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觉醒：当海水把陆地搅得天翻地覆

海明威可不光是去看的。1935年9月4日，他驾驶着自己新买的舱式游艇“皮拉尔”号，从基韦斯特向东北航行75英里，前往上礁岛加入救援行动。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几次飓风之一，行前，他决心尽一切努力帮助幸存者，在“皮拉尔”号上装载了足够的食物、水和各种供给物，希望能为那些无家可归者一解燃眉之急。然而他竟然找不到多少需要帮助的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意大利前线服役以来，他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惨状。劳动节那天，风暴呼啸着穿过一连串地势低洼的狭窄岛屿，造成的破坏不亚于接连几天的炮击。很多最大的树木，像牙买加梾木和红木，都被连根拔起，侧卧在地。只有几幢最坚固的建筑物仍然挺立着，其他的房屋此时都变成了一堆劈柴。在伊斯拉莫拉达（Islamorada）的小邮局附近，被派来撤离救援工作人员的火车被飓风吹得脱了轨，车厢四仰八叉地散落各处。最可怕的是看到死人，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夏日，他们的尸体在80度的高温下膨胀着。很多尸体漂浮在水面上，而海水仍在经受着15英尺高的风暴浪的冲击，浑浊不清。常常能看到死去的人仍然死死攥住木码头，以防止被冲走，他们的身体在木桩子上被反复抽打。两个女人在一棵红树的枝杈上摇晃着，那棵树倒是没被狂风大浪击倒——死者试图爬上树自救么？还是海浪把她们抛进了那可怕的桠巢？这些都已经无关紧要了。这位伟大的作家唯一能帮助死者的，就是写下他们的故事，让全世界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谁又该为悲剧负责。他决定为他们作证的方式，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

到1935年，也就是大飓风发生的那一年，海明威已经爬到了他写作事业的顶端。这位生于19世纪的最后一年，从伊利诺伊州奥克帕克（Oak Park）走出来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二十多岁便掀起了一场文学革命。他的两本畅销书，《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反映了他曾如何活过人生的前30年：19岁便因伤退伍，之后为《多伦多每日星报》（Toronto Daily Star）做海外记者，成为“迷惘的一代”传奇天才作家群巴黎分支的一员。

海明威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精妙地解释了他作品的魅力：他的作品以他标志性的简洁和精准“忠实而勇敢地”再现了“时代的艰难风貌”。在写作时，他就是简洁的代表，要言不烦地向万千读者讲述扣人心弦的故事。海明威最重要的主题是个人的勇气：显现出他“天生崇拜每一个在暴力和死亡笼罩……的世界上孤军奋战的人”。

海明威的成功让他日益成为每一个美国作家的试金石，也成为不少美国个人主义者的行为楷模。他们阅读海明威，引用他的言论，模仿他的行为，寻求他的建议。虽然他的声音是美国独有的，但他也是公认的全世界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能与他比肩的人寥寥无几。他的名声甚至传到了文学生来要为政治服务的苏联。苏联作家越来越无法自由地道出他们所见的真相，而不得不迎合政府。这对不怎么关心政治的海明威倒没有多大影响，但他的确很享受越来越多的苏联人阅读他的作品这一事实。

1935年8月19日，当美国评论界令海明威觉得他在国内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时，他收到了一个来自莫斯科的包裹，里面是一本翻译成俄文的他的短篇小说集。寄送包裹的是著名的青年翻译家和文学人物伊凡·卡什金，他为在苏联推广海明威作品所做的贡献无人可比，起初只是在作家同行之间传看，后来也把它们推荐给其他读者，包括少数统治精英。海明威看到俄文版非常开心，包裹中还附有一篇卡什金赞誉这位美国作家的文章，因为“对同理心和共情的渴望”，他迫不及待地打开那篇文章阅读起来。在（致“尊敬的先生，或海明威先生抑或亲爱的同志”的）附函中，卡什金告诉海明威，苏联读者几乎不加批判地欣然接受他的作品：“在我们国家，没有人不被您天才而轰动的成就所震惊，没有人会对您的缺点和局限冷嘲热讽。”海明威立即致信感谢卡什金，信中说“让人了解你在写些什么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完全不像对待他素日打交道的那些纽约评论家。这是两人通信的开始，他后来很长时间都很重视这位评论家和翻译家，给他写了很多毫无城府的长信。

