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传播学奠基人及其贡献
一、哈罗德·拉斯韦尔
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 1902—1978），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1902年2月13日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唐尼尔逊，1918年入读芝加哥大学，192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1938年在芝加哥大学教授政治学，1939年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执教，1952年任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1954年受聘任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1955年当选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卒于1978年12月18日。
拉斯韦尔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对权力关系以及人物与政治的关系有创新性研究，并对当代的行为政治科学有重要贡献。他运用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分析和研究政治现象，认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力来自倾注在公众目的上的私人感情”，意即各种政治运动的成长和发展，是参加这些运动的人把自己根深蒂固的个人感情导向公共渠道的结果。他试图用精神病理的特性来分析各种类型的政治领袖，指出历史上许多杰出的政治领袖在精神上或生理上都有反常现象，而一切心理上的失常在政治上都是危险的。
【扩展阅读】拉斯韦尔8部有影响的论著
《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1930年）、《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和如何得到？》（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 1936年）、《传播的结构和功能》（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1948年）、《政治的语言：语义的定量研究》（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Studies in Quantitative Semantics, 1965年）、《世界历史上的宣传性传播》（Propaganda Communication in World History, 1979年，与人合著）以及《世界政治与个人不安定》《我们时代的世界革命》《政策科学》等。
拉斯韦尔对传播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他首先用政治学观点对传播学进行系统的研究，是公认的“宣传和政治符号理论发展的先驱”。第二，他提出了著名的“5W”传播模式和传播“三功能说”，前者比较完善地描述了传播的过程，并为当代传播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后者则为赖特、施拉姆等学者对传播功能做出进一步的理论阐述奠定了基础。第三，他提出“社会传播”的概念，从宏观上初步探讨了传播的社会功能等基本课题。第四，倡导并亲身实践“内容分析法”，该法精确定量的特色为传播学成为一门精确的学科立下了功勋。第五，他用定量语义学的方法，比较了有意义的政治符号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在主要新闻机构的分布，为传播学研究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拉斯韦尔与同处传播学奠基阶段的学者一道，使美国大众传播研究脱离了欧洲传统而构建经验主义的分析框架：历史诠释、媒介内容分析和大众媒介效果研究等论域。
二、库尔特·卢因
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 1890—1974），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传播学研究守门理论的创立者，著名的美籍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属于格式塔心理学派
，是心理学领域“群体动力论”和“场论”的提出者。1890年出生于维也纳，1914年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军服役，战后在柏林心理分析研究所任职。1933年移居美国，在斯坦福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任教，后被聘为爱荷华州立大学儿童福利研究所心理学教授。194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创建了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并任主任，1974年去世。
【扩展阅读】卢因的论著及理论模型
《解决社会矛盾》（1948）、《个性的动力理论》（1935）、《拓扑心理学原理》（1936）、《社会科学中的场论》（1951）。
卢因对传播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心理学的实验方法引入社会学研究的同时，也给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手段。二是他对社会个体和群体行为的研究，给传播学中的效果研究开创了一个重要领域：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对个人的影响时，要充分注意社会环境和个人所属群体的作用。三是他提出了著名的“把关人”（gatekeeper）概念，对信息流动的复杂性和那些能够允许信息通过或不许信息流通的人或机构等进行了科学的解释。
卢因是一个重调查和实证的学者，他在自己的一系列研究项目中，培养了赖特、怀特等一批跨传播和社会心理研究领域的出色弟子。
三、保罗·拉扎斯菲尔德
拉扎斯菲尔德（Paul Felix Lazarsfeld, 1901—1976），美籍奥地利人，著名社会学家、实验心理学家，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先后获得数学、哲学、理学博士学位。在方法论的研究上具有开创性的影响和独到的见解，在社会科学的修养上具有特殊的优越地位。早年就读维也纳大学时，正值弗洛伊德与阿德勒在该校进行临床教授，而比勒心理研究所也刚刚筹建，学术研究蔚然成风。拉扎斯菲尔德1924年获得应用数学和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在维也纳创办一所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根据实验研究，详述其方法论。28岁时开始受应用社会学的影响，并毕生从事此领域的研究，用46年的时间撰写《应用社会学导论》（1975）。拉扎斯菲尔德32岁时获得一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赴美国进修心理学，后定居美国，成为美国社会学界最富有成果也最富挑战性的人物之一。1940年，39岁的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将自己后半生的学术活动扎根于此。他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学和科研做出的第一项贡献就是筹建实用社会研究所（1940—1950），随后运用数学社会学的测算方法，把数量上的调查询问与质量上的鉴定分析结合起来，建立他理想的调查研究模式，所涉及的研究项目包括“失业”“大众传播”“选举与政治活动”“教育与心理”“社会研究方法及程序”“数理社会学”“市场研究”等主题范畴，对20世纪整个后半期的学术研究影响深远。
【扩展阅读】拉扎斯菲尔德有影响的论著
