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理性的力量》这本书，是我的自媒体节目《古哥古点》部分内容的结集，安排上既没有明显的线索，也没有特别的意图。当初是随性撰写，后来是随性整理，只是依照主题做了归类，如此而已。

最初的内容凭借兴趣选与作，这或是缘于我内心长久的一个思考习惯，即不只是接受结论，还想还原创作者完整的头脑过程，从灵感肇始到挫折、到探索、到成功抑或是并不逊色的失败。我并不想为自己的这个思考习惯赋予特殊意义，其实就是觉得有趣罢了，有趣所以就更习惯。但渐渐地，我终于能够对这个思考习惯做出一个心理层面的动机解释——“除魅”。我是一个乐于除魅的人，虽然此前对此并不自知。

“理性”这个词，现在已被运用到了一种非理性的程度，甚至已成为“至上性”概念之一。所谓至上性，就是正当性的绝对化。从好的角度理解，至上性是所有人对更好生活的向往，体现出对丑恶与愚昧的歼灭欲望，或是对自我价值的高度期许；然而，它本质上却是非理性的，是对复杂估计的不足，是对第一视角不成比例的放大，是对有限意识的故意纵容。一句话，它是“兴魅”而非“除魅”的。

“兴魅”是力量集结的必然，也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无法绕开的情绪元素，但它的反面之刃屡屡舔舐着牺牲之血祭，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的“除魅”觉醒之旅，是从阅读人物传记开始的，然而却不可尽数说与外人。可以讲明的是，对于理性，尽管有着无数的定义，我却渐渐体悟出一个有趣的解释：理性就是“除魅”，就是改变中心。

改变中心，成为我在阅读以致后来尝试撰写科普故事时，屡屡闪现于脑海中的关键词。从人们熟知的地心、日心之争，到《自私的基因》中惊人的进化中心切换，人类只是基因为了生存而开发出的肉体机器；从富勒和萨伯的经典法律名著《洞穴奇案》中十四位大法官让人瞠目结舌的多视点论战，再到科里尼的论文集《解读与过度解读》提出的文本中心观、作者中心观和读者中心观的精湛论述。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角落，改变中心带来的思索体验，始终冲击着我大脑中的“杏仁核”，使我震撼而又略带恐惧。

谨举一例。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常见解释是传统三段论：启蒙时代带来理性的阳光，开启的民智点燃革命的引线，躁动后的人们又渐渐在反思中构建出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然而，把18世纪中期至末期的生活画卷摊开在面前时，你才愕然发现，影响当时巴黎普通人生活的根本不是卢梭、狄德罗或伏尔泰，也不是什么启蒙哲学，而是搞笑的科学热潮。在那时，震撼人心的不是革命思想和科学精神，而是毫不相干的各种黑科技，如登萍渡水的神力鞋、地下穿行术，或是流行在整个法国乡间的催眠术。在大革命前夕，最吸睛的事件是热气球的上天和从智利地区捉住的双尾怪兽。很难理解，旧制度下这样的奇特氛围，居然在不久之后能够酝酿出动曜人类历史的大事件。我并不打算把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种种新解释或观点补充出来，只是想说，当你把观察中心从19世纪、20世纪真实地移动到大革命爆发所在的18世纪时，也许就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反直觉触动。其实，后者才更符合直觉，只是当人们需要解释现代性时，如此迫切地塑造出了某些不对称的设定。这些设定让大革命更具天启般的魅力，因此是兴魅的，可理性需要的是“除魅”。

当描述上述巴黎人生活中的那些可笑的事件时，或许很多人会很轻易地加上一个标签：伪科学。这又是在无意中为自我的高度“兴魅”。在那个年代，人们对于科学的认知远不如今天般成熟，那些被视为虚假的“把戏”，除了有一些的确是在骗人外，其实有为数众多的案例是当时正认真进行的科学实践。比如，那个年代风靡一时的动物磁力学认为，既然矿物能产生磁场，生物为什么不可以？这难道不是一种原始的希望，对观点中心进行切换的努力吗？可是，当这种医疗理论成为巴黎城中显贵们治病的时尚时，它却因“兴魅”而丧失了再被正确判断的可能。总之，看罢这段历史就能明白，科学和伪科学总是同时而来的，它绝不是白马骑士斩杀黑衣恶魔的演绎。真实的情况是，当白衣骑士变得魅力四射时，所有的人都懂得要穿上白衣并跨上一匹白色的骏马才能行走天下。

分辨不可能轻易地完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理性是什么？理性就是慢一点儿，看仔细，更重要的是，不要认为有什么注定是中心。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说道：倒了的波拿巴仿佛比立着的拿破仑还要高大些。诚哉斯言，雨果懂得“除魅”就是一种力量，这是理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