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孔子——教育中常读常新的神话
1.平等教育
孔子提倡“有教无类”，明确表达了教育公平的思想。即：不论学生的出身如何，都可为徒；不论学生来自何方，都可为徒；不论学生的资质或性格怎样，都可为徒。关于最后一点，我们知道，孔子的学生不全是如“闻一知十”的颜回一般，都是聪明绝顶，一点即通的人才，也有资质平庸甚至愚笨的学生，如愚笨的高柴、迟钝的曾参等，性格方面则有偏激的颛孙师、鲁莽的子路等。因此还受到了南郭惠“夫子之门何其杂也”的讥讽。但孔子并没有因此而拒绝学生。总之，不论等级、国别、资质、性格，只要学生愿意虚心向学，并且象征性地带十条干肉作为束脩，孔子都愿意收之为徒。
在21世纪的今天，教育公平作为教育中的先进理念，尚不能为我们所完全实现，那么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是怎么产生教育公平的思想呢？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物质决定意识。孔子的教育公平思想与其时代背景有密切联系。其一，春秋时期，诸侯征战不断，礼崩乐坏，在教育上的反映即为学术下移。官府中的典籍流传到了民间，平民百姓也和昔时的贵族子弟一样，拥有了学习知识、礼节的机会。这是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前提。其二，邹鲁之地是周礼保存最完整，也是最早孕育平民教育思想的地方。孔子生在鲁国，受之影响较深，并在教学生涯中践行了这种思想。其三，孔子出身于没落的贵族之家，早年生活不幸，3岁丧父，17岁丧母。这种艰难的拼搏成长经历，使得孔子珍惜学习的机会，所以孔子不会歧视贫苦人家的子弟也在情理之中。孔子看到了人之初始的不完满以及后天发展的潜力和可能性，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来实现后天的发展，成为君子一样的人物，因而肯定了教育对人的作用。由人扩展到社会，教育能成为化民、安民、富民的手段。孔子生在诸侯征战、杀人盈野的乱世，希望能通过教育实现“天下大同”的政治愿景。他通过收纳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学生，传播同样的仁爱思想，学生学成之后回到社会，在各阶层里发挥作用，传播仁爱，就能实现天下同心，进而实现“天下大同”。既然怀着“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孔子不仅重视对本邦国的子弟进行教导，还重视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教化。从西周开始，华夏族开始崛起并不断壮大，他们把周边落后的“异族”称为“夷”“戎”“蛮”“狄”等。商周以来，解决华夏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问题的方法往往是暴力、镇压、征战、屠杀等。但孔子认为，对待少数民族应该采用尊重、帮助、团结、教育的主张。少数民族和华夏族都是平等的，同样可以施行礼仪。实行教化，不仅可以促进少数民族的繁荣，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本国达到外交上的和睦相处。如孔子就有一位少数民族的学生子游，跟孔子学习几年之后回到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出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学生。
（1）柏拉图与孔子教育公平思想之比较
柏拉图为古希腊三杰之一，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著有《理想国》一书。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该书中。
柏拉图出身贵族，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诬告“谋害青年”“对神不敬”，被雅典法庭处以死刑。柏拉图亲眼看见老师被处死，对雅典的民主政体感到失望，并由此受牵连，开始逃亡游学。先后到过埃及、意大利、西西里等地，他边考察边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但目的没有达到，还险些丧命。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回到雅典，在城外西北角一座为纪念希腊英雄阿卡德穆而设的花园和运动场附近创立了自己的学校——学园。
相对于孔子的教育平等思想，柏拉图的教育平等思想主要体现在男女平等受教育和人才选拔的公平上。
柏拉图认为，男女在地位和资质上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是女子在体质上比男子柔弱一些罢了。因此，男女都应该平等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女子应该像男子一样，学习音乐、体操并进行军事训练。他认为，女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不仅对国家有利，而且对将来进行胎教和教育孩子有极大的帮助。而且，他还认为男女可以平等地担任职务。他指出：“各种的天赋才能同样分布于男女两性。根据自然，各种职务，不论男的女的都可以参加。只是总的说来，女的比男的弱一些罢了。”[1]在他的眼里，“女人男人可以有同样的才能适宜担任国家保卫者的职务”[2]。素质良好的女子可以担任国家保卫者，或成为男子的辅助。此外，柏拉图还认为，应该让天赋相同的男女同吃同住，共同锻炼。“女子和男子有共同的教育，有共同的子女和共同保护其他公民；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外出打仗，女子和男子都应当像猎犬似的，一起守卫一起追逐；并且，尽可能以一切方式共有一切事物。”[3]