海明威希望卡什金务必了解，虽然拥有苏联读者让他很高兴，但他并不打算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哪怕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面对左倾压力，年纪轻轻便已成名的海明威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姿态。他在一封信中向卡什金解释说，他的朋友和评论家们都说过，如果不像个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写作，他终将众叛亲离。但他不在乎。“一个作家”，他继续写道，“就像个不对任何政府效忠”，也“根本不喜欢他所在国家的政府”的“吉普赛人”。政府还是小一点儿好，大政府必然“不公正”。

不管他如何自证清白，左派读者却渐渐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发现了阶级意识的蛛丝马迹，诸如美国政客们软弱无能、美国有钱人如何无视穷人的苦难。有些评论家提到他的短篇小说《一次远行》（“One Trip Across”），写一个船夫因为经济衰退走投无路而犯罪；还有人竟然从他的作品《非洲的青山》（The Green Hills of Africa）中摘录出他评论美国国内形势的几句话断章取义，这真令人称奇，要知道那是一部关于富人打猎的游记啊。

海明威即将为《新群众》（New Masses）撰写的报道会让不止一位左翼美国人感到惊喜，也会引起苏联对他的关注。由美国左派人士和共产主义者编辑的这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几乎是美国共产党（CPUSA）的机关刊物。1926年《新群众》首次发刊时，《时代》（Time）杂志曾把它描述为“一艘冒着黑烟的船，外观不雅但力道不小，剑状的船首上有赤色的涂鸦，看似乱七八糟的船身上也到处是赤色的印记”。

希望在该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各类作家丝毫不在意船身是否乱七八糟，其中不乏举世闻名的作家，像萧伯纳和马克西姆·高尔基；也有只被左派视为指路明灯的无名之辈。只有一些是政治作品，大部分都不是。海明威发表的作品主题各异，写斗牛，也写死神在寒冬降临在阿尔卑斯山区冰雪覆盖的小屋里。在编辑们对他的中篇小说《春潮》（Torrents of Spring）发表了严苛批评后，他毫无顾忌地笔诛墨伐。他在写给老友埃兹拉·庞德的信中说，那些人革命只不过是为了建立一个视他们为“才子”的新秩序。编辑们反唇相讥，说海明威太关注个人，看不到决定美国历史进程的强大经济力量。

那些经济力量在1929年凸显出来。那一年的股市崩盘带来了极度萧条，对美国梦的每一个设想都提出了质疑。资本主义的发动机华尔街停摆了，无法再推动经济复苏。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估计有200万人来到铁道边，跳上过往的货运列车，到全国各地去找工作。数百万人忍饥挨饿。一度业绩显赫的商人沿街贩卖铅笔或苹果，后来则跟失业的人一起在施粥场排起了长队。这个国家曾经繁荣的农场也好不到哪儿去。城市没钱购买那么多的肉和农产品了，大萧条也就蔓延到了农村。大平原地区一场旷日持久的干旱更是雪上加霜，一片片农田随风消散，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沙暴区。

1929年后，《新群众》的政治倾向更左了。编辑们决定跳上“风起云涌的历史舞台，时代的战斗正在那里打响”，杂志社派记者“前往罢工前线，……充满焦虑的农场，（以及）硝烟弥漫的南方”。他们想要获取一手资料，了解这个国家灾难丛生的经济和环境形势带来的多种苦难。如此产生的报道便会吸引那些如今愿意严肃思考一下资本主义诸多缺点的读者。

远在天边的苏联似乎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苏联人在谈论着一个没有人会失业或挨饿的未来。那是一个公正的无阶级社会的迷人愿景。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似乎是为苏联量身定制的对立面。希特勒的演说为德国确定了基调。他紧握双拳，挥舞双手，声音渐入愤怒的高潮，把危机怪在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头上，虽然德国的萧条并不比其他地方更严重。他提出了另一种走出萧条的解决方案：让你的敌人闭嘴，动员人民起来作战，把需要的东西从敌人那里抢过来。希特勒和他的独裁伙伴墨索里尼就用这种方式把许多美国艺术家推进了左派的怀抱，他们本来并没打算在左派道路上走得那么远。

