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按迹以求性情”的历史追溯

论《郑笺》“按迹以求性情”，最早出于北宋著名文人李清臣语。南宋章如愚《群书考索》云：

郑氏训诗之失。郑氏之学，长于礼而深于经制，至于训诗，乃以经制言之。夫诗，性情也。礼制，迹也。彼以礼训诗，是按迹以求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欤。《绿衣》之诗，郑以为“褖”。“不谏亦入”，郑以为入于宗庙。《狼跋》状周公安闲自得于讒疑之中，故有“公孙硕肤，赤舄几几”之句，而郑谓之“公逊”。《庭燎》见宣王有怠政之渐，而郑以为设鸡人之官。诸类此者，不可悉举，岂可谓之知诗邪！淇水文。^[1]

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亦引之，云：

郑之释繁塞而多失。郑学长于《礼》，以《礼》训《诗》，是案迹而议性情也。“绿衣”，以为禒；“不谏亦入”，以为入宗庙；“庭燎”，以为不设鸡人之官，此类不可悉举^[2]。

清人胡承珙《毛诗后笺》解说《绿衣》一诗时亦简引之：

篇名《绿衣》，从毛为是。此与《内司服》“绿”误为“褖”者不同。郑学深于《三礼》，往往以《礼》笺《诗》，所谓“按迹而议性情”者，以此。^[3]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中亦引及胡承珙的话而稍有变化，云：

郑学长于征实短于会虚。前人谓其“按迹而语性情”者以此。^[4]

亦有对这句话提出反对意见的，如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云：

（王应麟）至采及李氏说，诋《郑笺》繁塞，而其失愈多。“郑长礼学，以礼训诗，是按迹而议性情”，如此妄说，取之奚为？其于本原之地，未曾究通，则博雅乃皮毛耳。盖南宋道学方炽，无人能读古书，厚斋亦限于时风众势，一齐众咻，遂至茫无定见^[5]。

此种反对，亦只是捍卫门户之言：对于批评《郑笺》之观点一概驳斥，而未具体说明为什么“按迹而议性情”不对。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自宋至清认为郑玄解《诗》是“按迹以求性情”者大有人在。与古人相比，今人亦有持类似观点者。最有代表性的如洪湛侯先生《诗经学史》中说：“徒事礼仪、礼制之烦琐考证，忽略诗篇之文学感兴，舍本逐末，自不可取；然而诗中涉及之名物制度，不循《礼》而无法索解者，则仍须读《礼》沟通，自不得视习《礼》为余事。”^[6]认为《诗》中涉及名物制度，郑玄以礼解《诗》是必不可少的；但以礼笺《诗》却又忽略了《诗》的文学性。

不过，也有部分学者逐渐注意到《郑笺》不仅仅是“案迹”而已，亦有阐发《诗》中情感之处。如汪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7]、沈薇薇《郑玄〈诗经〉学研究》^[8]、李世萍《郑玄〈毛诗笺〉研究》^[9]都有相关论述，并对《郑笺》阐发情感的方式加以总结。但这些文章或是举例性质的说明，或是从文学角度进行的探究，或未深入考察郑玄阐发情感的特点，而仅是面上的概括。所以本文将在全面考察《诗经》所有诗篇的基础上，探究《郑笺》阐发《诗经》中情感的方式，讨论《郑笺》阐发情感的特点，并对自宋以来有广泛影响的“按迹以求性情”的说法加以驳斥。下面且从郑氏对《诗经》中情感的阐发谈起。

[1]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别集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3月，第938册，第768页。

[2]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三，（清）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38页。又其《汉艺文志考证》亦引之而稍略（张三夕、杨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52页）。清儒朱彝尊《经义考》亦略载李清臣语。（《点校补正经义考》，冯晓庭、陈恒嵩、侯美珍点校，文哲所筹备处，1997年，第3册，第789页。）

[3] （清）胡承珙《毛诗后笺》，郭全芝校点、贺友龄审订，黄山书社，1999年，第142页。

[4] （清）胡培翚《胡培翚集》，黄智明点校，蒋秋华校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第291页。

[5]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附补逸）》卷三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81页。

[6] 洪湛侯《诗经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38页。

[7] 汪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8] 沈薇薇《郑玄〈诗经〉学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9] 李世萍《郑玄〈毛诗笺〉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