在人才选拔上，柏拉图认为整个社会大抵可以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造物主在他们身上添加了金子的人，他们是金质的人，拥有智慧的天赋，适合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第二类，是造物主在他们身上添加了银子的人，他们是银质的人，具有勇敢的天赋，适合作为国家的护卫者；第三类，是造物主在他们身上添加了铜铁，是铜铁质的人，他们具有勤劳的天赋，但身上的杂欲也比较多，适合作为生产者，供养护卫者和统治者。之所以说柏拉图具有人才选拔的平等思想，是因为他认为，金质的、银质的、铜铁质的这三类人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金质的人有可能产生铜铁质的后代，铜铁质的人也可能产生金质的后代。这时候，需要统治者发现这些不同的人，并将他们安排在不同的位置上，各尽其用。
孔子和柏拉图都是具有平等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二者的思想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孔子的“有教无类”打破了阶级的局限和“亲亲”的传统，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强调男女平等，对于提高妇女地位，发展妇女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二者的教育公平思想都有一定的局限。比如，孔子的教育平等思想不涉及女子教育，所以孔子虽弟子三千，但无一女子。自孔子开始，在封建社会里，女子一度被排斥在正规教育体系之外。同样，柏拉图的平等教育只适用于具有雅典公民身份的自由人，奴隶和外邦人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更不用谈教育公平。所以，前者是性别上的不平等，后者是身份上的不平等。孔子和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有一定的共通之处，但也有很大的不同。相比于孔子，柏拉图的教育公平照顾到了女子，在当时的时代，这是很大的一个突破。另外，关于人才的选拔，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知识、品行都优秀的人就可以做官了，而柏拉图强调要识别不同质的人才，将他们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两者虽都强调统治者的作用，但相比较而说，孔子更加强调个人的后天努力，而柏拉图的人才观，更多含有一种命定论，并不认为铜铁质的人能通过教育变成金银质的人，只不过强调统治者注重选拔和甄别不同类别人的后代而已。
（2）夸美纽斯与孔子教育公平思想之比较
夸美纽斯是17世纪捷克的伟大爱国者、教育改革家和教育理论家。在欧洲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交替的历史时期，他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成果，并结合自己40余年的丰富教育实践经验，写成了著名的《大教学论》。
在夸美纽斯之前，是所谓的“黑暗而漫长的”中世纪。在中世纪，按夸美纽斯的话说，“没有一所完善的学校”“学校变成了儿童恐怖的场所，变成了他们才智的屠宰场”。不仅如此，中世纪的教育也不是平等的教育。奴隶主贵族子弟接受博雅教育或骑士教育，而下层的子弟通常接受技术教育，以便为将来谋生做准备。因此，中世纪的教育不仅黑暗，而且不平等。14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掀起了人文主义的高潮，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肯定人的现世幸福，并宣扬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夸美纽斯受到了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肯定人是“造物中最崇高、最纯粹的、最卓越的”，并且认为，德行和虔信的种子天生在我们身上，这是人人平等的基础。但夸美纽斯认为，这些寓于我们身上的种子，必须要经过教育，才能发展为真正的德行和虔信，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人。基于此，夸美纽斯认为，不论男女老少，都应该平等地接受教育，提出了“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的泛智论。
