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志愿精神再思考
——写在中国志愿服务：回顾与展望论坛之际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

北京大学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

研究员

主任

丁元竹

时光如梭，转眼间我从事志愿服务的研究已经十年有余。这十年，我经历了中国志愿服务的兴起与发展，也看到了志愿精神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

十年前，我曾认为，志愿精神是一种不为报酬而自愿参与推动社会进步和社区发展的精神，志愿精神在中国是相当引以为荣的公民精神，志愿精神是公民社会的基本精神。现在看来，它的含义远不止这些。

一、志愿精神是一种看不见的和谐

在讨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人们经常提及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缩小城乡差别、行业差别和地区差别，救助弱势群体等一些可以看得见的和谐或不和谐问题，并针对它们的现状，提出一系列看得见的政策和措施。

其实，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和谐，这其中就包括志愿精神。前不久在整理资料时，翻阅了费孝通教授的《费孝通文集》第一卷，颇有一些感想。费孝通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介绍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的观点。帕克说，任何制度形成时没有不是带着价值色彩的。这个带有价值色彩的东西在维系着制度的运行，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这点^[1]。任何一种制度、体制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理念、观念和价值体系。

起初，我对这句话理解的不是很深刻，当时认为这是一个社会学的理论判断。最近与学界的一个朋友聊谈，谈起这个理论，他的一番评论使我对此有了深刻的了解。朋友说，和我们国家的一些事业和企业单位一样，一些国际公司和一些国家的机构也实行报销制度。有些国际公司或国际组织规定：不超过100美元或50美元的支出是不需要凭发票回来报销的，只需要如实填写报账就可以了。这样的制度在这些大的跨国公司或在国外的企业、组织贯彻得很好。朋友说，他发现在本地的公司运行得却不是很理想。究其原因，这套制度是建立在诚实、守信基础上的，即“任何制度形成时没有不是带着价值色彩的。这个带有价值色彩的东西在维系着制度的运行”。仔细想想，确有道理。

朋友的分析使我进一步想起几年前与英国政府的一位官员吃饭时的情形。席间，我问起这位先生访问中国的贵干，答曰：考察中国的社会资本，或者说诚信制度。我为之吃惊：一个政府官员考察被一些人视为很虚无缥缈的东西——诚信、信任？问他为何？他说：“我们英国的许多公司在中国做生意，诚信环境是很重要的”。诚信、诚实，等等，都是文化行为。如费孝通教授所说，“文化实在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中国就是这一种有机体。在它悠久的历史中，逐渐生长，并在地域上逐步扩张”，形成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积淀。

近来，我越来越多地用这个道理来深思我们正在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毫无疑问，我们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解决发展中出现的诸如失业、低收入等社会问题，并制定相应的对策。但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我们也要仔细考虑支持我们政策实施的社会理念，包括政策制定者的价值理念和群众的价值理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马克·莫尔（Mark More）认为，公共管理的终极目的是为社会创造公共价值。所以，公共管理者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使其领导的公共组织究竟要创造何种公共价值的问题。

正确的社会管理理念是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和运行的内在基础。当前，我们把完善社会管理提到重要的位置，自然有我们的道理，这就是实践的教训，也是历史的教训。但是在这些教训背后，有一个价值体系在支配着我们，尽管我们可能还没有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但它是客观存在的。对于社会管理理念，或者社会管理观念，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但正确的认识只有一个，需要我们仔细研究，认真把握。

历史经验证明，没有责任感，任何社会都不会长期繁荣和可持续发展。责任感是人类在对自身价值的认识、自身的发展、自身的完善和自身的需要过程中形成的，并规范、指导和约束着人类自身的各种活动。这种“看不见的”和谐，就像我曾经介绍过的“软实力”。不过，我讲的“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政策取向和文化内涵。而“看不见的”和谐是指在一个国家内部居民的价值取向和精神世界。

包括志愿精神在内的诚信、责任、勇敢、正义等美德，寓于人们心里、体现在行为之中，是政策得以施行，制度得以建立和完善的基础，是一种“看不见的”和谐，必须正视它，并着实在人民心里铸造这种和谐。

