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一个强大的中央
一个强大的中央
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会发展成什么样？你想要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的人民和社会。
五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要中央政权是强大的，这个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虚弱了，国家就会紊乱。一个强大的中央会带来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每个中国人都这样认为，这是他们从根深蒂固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的基本原则。在短期内，人们不可能背离这一原则。这种心态比共产主义的历史要长，已存在数个世纪，甚至数千年了。
西方一些人希望看到中国实现西方传统的民主，这是不可能的事。美国人认为，如果不实现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及每隔数年更换总统和改选议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这是他们对世界先入为主的看法。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传统。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拥有13亿人口、人民具有不同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国家。它将会走自己的道路。
2011年秋天，广东省乌坎渔村发生了动乱。开发商与地方官员勾结夺走了农民的土地，然后取走了出售这些土地所获得的利益。最初是在9月份，几百名受到侵害的农民举行了相对小规模的抗议。到12月份，一名参加抗议的村民在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势态随之升级为大规模的反抗。数天内，近两万名村民被鼓动参与。他们将官员赶出村子，设立了路障，用简单的武器武装自己。他们要求归还农田。
虽然中国的媒体被令停止播发任何有关的消息，许多中国人还是能通过互联网和国外媒体了解正在发生的情况。最终，广东省委副书记与抗议者会面，化解了此事。当地政府承认村民的要求是合法的，并将部分土地归还给村民，在抗议初期遭逮捕的村民也获得释放。随后村民举行了无记名投票的自由选举。抗议活动的一名主要组织者，获得了压倒性胜利，获选为新村长。那些希望看到中国民主改革的人，把乌坎发生的事看作是轰动的事件。
从报道上看到，在中国其他地方经常有类似的抗议发生。有些人认为，这些事件表明中国的政权正在削弱。然而实际情况是，没有一起事件被允许发展成全国运动。“乌坎事件”已表明了这一点。共产党派了广东省一名省委副书记层次的官员去进行调解，就恢复了秩序。
从“乌坎事件”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共产党能保持它的掌控地位，在党的支持下恢复秩序。二是共产党可以运用软硬两手控制局势。在态势还没有升级前，它可以派非常强大的国家安全机器制止动乱，将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它支持村民反对腐败的地方官。那种认为共产党彻底腐败的想法是过于简单了。事实上，在整个抗议过程中，乌坎村民一直小心地在横幅上表明，他们支持共产党，反对腐败的地方官。
这已是几千年来中国的抗议者通常采取的策略。他们知道反对中央政权意味着必然灭亡。因此他们宣称忠于中央，同时反对地方官员的罪行。没有人敢于挑战中央，除非他们准备全面出击以掌控整个国家，但这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政治变革
中国能以一个重要大国的形象再现国际舞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它的经济取得了不寻常的发展。其增长速度之快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而且在今后几十年内还可能继续。到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名列世界之最。中国人的变化也是显著的，从毫无生气、不求进取变为崇尚多元爱好和充满理想。
在军事方面，中国将大力发展能展现其实力的技术和能力。现在美国人还能来到离中国海岸只有12海里的范围进行观察。最终，中国将能够把美国人推出12海里的范围。接着，它会将目标定在把美国人推出其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并阻止他们在其东部沿海地区200海里的范围内从事间谍活动。
我认为，全球势力均衡正在发生变化。在今后20年至30年内，中国将希望与强国平起平坐。它毕竟不是一个新的强国，而是一个正在复兴的古老强国。我相信，中国的愿望是要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随着全国各地出现的变化，中国的政治也必须变革。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一成不变。我在有生之年看到的最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是，苏联列宁主义制度培养了一位法律系毕业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竟然断定，那是一个坏制度，应该改革。我不敢断言，这不会在中国重演。然而，如果你只是在选择领导人的方式上稍作改良，你将会引起下一代人的抱怨：“看，这是徒劳的，让我们解放它。”没人敢说这种事不会发生。
但是，即使这种事会发生，也不会出现一人一票的制度。将会出现的是一批领导人被另一批领导人所取代。这是缘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相信，强大的中央政权能带来和平与繁荣。一人一票制度从未在中国存在过，也绝不会带来一个繁荣的中国。他们将不会尝试这种制度。