夸美纽斯的泛智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不论男女，都应该接受教育。长期以来西欧的教育传统中也通常将女子排除在外。夸美纽斯对此进行了批判。他在《大教学论》中说：“女性完全不能追求知识……也是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的……她们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成的，在上帝的仁慈与未来的世界里面，她们也是有份的。她们具有同等敏锐的悟性和求知的能力（常常比男性还要强）。”[4]因此，夸美纽斯主张，男女儿童都应该入学接受教育。第二，夸美纽斯认为，不论儿童的资质如何，都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都应该接受教育。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智力弱到不能用培养加以改进。因此，夸美纽斯打比方说，你无法找到一块模糊到不能印出任何东西的镜子，也无法找到一块腐朽得什么都刻不上的木头。他甚至说，有些人似乎天生迟钝愚鲁，那也不是障碍，因为这使得对其才智的培养更加迫切。任何一个人资质越迟钝、越弱，他就越需要帮助，使他尽可能去掉粗野的愚鲁和迟钝。就像一个筛子一样，如果人不断地把水往上面泼，虽然它不能将水留住，但起码筛子会越来越干净。夸美纽斯还认为，勤奋可以弥补后天的障碍。因此，不论儿童的资质如何，都应该接受教育。第三，夸美纽斯认为，不论富人还是穷人，贵族还是平民，都应该接受教育。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提出了反问，“富人没有智慧岂不等于吃饱了糠麸的猪仔？贫人不懂事岂不等于负重的驴子？美貌无知的人岂不只是一只具有羽毛之美的鹦鹉，或一把藏着钝刀的金鞘？”[5]因此，为了发展圆满的人性和追求更高的生活，使灵魂更加向上帝靠近，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应该接受教育。此外，对于有权势的贵族，他们必须要有智慧，“正如向导需要眼睛，译员需要说话能力，喇叭要容易发声或剑需要有剑刃。”[6]但地位低下的平民也需要接受教育。夸美纽斯认为，平民接受了教育，获得了智慧，就能明智地、谨慎地做出判断，而不是像驴子一样简单地服从。总而言之，一切生下来的人都有受教育的必要，因此“要将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
夸美纽斯“泛智论”反映出的教育平等观与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平等观相比，二者都渴望通过平等的广泛的教育来实现国家安定，政治和平。孔子生在诸侯征战的时期，夸美纽斯也生在乱世，战争给他的家庭和国家带来重大创伤。因此，他们重视教育的力量，希望通过教育拯救社会和人民。夸美纽斯突出的特点也是重视男女平等教育。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夸美纽斯提倡女子受到教育，并不是为了女子本身的自由发展，而是为了使女子得到好奇心被满足的感觉，并且使她们更好地为以后帮助丈夫、教育孩子做准备。另外，还应该注意，夸美纽斯认为人接受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使自己的灵魂接近上帝，为永生做准备，因而教育目的和内容都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这是和孔子的思想很不相同的地方。
（3）现代教育公平思潮与孔子教育公平思想之比较
21世纪，教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受民主、公平、自由等思想的影响，并且伴随着教育不公的现实，要求教育公平的呼声日益高涨。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主要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机会和资源等，促使自身的潜能得到最充分与自由发展的教育理想。教育公平具有深厚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其基本结构可以划分为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宏观层面的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权利的公平和教育机会的公平；微观层面的教育公平包括课程中的公平、教学中的公平和教育评价中的公平。
第一，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在我国，受教育权已经成为公民权的一部分。不论儿童的出身、性别、财产状况、宗教信仰、肤色、健康状况等等，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反对以任何形式剥夺儿童的受教育权。不仅是我国，《世界人权宣言》也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第二，人人平等地享有公共教育资源。公共教育资源，主要是指由政府拨款，为受教育者提供的资源，如入学机会、生均公共经费、课程资源、师资条件、教学设备、信息技术支持等。这些资源是公共教育事业发展和青少年素质形成的重要社会条件，是公民或儿童受教育权利所指向的实际内容。使所有儿童公平享有公共教育资源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上，不论是我国还是其他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文化传统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会出现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比如我国东中部，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享有较高的教育资源，西部地区则相对较低。因此，在分配教育资源的时候不搞“一刀切”，适时适度向经济发展落后或较闭塞的地区倾斜，也是教育公平的一种体现。
