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建模系统

上文讨论的形式种类是表征活动的最终结果，这些表征活动的根基是出现在人类大脑中三种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建模系统，大致对应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1839-1914）所说的第一性（firstness）、第二性（secondness）与第三性（thirdness）。儿童用感官认知事物的最初的策略实际上就是第一性的策略（参考1.1.1建模、符号活动与表征）。表征的第一性形式所用的建模系统是初级建模系统（Primary Modeling System, PMS）。初级建模系统可以被定义为对指涉体的知觉或感知的性质进行建模本能。儿童后来通过声音模仿和/或手动指示来指称物体的尝试组成了第二性的认知策略。引导这些尝试的建模系统是二级建模系统（Secondary Modeling System, SMS）。二级建模系统可以被定义为使用延伸的初级形式和指示（指明）形式来指涉对象的能力。最后，在学习使用特定文化中的名字来指称物体的时候，儿童参与到了一种第三性的认知之中。她/他这样做的能力取决于三级建模系统（Tertiary Modeling System, TMS），该系统被定义为习得和利用文化特有的抽象表征系统的象征资源的能力。

这三个系统的特点能够从发展的角度简单总结如下：

·初级建模系统=使得人类婴儿能够参与到基于知觉的建模的系统。

·二级建模系统=后续的促使儿童参与延伸性和指示性建模的系统。

·三级建模系统=允许成熟儿童参与高级抽象（基于象征符号）的建模的系统。

1.2.1 建模系统理论

尽管建模系统理论（建模系统理论）在20世纪各种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论中有着根源，但它从来没有真正地发展成为一个综合的理论性和方法论性框架而在理论符号学中得到一般性的应用（例见：Sebeok,1994）。本书围绕着一个基本的公理而创造了我们自己的建模系统理论框架，这个公理就是所有的表征现象都能够被划归到四个大类——单性、复合、凝聚和连接。从这个公理延伸出六个原则：

·表征是建模的最终结果，也就是说，建模是作为表征的基础的一种活动（建模原则）。

·知识与其被表征的方式无法分开（表征原则）。

·建模在三个层级或维度展开，其中相似性和指示性（参考下文符号的种类）在发展和认知的方面先于象征性（参考下文符号的种类）（维度原则）。

·复杂（抽象）的模型是简单（更具体）的模型的衍生物（延伸原则）。

·模型及它们的意义互相关联（互联原则）。

·所有模型都表现出同样类型的结构特性（结构原则）。

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讨论诸多有趣的关于知识是什么的哲学问题。表征原则（representational principle）指的就是为了理解和记住某物，就必须赋予它某种表征的形式。建模原则（modeling principle）主张建模是作为表征的根基的活动。维度原则（dimensionality principle）提出在建模中存在三种维度或系统——初级（象似性），二级（指示性与延伸性）与三级（象征性）。延伸原则（extensionality principle）指出抽象形式是更加具体的基于知觉的形式的衍生物。互联原则（interconnectedness principle）提出一个特定的形式是与其他形式相互关联的（词语和手势，图标和隐喻等等）。结构原则（structuralist principle）宣称所有建模系统和形式体现了某些共同的基本结构特性（structural properties）。这些特性是：聚合性（paradigmaticity），组合性（syntagmaticity），类比（analogy），共时性（synchronicity），历时性（diachroniticity）和意指（signification）。

1.2.2 结构特性

聚合性是最小的区别特性。对使用英语的人士来说，pin（大头针）和bin（箱子）这两个单词由它们的首字母发音中可感知的听觉差异而被区别开来。声音系统的这种区别特征在语言中被称为音位对立（phonemic opposition）。同样，在西方古典音乐中，因为和弦中音的半音差别，同一个调中的大和弦与小和弦感觉是有区别的。这些例子表明，聚合性可以被确定为形式的特性，某些最小的特征足以通过这个特性与其他所有同类的形式相区分。

组合性是一种组合的特性。比如，像tpin, tpill, tpit和tpeak在英语中就不是合法的词，因为首字母序列/tp/+ [原音]并不是英语构词法的特点，而用/sp/开始+ [原音]的单词就合乎英语的构词法，如spin, spill, spit, speak。词语的这种组合特征叫作音节结构（syllable structure）。同样，大和弦只有在三个音是以特定方式组合的时候才是大和弦：[根音]+[中音]+ [冠音]。组合性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种特性，某形式的组成部分能够通过它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组合。