二、志愿精神是一种软实力

眼下，国内政府部门、产业界以及学术界都在探讨文化发展问题。当前我国文化发展主要包括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我国的文化发展，一方面要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使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基本适应，另一方面要着力实施文化创新、产业拉动和“走出去”的基本战略，使文化成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是重要的“软实力”。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S．奈（Joseph S. Nye, Jr. ）教授最早提出“软实力”这个概念。当时，他指出：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不仅应当保持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也应当保持最强大的“软实力”。这个概念提出的最初几年，并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不过，最近几年，这个概念开始反映在美国领导人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中。例如，在2003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问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为什么美国喜欢使用武力时，鲍威尔回答说：“美国需要硬实力来赢得世界战争的胜利，但是，美国很重视使用 ‘软实力’，例如在欧洲和日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喜欢使用“软实力”这个概念，并将其作为英国发展政策的组成部分。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美国的“软实力”也到处可见。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等，不仅体现了美国经济实力的扩张，也体现了美国文化的扩张、美国生活方式的扩张。他们对于中国年青一代的影响是深远的。再比如，充斥大街小巷的国外盗版光盘。初看起来，我们赢得了廉价的知识产权，美国人损失了知识产权并可能影响到美国国内的就业，但是，我们必须深刻反省：这些低廉的光盘进入中国千家万户，实际上是美国文化、美国的价值体系，以及美国人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进入了中国的千家万户。关于它的影响，至今还没有人做出确切的评估，但我相信是深远的，尤其是对年青一代。就盗版光盘而言，我们暂时得到了一些就业岗位，失去的却是自己的文化创新能力和价值体系。当然，我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即“坚决打击盗版”。在落实中央政府的这个政策上，我们还需要加大力度。

“软实力”是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来实现发展目标，而不是靠武力威胁、武力报复以及经济制裁。国家实力有许多表现，“软实力”并不表明软弱。“软实力”是国家实力的一种形式，必须把“软实力”纳入到国家战略中。约瑟夫·S．奈以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为例，指出“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击毙了多少敌人，而是我们的联盟扩大了多少。”他猛烈抨击美国政府对于伊拉克的战争政策，认为美国对于伊拉克的战争并没有真正消除恐怖主义对于美国的威胁，反而使美国的“软实力”蒙受巨大损失，使美国的吸引力大大降低，一些国家，甚至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在疏远美国。

“软实力”产生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吸引力、政治行为准则和政策。一个国家的政策在别国眼里看起来合法合理，那么该国的“软实力”就会得到提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有吸引力，那么其他国家就会追随；一个国家能够用自己的文化和价值体制塑造世界秩序，它的行为在其他国家眼里就更具有合法性，它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价值和制度力量来规范世界秩序，而不需要诉诸于武力和经济制裁。美国的“软实力”主要体现在：美国几乎吸引了六倍于德国的全球移民，居世界第一；德国为世界上第二大移民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出口国。在全球160万名留学生中，在美国留学的外国学生占28 %；英国以14 %居第二。2002年，有86000名外国学者在美国的教育机构工作。另外，美国的出版物居世界首位；美国的音乐制品是日本的两倍，后者居世界第二位；美国的电子网址是日本的13倍，后者居世界第二位；美国的物理、化学和经济学诺贝尔奖居世界首位；文学诺贝尔奖居法国之后，位于世界第二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是日本的四倍，后者位居世界第二。约瑟夫·S．奈还认为，美国的“软实力”还体现在对于各种文化的包容、社会的责任和人们之间的诚实与信任。这也是这个民族的吸引力所在。发达的非营利组织、志愿组织也是国家“软实力”的标志。志愿组织和志愿者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体现。

在我国，我们谈的“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国防力量等“硬实力”而言的，是指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国际感召力的因素。当然，软与硬都是相对的，很难做出绝对的划分。就拿文化来说，虽然一般将一国的文化看成是“软实力”的一部分，但是文化产业也是国际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文化产业是美国经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因此可以说，文化里面有经济，经济里面也有文化，很难机械地把它们分割开来。其实，“硬实力”和“软实力”是互补的。每个国家都需要这两种实力，使用得当，二者相得益彰。中国人经常说“以德服人”，实际上就是指赢得人家的心，而不是单纯使用蛮力。中国人也说“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也表明重视“软实力”。道义上的主导是重要的，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曾得到各国的支持，但在伊拉克就不同了。中国可以通过支持贫弱者、通过站在公平和正义的一方，来发展自己的“软实力”。目前有人认为，中国成功的发展模式是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体现。确实，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独树一帜的发展道路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但从总体上来看，目前中国的“软实力”还不强。在国际市场中，中国有竞争力的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文化产品进出口的贸易逆差有增大趋势。

在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我们必须立足国内，发挥政府和社会的积极作用，增加公共投入，大力加强文化事业发展。要重点扶持重要新闻媒体、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重大文化项目和艺术院团、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族民间艺术，以及“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保障对公益文化事业的基本投入。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站在全球和战略的高度，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大力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推动国有经营文化单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养一批能够站在时代前列、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文化企业家和文化企业集团。推进制播分离和影视动漫产业，改革新闻出版管理体制，实现党政机关与新闻出版单位脱钩，对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实行分类管理，推进新闻出版单位由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制。经过努力，把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打造成国家重要的“软实力”。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发展必须重视“软实力”。当前，世界秩序正在进行调整和重组，在这个过程中，不充分认识“软实力”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将会在全球化中坐失良机。