第三，反对各种形式的教育特权。我国是一个具有漫长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特权思想比较顽固。特权思想是阻滞教育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也是导致教育不公的主要原因之一。当今世界呼吁教育的民主化，思想上、制度上、社会舆论上要反对教育特权。
当今的教育公平思想，较之孔子的思想，无论是在教育目的、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实施的手段来讲，都是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无疑是无数教育改革家一代接一代经过不懈的斗争换来的。从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为建立民主、公平的教育秩序奔走呼号，到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关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呼声，教育公平始终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孔子虽未照顾到女子教育，但提出了“有教无类”，使教育下放到民间，这不能不让我们对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哲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2.博雅教育
博雅教育最初来自于拉丁语artes liberales，又译为文科教育、人文教育、通才教育、通识教育、素质教育等，原是指在西方古典时代中，一个自由的城市公民所应该学习的基本学科。文法、修辞与逻辑，是文科教育中的核心部分，被称为三艺（Trivium）。博雅教育类似于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初见博雅教育，人们会认为它是一种舶来品，实则不然。我国两千多年前的伟大圣人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就包含很多博雅教育理念。
首先，在教育理念上，孔子认为，人生教育的三部曲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学习诗是为了博闻强识，达到博学的目标；学习礼则是更多地从修身立德上来讲，使人懂礼法，守规矩，办事符合时宜，培养高尚的品德；学习乐则可以使人的心灵得到熏陶，这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并且，按照《周礼·春官宗伯》的记载，周礼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国子“中、和、祗、庸、孝、友”的道德品质，“道、讽、诵、言、语”能力，以及学会祭祀祖先神灵的乐歌乐舞。孔子十分欣赏周礼，一生都在致力于恢复周礼，自然在教育观念上深受其影响，主张培养具有多种能力的人才。
其次，从培养目标上，孔子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君子。在周朝之前，君子是士大夫等贵族的统称，但孔子认为，君子应不单指贵族或士大夫，而是圣人之下、富有礼义规范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能不能被称为“君子”，不是以其是否具备了某种身份，而是以其是否具备了某些修养为判断标准。这些修养中，最基本的一点是博学。在君子“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8]的治学标准中，博学被放到了第一位。君子只有博学，才能具有开阔的眼界和宽广的胸襟，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明辨是非曲直，不为外物所惑，做出合情合理的判断。在孔子看来，君子不仅要博学多识，更要有高尚的品德。所谓君子“温润如玉”，“玉”正代表了君子的高尚情操。如君子应该坦坦荡荡，重义轻利，清正高洁，刚正不阿，知礼守法，仁心仁德等。除此之外，君子还应“不器”。所谓不器，则是不应该像器物一样，只有某种特定的用途，不能囿于一技之长，不能只求学到一两门或多门手艺，不能只求职业成功，发财致富，而应当“至于道”，从万象纷呈的世界里去悟到众人所不能把握的冥冥天道，从而以不变应万变。孔子的“君子不器”实际上就是现代意义上“培养全面发展之才”思想的肇端。
再次，从教学科目上，要培养博学、有德、不器的君子，必然不能使之囿于某一门知识的学习，必须使其从广博的知识海洋中汲取营养。孔子当年的教学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大类，但是分科不分家，对所有的学生都教之以“文行忠信”，教之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所谓礼，简而言之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等一套规则秩序。孔子曾说，不学礼，无以立。礼教恭俭庄敬，此乃立身之本。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孔子将“礼”置第一，也可见他以人为本、重视伦理法制的旨意。所谓乐，即音乐教育，孔子认为，音乐对人的作用很大，可以渗透人的内心，探及人的性灵，从而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孔子到晚年更是热衷于整理《诗经》，而诗经则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歌总集。