《人民的选择》（1948）、《美国士兵——述评》（1949）、《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思想》（1954）、《社会研究的语言》（1955）、《选民抉择》（1968）、《定性分析》（1972）和《应用社会学导论》（1975）等。其中，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助手合作完成的《人民的选择》被称为“社会科学史上最复杂的调查研究之一”，也是传播效果研究的经典著作。
拉扎斯菲尔德在大众传播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是，1932年，他最早在维也纳运用实地调查法从事对广播的研究，并提出“二级传播理论”，即“媒介－意见领袖－受众”传播理论模式，强调人际传播的绝对重要性。这一研究，击破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认为传播媒介效果万能的迷信——“魔弹论”，并开创了传播效果研究的第二阶段——有限效果论。拉扎斯菲尔德明确指出，受众在媒介面前不是没有个性、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活跃，被人际传播影响其态度的。
拉扎斯菲尔德认为，绝大多数广播电视节目、电影、杂志和相当一部分书籍和报纸以消遣为目的，对大众的鉴赏能力造成了影响，受众的平均审美水平和鉴赏力下降了。这对精英文化而言是一种堕落。
四、卡尔·霍夫兰
霍夫兰（Carl Hovland, 1912—1961），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美国实验心理学家，研究心理对行为的影响，是研究个人的社会交往以及态度和信念改变的先驱。1912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一个移民家庭，1961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姆登去世。
1932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一年后获硕士学位，1936年在耶鲁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执教。1942—1945年应美国陆军部新闻与教育署聘请，在美军中从事军事教育电影对新兵的影响等研究，即让士兵看影片，通过对影片内容、形式和设计的变化，测量、分析传播来源的可信度、恐惧诉求的程度、问题提出的先后效用、论辩时是讲一面之词还是两面都说、结论是明示好还是暗示好等传播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回到耶鲁大学任心理学教授（1945—1951年任心理学系主任），主持“劝服传播与态度改变”课题，创立传播学的耶鲁学派。
【扩展阅读】霍夫兰有影响的论著及观点
《大众传播实验》（Experiment on Mass Communication, 1949年，与人合著）、《传播与说服》（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1953年，与人合著）、《说服的表达次序》（The Order of Presentation in Persuasion, 1957年）、《个性与可说服性》（Personality and Persuasibility, 1959年，与人合著）、《态度的形成和改变》（Attitude Organization and Change, 1960年，与人合著）。
霍夫兰的说服实验使传播研究朝着效果问题的研究方向发展，在此之后，说服的结果被看作是对传播效果的分析。说服基本上相当于态度改变，霍夫兰对于态度改变的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学习理论或强化理论（reinforcement theory）取向。他相信，态度是由学习得来的，而且态度的改变与学习同时进行。
霍夫兰对传播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引进了“控制实验法”这一行为心理学派的研究方法，并将其较完善地运用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第二，他对军事教育电影的研究为打破“魔弹论”的神话提供了更有价值的证据。第三，他由微观入手，对传播的技巧而非原理进行研究，注意到影响说服效果的多种因素，尤其是说服者及其发出的信息两个因素，并提出了改善说服效果的一系列有价值的建议，为“可说服性”这个当代传播学的重要课题奠定了基础。
五、威尔伯·施拉姆
施拉姆（Wilbur Schramm, 1907—1988），美国传播学的创建者和集大成者。毕业于马里塔学院，后在哈佛大学、爱荷华大学攻读研究生，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从事新闻工作，自20世纪30年代起转入传播领域的理论研究，曾任爱荷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他是系统地研究传播行为、机构、功能，将传播研究科学化并创建传播学的第一人，并先后创办了四个传播研究机构：爱荷华大学舆论调查中心（1934）、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1948）、斯坦福大学传播研究所（1955），并和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1955）培养了大批研究生。他著述丰富，一生撰写、主编了近30部著作以及大量学术论文，是美国传播学继前四位主要奠基人之后的集大成者，被人誉为“传播学之父”。
施拉姆对传播学的巨大贡献在于他把美国的新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前人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修正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从而创立了一门新学科——传播学，并毕生致力于传播研究和传媒教育实践。他的学生、传播学者坦卡德曾经对施拉姆有过这样的评价：“施拉姆对这门学科的最大贡献或许并不在于他自己的理论观点——尽管这些理论观点很重要，而在于他对传播的核心问题所勾勒的学科框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使这门学科得以完善。”施拉姆在其最后一部手稿中对传播学的未来曾做出这样的预言：传播学在不久的将来，会通过一个合并和重新确认的阶段。在那时，现在被称为新闻学、言语传播学、电影学、大众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大学机构将合并成更大的、以“传播学”为名的机构。这种名称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过去与传播相关的机构的区分———以传播渠道为基础，以立于每一种传播渠道背后的媒体产业为基础———将不再受到重视，以便有利于围绕传播学的核心范式建立一种理性的统一体。
【扩展阅读】施拉姆所创建的学科领域
施拉姆的著作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性的，一类是应用性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就是理论性的。在应用性研究上，他最关注的课题就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媒介加快现代化进程，他是媒介与发展这个问题上举世公认的权威。1964年，《大众媒介与国家发展》一书就是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邀撰写的。其他代表作有194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学》，将哈罗德·拉斯韦尔、库尔特·卢因、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卡尔·霍夫兰等人直接命名为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学科自身的演化如何成为传播学形成的关键因素。1984年他的代表作《传播学概论》（1973）在中国内地出版（新华出版社）。
施拉姆总爱用美国总统肯尼迪就职演说中的名言——“把火炬传下去”，鼓舞学生们坚持不懈地去探索传播学王国的奥秘，把传播学研究一代代地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