早在大萧条开始之前，海明威就和第二任妻子鲍莉娜·菲佛一起搬到了基韦斯特。他们在那里组建家庭，也让健壮而俊朗的运动爱好者海明威——他身高一米八三，肌肉结实，一头黑发，漆黑的双眼炯炯有神——维持部分户外生活或者至少能穿得像个户外活动者：光着脚，身上那件素色的衬衫通常有一半扣子敞着，短裤则用一条绳子勒在腰间。

基韦斯特位于美国本土的最南端，几乎是从佛罗里达伸进墨西哥湾的一连串小岛中的最后一个。1928年，那里是穷人的热带天堂，可以搭乘火车或坐船从大陆直接抵达。很多街道尚未铺就，许多建筑物还没有自来水管道或通电。最像杂货铺的地方就是个贩售生活必需品的小仓库而已。

海滩近在眼前，海水永远温暖清澈。即便在15英尺深的地方，海底的白沙也像是触手可及。各种鱼类在沙子上方游弋，当地人手到擒来。深水区的渔获更佳。渔夫们把当日的鲜货出售给邻人或跟他们以物换物，当地人的一日三餐，就是这些鱼加上仓库里买来的米和豆子，配上从自家果园里采摘的水果。晚餐后，任何人都可以坐在城镇码头上看夕阳入海，然后去一家毫不讲究的酒吧找乐子，那家酒吧最初名叫“盲猪”，后改名“银拖鞋”，最后又叫“邋遢乔”。不管叫什么，那都是个“简陋将就，但有好友、有赌博，有15美分的威士忌，还有10美分的……杜松子酒”的地方，因为总有融化的冰块掉落，水泥地板永远是湿的。

海明威起初是从同为小说家的约翰·道斯·帕索斯那里听说基韦斯特的，道斯·帕索斯这位来自巴尔的摩的知识分子高大、羞涩、渐秃，理智多于激情，样子像个教授。但他也喜欢户外，只不过喜欢的方式跟出色的渔夫加猎人海明威不大一样。道斯·帕索斯1924年沿礁岛群徒步旅行时发现了这个地方，在一封信中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海明威。海明威闻声来访，也一下子爱上了这里，最后在白头街一座结实的两层石灰石房子里安了家。那座房子建于1851年，看上去像某个江轮船长在新奥尔良那种地方建的住宅，高高的圆弧形门廊，装饰华丽的铁花格架，木质防风盖通常都漆成绿色。

到1930年，这座海岛城市也陷入大萧条。到1934年，基韦斯特彻底破产了，无法收取足够的税收应对支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联邦紧急救援署（FERA）佛罗里达分署介入并接管了这座城市。海岛的诱人之处，部分就在于它远离大陆；现在一个国家机关抢在地方政府之前介入，力求存其精华。道斯·帕索斯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他所谓的“救援勒索”正在把“一个独立渔夫和私酒贩子的城镇”变成“救济农场”。海明威同意他的看法。罗斯福的“新政”，即总统让国家走出大萧条的方式，就像一群“天真的混蛋”在举行“某种基督教青年会式的表演”。海明威的世界观向来最看重艰苦的自力更生，因而在他看来，“新政”是鼓励人们放弃工作而靠救济生活。救援计划的部分内容是把基韦斯特转变为一个旅游胜地，并让著名作家位于白头街的宅邸成为景点之一，但也于事无补。这会剥夺海明威和家人的隐私。即便如此，在1940年之前，他们还是会把这里看作自己的家。

在礁岛群，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亲近自然，对一个像海明威这样敏感地熟悉气象之人，感受风暴来临并非难事。1935年8月的最后一夜，黑云压顶，狂风肆虐，气压下降。查看报纸确认过自己的直觉之后，海明威立即开始行动，让自己的房子，特别是他的船，准备好应对风暴。他那艘橡木和红木打造的舱式游艇“皮拉尔”号就是严格按照他的规定苦心建造的，主要是为了钓鱼，但设计时也考虑了舒适的海上生活。这天夜里，它正停泊在海军船坞的潜艇码头附近，就在几个街区之外。海明威在那里花了五个小时的时间准备，想尽可能让它更好地应对这几天的恶劣天气。

