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旅居者及其传播行为研究

2.1.1 从“陌生人”到“旅居者”

在西方移民研究中，“陌生人”“边缘人”和“旅居者”是三个重要的概念，一方面在学理层面上具有承继性，另一方面立足于不同的研究语境和视角，其具体内涵又存在显著差异。西方学界对人与当地文化环境之间传播互动关系之间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的“陌生人”（the stranger）概念。齐美尔指出，他讨论的“陌生人是今天来，明天停留在这里的潜在漫游者；尽管没有继续迁移，但是没有失去来去的自由”。齐美尔认为，从理论和实践角度来看，“陌生人都是一个更加自由的人，他不是自由无度的流浪者，但随时具有继续漫游的可能性；他停留，但是不会定居”。对于陌生人身上的这种流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客观性视野，齐美尔解释：

陌生人或者外来人具有可以流动的特殊性质。由于流动是在一个有周围边界的群体之内进行，因而在流动中存在着近与远的综合，……这种状况的另一种表现在与外来人的客观性上。因为他并没有从根基上被群体的某些个别的组成部分或者一些片面的倾向固定化，面对所有这一些，他都采取“客观”的特殊的姿态，这种姿态并不意味着某种单纯的保持距离和不参与，而是一种由远和近、冷淡和关怀构成的特殊的形态。

齐美尔从社会学视角研究“陌生人”，在阐释“陌生人”概念时，指出其具备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在空间距离上，陌生人是“暂时的社区群体成员”，这是他们身份的“接近”（nearness）特点；“接近”是成为陌生人的一个必要条件，没有空间距离上的接近，也就不会存在心灵上的距离；齐美尔把与既定社区无法产生联系的人比作“天狼星上的居民”；第二，从社会学意义上看，“陌生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现在的社区，即便他生活在这里，在身份上也保持了与到所处社区的疏离，这就是齐美尔所说的“距离”，这是心灵上的距离，发生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是一种“陌生”。

正是基于“接近”与“距离”这两个基本特点，“陌生人”能够保持“客观性”，并且以此特殊姿态参与到所处社区当中，在远和近、冷淡与关怀的微妙关系中进行普遍性意义的分享。但这里存在一个矛盾：意义分享的内容“应该是普遍品质在细节上所体现出来的差异”，然而这正是陌生人与所处社区成员在交往中无法分享的或者是“两者之间无法达成的共识”。尽管如此，齐美尔对“陌生人”的研究对后来学者研究个体自由与群体结构关系、个体传播行为与当地社会文化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讲，“陌生人”可以说是理解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适应的一个核心概念。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在欧洲游学时师从齐美尔，他在移民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陌生人”概念，提出了“差异性”概念。帕克发现人们虽然喜欢跟与自己相同的人交往，但是，最佳的沟通条件却是双方在某些变量上一致，而在其他变量上有差异，此时，信息交换效果最佳。此外，帕克通过研究芝加哥移民，提出了“边缘人”（marginal man）概念。他认为，边缘人是陌生人的一种异化形式，相比能够保持客观性与超然态度的陌生人，边缘人拥有更加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帕克将这种心理描述为一种“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的冲突，即一种存在于过去的自我和崭新的自我之间的冲突。矛盾的心理状态会导致人们生活在本国文化与客居国文化的边缘，而这两种文化与社会又是不可能完全互相穿透与融合的。帕克的学生斯通奎斯特（E.V.Stonequist）对“边缘人”做了更加详尽的解释，他讨论了两种或多种文化语境对“混血儿”形成双重或多重文化认同的影响；还指出这些生理上或文化上的“混血儿”大多在心理上承受着不同程度的折磨，具体而言，他们为了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会更加认同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的文化价值观，但同时又不愿意放弃自己本族群的文化身份，所以他们不断地来往于不同群体之中，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群际关系上。