在不久的将来，不管有多少“乌坎事件”发生，我都不会看到有任何起义会成功。中国人确实有过农民领导造反或起义的传统，但那是在生活难以忍受的情况下发生的。目前普通人民的生活正在不断改善。他们凭什么需要革命？他们知道，一场革命可以把邓小平使中国开放后取得的所有进步都毁了。对年轻的中国人来说，经济前景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好。生活水平每天都在提高，中国的国家地位正在加强。我不相信，他们会愿意打破现状。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农村劳动力为数并不很多，而且没有被组织起来。他们渴望能加入城市的中产阶层，改善生活。而中产阶层却急于想进入社会的上层。在他们设法进入新阶层并稳固地位后，就有可能要求更多的透明度，要求在国家治理方面有更多的话语权，但是这可能是若干年后的事。总之，目前的制度需要逐渐演变，但还没有到崩溃的边缘。
外界不应低估了中央政府在维持其权力和控制局势方面的意志。掌握情况且超前认知的中央政府密切关注局势，愿意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互联网、苹果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等现代科技的出现，毫无疑问给政府的工作增加了难度。因为它同时还允许人们互相交流，小群体可汇集成更大群体。但是，政府对这方面的控制丝毫没有减弱。尽管一些网民想方设法越过中国大防火墙，但总的来说当局采取的措施还是奏效的，对网上活动有严格的控制。监察制度使网民很难进行鼓动和组织，安全部门将制止任何企图钻空子的行为。
考虑到上述情况，在今后10年至20年，我们预计中国的政治改革会是什么样的呢？
他们可能会非常小心地朝着更多参与式的政府发展。一些村子和部分低层次立法机构已实现直接选举，不排除中国会逐步扩大直选范围的可能。但他们将采取试验性的、逐步扩大的方式，避开会带来不可预料的结果的自由选举。只要能维持对局势的全面控制，他们会允许进行一些尝试。归根结底，他们还没有面临要进行大胆改革的强大压力或强烈动机。
中国共产党现在热衷于探索党内民主，第十七次党代会比第十六次要开放多了。在部分党内最高职位的候选名单中，有了更多的选择。过去，最高领导人如毛泽东、邓小平可以确定他们的接班人，但胡锦涛办不到。
党内民主也可以扩大到这个制度的其他方面。可做的一方面是允许经党批准的省市级候选人举行有控制的竞选。先让三四名可靠的人竞选一个重要职位，告诫他们只有赢得民众支持，才有可能被任命。
当然，有些事情是会非常缓慢地改变的，有时变化是很微小的。我认为，他们不会对国家几乎所有方面放弃全面彻底的控制。腐败、缺乏法制和治理制度可能会继续成为中国体制的特色，这些都是明显的弱点。
腐败在早期是地方性的，但在中国进入市场改革后，由于部长及政府官员的薪水与社会上那些迅速致富的人相比很微薄，腐败现象就快速蔓延。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人际关系，什么事也办不成。人们按照对方地位的高低，赠送不同的礼物，以此来发展关系。所有的人都想与职位高的人发展关系。高职位的官员想与更高职位的人建立关系。如果你是我的上司，对我施加过分的压力，我可以设法通过与你的上司拉上关系，这是解决纷争的一种途径。共产党称反腐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中共能控制腐败吗？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试图保持清廉。但他们无法控制地方上的腐败。腐败不会使这个制度垮台，但会阻碍它有效地运转。关系能决定升职或任命，还可以影响政策的执行，也使这个国家不可能得到最理想的发展。
此外，做事不太理会法律或治理制度，是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在新加坡，我们已接受必须像西方那样，由立法机构决定法律的措辞，再由独立的法院和法官确定这些字句的含义。国会可以批准任何法律，一旦法律获得通过，如果出现分歧，你不可能回到国会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只能找法官，他会说：“根据在已被广泛接受的判例基础上确定的文件诠释规则，我向你进行如下解释。”
中国人还没有接受这一观念。同样地，他们也还没有接受签署协议是不可更改的观念。在他们看来，签署一份协议只是长期友谊的开始。作为朋友，你们必须不时地商量，你们之中谁是否多挣了钱，谁是否需要掏出更多的钱。
这种含糊不清的概念还反映在他们对制度的看法上。在中国，人大于制度。因此，你可以当国家主席，但是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你这个国家主席就大不一样。但在新加坡、英国、欧洲或美国，如果你是总统或总理，军队领导人自动地接受你的命令，因为制度大于人。中国能否像新加坡（暂不提美国）那样确立法律和治理制度呢？这可不是那么容易。这需要政府和人民在思维方式上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鉴于他们在文化和历史中缺乏这些概念，人们不得不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
相反地，我看到他们在没有法律和治理制度的前提下制定他们的制度，进行各种可能的组合。由于受到这些方面的限制，中国绝对不可能发挥我所说的最大能量，即进入不断稳步发展的理想状态。
中国将发展其制度和体制，但完全是中国式的。不管他们的改革会发展成怎样，有一点不会改变：他们将维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
问：中国的经济一直发展非常快，但在政治方面的变化却比较缓慢。
答：我认为，你必须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中寻找答案。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意味着一个和平的国家。一个软弱的中央意味着紊乱。在军阀时期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各行其是。因此，你不太可能看到他们会背离这个原则。