最后，风暴与基韦斯特擦身而过，倒没造成太大的灾难，但它全力袭击了中礁岛和上礁岛，比人们记忆中的任何飓风都要强大得多。海明威一俟风暴结束就直奔东北航行，想探查飓风造成的破坏，看看他能帮着做些什么。他在那里看到的是一片毁灭景象。枝叶看似被大火烧得荡然无存，陆地像是被海水颠倒了乾坤。这些是他到达为一战老兵建造的海边营地之前看到的场景，老兵们在那里参与“新政”的工程建设。海边营地的毁灭更加彻底。那些原始的木头小屋本来就是用两英寸厚、四英寸宽的木材钉到一起的薄木板搭建起来的，上面搭块帆布就算屋顶，此时干脆彻底消失了。尸体像海上船难后的残骸和弃物一样到处都是。自1918年以后，海明威从没有在一个地方看到这么多死人。他喜欢说因为参战早已习惯了死亡，那是身为战士必须接受的事实。但眼前这不是战争，这让人无法接受。

在写给他的编辑、斯克里布纳之子公司的麦克斯威尔·珀金斯的一封长信中，海明威无法遏制对这一切的悲愤之情。他所分享的那些关于半裸的尸体在烈日下腐烂的可怕细节是体面的纽约人——那些穿西装打领带、乘船去深海垂钓的人——所不愿直视的。海明威的结论是，那些老兵“事实上被谋杀了”。他认为责任应由总统和FERA的管理者——如今是罗斯福亲信的前社工哈里·霍普金斯承担。他们把“那些参加酬恤金游行的可怜人派到这里，就是为了干掉他们”，并且最终“不费一兵一卒干掉了他们”。（这么说难免偏激，罗斯福政府只是给那些在华盛顿游行抗议的失业老兵提供了一个在礁岛群工作的机会。）在海明威看来，这个故事再次证明了大政府和新政的缺点。《新群众》的众多共产主义编辑之一乔·诺思发电报给海明威，请他撰写关于这场灾难的报道——此人日后将不定期地在海明威的生命中隐现。诺思正在寻找一篇否定新政的文章。当年共产主义的名言是罗斯福政府跟胡佛政府没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是新总统把资本主义的凌厉政策藏在了那副笑容可掬的面孔之后。

诺思给了作家足够的发挥空间，让他尽情书写所见所闻，但他觉得海明威可能恰恰会写出他想要的那种报道。这是共产党的一般倾向，即尽可能地利用大人物，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不需要党员资格，只要愿意写就行。虽然《新群众》仍在批评海明威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往往批评得还挺激烈，但海明威仍然同意为诺思撰写报道。毕竟他已经在致珀金斯的信中写了一部分，也欢迎另有一个宣泄强烈感情的出口。再说反正也没别人请他写。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海明威请他的朋友和通信者们相信，他并没有改变对《新群众》的编辑方针的不满。

1935年9月17日，该评论杂志把海明威的那篇被冠以《是谁谋杀了老兵？》（“Who Murdered the Vets？”）标题的报道刊登为封面文章，称它抨击了罗斯福政府为老兵制定的“失业、饥饿和死亡”政策。那是为《新群众》写的一篇非同寻常的报道。它开门见山地点出了富人与老兵之间的阶级差别。海明威写道，像胡佛和罗斯福总统这样有钱的捕鱼人都知道，夏天光顾礁岛群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在劳动节前后，天气变化无常，会对他们的财产造成威胁。然而老兵不是财产。海明威接着说，老兵们不过是些别无选择的“不成功人士”，于是在飓风季节被派到礁岛群去做“苦力工”。

接着海明威又换了一副调子，用第一页剩下的篇幅讨论他曾如何重视自己的物质财富，特别是他那艘定制的舱式游艇，跟读者讲述为了让游艇不受风暴摧毁，他不得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这一段富裕船主应如何对付飓风的入门读物，不知为何居然被编辑们放行刊出了。然后海明威再度转换笔调，在描述灾难的可怕细节时穿插了一连串责问。他想知道：是谁把老兵们派往礁岛群的？谁在飓风季节把他们留在了那里？谁没有妥善安排他们的撤离，实施这“唯一可能的保护”？他最后问道，该给这位过失杀人者怎样的惩罚。

