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由！解放！暴君死了”

关于解放与自由的区别阿伦特，（HkannaArendt）曾说道：“解放与自由并非一回事：解放也许是自由的条件，但绝不会自动带来自由；包含在解放中的自由观念只能是消极的（negative），因此，即便是解放的动机也不能与对自由的渴望等而视之。”^[1]按照阿伦特的说法，布鲁斯特刺杀凯撒的行动充其量只能算是“解放”，而与现代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则相差甚远。除了表现罗马暴民的多变、无理性、感情用事之外，莎士比亚的讽刺似乎并没有就此停止。纵观全剧，无论是凯撒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双方都异口同声地宣称是为正义而战、为自由而战。该剧中的“自由”“平等”常常表现为一种宣传一、种口号，甚至是党派斗争的表现形式。“群众在以革命为名义进行破坏时，并不认为是在破坏，革命的破坏活动意味着自由和解放，当打破各种限制，人人就象征性地平等了……但这样的解放只是廉价而虚幻的自由和平等，人们并没有由此真的得到什么，最多过了把瘾然后一，切照旧”（着重号为笔者所加）^[2]。“自由”“正义”“解放”的口号具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3]。对于反叛者而言，“自由”“平等”的口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口号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能够为刺杀行动正名，还可以召集群众，获得最多数平民的支持。

西那：自由！解放！暴君死了！去，到各处街道上宣布这样的消息。

凯歇斯：去几个人到公共讲坛上，高声呼喊，自由，解放！（着重号为笔者所加）（3.1.77—80）

布鲁图斯死后，安东尼称布鲁图斯是“一个最高贵的罗马人；除了他一个人以外，所有的叛徒们都是因为妒嫉凯撒而下毒手的；只有他才是基于正义的思想，为了大众的利益，而去参加他们的阵线”（5.5.67—71）。考虑到安东尼是布鲁图斯的政敌，他对后者死后的评价应该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不过在赞扬布鲁图斯高贵、无私的品质之时，安东尼本人以及凯歇斯等人的利己主义和党派政治也变得昭然若揭。此处的另外一层反讽在于，当民主、自由都成为空洞的名词以后，诗人西那却因与刺杀凯撒的西那重名而遭到了灭顶之灾。

布鲁图斯登台演讲时，原以为他的义举将唤起听众对被他视为生命的自由和平等精神的响应，然而罗马平民显然无法与这位理想主义者取得共鸣。相反，在欢呼着高贵的布鲁图斯的同时，一群乌合之众却提出要推举布鲁图斯为新的“凯撒”。从这个意义上，布鲁图斯的革命之举是无效的、失败的。正如戴维·洛文塔尔指出，“他们（指罗马平民，笔者注）可能会接受——他们的确接受了——凯撒那种国王般的至高权力，却不能接受‘国王’这个名称”^[4]。此处，我们不禁怀疑，罗马平民是否也是破坏罗马共和制的始作俑者。事实上，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凯撒”也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符号，深深扎根于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政治体系之中：“凯撒成为有关统治权的活生生的观念。罗马的皇帝，以及后来欧洲历史中的伟大帝国人物，直到腓特列二世和拿破仑，都只是站在这位完美主宰者的阴影之下。”^[5]布鲁图斯误以为杀掉凯撒就可以保存罗马的共和政体，然而剧中一再显示，暗杀的暴力行为只能引起另一轮的更大规模的暴力。换句话说，布鲁图斯杀死的只是作为血肉之躯的“凯撒”，罗马的专制体制本身则依然如故，“凯撒”的精神和影响依然如故。诚如阿兰·布鲁姆所言，凯撒的精神“统治着罗马，传递唯一合法的名号，惩戒所有冒犯它的罪人。”^[6]

反叛者在密谋刺杀凯撒以前，曾建议将安东尼一并铲除，然而该提议被布鲁图斯断然拒绝：“让我们做献祭的人，不要做屠夫，卡尼斯。我们一致奋起反对凯撒的精神，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他流血；啊！要是我们能够直接战胜凯撒的精神，我们就可以不必戕害他的身体。可是唉！凯撒必须因此而流血……至于玛克·安东尼，我们尽可不必把他放在心上，因为凯撒的头要是落了地，他这条凯撒的胳臂是无能为力的。”（2.1.166—83）这里，布鲁图斯不但错误估计了对手安东尼，而且还天真地把一个政治暗杀行动幻想成一次宗教献祭仪式，把凯撒“当作一盘祭神的牺牲而宰割”。当凯撒倒在血泊之中，反叛者果然如“献祭的人”一般，依次把凯撒的鲜血涂抹在自己手上，然而如此血腥的场面到底会给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造成什么样的视觉冲击，我们无从而知。

