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我呈现是个体作为传播者表达自我的一种主要行为，也是人际传播的起点。进入互联网时代，自我呈现的“舞台”从现实世界拓展至网络世界。其中，建立在Web 2.0技术基础之上，依托于多种网络应用平台，由用户自己进行内容生产和交流的社交媒体已成为自我呈现的重要“舞台”，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行为受到了国内外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绝大部分文献的研究语境具有单一化特征，即研究者分析的是同一文化语境中的在线自我呈现行为，忽略了对跨文化语境中在线自我呈现行为的研究。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跨文化语境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最为常见的传播语境之一。作为跨文化交流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在美中国旅居者同时处于美国的跨文化语境与中国的本土文化语境之中，成为不同文化语境下在线自我呈现行为差异性研究的理想研究对象。本书的核心研究问题是：在美中国旅居者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在线自我呈现行为具有什么样的差异？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自我呈现行为分别产生了什么效果？本书希望通过对差异性问题的系统探讨，深入了解在美中国旅居者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在线传播行为模式，在此基础上，探索促进中国旅居者在线跨文化传播效果的可能性路径。

本书研究对象“在美中国旅居者”这一表述包含了三层意思：首先，他们必须具有在美国居住的行为事实；其次，参与本书调查的对象必须拥有中国国籍；最后，旅居者的身份意味着他们是暂留美国，在美国居留的时间长短不一，其所持证件为短期居留证明。这一群体带着特定的目标和预设的回国计划来到美国，与祖国血脉相连，但在跨文化适应中又受到美国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文化身份的选择与建构中面临更多矛盾、不确定性和更大的变化空间，这样的身份特征对他们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

本书采用以量化分析为主、质化研究为辅的研究路径。在量化研究中，本书借鉴左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拟剧论的研究模式及西方学界关于媒体使用行为的主流理论研究，设定了自我呈现动机、自我呈现策略与自我呈现效果三个主要维度的变量，变量具体设置如下：（1）自我呈现动机。本书从社会心理与社会来源视角设定具体动机维度。本书参照威廉姆·麦圭尔（William J.McGuire）的大众传播满足的心理动机范式，结合在美中国旅居者的文化身份特征，设定了发展与维持关系动机、自我强化动机、自我确认动机与从众动机；参照卡茨（Elihu Katz）对媒体使用动机的社会来源分析，设定了减压动机。（2）自我呈现策略。本书参照戈夫曼对自我呈现策略的界定，借鉴阿尔金（R.M.Arkin）、特德斯奇（J.T.Tedeschi）等人关于自我呈现策略类型的二分法，将自我呈现策略划分为积极主动型策略（“发表精挑细选的照片”“展示自己的原则”“表达幽默亲近的内容”）和保护防御型策略（“有控制地表达感情”“报喜不报忧”“自我嘲讽”）。（3）自我呈现效果。借鉴舍费尔（Scheufele）和沙阿（V.Shah）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本书从个体、人际、行为三个维度测量在美中国旅居者的在线自我呈现效果：满足个体心理需求，发展与维护人际关系，实现跨文化传播。

在此基础上，本书设计了一套从整体层面评估在美中国旅居者自我呈现行为的量表，并采用判断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在美中国旅居者样本，并最终回收有效问卷（由同时使用中美社交媒体的中国旅居者完成，并且回答了问卷上所有问题）223份。针对回收数据，本书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来研究在美中国旅居者在中美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行为及其差异。

在质化研究中，笔者对18位在美中国旅居者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在线考察以及20场访谈，并采用情境分析法分析质性材料。质化研究的目的是为研究提供真实而丰富的质性材料，以与量化研究结果相互支持与印证。经过量化与质化研究，本书的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通过比较分析驱动中国旅居者在中美社交媒体上进行自我呈现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中国旅居者的呈现行为体现出明显的内卷化特征，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呈现主动性更高；在美国的跨文化语境中，中国旅居者面临跨文化认同建构中的阻碍与线上线下的社群压力，他们的呈现行为体现出明显的从众特征，在美国社交媒体上的呈现主动性较低。本书的实证数据表明，中国旅居者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自我呈现的首要动机是“维系与国内亲友的关系”，且该动机比其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发展与美国人的关系”的动机更强烈；相较之下，中国旅居者在美国社交媒体上的首要呈现动机是从众动机而非关系动机；此外，其自我确认和减压的动机只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表现显著。本书认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由中国人构成的关系网络包含了原初的信任、共通的利益取向与文化传统，这可以降低中国旅居者进入新的文化环境时的不确定感与焦虑感，同时帮助其巩固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因此，中国旅居者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会表现出更明显的维持关系、自我确认与减压的动机。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媒介技术为中国旅居者构建了公共的、开放的跨文化呈现空间，新媒体技术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隔阂，但尚难缩短因文化差异产生的心灵距离。因此，中国旅居者面向美国人的呈现行为主要停留在公共层面，较难进入私人精神层面，他们的跨文化身份认同构建依然面临阻碍，加之受到来自美国社交媒体与现实生活中社群的压力，故而呈现出较明显的从众型动机，中国旅居者的从众行为既可被视为其努力适应跨文化语境的表现，又可被视为避免被美国人边缘化的妥协之举。