问：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中国是否是中国共产党的代名词？
答：对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当然是。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它已不再是原有字面概念上的共产党了。它是往一个贴着旧标签的旧瓶子里倒入了新酒。
问：但是政治体系仍然照旧。
答：这个政治体系比共产主义更早。中国有个说法：山高皇帝远。我在这里就是皇帝。这种观念已存在上千年了。
问：您是否认为尽管已发生了各种变化，这种现象还将维持一段时间？
答：中央政府现在可以使用直升机、互联网、手机等现代手段，以及迅速部署安全部队进行控制。管控的基本心态没有改变。
问：年轻一代怎么样？当他们掌握信息后，是否在改变现状？草根阶层和城市的农民工面对收入不均，是否有可能造反？
答：没有，我完全看不到任何造反会有成功的可能。在广东乌坎发生过这类冲突，党的副书记去化解了。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公安部。
问：这是否是他们能长期执政的秘密？许多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保持对权力的掌控，特别是东欧和苏联。但是他们都失败了。
答：中国不同于东欧。东欧是一部分属于文艺复兴，另一部分属于要求解放、自由思想的国家，那里的每个人都有创造力。中国是中国。如我所说的，每个中国人的基本原则就是：如果中央强大了，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软弱，国家将无宁日。
问：这是否表明我们在中东看到的阿拉伯之春近期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答：不，我看不到阿拉伯之春与中国有什么关联，这是媒体奇异的创作。当我阅读这些报道时，我说：“这些人对中国简直一无所知。”中国人具有悠久的历史，这决定了政府和人民的思维方式。
问：没有从地方腐败中获利的农民是否希望改变这个制度？
答：他们没有被组织起来。他们希望加入城市的中产阶层。他们认为未来不能靠起义，那只能更糟。他们寄希望于加入城市人口。
问：是否有足够的社会流动性给他们带来希望，使他们有一天能实现加入中产阶层的愿望？
答：我认为，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是存在的。在这个含义上，中国还不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比如英国，我是比较了解的。每一代都产生一批尖端人物。这些人地位上升，互相通婚，成为上层社会。他们的孩子由于基因和教育机会的因素，也处于上层社会。中国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这种境地。在新加坡，由于迅速发展教育，我们正处于比预想要超前地达到这种境地的危险。人民正在迅速提升。的士司机或小贩的孩子进入了大学，他们互相通婚，然后进入上层社会。这些人的孩子由于基因加上教育的机会，让他们成为上层阶级。每个社会都会发生这种事，但最终会引发很多抱怨。底层的人会说：“好啊，让我们重新洗牌吧。”这就是共产党革命的缘起。国民党被推翻了。现在共产党的精英已经出现了。但是，我们尚未达到高度分化的社会那种状态。
问：共产党官方理论家现在声称，要先从党内民主开始，然后再扩大。您对这种进程怎么看？
答：他们将允许选举，但必须是在他们同意的候选人中选择。这就是党内民主。
问：下一步会怎样？
答：我不知道。我认为不会有自由竞选。中国从未有过自由竞选。你能想象一个中国人会说“我是吉米·卡特，我是来竞选总统的”？
问：这在台湾发生了。
答：台湾只有2300万人口，是个非常小的地方。
问：因此您认为，中国不会实现一人一票，甚至毫无必要吗？
答：是的，我认为不会实现。我可能会看到村级和省级立法机构选举实行一人一票，但是在最高层、中央领导、党的书记及省长都不会实行。
问：如果高层出现了分歧怎么办？
答：领导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他们怎么会说：让我们抛弃这个制度，让人们来选举，任何人都可以参选并有机会当选。这是违反常规的事。
问：他们对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有兴趣吗？
答：他们对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感兴趣，希望从中得到一些主意。但怎么能适应他们的制度呢？
问：我们实行一人一票制。
答：我认为，他们不会这样做。你呢？看看他们国家的面积有多大。
问：他们对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哪些方面感兴趣？
答：他们对我们的基层经常出席接见选民活动、居民委员会、人民协会等感兴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了解基层的情况，并着手解决存在的问题。我想他们已下令实施了，至于能否真正实行，那是另一回事了。但他们已下令与基层保持接触，关照他们。但是，当你与开发商勾结，迫使农民放弃农田供开发用途，也不给他们合理的补偿时，又怎么能同我们的制度相提并论呢？
问：如果国民党仍在大陆执政，是否已实行一人一票制？因为孙中山信奉西方式的民主。
答：不，不，我绝不这样认为。他们在台湾实行这种制度是因为已缩减到一个小地方，而且他们依靠美国维持生存。他们接受一人一票，是因为美国人不会保护他们去实行独裁制度的。
问：但是台湾现在实行民主制度，香港在几年内将实行普选，这对内地的改革是否会产生更多的压力？中国人是否会开始对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允许尝试台湾和香港同胞实行的制度？
答：他们可能有这种要求，但是他们怎么给政府施加压力？他们有投票权吗？他们准备通过革命推翻政府吗？我认为执政者是不会放弃权力的。我认为，连中国人自己也不相信13亿人可以通过一人一票选出国家主席。这是行不通的。
问：您为何这样认为？
答：你怎么来游说13亿人？
问：只是作个比较，印度人做到了。
答：但是出自不同的原因，结果并不令人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