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自修大学
（1941—1945年）

学习与斗争

到了郭家庄，我们追上了大队，我被编入了文化组。队部下分若干组，自修大学与行政组是结合的，自修大学分高级组、中级组和文化组。文化组里有一群和我同龄的小同志，都是因为日本侵略而失学逃离家乡的。我们渴望学习、渴望进步，反对日本侵略者，不愿做亡国奴。

文化组有石一夫、方小天、任群、崔牛、田耘、陆原、张一行、刘琦和我，组长是年长的老同志江啸平。他管理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组织纪律、生活卫生、待人接物、文化学习等，对我们的关照无微不至。他还给我们上生物课。他做事认真负责，积极热情，但也有些嗦，我们都称他为“江妈妈”，这是我们对他的爱称。

提高我们文化水平的训练，从写日记开始。龚映莲（严青）检查我的日记，帮助我写小品文。这时随身带的小字典对我帮助很大，方便查找不认得的字，通过它提高自己的文字能力，这是我自学的好老师。不管行军再累，演出再忙，穿过敌人封锁线再危险，我都没有丢掉这本小字典。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行军，巡回演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学院内教学，一直到苏联留学，我翻坏了很多本小字典。

我们的文艺理论课和写作课由张帆等讲解。辅导写作的老师是龚映莲，她帮助我完成了题为《我们的组长——江妈妈》的报告文学，并在期刊《艺术部队》上发表。那篇小文稿表达了我从内心里对这个集体的热爱。

我在这个集体中学文化、学艺术、学政治。负责我们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的老师是胡志涛同志（后来任北师大附中校长），她指导我们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等理论著作。在延安整风期间，我们在阎锡山的统治区工作，只能通过地下渠道秘密地接收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胡志涛在《解放日报》中选择适合我们文化水平的文章，在小组中集体学习、讨论，如《什么是民主集中制》、《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等。在行军途中，她也不放松对我们的教育，经常给我们讲苏联的小说和革命故事，帮助我们树立革命的世界观。我记得她给我讲了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介绍他写的《母亲》。通过她的讲述我才知道，俄国工人的生活和中国工人的生活一模一样，剥削者的压迫使工人们喘不过气，于是他们喝酒，脾气也愈发暴躁，对压迫他们的政府、警察恨之入骨。

地下党支部书记史鉴经常给我们分析国内外形势，教我们学习世界语。我们用世界语写信给抗击法西斯的南斯拉夫铁托游击队，伸出抗日战士的友谊之手，相互鼓励。通过学习我们提高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认识。

在党的领导下，我完成了组织分配的各项任务，在工作中提高了觉悟，对于腐败的国民党和四大家族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论新民主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任务与共产主义事业有了初步的认识。我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我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我积极要求入党，把入党申请书交给了尊敬的张帆同志，向她表达了我的决心。1946年10月，经史鉴、张一行介绍，我在北平东单东观音寺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监誓人是王负图和彭后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学习和工作，我了解了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隐蔽工作的要求。我向党宣誓：坚决服从党的决定，保守党的秘密，就是被捕了，在严刑拷打和死亡的威胁下，也不出卖同志和组织。党给了我新的生命，指明了我前进的道路。入党使我能沿着正确的轨道，为今后美好理想的实现而拼搏斗争。

演剧三队（后改为剧宣二队）的地下党组织是个坚强的、团结的、朝气蓬勃的、经得起严峻考验的、能够独立作战的组织。1945年1月26日，国民党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假借国民党中央的名义，逮捕了剧宣二队队长王负图、队副赵幸生（赵寻）和队中的骨干江啸平、邬析零、李悦之、高来（丁丁）、彭后嵘、史鉴（史平）、蓝光、胡志涛，说他们是共产党嫌疑犯，把他们囚禁在阎锡山的“真理辩证处”（政治犯集中营），并对王负图和赵幸生进行严刑拷打逼供，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在集中营外，以田冲为首的我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有组织地、灵活而智慧的营救斗争。阎锡山不发给我们薪饷，妄想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迫使我们屈服。田冲同志领导我们请愿、罢工，机动灵活地进行斗争。他动员大家生产自救，通过种山药蛋、糊火柴盒、种菜、养猪、杀牛卖肉等生产活动维持大家的生活。他还派史民偷渡黄河，到重庆找到了周总理，经过党组织的渠道，发动大后方的进步团体和知名人士登报纸发消息，给阎锡山发电报，制造舆论，声援剧宣二队被捕的同志。利用“军调部三人小组”到太原视察的机会，田冲和胡宗温巧妙地混进欢迎队伍，借献花之机把申冤平反的信交给了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最后，阎锡山和他的特务头子梁化之在内外夹击又没有抓住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无奈地释放了全体被关押的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进步力量的支援下，在这场非常艰巨的特殊斗争中，我们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我们党支部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特别支部。在延安建立党的支部时，支部书记由张光年（笔名光未然，是《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黄河大合唱》由音乐家冼星海作曲，演剧三队在延安首演时指挥是邬析零）担任。张光年离队到后方养病，丁丁、彭后嵘、田冲、史鉴、王负图等人先后担任支部书记。三队的领导重视学习，重视对青年同志的培养，为文化组的小同志在政治上、文化上、艺术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培养了我们专业的修养和技能。我们的课堂就在行军路上、在窑洞前的空地上、在山头上、在小河边、在窑洞中的小油灯下，在一切可以利用的地方。学习是紧张的、见缝插针的，在紧张的宣传演出之余，我们抓紧时间，完成学习任务及各种创作任务。

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是艰难的，因为宣传“抗战到底”和“反对打内战，反对投降”等口号在敌占区是“犯罪”的，宣传这些会被关进集中营，被扣上各种罪名。蒋介石和阎锡山都要保存自己的实力和地盘，他们偷偷派人和日本侵略者秘密勾结，要共同消灭共产党。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宣传工作，呼吁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广大爱国的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反对投降。剧宣二队集体被捕的事件，证明斗争是复杂的，也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