类比是一种对等特性，通过这个特性，一种形式能够被另外一种与其有感知可比性的形式所代替。英语单词cat与西班牙语单词gato是类比的，欧洲扑克牌与美国扑克牌如果花色之间形成类比便能互相代替，罗马数字能够通过简单的转换来代替阿拉伯数字，等等。

共时性指的是形式为某个特定目的或功能而构成于某个特定的时间点；而历时性则是指它们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某个形式所经历的变化不是随机的，而是受制于体现它所属代码特点的结构倾向与语境（社会、情景等等）影响。比如，意大利语中的occhio（眼睛）一词。该词的原初形式是拉丁语中的oculus。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成了oclu（各种哲学资料证明如此），之后又变成了occhio。然而，这些外形变化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去除oculus（oclus）的中元音，以及后来将cl改为cchi（语音为[kky]）都是后期（俗）拉丁语音位系统中的结构倾向。

最后，意指（signification）形式及其意义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更严格地说，它是连接形式本身的物质组成——能指，以及它引起人们注意的指涉体或指涉域即所指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有三种意指过程（参考1.1.3意义的形式）——直指、涵指与特指。

形式的结构特性总结于表1-1：

1.2.3 生物符号学

现代符号学的实践溯源于20世纪初两位学者的研究——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与美国哲学家查尔斯S．皮尔斯（Charles S.Peirce,1839-1914）。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在整个20世纪被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路易斯·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A.J．格雷马斯（A.J.Greimas），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尤里·洛特曼（Juri Lotman），托马斯A．西比奥克（Thomas A.Sebeok）和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等人加以了扩大与发展。

正如上文所述（参考1.1模型），在最早的用法上，semeiotics这个术语是由希波克拉底所造的，用来提醒从医人士知晓如何解读身体症候以准确诊断并预防疾病的价值。对sema（符号）的研究成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时代哲学家以及斯多葛（Stoic）学派哲学家的特权，他们实际上是最早地从非医学的角度担负起研究词语符号的任务的研究者，并用三个维度解释了这类符号的特点：（1）物质性词语本身（比如组成词语blue的声音）;（2）它引起人们注意的指涉体（某种颜色的范畴）;（3）它所引发的意义（这种颜色在心理性和社会性方面所牵涉之物）。

形式研究接下来的主要进步是由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推动的。这位哲学家兼宗教思想家是最早清楚区分自然（natural）形式与传统（conventional）形式（人工形式）的研究者之一，并拥护了这样的观点：整个表征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阐释（interpretive）成分——该观点与希腊神学家兼早期教父亚历山大的克雷芒（Clement of Alexandria，约150-约215）所确立的解释学传统相一致。

确立经验主义原则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他的《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90）中将有关符号的正式研究引入了哲学，期望它能使哲学家理解表征与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但他所布置的任务在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研究出现之前实际上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正是后二者的研究包含了圈定独立的符号学研究领域的基本概念，目标是将符号作为相互系统关联的元素而研究，而不是将它们视为孤立的物体本身。实际上，符号学中的关键概念是没有任何单独的形式能够承载意义，除非它进入与其他形式的系统关联之中。在传统上，这些关联被认为具有二分性的本质。请回忆上文（结构特性部分）中的单词pin与bin，它们是通过首字母发音中可感知的听觉差异而被区分的。事实上，这个聚合特征是/p/与/b/之间的音位对立的结果：前者是清辅音（发音的时候声带不振动）；后者是对应的浊辅音（发音的时候声带振动）。[声带振动]的物理特征在更常见的情况下被称为[发声]，它在单词的组成中要么出现[+]，要么缺失 [-]。在结构上，[±发声]是区分各种声音的二分性语音特征。pin与bin的首字母发音是这样的两个声音：/p/为[-发声], /b/为[+发声]。

建模系统理论是符号学中被称为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的发展分支的研究成果之一（例见：Sebeok & Umiker-Sebeok,1992; Hoffmeyer, 1996）。生物符号学的目标是要将一般符号学的观念进行延伸，涵盖所有物种的符号活动和建模行为的研究。实际上，指引生物符号学的一个前提就是某特定物种所产制的形式受到从其生物构造中演化出来的建模系统（modeling system [s]）的约束。生物符号学不仅要研究五大生命王国中的物种，即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植物界、真菌界、动物界，还要研究它们的等级发展构成部分，从细胞开始，它是最小的符号活动单位，大约包含50个基因，或者大约一万亿（1012）个复杂组织的原子。病毒被排除在生物符号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因为它们既不是细胞，也不是细胞的集聚。

