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等奖（8篇）

论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的构建

徐娟

（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618000）

摘要：成都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在制度上有赖于法律治理手段的进化与更新，而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的构建又为评价成都经济区法治状态提供了一套客观、科学的可视化模型。在法治作为主要社会治理手段的当今，研究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的构建，对增强成都经济区软实力，促进其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法治指数；成都经济区；可视化模型；构建

成都经济区的建设不仅包括资源、经济、科技等硬实力方面的提升，也包括法律、治理等软实力的增加，因此增强软实力也成为成都经济区当前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当前，随着我国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首次将依法治国作为国家发展方略来推进改革，推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由此可见，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硬实力增强，必然有赖于软实力的提升。法治手段的推行，是提升地区软实力发展的最佳工具。然而，成都经济区法治建设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客观衡量成都经济区法治建设的程度和水平？如何分析比较不同经济区间的法治建设状况？等等，目前尚没有形成统一科学的认识，法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较为薄弱，成为困扰和制约成都经济区法治建设的一大“瓶颈”。

现代法律治理从本质上来讲表现为一种动态的特质，而这种特质是由法治指数来体现的。法治指数又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因此，区域社会的法治状态与法治指数的本土化成为当前法治发展的瓶颈。伴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一切发展状态的展示均可通过数字化来实现，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正义”这一价值观也可以通过数据来进行评测量化。在这种意义上，构建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的可视化模型，让经济区的“正义”得以量化，并与发达经济区的法治发展相接轨。在“法治指数”日益成为衡量经济区法治建设水平高低风向标的今天，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标的可视化模型的建立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区法治指数的界定

近年来，学界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法治指数的研究，他们认为：“法治指数的兴起，体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分析方法与研究范式。这种新范式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法治指数反映了一个区域或地区的法治建设状态、法治运用水平，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区域法治程度的满意度和信赖度。

根据近年来学界研究的成果与实践经验，我们不难看出，区域法治指数的可视化模型的建立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法治指数的可视化模型的建立可使区域权力结构清晰；第二，通过数字体现区域的经济发展状态；第三，在区域范围内统一法治建设标准和绩效评价。因此，从功能上来讲，法治指数在纵向上可以全方位对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法治建设的运行现状细节方面进行客观评估，并通过用公开化、数量化来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引导区域法治建设方向，推动法治建设始终在良性轨道上运行。从意义上来讲，通过不同区域法治指数的可视化，可以使区域法治经验得以交流沟通，促进不同区域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从而提高整个区域的法治程度。从特性来讲，法治指数以其开放的姿态，特别是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公开信息、回应社会质问等制度安排，可以引导社会团体、公众、舆论主动参与法治建设，由被动主体变为主动主体。这种引导与推动，从客观上推动了政法主动的法治建设，从根本上促使了政府科学规范管理水平的提高。

法治指数是一个客观反映区域法治状态的风向标，区域法治指数被普遍认为有如下特点，具体可以概括为：（1）客观性。法治指数通过量化，能为社会公众提供一种可视化的界面。通过此界面，社会公众可以客观中立地监督政府行为，规范政府的管理。（2）开放性。法治指数引入了第三方评价机制，强化专家评审、社会问质、群众满意度调查等制度设计，让社会公众监督评判法治运行。（3）可评价性。法治指数提供的一套整套制度设计，以实现全方位可视化为目标，不仅通过让“正义”数字化，还通过制度可评价性来实现政府与社会公众的互动，实现其引导、预测、评价与监督等基本功能，从而确保区域法治运行在一个良性轨道上，最终提升区域的法治水平。

二、我国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构建的实践与探索

（一）我国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构建的实践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我国不少经济发达地区开启了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的构建。余杭地区率先向社会公布了2007年本区域的法治指数，获得了71.6分，这是我国除了香港地区之外的第一个将法治指数可视化建设应用于实践的区域性法治指数。在之后，余杭区每年都公布了上一年度的法治指数，如图1所示：