所谓射、御，都是体育教育。“射”，是指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射箭有五种射技。白矢：箭穿靶子而箭头发白，表明发矢准确而有力；参连：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矢矢相属，若连珠之相衔；剡注：谓矢发之疾，瞄时短促，上箭即放箭而中；襄尺：与君射，臣与君并立，让君一尺而退；井仪：四矢连贯，皆正中目标。同样，驾驭战车也有五种技巧。鸣和鸾：谓行车时和鸾之声相应；逐水车：随曲岸疾驰而不坠水；过君表：经过天子的表位有礼仪；舞交衢：过通道而驱驰自如；逐禽左：逐禽兽从左面射获。由此看出，学习射御，不仅需要力道的支持，还需要讲求技法技巧的精准，甚至动作的优美等。据《论语》记载，达巷这个地方的人说：“你们都说孔子很伟大，他什么都会。但我也没有听说过，他在哪一方面特别专长啊！”这一典故从侧面反映出孔子样样精通。后来，这段话传到孔子的耳中。于是，有一天上课的时候，他就对门人弟子们笑着说：“那我就选一项专长吧！是选射箭呢？还是选驾车呢？嗯，我还是选择驾车吧！”人们通常对孔子的印象是传经诵道的学究，其实在孔子的教学中，体育教育占据很大的比重。所谓书，则是认字和书法教育。中国的书法艺术博大精深，弟子们通过学习“书”，不仅可以达到认字的目的，还可以修身养性。所谓数，即数术，是汉族传统文化中五术的命、卜、相三术。术数以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理论，来推测自然、社会、人事的“吉凶”。这些主要被整理在《易》中。
（1）孔子的博雅教育与洛克的绅士教育之比较
洛克是17世纪英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洛克的代表作为《教育漫话》，集中体现了他的绅士教育思想。
洛克的思想基础是“白板说”。他认为，人的初始状态就像一块白板，人的发展全靠后天习得，都是从经验中获得的，教育者可以在儿童心灵的白板上刻下任何他们想要的样子。此外，洛克还认为，人除了靠外部的经验获得知识，还可以通过“内省”的方式来获得智慧。
洛克认为，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绅士。所谓绅士，是“有德行、有用、能干的人才”，这种人才是“善于处理自己的事务”的人。绅士所具备的基本特征有：善于精明地处理自己的事务，赚取财物，聚敛资本，从而使自己得到幸福；勇敢地去扩展英国在海外的势力，尽力增强英国的经济实力，以奠定英帝国的基业；具有德行和才干，并且在作战时候能够勇敢拿起自己的武器，还要懂得礼仪，讲究文明。总之，洛克的绅士形象是新兴资产阶级新人的形象。
洛克认为，在绅士教育过程中，道德教育是最重要的。它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判断问题要有远大的眼光；对待弱者要有同情心；对待同胞要有仁爱之心以及具有良好的教养或礼仪。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洛克认为可以通过树立榜样、说理、促成道德实践、奖励和惩罚等措施来进行。
再者，因为“身体是灵魂的寓居所”，因此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寓居健康的灵魂，所以对于培养绅士来说，还应该重视体育。体育包含身体的锻炼和身体的养护。洛克本人对医学有着很高的造诣，他提出一系列完整可行的建议。第一，循序渐进的锻炼。洛克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蒙田关于锻炼的主张以及培根注重身体保健的思想。对绅士的身体保养和锻炼应该从儿童时期就开始，一开始选择难度和强度较小的体育项目进行锻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大逐步加强力度和强度，这样才能循序渐进。第二，沿袭骑士军事体育传统的做法，把游泳、骑马、击剑等也看作有益于身体健康的运动。第三，不娇生惯养，养成有规律的生活习惯。他一再提到要锻炼儿童赤足，光头，进行冷水浴，游泳和多过露天生活，不论冬天还是夏天都不应该穿过多的衣服，冬天不要过度烤火取暖。在生活习惯方面，多吸新鲜空气，多运动，多睡眠；食物要清淡，酒类或烈性的饮料不可喝，药物要用得极少，最好是不用。他认为儿童最好的食物是牛奶、粥、面包、蔬菜和水果。运动和饮食要相互搭配，定时定量。他告诫千万不要穿过小过紧的衣服，因为紧身衣服往往使胸部窄狭，呼吸短促，影响肺和心脏。
在智育方面，洛克认为应培养儿童的兴趣，使他们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因为这样才能保证绅士在将来做决定时候能有深远的眼光，但绅士最终还是要以某种职业为生，因此，他们需要在广泛涉猎的基础上，选择其最终感兴趣的事情进行深造。他更关心让儿童学习经商和处事的本领。
此外，洛克还重视对绅士的礼节教育。他认为绅士要踏入上层社会，必须懂得一定的礼仪以及待人接物的技巧。这样才能标榜其绅士的身份，彰显其绅士的美德。这套礼貌和风度首先表现在仪表堂堂，文质彬彬，见人要脱帽致敬；进而容貌、声音、言词、动作、姿势以及整个外表的举止都要优雅有礼。
总之，洛克认为，具备高尚的道德、强健的身体、广博的智慧、彬彬有礼的人才是真正的绅士。