三、志愿精神是一种社会责任

我们应该看到和深刻认识到，许多问题的形成是由于缺乏责任感产生的，例如由于缺乏责任感，一些煤矿负责人置矿工生命安全于不顾，在重大险情已经显现的情况下，依然强迫矿工继续下矿采煤；由于缺乏责任感，在矿井发生事故前，安全管理人员在玩牌娱乐，致使危机发生时不能立即启动应急管理系统；由于缺乏责任感，一些企业的管理人员，极力压低雇员工资，置员工生活和健康状况于不顾，以致造成劳资之间的强烈对立，甚至是敌对，造成社会的巨大鸿沟和严重社会不稳定。2003年，SARS疫情发生之后，有些人抱怨政府行动不力，从没有想过自己应当拯救自己，也不主动去做改善周边环境的事情，没有把自己当成社会的主人。再如，一些高校学生明知垃圾是污染的源头，一边在骂学校处理不力，一边自己还在乱扔垃圾。2003年，在 SARS危机面前，一些大学生的表现很让人失望。在危机爆发的时候，社会秩序井然，交通运行正常、银行正常营业，社会运转正常。但一部分大学瘫痪了，学生都走了，不是有组织的、有意识的疏散，而是大学生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实践证明，避免各种问题，不仅要靠制度建设和法律规范，也要靠培养公民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当前，我们解决社会问题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其中强化社会责任感和精神世界建设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社会责任感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全体社会成员应当对社会和他人负责的一些最基本、最起码的公共生活准则。梁启超《新民说》:“所谓公德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公德之大目的，即在利群，而千万条理即由是生焉。本论以后各子目，殆皆可以 ‘利群’二字为纲，以一贯之者也。”每个民族由于本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及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社会责任感和精神世界具有民族的传统特点。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要在社会中生活，就必须遵循社会组织为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而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其中社会责任感是最普遍、最广泛、渗透性最强的社会规范。作为个体的人之所以遵守社会规范，进行道德选择，是出于自身和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一个人能否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认同和赞许，是人的一切利益中最基本的利益，而得到认同和赞许的关键，则在于一个人是否具有美德和社会责任感，品德高尚的人会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赞誉。社会责任感是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和美德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人类社会要存在和发展，就必须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维护和遵守之，这就要求人们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社会责任感作为一种自主的选择，旨在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实现自我肯定、自我完善，对于社会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承担社会责任，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与健康发展。

从文化层面看，强化社会责任与精神世界建设将是我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责任与精神世界状况，有人概括为“道德滑坡，世风日下”。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社会责任与精神世界却走向滑坡。“一切向钱看”的极端正在促使一部分人逐利，失去信仰、理念、意识形态的支撑，缺乏社会责任感，精神世界空虚。社会责任与丰富的精神世界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道德资源，这似乎已经成为许多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共识。社会缺乏信仰、公民和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人与人之间缺乏诚信，等等，所有这些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影响将逐步凸现出来，致使有法难依，有制度难以执行。

社会责任与精神世界问题是与治理危机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之所以失去社会责任感与精神世界与某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败坏党风、败坏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些官员的腐败导致人民失去信心，也从此失去理想。社会责任与精神世界不单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制度性问题。目前我国的社会责任与精神世界现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公民社会责任基本属于空白，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没有社会责任感和完美的精神世界，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统筹发展战略的实施也将大打折扣。

要提高建设社会责任和精神世界的战略地位，充分认识到建设社会责任和精神世界也是硬道理，是实施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基础。历史经验证明，没有责任感，任何社会都不会长期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没有责任感，自由市场就会盛行欺骗消费者行为，不断发生内部黑幕交易，虐待员工等现象；没有责任感，社会精英只会创造出狭隘的理论，而不能为社会的长远发展服务；没有责任感，个人的发展就会变成自私自利。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没有责任感的社会，其凝聚力就会大大被削弱，社会的和谐程度更会受到损害。责任感，是一种以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本位的价值取向。责任感是人类在对自身价值的认识、自身的发展、自身的完善和自身的需要过程中形成的，并规范、指导和约束着人类自身的各种活动。责任感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追求善和美，并将其转化为行动。责任感帮助人们努力挖掘人自身的本质力量和本性，强调自己的行为适合客观的需要。当前，面对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倘若人们能够认识到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大力呼唤和滋养国人的社会责任与精神世界，那么，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将在任何天灾人祸、突发危机中，异常坚强、成熟，战无不胜。