从2007年开始，余杭法治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因此，作为法治可视化模型建立的首创探索，余杭法治指数连续三年被载入《中国法治发展报告》，不少专家认为：“余杭区启动的以法治量化评估为引线的法治系统工程，成为地方区域法治建设的一项突出成就。通过法治评估活动，一方面有效带动整个区域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法治转型，另一方面真正改善公职人员的法治服务意识和能力，从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法治监督和社会公正的需求。”余杭区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如图2所示。

一个法治指数是通过四个层次的分指标得出的。四个层次采用1+3分层设计模式来体现，包括总法治指标、区级机关法治指标、乡镇法治指标、农村社区法治指标。这种分层设计模式是余杭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的最大亮点，它既包括了总体指标又充分考虑了各地区的不同特性，让整个评估体现可操作性、可视化特性。保证法治指数客观公正的因素来自于九项满意度调查，满意度调查由相对独立客观中立机构进行问卷调查，得出来的数据作为评审者的参考。

随后，云南昆明也开始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的构建，步入全国探索法治指数的先进地区。云南昆明的“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主要包括“法治的制度环境指标”“法治的社会环境指标”“法治的人文环境指标”等方面的内容，到下面细分了13个二级指标、33个三级指标，并有第三方独立团队进行三个层次的法治量化评估。昆明法治指数相对余杭法治指数又有自己的特征，其可视化模型的构建考虑到了人文地域的因素，设计了执行性指标和普遍性指标，使之更具针对性、可行性，兼顾客观与主观多种因素，成为当前运行比较良好的模式。

（二）我国在建立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方面取得的经验

在我国各地区、区域范围内的法治指数的可视化模型构建已经启动，并逐渐推广。尽管各地由于区域差异表现不尽相同，但也有不少共同的经验值得借鉴。

1．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的设计思路一致

在设计目标上，各区域都通过数据化的手段，分析该区域的法治势态，并通过比较其他地区的法治势态数据，促进该地的法治建设，使法治向着更高层次推进。首先在设计原则中所有地区都充分考虑到了该程序的客观性、科学性、前瞻性、指导性等因素，使得该模式不但拥有完备先进的理论指导，更能扎根现实，具有可操作性。从上述的余杭、昆明的“法治指数”的体系构建，都无一例外涵盖了立法、司法、普法、法律服务等关键指标，使各项指标具有普遍适用的特性。

2．注重数据的本土化

由于各区域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上各有不同，在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的建立上，各地也是因地制宜，积极探索。余杭区域借鉴我国香港地区的法治指数可视化体系，但并不局限于我国香港地区的模式，设计指标体系更加宽泛。而昆明也根据自身的特点，将任务地域、行政辖区和社会作为独立指标进行细分，更加符合昆明法治发展的特点，本土化更加彻底，这种本土化特征让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和适应性。

3．强调第三方评价

法治指数的测算以公信力为基点，因此，不少地区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的建立基本直接由第三方机构发起，这样能确保结果的公正与权威并重。纵观国内区域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的建立，尽管其原动力主体多是由政府牵头，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很注重公众满意度调查、专家评审等环节，力求数据的测算在程序上客观公正。如余杭地区法治指数，政府部门的意见在整个比重中仅占17.5%，而社会公众意见则占82.5%的比重，这样从制度上保障了数据的客观公正性。

法治指数的可视化模型在我国不少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投入应用，并且取得了明显成效，对当地经济与民生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我国的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的构建与应用在理论和实践上缺乏积累，还存在着不少缺陷，需要我们不断去改进、优化。

（三）区域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构建的技术缺陷

1．法治指标可视化模型的设计不统一

目前国内发布的法治指数都是基于地方层面的探索，在国家层面，并没有一项相对统一的标准和具体的架构模式，因此各地的法治指数由于计算标准的不同，得出的结果千差万别，如图3所示：

从图3数据可以看到两地法治指数的差距比较大，是否昆明的法治环境真的如图3所示低于余杭法治环境呢？答案显然是不一定。这种设计标准的不统一无疑会误导公众，信息失真并不利于横向比较。有违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的建立初衷。