洛克的绅士形象和孔子的君子形象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两者都是博学多识、品德高尚、身体强健之人，因此两者的教育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一种博雅的教育。孔子和洛克都关注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孔子和洛克都将道德教育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孔子认为君子应具有仁爱之心，温润如玉，洛克认为美好的德行是教育最首要的目的，比科学知识和艺术教育更重要。但二者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也有所不同。比如在体育教育上，孔子更加看重使君子掌握射箭和驾车两种本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君子将来从政做准备，而较少考虑到君子身体的养护；洛克的绅士教育中的体育与孔子不同，洛克更多是从个人健康和为将来从事资产阶级事业来考虑的。目的不同，教育方式也不同，洛克的体育教育相比孔子来说，不注重运动项目的技能，而在于其功效。除了体育锻炼，洛克还针对身体的养护，在饮食起居上提出了建议。此外，在道德教育的方式上，中国的君子教育更侧重于“内省”。“吾日三省吾身”，以及“克己复礼”，因此教育中重视培养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将知识、美德、礼仪内敛于心，由内而外。而洛克认为人的心灵的初始状态像一块白板，其道德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外在的习得和经验。因此，诸事都该立有规矩，按照规矩办事，更多的是强调外在的表现，如别人说话时不能插嘴，必须在面貌、声音、语言、动作、表情上显现文化气质等。
（2）孔子的博雅教育与耶鲁通识教育之比较
耶鲁大学作为世界名校，在300多年的校史中，始终坚持人文主义传统不动摇，尤其注重对本科生的通识教育。
所谓通识教育，即与狭隘的专业或职业教育相对，旨在给学生某些价值、态度、知识和技能，使其生活得恰当舒适和丰富美满；要让学生将现实生活中富丽的文化遗产、现存社会中的可贵经验与智慧认同、择取、内化的一种教育。耶鲁大学的校训为“光明与真知”。耶鲁人认为，大学的传统是崇尚知识、珍视卓越、鼓励奉献，大学的使命在于保存、丰富和传播人类的传统文化，理应实施通识教育。耶鲁大学期望通过通识教育的实施，使学生完善自我，并成为能够承担公共利益的公民。耶鲁强调“通识教育要广”，即通识教育课程不能有所偏向，否则即是违背通识教育的本质，而应该广泛地涉及人类知识的各领域，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等。为了保证通识教育的实施，耶鲁大学为学生设置了包罗万象的课程和灵活多样的选课方式，并建立起专门的耶鲁学院和住宿学院，方便不同系科的学生进行交流，还探究讲授与研讨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以保证从耶鲁毕业后，学生不是囿于某门学科、视野狭隘的专家，而是一个具有深远眼光的“通人”。
很显然，耶鲁大学的通识教育是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其通识教育更侧重于在培养智慧方面的“广”，在课程体系设置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确实比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要完备，要详尽。但耶鲁大学的通识教育偏重知识。耶鲁人期望通过通识教育的实施，培养眼光深远，学习能力强，适应力强的现代人，能够使他们在知识储备上比只接受专业教育的人更胜一筹，而孔子等人所代表的儒家博雅教育则更注重品德的培养，广博的知识是为了高尚的品德做准备的，儒家认为高尚的品德才是一个人立足的根本，才是将来取胜的关键所在。
（3）孔子的博雅教育与现代素质教育之比较
素质教育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它的原始出发点是针对基础教育中盛行的应试教育倾向。
中国向来有应试教育的倾向。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认为当一个人的学问上有所造诣，自然就会发展出完满的道德来，学问和道德上的标准都达到了，因此就可以做官了。孔子虽提出这一想法，但真正将它制度化的，则是自隋唐开始设为定制的科举考试制度。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将有真才实学的人才选拔出来，不断扩充和更新政治人才，有利于避免权力的滥用和误用，从而利于统治；再者，科举考试制度相对于“亲亲”的官位世袭制和举荐标准并不清晰的九品中正制来说，在人才选拔的公平性上显示出优越性。它有利于社会阶级的流动，从而使社会充满活力，有利于社会长治久安。另外，科举考试制度会给学子，尤其是贫寒的学子带来命运的转机，《神童诗》中写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极大地刺激了学习读书做官的热情。在封建社会，“士”阶级是排在第一等级的。“科举取士”制度无疑给学习提供了一条正当而光荣的道路。于是，在男童小时候就被灌输以“读书做官”的理想，自小学习读书认字，背诵儒家经典，全然为以后的科举考试做准备，这一倾向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作文中流行“八股文”的文体。这种文体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因此，明清专门有学者编著了蒙学读物，如车万育编写的《声律启蒙》和李渔编写的《笠翁对韵》。这一类读物讲求对偶和合辙押韵，是为儿童将来写八股文和韵文做准备。整个社会的教育类型就是为科举而教育。