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另一位学者萧振鹏在对芝加哥中国洗衣工的移民研究中，最初使用了帕克“边缘人”的理论来进行分析，但却发现该概念很难解释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时候，斯通奎斯特的研究启发了他，他发现：“只有次群体才被期待着去适应、顺应和同化——或者是保持着孤立的状态。有一些次群体或少数群体能够生活在自己的文化当中，或至少能够自给自足，避免受到主导群体文化的巨大影响，他们和主导群体是一种共生关系，而不是社会关系。”萧振鹏发现中国洗衣工正是斯通奎斯特所说的这类具有孤立生存倾向，认同本民族文化传统，不会轻易被同化的“次群体”。在如何称呼这个群体时，萧振鹏借鉴了芝加哥大学另一位学者格里克的观点，提出了“旅居者”概念。在萧振鹏看来，旅居者是指“一个在另一个国家度过了很多年的却没有被同化的陌生人”。萧振鹏进一步分析指出，“工作或者任务”“不确定的停留方式”“往返流动”以及“内群体倾向”（in-group tendency）是旅居者身份的基本要素和重要特点。他列举出的典型旅居者包括：移住民，外国商人，外交家，留学生，国际旅行者，外籍传教士，在国外从事研究的人类学家。

萧振鹏的研究引发了西方学界对旅居者群体的持续性关注。丘奇认为旅居群体文化适应策略选择源于一种候鸟心理：作为“相对短期的访客”，他们在客居国（host country）停留时间有限，其预设的停留目的也不是取得客居国的永久居留权，因此不会对客居国文化表现出强烈的被同化倾向。亨廷顿在研究20世纪后期大量流动人口由欠发达国家流向美国后的身份认同问题时，将移民分为旅居者、归附者、双重国籍者三类。其中，“旅居者是抱有临时‘逗留心态’、随时期待返回家乡而拒绝被移入地同化的人群”。约翰·贝利（John Berry）根据族群的流动性、稳定性和自愿性三项因素将跨文化流动人群划分为六个子群体，各群体的规模、影响力及拥有的权力和资源都不同，其中，“旅居者”是出于某种目的暂居他国，最终将返回故土的“临时移民”。贝利认为，旅居者已逐渐取代移民，成为推动全球跨文化人口流动的最主要力量。

基于上述文献分析，笔者发现，学界对旅居者的研究以从齐美尔的“陌生人”和帕克、斯通奎斯特的“边缘人”研究为基础，从中汲取了不少理论养分，同时发展出立足于全球化语境的新的内涵与意义。“暂居性”和“拒绝被同化”是旅居者身份的两个重要特征，这帮助旅居者维护与巩固了自己本国的文化身份，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陌生人”的“客观性”姿态，可以从理性立场出发参与社区活动、分享普遍性意义。不过，在跨文化语境之下，文化适应对于旅居者同样重要，因此他们也会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中主动调整自己的言行，以适应主流文化，获得社会主导群体的认可与接受，这时候，他们也可能会面对“边缘人”所遭遇的困境，例如本族文化与客居国文化价值观的冲突等。简言之，旅居者作为一个重要的跨文化交流群体，其文化身份具有多样性与不确定性，他们的文化认同对其社会行为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2.1.2 文化认同与文化适应研究

在跨文化传播领域中，“文化认同”与“文化适应”是常见的研究主题。本书在解释旅居者在线自我呈现行为特征时将借鉴与运用相关理论与观点，因此，本节将对文化认同与文化适应的概念内涵予以简要梳理。

文化认同的概念由印度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G.C. Spivak）和霍米·巴巴（H.K.Bhabha）最早提出，后在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推动下，越来越受到文化研究、跨文化传播学界的重视。霍尔指出，学界对文化认同存在“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定义方式。“本质主义”视角认为文化认同是一种稳定不变的存在，“建构主义”视角则认为文化认同是“流动和建构的过程”。就具体内涵而言，文化认同是“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形成一种共同文化属性的确认，其行为表征是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相同的文化理念，延续共有的价值体系和文化思维模式”。亨廷顿指出：“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纽带，因此，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

华裔学者洪美恩对文化认同问题有过不少阐述，其中于2002年出版的《论不说中文》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性”文化认同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她认为：“‘中国性’是海外华人‘想象社群’的核心，是一个公开的能指，也是一个共同的所指，它内部的差异性、特殊性与分裂性是无法抹杀的，它们恰是统一和集体身份的基石。”她进一步指出，在全球化变化不断、多元异质的语境中，中国性的特殊形式和内容辩证结合了形形色色的本土文化，建构了新的“混血”身份和社团；中国性文化认同将不是单一本源的，而是处在不断再发展和再协商之中的。洪美恩对中国性文化认同的解释具有鲜明的建构主义色彩，对笔者梳理中国旅居者的文化认同与传播行为关系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在跨文化传播领域，文化适应也是一个被持续讨论的主题。美国种族学局首任局长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首次提出了“文化适应”概念，其内涵经过人类学家、文化研究学者、传播学者的持续性研究而日渐丰富。其中，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林顿（Linton）等人对“文化适应”的定义被学界沿用至今，他们认为，文化适应是“由个体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文化适应也被一些学者视作与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相对应的第二次社会化，他们认为，可以把文化适应理解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化或再社会化过程”“个体在该过程中学习新的社会规则、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既而进一步影响个体对自我的认同”。