如哈佛大学教授玛乔丽·加伯（Marjorie Garber）指出，《裘力斯·凯撒》一剧自始至终都存在私人层面和公众层面的两个“凯撒”形象。私人层面的凯撒，身体渐已羸弱、笃信占卜，且膝下尚无子嗣。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曾经在“狂风暴雨”的日子里“跳下这汹涌的波涛里”（1.2.105），然而若不是凯歇斯“像涅阿斯从特洛亚的烈焰之中把年老的安喀西斯肩负而出”（1.2.115—7），凯撒险些溺水而死。在西班牙的战役中，凯撒则表现得“就像一个害病的女儿一样。”（1.2.130）公众层面的凯撒则“变成了一尊天神”，“像一个巨人似的跨越这狭隘的世界”（1.2.136—137）。^[7]与布鲁图斯的初衷恰好相反，反叛者杀死的只是年迈的、战功赫赫的罗马将军（凯撒的私人形象），而不是凯撒精神（凯撒的公众形象）。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场所谓的献祭仪式，其象征意义很快就被安东尼“解构”殆尽：“让每一个人把他的血手给我……让我一个一个跟你们握手……恕我，裘力斯！你是一头勇敢的鹿，在这儿落到猎人的手里了”（3.1.185，189，205—206）。反叛者的所谓献祭仪式瞬间就被安东尼效仿式的握手“仪式”颠覆了。“中箭的鹿”之意象不但强调了凯撒的高贵和无辜，也暗示反叛者不仅是献祭的人，也是“猎人”。舞台上，凯撒血迹斑斑的尸体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观众，凯撒之死绝不仅仅是一次献祭仪式，它同时也是血腥的政治杀戮。勒内·吉拉德也认为，《裘力斯·凯撒》表现的正是人类社会的暴力行为本身：“《裘力斯·凯撒》的焦点既不是凯撒，也不是谋杀者，该剧表现的不是罗马历史，而是集体暴力”^[8]。

尽管现代民主理论来自于古希腊民主以及古罗马的共和传统，但在古希腊民主实践之后，君主制和贵族制一直是政治发展的主要方式。而20世纪民主化成为一种世界性进程，则有赖于近代市场经济、教育普及、公民选举权扩大等诸多因素才真正开始发展起来的。古希腊乃至早期现代的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等人，都对纯粹的民主制度没有太多好感。尤其是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六卷中，甚至把诡辩派比作饲养野兽的人，而平民则是喜怒无常的野兽：“……像一个饲养野兽的人在饲养过程中了解野兽的习性和要求那样。他了解如何可以同它接近，何时何物能使它变得最为可怕或最为温驯，各种情况下它惯常发出几种什么叫声，什么声音能使它变得温驯，什么声音能使它发野。”^[9]由于布鲁图斯的政治短见以及他的理想主义，罗马不幸陷入了最令柏拉图等政治哲学家担忧的无政府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希腊哲学中的自由观与对真理的追求始终是如影相随。人生而求善是柏拉图思想的一个起点。在他看来，人在生存中无一例外都追求善，尽管人们在追求中可能把恶的东西误作为善。当人的求善欲望得到满足时，人就得到自由。反之，当人被某种不正确的或邪恶概念所支配，人的选择就被引向邪恶的方向。这样的选择看似自由，实则是一种被奴役状态。在《裘力斯·凯撒》一剧中，把恶的东西误以为善，不但造成了布鲁图斯的悲剧，也给罗马平民带来了灾难。

[1]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2] 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第270页。

[3]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85页。

[4] 洛文塔尔：“莎士比亚的凯撒计划”，杜佳译，《莎士比亚笔下的王者》，第36页。

[5] 沃格林：《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谢华育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8页。

[6] 哈瑞·雅法：“政治的局限：《李尔王》第一幕第一场”，《莎士比亚的政治》，第68页。

[7] Marjorie Garber，ShakespeareAfterAll，New York：Anchor Books，2005，p.413.

[8] René Girard，ATheatre of Envy：William Shakespeare，p.223.

[9]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