到了近现代，虽然延续千年之久的科举制被废除，读书做官不再是唯一的道路，但由于应试教育的传统根深蒂固，再加之社会转型需要一定的历史阶段，各种人才的培养以及评价机制还未能建立健全，整个社会还是将一个人的学历看得很重，学历因此被学生当作以后事业的敲门砖。在整体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中国教育界应试教育的倾向十分浓重，学生学习的终极目的在于考取好的大学。应试教育带来了很多弊端，如教师主导，体罚盛行，满堂灌现象严重；填鸭式教学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强调死记硬背，滥用考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过于看重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忽略学生的个性心理和兴趣发展，从而使学生的价值观发生畸形，心理上普遍脆弱，抗挫能力差；应试教育强调“静坐读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摧残着学生的身体健康，神经衰弱、近视等是学生们的通病。一度流行的“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谚语生动地揭示了应试教育的面目。
为打破应试教育的恶性循环，素质教育应运而生。其中，素质是指先天遗传的禀赋与后天环境影响、教育作用的结合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基本品质结构。因此，素质教育就是为了培养这种“相对稳定的基本品质结构”而进行的教育。素质教育不是为了迎合任何社会上急功近利的需求而产生的，它是为了学习者主体的自身圆满而产生的。因此，素质教育还具有主体性。另外，素质教育不是单单发展学习者的某种能力，也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技术教育，以及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知识教育和能力教育，而且关注人文情感，关心人的完整心态和人格的发展。因此，素质教育还具有全面性。素质教育实施后，教育界的景象有所改变，学校不再是学生厌恶的场所，而是变成了知识的乐园；教师不再是严厉的“臭老九”，而是智慧的象征和学习道路上的引导者；学生的学习不再是单单为了考取好的大学，更加重视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
我们可以发现，素质教育和博雅教育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在关注着人的全面发展。孔子强调弟子们的全面发展，他说，人格健全的君子不应该像某种器物一样，只有某一种特定的功能和用处，言下之意，君子不应该有所偏废，而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素质教育和博雅教育都是从关注人的角度出发的，是本着学习者自身全面发展的方向而来的，而不是像应试教育那样，学习是为了追求外在的目的和标准。因此，素质教育和博雅教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伟大的先人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博雅教育或素质教育的思想，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却被遗忘了本质，只抓住徒有其表的东西大做文章，在经历挫折和教训后我们不得不重新关注人的自身发展，提出素质教育的思想。这种曲折迂回的现象值得我们反思。
3.因材施教
孔子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教育理念即因材施教。所谓因材施教，即强调教育者要根据学生不同的资质禀赋、学习能力、思维方式、性格习惯等，选择适合他的方式来进行教学。
有一案例。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四人去向孔子请教，问仁是什么。孔子听后，给这四个学生四个深浅不一、截然不同的答案。樊迟问仁是什么，孔子对他说，仁就是爱人。司马牛问仁是什么，孔子说，仁，就是说话须谨慎，行动须认真，一言一行都不能违礼。仲弓问仁，孔子说，对待出门看到的人，都像看到贵宾一样地打招呼，服务百姓时，要怀有恭敬的心，好像在举行祭天大典一般。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不要强加给别人。为国家尽忠时无怨无悔，在家尽孝时无怨无悔。颜渊问仁，孔子说，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就是人生正途。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孔子之所以对同一个问题有四个不同的回答，与四个学生的性格、理解能力和道德水平有关。樊迟的资质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樊迟知道这些，孔子认为也就够了。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孔子认为对于司马牛来说，通过教育让他知道克服自己的性格缺点，做到慎言慎行也就达到教育目的了。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也就达到应有的教育效果了。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