在对个体文化适应模式的研究中，约翰·贝利的文化适应策略理论（Acculturation Strategies）对文化适应状态的多种可能性进行了探讨。根据“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及“与其他文化群体交流”两个维度，贝利划分出了整合、分离、边缘化、同化四种适应策略。其中，“整合策略”是指个体在态度和行为上保持原有文化，也愿意和其他文化群体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同化策略”是个体不愿意保持原有文化的身份特征，而与其他文化群体有经常性交流；“分离策略”是指个体重视原有文化身份，不愿与其他文化群体交往；“边缘策略”指个体既不愿意维持原有文化身份，也不愿与其他文化群体交往。贝利对文化适应策略的划分与界定为分析探讨本书中旅居者在美国社交媒体上的呈现策略使用情况提供了理论层面的参考。

在跨文化适应研究中，如何通过传播关系与当地人共建共享知识体系，拉近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是一个重要议题，韩裔学者金洋咏（Y.Y.Kim）通过“跨文化适应与传播的整合理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在该理论中，金洋咏将传播置于研究的核心位置，认为“文化学习”和“文化去除”是文化适应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个人的文化适应通过个人传播与社会传播实现，个人传播主要指个体在文化适应中，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方面发生的变化；社会传播包括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与东道国交往的能力”被金洋咏构想为人际传播的核心，该能力反映了个体的适应状况，缺乏该能力则有可能导致跨文化传播的失败。此外，金洋咏认为，对母语大众媒体的使用与文化适应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母语媒体具有很多本民族文化因素，移民对其过度的依赖会对他们的文化适应产生副作用；反之，如果移民能更多使用东道国媒体，便能接触并学习到东道国的历史文化、价值取向等，进而增强其跨文化适应能力。

“跨文化适应与传播的整合理论”对本书探讨文化适应与传播行为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而该理论结果是否可以同样验证新媒体上文化适应与传播行为的关系，本书将通过研究具体探讨。此外，在该理论中，金洋咏将“文化适应”直接等同于“文化同化”，忽视了传播者个体的文化身份特征、文化适应动机等因素，本书认为应该认识到该理论的局限性，因此在本书中笔者结合中国旅居者的文化身份，批判性地理解与运用该理论，以解释旅居者在线自我呈现行为的特征。

2.1.3 旅居者的新媒体使用研究

中国旅居者是在美旅居者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已经成为中美两国跨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学界对旅居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留学生为对象的文化适应方面，大多从城市化程度、职业活动、社会关系、心理压力等方面入手分析与讨论相关变量与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学科涉及社会心理学、教育学以及跨文化传播学等。近年来，针对跨文化交流人群，以社交媒体、社交组群、网络论坛为代表的新型社会支持逐渐吸引了跨文化研究者的目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旅居者这样的流动族群的新媒体使用状况与其文化适应、跨文化交际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下面本书将对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分析，以为本书研究的开展提供支持。

在新媒体跨文化研究方面，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舒特（Robert Shuter）做出的学术贡献比较具有代表性。舒特提出一门新兴研究门类，称为“新媒体跨文化研究”（Intercultural New Media Research），其研究对象就是数字化时代的跨文化现象及其背后的发生规律、理论模型，核心研究命题包括“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理论”和“文化与新媒体”。舒特认为，应该立足于新媒体语境，对文化适应、跨文化能力、文化认同、跨文化对话、第三种文化这五项跨文化基本理论模型进行仔细考察与反复检验，并且需要重新审视跨文化理解能力、文化休克、刻板印象、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等概念或假设；同时，针对移民、旅居者人群的网络行为研究也属于新媒体跨文化研究范畴。舒特鼓励研究者采用多样化、融合型的研究方法来探索流动人群对新媒体的使用景观，例如分析旅居族群新媒体使用模式、使用动机与具体使用行为，以及新媒体在流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影响效力等一系列问题。应该说，舒特对新媒体跨文化研究意义提纲挈领式的阐述为本书研究中国旅居者在线自我呈现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方向，并且进一步明确了研究的意义。