2．评估主观随意性大

目前国内各地在测评中将公众满意度调查作为首要评估标准，强调法治指数的客观公正性，以期尽量通过第三方评估展示该地区的法治状态，但忽略了在实践的操作中，满意度调查有很大的随意性与主观性因素，特别是调查受众是否能真实地反映整个区域的法治需求尚不能确定。专家的评估标准也有一定的任意性，这对专家的法治素养要求很高，我国香港地区法治指数研究者戴耀廷曾指出：“利用公众观感来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治情况也未必正确。学术界的人士也未必有足够的内行知识来做出准确的评价。”

3．研究的方法尚待优化

一切研究方式都不是完善的，都有待优化。法治指数作为一种严格的数据模式，也存在着自身固有的缺陷。首先在数据的采集方面，由于筛选数据要求精确和全面两者兼顾，而以当前的技术水平，我们在现实中并不能完全达到这一标准，所筛选的数据是否具有代表性，也值得商榷；其次法治状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发展是没有终点的，因此作为一个以渐进方式存在的“法治指数”不是这个模型建立的终极目标，而是一种手段和方法，所以，手段和方法的改进始终与当前的技术发展水平相联系。它的过程永远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三、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构建的可行性分析

当前，构建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的可视化模型是成都经济区发展经济文化社会的需要，又是经济区内法治统一的需要，成都经济区要达到建成现代高端产业集聚区、创新驱动发展先导区、区域协同发展样板区、西部内陆开放前沿区、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示范区、全面小康社会先行区的目标，法治是必然的选择。

1．法治四川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法治基础

近年来，四川在推进“法治四川”的建设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为首位城市的成都经济区在全省经济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成都经济区的各市州同时也应按照“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十六字方针，全面推进《四川省依法治省纲要》实施，务求取得实效。要紧扣中心大局，加强地方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进一步做到有法可依。要着眼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发挥立法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引领、规范、保障和推动作用。成都经济区的法治水平不断提升，立法、司法、行政体系不断完善，公众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不断提髙。更为重要的是，法治已经成为治理社会管理的基本方式。不仅如此，在成都经济区范围内，从城市到农村，法治已经成为人们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这为构建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的探索和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浓厚的社会氛围和良好的制度条件。

2．借鉴其他区域先进经验，避免走弯路

近年来，尽管国内的理论界开始关注法治指数理论研究，但对一些观点和具体数据采集等尚没有达成共识，不过，由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探索经验的积累，也给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的构建提供了参考。我们不但可以借鉴这些法治指数的一整套理论体系，还可以根据自身的特色吸取他们建设中的教训，避免走弯路，取长补短，科学严谨地构架符合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

3．成都经济区发展的现实选择

近年来，成都经济发展严格落实省委多极多点支撑战略，精准发力，高起点、高标准建设成都经济区。成都不仅是西部的中心城市，更要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不仅要领先发展，更要成为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因此，要充分发挥成都的核心辐射带动作用，建成全国重要的开放发展示范区，更好发挥“带头带动引领示范辐射”作用。因此，成都经济区的法治建设也刻不容缓。在推进城市化、招商引资等工作中，将涉及大量的土地征迁、项目审批等工作，需要有一流的法治环境作保障。在四川省政府对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坚定信心下，四川的法治指数也开始启动。在这种大环境下，构建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成为实现成都经济区发展目标的必经之路，这都为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的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可能。

四、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标可视化模型的构架

我们不难发现，通过对发达地区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构建经验的借鉴，我们只有把成都经济区的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的构建放在以规则、效率和理性为核心的实证框架内，进行探索和构架，才能建立有效的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标可视化模型。

（一）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构建的总体思路

对成都经济区法治状态的评估，可通过全面、系统、准确的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的构建得以实现，这就要求该模型的构架必须是科学合理而又是开放性的。构架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的可视化模型的总体思路如下：