《是谁谋杀了老兵？》的读者之众，大大超过了《新群众》相对较小的发行量。举例来说，《时代》杂志就在关于灾难的报道中提到了海明威的文章，该报道先是重点陈述了佛罗里达州检察官乔治·沃利（George Worley）的结论，即“没有谁该为未能在……（这场）……飓风之前撤离老兵，导致458人死亡而负责”。接着又用海明威的文章反驳沃利的观点。《时代》并没有暗示海明威如今已经是一位左派革命家了，而是引用了海明威在文末提出的为什么会把老兵们留在那里等死的尖锐问题。《工人日报》（Daily Worker）这份自封为美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的报纸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逐字刊登了原文，把海明威的名字登在了标题和副标题旁边，还加了一句大标语，“小说家看到了留在礁岛群等死之人的膨胀的尸体”。卡什金本人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俄文，发表在他自己的文艺报上，把它呈现给海明威与日俱增的苏联读者群。

这篇文章也引起了莫斯科另一个部门的注意。为苏联间谍提供简报服务的文员们盯上了这篇文章，很可能把它编辑成一份可供未来行动人员发掘的档案，并为它加了一条索引，可检索关于海明威的信息。他们大概想要密切注意他和其他同情工人阶级的外国人的动向，或许有朝一日能派上用场。这是被动的情报收集，有点像那种初级市场调查，列出销售前景较好的产品清单，也就是未来可能会信奉苏联路线之人的名单。这大概是内务部的人首次对海明威感兴趣。

此时，内务部已经是全世界最有经验也最有成就的特工部门之一了。内务部在更改了一连串名称之后，最终变形为更广为人知的克格勃（或国家安全委员会），它的存在有着坚实的俄罗斯和布尔什维克传统。俄罗斯在帝国时代就有自己的秘密警察“暗探局”（Okhrana）。为了在一场对抗暗探局的革命运动中保存实力，布尔什维克们创建了一个秘密的、纪律严明的密谋政党。1917年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政府废除了暗探局，但保留并改善了其业务模式，创立了一个强大得多的组织来保护和扩张革命果实。在国内，它是一个控制工具。到1930年代，国家的秘密机关几乎触及苏联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触及的方式可算不得温柔。在国外它是招募间谍、收集情报和为年轻的苏联政权除掉对手的主要手段（别看它名称里有“内务”二字）。

内务部对海明威感兴趣的部门是它的外交部门，后者主要受第一总局（the First Chief Directorate）指挥，第一总局在很多西方国家都有常驻机构，也就是所谓的“情报站”（rezidenturas）。美国的情报站设在纽约、旧金山和华盛顿。除了监视美国共产党之外，它们的使命还包括盗取美国技术和了解，或许还试图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攫取政权之后，最后这个目标变得越来越重要。为此目的，内务部扩大范围，盯住了各个阶层的美国人，只要他们有机会获得它想要的情报。1934年的目标包括像国务院通信和记录处长戴维·A.萨蒙（David A. Salmon）这样的人，以及劳伦斯·达根（Laurence Duggan），这个年轻人曾在菲利普埃克塞特中学和哈佛大学就读，这样的教育背景和他在国家部门中的良好关系，都可以为之一用。

早先，苏联人还只是收集那些将来可能会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帮助的个人的情报。领导人可能来自莫斯科中心（Moscow Center），也可能来自党在当地的忠实信徒，即所谓“兄弟同胞”（这么叫或许因为他们是仅次于苏联公民的人）。在美国，情报站与美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依赖《工人日报》和《新群众》等报刊，相信它们是当前政治现实的真实反映。

当内务部官员读到海明威的文章时，他们关注的是他“指责”体制的方式。海明威的文章暴露了“（佛罗里达）州的穷人和受压迫的人民不堪忍受的，不是飓风带来的破坏，而是任由政府宰割”。苏联间谍认为美国公众会对海明威的政治宣言“信以为真……因为……（他是）备受尊敬的著名作家”。他们的态度跟《新群众》别无二致：不管是否在苏联控制之下，像海明威这样的名人都是值得追逐的。这些名人有很多或许能用上的关系，他们本人或许有朝一日就能成为为苏联服务的中间人。

海明威就这样引起了内务部的注意。这时还不可能有任何招募他的计划，但苏联方面已经有意要利用可能出现的任何机会了。一旦机会出现，内务部或其代理机构将设计一个合适的方案，派合适的男女去试探海明威，看他愿意在这条路上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