人类身体大约由一百万亿（1014）颗细胞组成，通过连续的重要神经信号流而相互关联。有核细胞起源于单个细胞之间的“符号活动合作”（semiosic collaboration），后者在地球形成之后进化了不到十亿年。简单细胞可能在某个时间点融合形成了组成生命体的细胞复杂聚合。它们聚合组成了机体的器官，这些器官相应地组成了生物体，生物体又相应地组成了更加复杂的社会系统（互动生物体）。当然，基因代码控制着细胞水平的信号交换；荷尔蒙与神经传感器在器官之间和相互之间起着调解的作用（免疫防御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由密集的双向信号流动而互相连接）；各类信号将生物体结合进了一个连接彼此的关系网络，也将生物体与维持其存在的环境结合进了关系网络。

一言以蔽之，生物符号学的研究目标是所有生物的符号活动行为。生物符号学的主要分支是植物符号学（phytosemiotics），研究植物中的符号活动（Krampen 1981）；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研究动物中的符号活动（例见：Sebeok 1963,1972a），以及人类符号学（anthroposemiotics），研究人类中的符号活动：

一般而言，动物符号学的研究方法根据动物是否为食肉动物或掠食动物而区分，因为动物物种的营养模式塑造了该物种建模系统的特征。对人类符号活动的研究要求进行特别的处理，因为人类符号活动的最显著特点是它既允许非言语建模——明确来源于灵长类祖先——以及独特的言语建模。对言语建模行为的研究组成了符号学最先进的高级形式化分支的主题，这个分支就是一般语言学（general linguistics）。

符号活动首先发生在分子化学层面，因此受到基因代码、体液与细胞调节的免疫反应以及中枢神经系统中大量存在的作为神经传输器的肽等因素的规约。嗅觉与味觉同样也是“符号化学性的”（semiochemical）。甚至在视觉中，光子打在视网膜上也会对视杆细胞中吸收不同波段光线视紫红质的性能有区别性的影响。声音振动和通过热感的触觉脉冲也被转化为电化学信号。这些信号系统常规性地由几个通道同时或平行相连——该连接引入了一种过剩，接收失误就很可能通过这种过剩而被最小化。

生物符号学运动的创始人是生于爱沙尼亚的德国生物学家雅各布·冯·乌克斯库尔（Jacob Von Uexküll,1864-1944），他最早记录了不同物种所展现的不同种类符号活动行为。冯·乌克斯库尔的研究方法的核心就在于主张每个生物体都有不同的内向和外向的建模策略，并凭借这些策略来检测信息，这些对应着我们在上文所说的心理影像的与外在的建模（参考本章绪论）。理解这种二分性的关键，在于物种本身的身体结构。拥有广泛多样的身体结构的动物不会经历同样种类的感受过程，因此它们拥有大为不同的建模系统来监督此类过程。冯·乌克斯库尔认为，一个生物体并不感知物体的本身，而是根据其自身特有的建模系统来感知，这些系统使得它能够用独有的生物性方式来对世界进行理解与建模。因此，人类与动物并不共有类比性的对记忆中的经验进行编码以供未来使用的建模系统。

生物符号学运动的目的在于研究所有生命体如何在基因层面被赋予了使用模型以存活的能力，以及人类符号活动是如何类似于和不同于植物及动物符号活动，方法是通过建立一个概念、原则、和流程的分类系统，来理解人类建模现象的特殊性。