（1）优化顶层设计。目前我国各地法治指数评估体系的动力源主要由政府为主导，因此，成都经济区的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的构建要求整合现有的组织机构，统一部署，分层实施，确保数据采集、筛选、测算程序运行顺畅、高效。

（2）立足成都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以司法公正和依法行政为核心，以“指导性、科学性、前瞻性和广泛参与性”为原则，确定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核心指标，构架分层分类、科学合理的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

（3）强化对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实效性的推广应用，建立健全经济区内各地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经济区的社会公众参与监督机制，以达到推动成都经济区法治建设的目标。

（二）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构建的基本原则

（1）统一性原则。法治指数是一项涵盖了立法、司法、执法以及社会法律意识、基层民主建设等多种因素的体系化构建，涉及整个区域法治建设的方方面面。因此，在可视化模型的构架中，数据的采集应尽量覆盖整个经济区，采用统一标准，科学地筛选，突出重点，选取典型数据，力求全面统一。

（2）可操作性原则。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的建立是为了将“正义”进行量化，因此数据的采集与应用应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简便可行。每一个数据点尽可能进行量化分析，由抽象描述变为具体展示，因此，实施细则的制定应达到简明扼要、操作性强、数据化等要求。

（3）公众参与原则。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的建立，一方面有赖于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另一方面更注重社会公众、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参与，法治指数中，公众参与程度是衡量法治指数科学、真实的关键。

（4）本土化原则。区域法治指数是体现区域法治水平的标杆，因此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的构建，除了借鉴发达地区法治指数构建的先进经验外，还应尽量与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体现该区域的法治发展特色，本土化是法治指数构建的必经之路。

（三）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的运行程序

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的可视化模型的运行程序具体包括三个阶段，即发起启动阶段、数据采集阶段、评估测算阶段。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工作的启动发起由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工作委员会负责。数据采集，即各项任务指标的采集筛选，主要由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协调落实，区域内各地成员单位具体实施。而评估测算，主要由研究机构、社会组织、专家学者等组成第三方机构，按可视化模型设计的评估测算标准对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进行评价。具体情况如图4所示。

（四）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构建的基本框架

根据其他区域构建法治指数的可视化模型的先进经验，结合成都经济区的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特点，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数可视化模型基本结构如图5所示：

按照三级指标标准分层，分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这三级指标采用层级涵盖、分层递进的模式。一级指标包括全经济区的法治总目标，共分为六个方面，包括科学立法指标、公正司法指标、全民普法指标、严格执法指标、法律资源指标、社会评价指标六大类。在这六大类一级指标下细分二级指标，同时通过每个二级指标下的三级指标细分，达到全面涵盖、典型评测的目标（见表1）。

众所周知，法治指标的可视化模型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的过程，因此成都经济区法治指标可视化模型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进行优化，最终完成成都经济区现行的法治建设运行模式的变革，从而推动成都经济区的法治向着可量化、精细化的方向转变，能够为成都经济区建设的决策者提供具有实效性的可用信息，推动成都经济区法治建设向着更高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1]钱弘道．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 [J]．中国社会科学，2012（4）.

[2]上海市浦东新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课题组．略论法治建设的目标定位及其路径选择——兼谈上海市浦东新区深入推进法治之路的初步构想 [J]．中国司法，2011（4）.

[3]占红沣，李蕾．初论构建中国的民主、法治指数 [J]．法律科学，2010（2）.

[4]季卫东．以法治指数为鉴 [J]．财经，2007（21）.

[5]刘武俊．法治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法治城市创建的“指南针”和“风向标”[J]．中国司法，2011（6）.

[6]钱弘道．法治指数：法治中国的探索和见证 [N]．光明日报，2013-04-09（11）.

[7]课题组．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法治路径选择——以成都法治城市建设的实践为例 [J]．社会科学研究，2011（5）.

[8]马怀德．法律实施有赖于“法治GDP”的建立 [J]．人民论坛，2011（29）.

作者简介：

徐娟，女，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任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法学系副教授，著有《合同法实训教程》《司法助理员教程》、司法部精品课程《合同法》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