第二，通过分析自我呈现策略的选择与使用频率在中美社交媒体上的差异，研究发现了中国旅居者依据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表演框架进行自我呈现的行为特征。量化分析结果显示，总体来看，与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积极进行策略性自我呈现相比，中国旅居者在美国社交媒体上的呈现行为并不活跃。这种失衡现象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旅居者充分借助媒介技术，依据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表演框架进行呈现，以维护本国文化身份认同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国旅居者试图在美国文化语境中建立新的表演框架时面临不同程度的跨文化适应障碍。本书通过质化研究进一步发现，中国旅居者的隐私关注意识及自我认知对其在中美社交媒体上的表演框架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例如，出于对个人隐私保护的需要，旅居者会在中国社交媒体而不是在美国社交媒体上表露个人的观点或情感；旅居者通过内心对话，反思自我身份的行为也主要通过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策略性呈现方式来实现，而不是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呈现。

第三，通过分析自我呈现动机与策略的关系在中美社交媒体上的差异，研究发现在美中国旅居者在跨文化语境下更重视利用保护防御型策略来实现自我呈现动机。本书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其一，发展与维持关系动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驱使在美中国旅居者更多采用积极主动型策略，而在美国社交媒体上更多地驱动保护防御型策略，这表现出中国旅居者对中美人际关系差异性的辨识与理解，从而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呈现策略，以期在维护自我文化身份的同时，通过有所控制的跨文化传播行为来增进与美国人的跨文化关系。其二，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自我确认动机主要驱动积极主动型策略，对保护防御型策略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在美国社交媒体上，自我确认动机对保护防御型策略的驱动作用比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显著。该结果再现了中国旅居者在跨文化语境下进行身份协商的过程，陌生的跨文化语境明显降低了其安全感、归属感，减弱了可预测性和认知层面上的一致性，增加了传播双方的疏离感、不可预测性。新的传播情境为中国旅居者进行自我确认带来了挑战，其自我呈现方式也会随之受到影响。采用具有折中性的呈现方式对中国旅居者而言可能更加安全。因此，中国旅居者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倾向于使用保护防御型策略来进行自我确认，以尽量减少他人对自我形成负面态度的可能性，增强自我认知与他人认知的一致性。本书认为，中国旅居者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呈现自我的同时，也是在协调已有的文化身份，吸收新的跨文化元素，以构建跨文化的身份认同。

第四，本书研究结论证明了保护防御型呈现策略在跨文化传播与交际中具有重要作用。与中国社交媒体相比，中国旅居者在美国社交媒体的跨文化语境中，更注重采用保护防御型策略来实现自我呈现的目的，而且其保护防御型策略的确在增进与美国人的人际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美国社交媒体上交叉使用积极主动型与保护防御型呈现策略，有助于中国旅居者扮演跨文化传播者的角色。质化研究进一步予以证明，在美国社交媒体上，适度地表达对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维度上的“家园”的思念和对美国当地社群的认同感，理性地表达与美国当地社会事件相关的观点，体现对社会准则、基本价值观的坚持，有利于中国旅居者在美国文化语境中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传播，进而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

总体而言，在美中国旅居者的在线自我呈现行为再现出两幅不同的传播图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积极的自我呈现行为帮助中国旅居者建构了一个“流动的家园”，中国旅居者从中持续性地维护与强化了本国文化认同，获得了归属感与平衡感；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受到跨文化语境下文化认同与文化适应状态的影响，中国旅居者的自我呈现行为受到较大程度的抑制，这表明新媒体的联结功能并不能明显消除人际传播中的跨文化障碍。但笔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旅居者应重视对保护防御型与积极主动型呈现策略的整合使用，以便更顺利地参与到跨文化传播与交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