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转型时代的文化选择——关于知识分子与文化价值建构的几次重大论争（上）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争论的年代。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兴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世俗化时代正在到来。[1]整个中国知识界、文化界都在谈论它、思考它、研究它。有人对之极尽赞美，拥戴有加；也有人为之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可以说，对于正在到来的世俗社会及其文化形态、价值观念（集中表现于大众文化与世俗文化中）的不同态度，正在成为90年代知识分子内部分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论争的核心。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争都是发生在知识分子内部。如果说在80年代，对极“左”路线与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成为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政治立场与文化诉求，并使之成为一个相对同质的社会群体；那么，90年代对于世俗文化、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则是该群体走向分化的显著标志。

本章要讨论的就是当代中国三次比较重大的论争：关于“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论争，“二王”之争（王蒙与王彬彬的论争）以及围绕“二张”（张承志、张炜）引发的关于道德理想主义的论争。[2]

[1] “中国特色”这个界定十分重要，因为“市场经济”与“世俗化”都是西方的术语，是从西方的语境中产生的，有着特定的内涵，可以说中国没有严格西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与“世俗化”。虽然许多不必要的误解都是由此而产生，但我们又不能不沿用这些概念。这或许是中国问题研究所特有的尴尬处境。

[2] 当然，这三次论争之间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其中许多核心话题和参与者都有交叉和重叠之处，有些人（比如王蒙）既参加了“人文精神”的论争，又是“二王之争”的主角。这里分开来论述只是为了尊重思潮本身的原貌，毕竟这是三次相对独立出现的论争。