（1）孔子因材施教与导师制教学之比较
导师制是一种教育制度，最早兴起于英国。中世纪的英国大学往往腐靡不堪。学生几乎整天混迹于酒吧，并经常和大学所在城镇的居民起冲突。学生生活的腐靡使他们不会管理好自己的经济，经常会有经济上的贫困，于是编造各种借口写家书向父母讨钱。17—18世纪的英国，社会风气还比较浮躁，受中世纪学生行为的恶劣影响，一些父母开始担心自己刚入大学的孩子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和经济，但是孩子所在的大学往往离家较远，因此父母不可能跟随在他们身边帮他们管理生活和学习。出于此种担心，父母往往会在孩子所在大学联系好一位讲师，将学生一学期或一学年的生活费交到这位讲师手里，由他来负责学生的经济支出、个人事务和学习生活。一般一位讲师负责一名学生。这是导师制的萌芽。到了19世纪，牛津大学确立起了导师制。在过去的几百年间，牛津的导师制教学一直被誉为皇冠上的宝石。这个时候，导师依然负责管理学生的生活，但指导学生学习的倾向更加明显。现在的导师一般负责6位学生左右，其教学的最大特点是师生关系密切。导师每周会给学生上课一次，每次一小时，上课地点多选择为导师的书房，教学形式为导师一对一，面对面地个别辅导学生。导师会对学生的论文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点评，并会讨论解决学生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还会辅导并帮助学生准备大学的各种考试。
导师制的教学制度，相对于孔子的因材施教，更加关注到了学生的个性特点，它是一种将个别化教学发挥到极致的教学制度，无疑带来教学质量的提高，但不可避免，这种一个导师负责一个学生的教学制度代价昂贵。在孔子“弟子三千”的教学背景下，要实行个别辅导是不现实的。那么，既要保证教学效率，又要充分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最好的办法是实行因材施教。
（2）孔子的因材施教与差异化教学之比较
所谓差异化教学，即是一种针对同一班级中不同程度、学习需求、学习方式及学习兴趣的学生提供多元性学习辅导方案的教学模式。
差异化教学是建立在现代脑部开发相关研究、维果茨基的支架式教学理论、学生学习能力的相关研究之上的一种科学的教学策略。教师应该意识到，我们的学校不是工厂，不能按照某种固定的模式或标准来培养学生，应该认识到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都有自己的行为习惯、兴趣爱好、学习水平、思维方式等，应尽可能地区别对待每一个学生，选择适合他的学习内容、组织教学策略，对其进行个性化指导。所以，教师应该有意识运用差异化教学到课堂中来。在差异化教学的课堂中，教师不应拘泥于单一的教学策略，更不应采用单一的教材教法对待不同程度的学生，要运用多元的教学策略和弹性的分组教学，采用不同程度的教学内容，在作业的布置和成绩的考核上也要采用不同的标准。差异化教学需要教师精心筹备，但是并不意味着教师主宰一切。学生才是学习行为的主体，要鼓励学生自己探索，学习知识，而不是教师灌输。
差异化教学策略通常有以下三种：第一，问题导向式学习。将学生置于开放式、不明确的问题情境中，让学生运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和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并且与他人讨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第二，弹性分组教学。为学生制造学习机会，使每位学生都能得到高品质的学习。第三，个别化教学。这里的个别化教学区别于一对一教学的地方在于，它建立在学生自主学习、对自己负责的前提之上，教师提供个别辅导。如道尔顿制、文纳特卡制、程序教学法等。
运用差异化教学方式，需要教师全面、细致地了解学生，将这种差异视为教学策略的起点。差异化教学做到了尊重学生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学生的兴趣，有利于建立一个民主的课堂。差异化教学与孔子的因材施教都是强调重视学生的差异，基于这种差异选择合适的策略进行教学，因此，两种理论之间是相通的。区别在于，孔子的因材施教更多是侧重于教学的过程中，而差异化教学策略却可以应用到教学前、教学中以及教学后的考核和评定之中，范围更加广泛，更加科学。需要注意的是，差异化教学需要教师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差异化教学策略本身的特点要求班级越小越好。
[1]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7页。
[2]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7页。
[3] 同上书，第203页。
[4] 〔捷〕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敢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
[5] 〔捷〕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敢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6] 同上。
[7] 陈国庆、王翼成注评：《论语》，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
[8] 杨洪、王刚注译：《中庸》，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