在具体研究议题上，“流动人群的新媒体使用与文化认同”受到的关注较多。关于文化认同，本书借鉴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观点，即从建构主义视角理解，文化认同是“流动和建构的过程”。但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新媒体语境就是一个具体体现），如凯尔纳所言，主体观中主体同一性的内核被彻底解构，文化认同也失去了原有的深度性、实体性和一致性，变得更加碎片化、断续、脆弱且多变，甚至连认同概念的本质也受到了质疑；文化认同加上新媒体、文化语境等变量之后，产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衍生物和变异体，比如说“虚拟自我”（virtual self）及对于这个自我的认同意识。在新媒体时代，文化身份认同表现出较明显的去疆界化、混杂化和多元化特征，对新媒体使用如何深刻地影响流动群体的文化认同建构与维护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近年来，国外也有学者将研究视野投向社交媒体与跨文化人际关系的建立上。例如，Jiang Yifan和Brujin（2014）发现，Facebook上的跨文化互动与跨文化社会资本（特别是桥接型和黏合型社会资本）显著相关，并且相较于英国参与者，中国人在Facebook上进行跨文化互动时投入了更多的情感（emotional value），也更看重回报（reciprocity）；Tian（2016）在对中国大陆学生和香港学生的比较研究中，指出前者通过Facebook和人人网的呈现和互动同时积累了桥接型与黏合型社会资本，建立了新的社交网络，同时维护了已有关系；后者使用社交媒体主要是为了寻求社会信息，仅仅获得了有限的桥接型社会资本。

在国内学界，目前研究跨文化交流群体的新媒体使用及影响的文献并不多见，只有少数研究在流动人群新媒体使用的动机、行为与他们的文化适应动机、行为等方面建立研究向量。例如，中国学者郁玮通过调查在英中国留学生的校内网（人人网）使用情况后发现，被访个体的年龄、在英国的居留时间及个人感知的从校内网获取的社会支持与校内网使用黏度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而个人感知的从校内网所获得的社会帮助越多，他们的心理适应程度就越好。该论文从共同建构视角分析了新媒体与跨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通过半结构访谈勾勒出在英中国留学生文化适应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困难以及使用校内网的主要动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说，设计了问卷。论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以校内网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媒体对于留学生群体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此外，华裔学者Cong Li对在美中国人社交媒体使用的调查结果显示，文化取向、语言水平以及在美旅居的时长是影响调查对象选择使用Facebook还是人人网的主要因素。金旻贞比较分析了13位在美的中国和韩国留学生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和习惯后，发现留学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工具等与当地社区进行良好的互动，从而弥补自己在跨文化人际交往方面的不足，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以适应当地文化。诚然，来自社交媒体的社会支持可以帮助旅居人群更好地进行文化适应，然而是来自本族群体，还是客居国群体的网络社会提供的社会支持更有影响力？对此问题，学术界目前暂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

除对中国旅居者的少量研究外，国内对流动群体新媒体使用的研究对象多为农民工群体；也有部分论文研究了在华外国人的媒体使用行为。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跨文化交流群体的新媒体使用研究还不够重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与规模日益扩大的出国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书认同王逊在研究中提出的观点，即国内学界“在全球化和跨文化研究视角上明显的局限一定程度上是对新媒体本质特性的忽视”，而“新媒介使用的‘原地化’和‘在地化’问题，及其所引发的关于‘数字媒体文化的分化和协商现象’”理应得到足够的关注与讨论。

综上所述，本书对在美中国旅居者在线自我呈现行为的研究属于新媒体跨文化研究的范畴，处于舒特所说的移民、旅居族群研究与计算机中介传播研究（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的交叉领域；与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分析等学科和研究门类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国内外学界，尤其是国外对于跨文化交流群体媒体使用与文化认同、跨文化交际行为的研究对本书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启发。而在跨文化语境之下，旅居者的新媒体使用行为具体从哪些方面为其提供社会支持，提供具体哪些方面的支持以帮助旅居者适应新的文化与巩固已有的文化身份认同？对于这些问题，本书将在下文中从在线自我呈现视角切入展开具体分析，以探寻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