对动物符号活动与动物交流的研究实际上可溯源于达尔文进化生物学（Darwin,1859），尤其是达尔文（1872）所提出的动物行为构成了一种与人类行为的可行类比的主张。在19世纪末，受到达尔文启发的研究导致了比较心理学的确立。这次运动中一些早期动物实验引致了人类经典性条件反射的理论。这最初是由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1902）在其著名的狗实验之后所提出的，这些实验表明狗可以被训练为听到铃声便流口水。一开始，摇铃并不能引发狗的流口水反应。所以巴甫洛夫在他摇铃的时候给狗提供了肉食的刺激。在提供该刺激的同时不断地重复摇铃之后，巴甫洛夫发现单独的铃声就可以引发狗流口水的反应。很明显，狗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被重新编码），将铃声与肉的出现联系在了一起。早期心理学家对这些发现很感兴趣，并在20世纪前25年间设计出了研究动物行为的精巧实验。比如，罗伯特·耶基斯（Robert Yerkes,1916）就成功展示了猴子拥有将它们的条件反射转化为创新学习任务的能力。在1925年，沃尔夫冈·科勒（Wolfgang Köhler）也发现猿猴不需要前期训练就能够发明出聪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然而，早期心理学家的目标不是研究动物行为的本身，而是从动物实验中总结出有关人类行为的发现。其假设为：相同的“行为法则”适用于所有的物种，因此学习和解决问题的普遍原则能够从特定的动物行为中推理出来。到了20世纪中叶，在实验室中用动物作为人类的便利替代品受到了批判，而一种名为动物行为学（ethology）的新运动出现了，它强调动物与人生活在各自的行为世界中，动物应该在它们的自然栖息地被研究，而不是在实验室。动物行为学运动进而确立了基本的研究方法与范畴，以研究动物行为的本身特点。

在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语言学家与符号学家们开始认为动物交流研究与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特别相关。一大堆广为流行的（有些仍在进行）灵长类语言计划被启动，吸引了科学家与大众的注意力。这些计划在最初是受到这样一个命题的激发，即跨物种交流是可实现的目标。然而，尽管有关于某种复杂的言语活动和某种对幽默的理解的报道，猴子实验还并没有确证灵长类（除人类以外）动物拥有完整的人类语言的能力。

因为大猩猩与黑猩猩缺乏必要的发音器官而不能说话，最早的实验者就选择了北美手势语（American Sign Language）作为教学代码。最早的著名被试之一是一只名为瓦肖（Washoe）的雌性黑猩猩。1966年，在瓦肖差不多1岁的时候，加德纳夫妇研究小组（Gardner and Gardner, 1969-1975）开始了对它的语言训练。令人吃惊的是，瓦肖仅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就学会了使用132个北美手势语符号。更为惊人的是瓦肖获得了将符号组合在一起以表达一小组复合信息的能力。

受到加德纳夫妇所获成果的激励，其他一些人也开始了集中性的研究项目，目的是要在他们的教学过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比如，普里马克小组（例见：Premack & Premack,1983）实际上早在1954年就开始了研究，他们教一只名为萨拉（Sarah）的黑猩猩学习一种书面语言，指导它组合并回应贴在磁板上代表单个词语的塑料标志的纵向序列：例如，粉红色小方块=[香蕉]；蓝色小三角= [苹果]等等。萨拉明显地发展出了对此类符号组合进行回应的能力，这些符号也包含了对抽象概念的指称。20世纪70年代，佩妮·帕特森（Penny Patterson）在其还是斯坦福大学一名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教了一只名为寇寇（Koko）的大猩猩学习手语。惊人的是，寇寇最终为了能够和训练者一样说话，竟然向她索要声音。

尽管人们对这些结果一直热情不减，媒体也时常对它们加以报道，然而实在没有出现过任何可靠的证据来表明黑猩猩与大猩猩能够用和人类一样的方式（in the same way）来说话，或者能够将它们从人类导师身上所学到的东西传给后代。就像之前的比较心理学家们一样，这些实验者并没能接受这样一个可能的事实：人类大多数的表征活动是其物种所特有的。

不过，有关动物交流的研究仍然是生物符号学中的一个迷人的研究领域。生物符号学家所面对的问题不是灵长类是否能够像人类一样说话，而是它们拥有什么样的与人类相似的符号活动能力，以及猴子与人类之间的交流互动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是可能的。符号活动的某些结构属性或者特征有可能是跨物种的，而其他的则是物种所特有的。相比于将语言交流能力赋予非人类动物而言，判断特定符号活动属性的普遍性和独特性是更可能实现的目标。

在生物符号学中，交流（communication）可以被定义为双向的符号活动（bilateral semiosis），即与其他生物体参与到特定种类信号的接收与处理过程的能力；单向的符号活动（unilateral semiosis）指的是某生物体单独接收和处理特定种类信号的能力。生物体通过双向符号活动所参与的信号交换的系统性类型决定了该生物体所属物种的交流系统。在人类交流的情况下，双向符号活动不仅包含了信号行为，也包含了所有种类的表征形式交换。与其他物种的成员参与到双向符号活动意味着分有该物种建模系统的某些特性。这些特性共同性或平行性的程度越高，成功交流的可能性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