要改革当前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改变学生单一地、长期往返于学校和家庭之间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会使学生对知识、书本等虚拟的世界过于沉迷，对现实世界过于疏远，久而久之，他们会缺乏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最为重要的是，这种教育方式无助于健康、可持续、和谐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在各类学校设立具有实践内容的公民服务课程是完全有必要的。公民服务，是指公民在一定时期通过政府或由政府认可的组织和部门贡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而不要报酬或只要很低的补偿。公民服务通过项目或组织来提供服务——通过政府、社区或社会团体的组织来实现，是长期性的活动，不是偶尔的志愿服务，也不是几个小时或几周的承诺，参与者把自己的能量、智慧、资源与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社区发展结合起来并对它们有所促进。公民服务虽然没有报酬或者报酬很低，但是它应当为社会承认，并认为是值得称赞和努力的事情。人们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丰富的精神世界。

四、志愿精神是一种生活品质

杭州把参与志愿服务作为提高生活品质的活动内容。人们的生活品质既与生活的物质条件有关，也与人们对生活的主观满意程度有关，每一方面都只能构成反映生活品质高低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反映生活品质的好坏情况。生活品质，也必须从社会生活的供给与人们生活的需求两方面进行评估，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生活品质是关于人们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全部活动的各种特征的概括和总结，是反映人类生活发展的一个综合概念，是对社会发展包括人类自身发展进程的一种标识。生活品质从根本上取决于物质生产发展的程度。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需求也会发生新的变化，从而把生活品质推向更新、更高的层次。个体生活品质是个体对自己身心健康状况的感觉，对自己生活的满意感和对社会的反馈性行为。个人层面的生活品质主要有：收入、健康、家庭关系、邻居关系、工作、娱乐、休闲等等。由于每个个体的生活目标、价值观念、文化背景以及对同一事物的心理感受不一样，由此决定了个体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各不相同。但是，个体生活品质也具有共性的一面，例如，人们都普遍追求更舒适的生活条件、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大的自我发展空间等等。个体生活品质的改善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个体生活品质的改善其实是个体、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群体既可以是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集合体，如妇女、儿童、残疾人等，也可以是生活在某一行政区域内的集合体，如社区居民、城市居民、国家公民等。群体生活品质是一个群体生活品质的平均水平。例如，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农村人口的生活品质等。

关注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提高，不仅要看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也要关注他们本人对其生活品质的主观评价，要关注个体和不同群体的主观感受。关注民生，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就是要了解他们的主观感受。不仅要了解社会弱势群体的主观感受，也要了解其他社会阶层的主观感受。个体生活品质与群体生活品质不是完全独立的，二者具有一定的联系。个体生活品质是群体生活品质的基础，群体生活品质是个体生活品质共性的体现。虽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经历的人对生活品质有着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但是不同的个体在提高自身生活品质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了他们的共同之处，把共同之处从个体层次上抽象出来，上升到群体层次就形成了群体生活品质。

生活品质和福利有密切的关系。历史上，福利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途径之一，在改善社会成员的生活品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关于生活品质和福利的关系上，人们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一些人认为它们是可以互换的，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福利是广义生活品质的组成部分。这主要表现在与健康生活品质有关的一项调查结果中，这个调查中评估的68个模型中福利指标占27.9 %，换句话说，典型福利指标的主要部分与生活品质有关”。^[2]“社会福利国家在这里被称为国家内部的一种组织形式，在这种形式下，19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问题业已解决。这就是构成社会福利国家核心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特别是像德国这样的国家，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从其发展过程和结构看是与劳资冲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也体现了国家性质和社会一体化的基本公式。但是在那些社会冲突的处理与社会福利保障事业的联系相对松散的国家，比如英国，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也是国家的基础”。^[3]“在德国，社会福利国家是在俾斯麦时期开始的，在法国，是在拿破仑第三时期开始建立，这种社会福利国家是第二个历史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欧洲国家是以平等者、同时以工业社会的缔造者面目出现的。它的前身是卫生国家。那时，卫生国家为预防流行病和保障公众的健康采取了首批措施，以便使公民进行强制性的团结互助。通过使所有人接受平等的监督，确立了有利于工业化社会纪律的新秩序、新风尚。”^[4]

[1]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2] Susan Galloway, Centre for Cultural Policy Research, University of Glasgow,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Measuring the Benefits of Culture and Spor:Literature Review and Think-piece, Information and Analytical Services Division, Scottish Executive Education Department, Victoria Quay, Edinburgh, EH66QQ,2006.

[3] 〔德〕克劳斯·克赫（Claus Koch）:《市场的贪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4] 同上书，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