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乡土社会及其变革

乡土社会是正史很少涉及的部分。而这部分恰恰是传统封建社会中权力的巅峰——皇权难以涉及的部分。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在现实生活中，更多是象征性的。皇帝通过委派县官管理每一个县，而使得皇帝的管理作用于平民的媒介正是绅士。换言之，真正治理乡土社会的是绅士，也可以将他们称为乡绅。绅士就是传统“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士”，他们是“一乡之领袖”。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礼仪使得他们区别于平民。《阿Q正传》中未庄的赵家、钱家、县城的举人老爷家，都属于绅士。平民见到这些没有官衔的绅士也要称呼老爷。他们平日进出往往坐轿子，这些都是身份的象征。

绅士在乡土社会里居于非常高的地位，我们从赵太爷剥夺阿Q的赵姓之后，阿Q不敢申辩，甚至还要去赔礼就可以看出来。那么，他们的权力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原因其实很简单，绅士是封建官僚的社会基础，他们属于统治阶级。在官本位的社会里，绅士的这种社会属性必然会拥有特殊的凌驾于其他阶级之上的权力。阿Q或者说未庄的人们之所以对赵太爷和他的儿子心存畏惧，正是因为赵太爷的儿子是秀才，是有可能成为官僚的。至于城里的举人老爷，身份更是高贵。这些绅士的身份，与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项重要的制度紧密相关，那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造就了绅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反过来，绅士阶层又是在乡土社会里唯一享有教育和文化特权的社会集团。

科举制度考察的是个人的学问成就，要求参加科举的成员需要长时间地脱离经济生产活动，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八股”为代表的考试的准备。他们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生活要素：一是充足的经济基础，这可能是土地或者其他的经济来源；二是家庭有一定的文化教育背景。在漫长的科举制度历史中，一些寒门子弟刻苦攻读，获取功名的事例，常常会被人提及甚至赞颂。但是从现实来看，能够在科举制度中获益的绝大多数还是士绅阶层的子弟。在《阿Q正传》里，未庄仅有赵家、钱家才有可能将自己的子弟送去参加科举考试。农民子弟通过科举制度实现自身与家庭阶层的转换，在事实上非常艰难与罕见。

在阿Q得罪赵太爷，由地保带着去见赵太爷，被打之后，又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可见未庄的地保在形式上负责基层的治理，但又听命于士绅阶层。地保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保甲制的执行者。保甲制起源于商鞅在秦国推行的新法之一——十五连坐法，历代有所沿袭与变更，至清代初年，制度更趋完善，分为保甲制和里甲制。保甲制重在对乡村居民的监督控制，里甲制则侧重对人口的统计和赋税徭役的落实保障。乾隆之后，保甲制与里甲制逐渐合一。就制度设计而言，保甲制是希望对士绅阶层在乡土社会中的权势予以一定束缚，实现皇权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但是作为制度的执行者，保甲长都是平民出身，在遭遇士绅阶层的抵制之后，根本无力真正落实诸如人口登记等保甲制的管理内容，在实践中往往成为士绅阶层管理和控制乡土社会的工具。因此，在赵太爷觉得阿Q大言不惭自称姓赵之后，可以轻易地调动地保来干预此事，地保在此事的处理过程中，并未对事情原委作调查，而是落实赵太爷的要求，训斥了阿Q一番，还收取了后者二百文酒钱。在这个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在维持未庄日常运转的是赵太爷为代表的士绅阶层，地保只是他们的工具。

回到阿Q的姓氏疑问。

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地说，这于他也很光彩，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地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哪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

阿Q自称家里先前很阔，与赵太爷原是本家，自己更是比赵秀才长三辈。在经典的礼法制度的话语系统里，我们很难想象作为晚辈的赵太爷胆敢不认阿Q这位长辈，甚至剥夺他的姓氏身份。赵太爷为何可以做到这一点？他的行为为何会被未庄的人们接受？除了赵家的富有与阿Q的赤贫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值得关注，那就是宗族问题。在小说中，由于作者并未刻意交代未庄人口的姓氏分布，但是从赵太爷所在的赵家的社会地位略高于钱家可以推断，未庄的赵氏家族在规模上大于钱氏。中国的乡土社会往往是“聚族而居”，单姓村落和主姓村落非常多见。未庄很难跳脱出这个构成模式。在这样的乡土社会里，乡规族约往往比保甲制更为有效，而在宗族系统内部，士绅阶层处于绝对的主体地位，族长人选以有功名者优先，有功名身份的族人在宗族内部享有崇高的地位。这正是赵太爷广受尊重的原因之一。反观阿Q，在出场的时候，就是单身汉，没有家庭，居无定所，靠打短工为生，既无恒产，又无恒业，即便真的与赵太爷属于同一宗族，也不可能拥有血缘关系构成的长辈身份。赵太爷对阿Q身份的否决，也包含着族人对赵太爷意见的认可和对阿Q的鄙夷与唾弃，同时意味着以往依据血缘产生的诸如辈分等身份关系已经让位于财产的多寡与地位的贵贱。

乡土社会里这种严格的“士农工商”四民划分的社会结构，是否就是一成不变的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本土工商业逐渐发展，商人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意愿日益强烈，而在20世纪初科举制的废除、新式学堂教育制度的建立，迫使士绅阶层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结构性流动。他们在封建时代身上的“功名”还是保障了他们取得进入新式学堂的优先权。事实上，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中，士绅阶层的社会权力地位明显强化，他们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领域也有了较大的扩展，诸多新兴的事业，如教育、市政、报刊、工矿等都在士绅阶层的掌控之中。而这些都是在阿Q的生命周期之后发生的。阿Q是无法预期这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