为的核心问题及相应对策。

本书由探讨“史前”战略开始，讲述了西方文化传统的两大源头——希伯来圣经和古希腊的伟大文献，以及几位影响力最持久的战略著作家——修昔底德、孙子和马基雅维利。书中的第一部分着眼于军事战略。第二部分关注的是政治战略，尤其是失败者的政治战略。第三部分则从大型组织，特别是商业组织负责人的角度出发，思考了战略的发展。这部分内容篇幅最短，因为它只涉及半个世纪的研究资料，而不像前两部分那样动辄横跨两个世纪。最后一部分思考了社会科学对当代的贡献，并寻求对重要的主题加以归纳总结。

为了写作本书，我涉猎了一些自己不太熟悉的领域。这正好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以钻研那些曾经在大学时代接触过，如今却已经模糊或早已忘却的知识和问题。在政治理论课上，老师曾要求我们阅读原著，而不只是读一些相关评论。我是这样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广泛参考他人对名著的解读。我吸取了众多专家的见解和观点（我希望没有断章取义）。写作本书的部分乐趣在于，我可以借此接触一些美妙的学问，既有社会科学方面的，也有一些与我的专业相去甚远的领域。我的同事们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毫无疑问我在某些方面却做得有些过犹不及。不过，这些研究工作加深了我的一个感想，那就是学者们过于在意自己能否在学术圈子内留下好印象，而没有充分注意到圈子外的发展动态。鉴于这种态度显得苛责挑剔，我希望它没有冒犯别人。当然，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我衷心希望读者能发现书中错漏并不吝赐教。

鉴于我的专业领域和战略这个话题的渊源，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和战争有关，不过我已经尽量在书中兼顾了革命、选举、商业战略等方面，并研究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虽然我接触过许多打过仗的人，但我自己并没有经历战争。我在学生时代曾非常热衷政治，积极参与过许多有关改革、革命、暴力等问题的讨论。后来在伦敦国王学院，我在各种管理岗位上工作了大约30年（到最后我的头衔中甚至都有了“战略”二字）。出于这些原因，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尝试着像思考战略问题一样，从战略角度去思考所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